清和:如何保護孩子免遭性侵?
作者 :清和 2020-04-14 21:57:05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2005年2月,9歲女童杰西卡被一名戀童癖奸殺。
杰西卡的父親馬克無比悲痛,為了避免悲劇再發生,他努力推動新法律出臺,要求加大對兒童性侵犯罪的懲處。
本文邏輯:
一、罪與罰:為何兒童性侵案頻發?
二、零與壹:能否完全消滅性犯罪?
三、法與愛:如何保護我們的孩子?
1 罪與罰 為何兒童性侵案頻發?
對于罪犯,我們常用“壞人”的道德尺度加以批判。對于窮兇極惡的罪犯、性侵兒童的罪犯,我們會以“變態”、“人渣”怒斥之。
傳統法學專家、社會學家也將犯罪分子與普通人區別看待。犯罪心理及行為學家長期研究罪犯的性格、基因、心理及行為“特質”,解釋他們的暴力傾向、非理智行為、風險偏好。
這些研究固然重要,且成果突出,卻容易觸發“道德風險”。有些罪犯以“激情殺人”、“戀童癖”、“精神分裂”以及其它特質因素,逃脫或減輕了罪責。
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加里·斯坦利·貝克爾發表了著名的《罪與罰》,提出了破天荒的觀點:“犯罪人和任何別的人都是一樣的”。
他認為,犯罪是一種經濟活動,人類社會中存在一個犯罪市場。犯罪行為不是特殊的“非理智”行為,相反是理性的經濟行為。
假如一個律師、上市公司高管性侵未成年養女,這種行為很難用“非理性”解釋。甚至,他還可能利用其法律專業、社會地位與特權,通過精心謀劃,最大限度地躲過犯罪調查,降低犯罪成本,達到侵害收益最大化。
高智商罪犯善于計算犯罪的成本與收益。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意識或潛意識地計算違法、犯罪的成本與收益,然后做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合法或不合法,亦或是合法與不合法的組合。
為了避免未成年人免遭性侵,是否應該大幅度提升犯罪成本?
每次爆發兒童被性侵事件,網友都渴望加大對罪犯的懲處力度,“槍斃”、“閹割”、“無期徒刑”等呼聲極高。
如果猥褻兒童,要付出物理閹割,甚至死刑的代價,侵害事件是否會減少?
犯罪成本一般包括直接成本、時間機會成本和懲罰成本。性侵兒童的直接成本、時間機會成本都非常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懲罰成本是最主要的成本。
懲罰成本越高,犯罪行為的收益率就越小,越可能減少或阻止他們實施犯罪。正如酒駕入刑后,懲罰成本大幅度上升,酒駕概率大幅度下降。
韓國“熔爐法”的出臺是一個典型案例【2】。
2005年,韓國光州私立聽障學校教師全應燮,向當地身心障礙家庭問題咨商議中心舉報,第一次曝光該校的罪惡:從校長到老師10多人,從2000年開始對住宿的聽障生施暴或性侵,受害學生年齡范圍為7-20歲。
這起性侵事件引發了韓國社會的巨大震怒,韓國政府啟動司法程序對該事件進行調查。
最終的結果令人震驚,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只舉報6人,4人受到司法審判,其中校長、總務主任一審分別被判5年、10個月,2名性侵老師被判2年。
更令人憤怒的是二審居然出現了大逆轉,校長、總務主任皆因沒有前科且與被害者家屬達成協議(使用公款)而被判緩刑獲釋。
2008年,韓國女作家孔泳枝將該事件改編為小說《熔爐》,并連載于網絡,點擊率超過1600萬人次,再次引發社會關注。
2011年,這篇小說被拍攝為同名電影,搬上了大銀幕。在電影《熔爐》中,人們感受到被侵害女童的絕望、無助、恐懼以及永遠無法愈合的心理創傷。觀者痛哭流涕,韓國上下震怒不已。
百萬韓國網民聯名要求重新調查、審判此案。
《熔爐》上映第六天,光州警方組成專案小組重新偵辦此案。
重啟調查后發現,現行性侵害防治法刑責太輕,性侵身障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性侵幼童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訴期七年,兩名性侵教師已過追訴期。
于是,韓國網民紛紛要求提高性侵案量刑標準和廢除追訴期。
電影上映第37天,韓國國會以207票通過,1票棄權壓倒性通過“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爐法”。
“熔爐法”提高了性侵兒童的量刑力度。新法規定,性侵女身障者、不滿13歲幼童,最重可處無期徒刑;廢除公訴期。
強制猥褻犯罪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加害者如任職于社會福利機構或特殊教育單位可加重處罰。以上均不得宣告緩刑。
2011年9月29日,40名涉案教職員工中,其中1名因涉嫌性暴力被起訴,12名因涉嫌向事業法人行賄予以不拘留起訴,13名受到向所任職機構通報處理,其他14人則接受內部調查。但是,校長患癌去世,逃脫懲罰。
正義,這“學渣”經常遲到,不過總比缺席好。
因此,“熔爐”被稱為“改變韓國國家的影片”。
世界主要國家都加大了量刑力度,降低入刑門檻,直接增加兒童性侵犯罪的懲罰成本,以威懾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
美國佛羅里達州法律規定,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系一律被認定為強奸,會判處10-25年刑期。
法國《刑法》等法律規定,針對不同危害程度的性侵15周歲以下未成年人的犯罪,配置了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和15萬歐元罰金的刑罰。
韓國、新西蘭、俄羅斯、韓國、阿根廷、捷克等國采納了“化學閹割”來加大懲戒力度。
我國《刑法》規定,對未滿14周歲女童、男童進行猥褻,可以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我國法律還規定,行為人明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而與其發生性關系,不論幼女是否自愿,均以強奸罪定罪處罰。強奸婦女罪一般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強奸幼女罪從重處罰,最高可判處死刑。
但是,在現實犯罪中,懲罰成本是一種預期成本。
法律規定的是懲罰標準,但能否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取決于懲罰機率——案發率、取證難度、被判罪的機率。
兒童性侵害的高隱案率,降低了懲罰機率和懲罰成本,罪犯更以僥幸心理對兒童施暴。
由于兒童心智不成熟,認知水平不夠,針對兒童的性侵害犯罪行為更加隱蔽。監護人不負責任、監管松懈,或受制于保守觀念,不敢正視性侵,不敢及時告發,降低了懲罰機率。罪犯更以誘騙、恐嚇、特權威懾等方式降低案發率,降低了懲罰成本。
如此,犯罪分子遭受懲罰的概率和及時性都大大降低,助長了罪犯的僥幸脫罪心理,使性侵害得以長期存在,甚至變本加厲。每次逃脫法律制裁,都會激勵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地作案。
意大利經濟學家貝卡利亞認為,及時性是有效的刑罰所要具備的特征之一,犯罪之后判處刑罰越迅速,刑罰就越公正。
在涉嫌性侵養女案中,很多人懷疑犯罪嫌疑人鮑毓明利用其法律專業、社會地位及權勢做局:
一、故意對年滿14周歲的受害者實施侵害,以降低受懲罰的機率。
據受害人稱,第一次遭受犯罪嫌疑人性侵發生在剛滿14歲時。中國刑法規定,與不滿14周歲的幼女發生性關系,不論幼女是否自愿,均以強奸罪定罪處罰,但是性侵年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則需要舉證。
二、受害者沒能第一時間報警,如今受害者的陳訴可能成為孤證,如此進一步降低了受懲罰的機率。
三、犯罪嫌疑人可能利用其關系權勢影響司法公正,策劃聊天記錄、購買婚戒等制造情侶關系,并對受害者誘騙與脅迫,如此又降低了受懲罰的機率。
但以上只能作為猜測,案件還有待警方偵破。與一般性侵案相比,這一案件的隱蔽性、迷惑性、復雜性顯然更強,取證難度要大很多。警方立案后,犯罪嫌疑人也被取保候審。
此案或許可從兩個方向調查:一是找到更多證據證明受害人被性侵;二是控告犯罪嫌疑人性侵幼女。
如果受害人智力低下,即使已滿14歲,法律也會支持性侵幼女。本案受害人或許不存在智力低下的問題,但能否從另外一個角度獲得法官的支持:
雙方在身份、地位、經濟、社會關系、法律專業、智力水平等方面差異巨大,犯罪嫌疑人涉嫌以領養為由,利誘、哄騙、脅迫受害者,干擾其獨立行為能力,達到性侵之目的。
這個方向雖然難度大,需要完整的證據鏈,不能“有罪推定”。不過,這至少也是一個方向,畢竟不能苛求一個未成年人是一個“完美的受害者”。
所以,懲罰的確定性、及時性和懲罰的嚴厲性結合才能夠威懾犯罪。
最后,降低犯罪率的公式:
犯罪收益<(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時間機會成本+犯罪的懲罰成本)×懲罰概率
在未成年的侵害案件中,提高懲罰概率是關鍵,即及時發現,及時報警,準確取證,公正判罰。
2 零與壹 能否完全消滅性犯罪?
犯罪成本越高,犯罪凈收益越小,犯罪率就越低,社會越安寧。
但是,懲罰成本多高才適合?
若強奸、猥褻兒童施以重刑,甚至極刑,能否杜絕性侵害?
事實上,這也無法徹底杜絕犯罪,甚至還可能帶來更糟糕的結果。如性侵害之后,考慮到極刑的嚴重后果,罪犯可能殺害受害人以防止被告發。
為什么如此之大的懲罰成本依然無法杜絕性侵害?
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是罪犯與常人一樣是在邊際上做選擇的。
當犯罪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時,則犯罪概率大增。即使偷竊罪以極刑論處,有些人饑餓難耐、走投無路時也可能會鋌而走險。
二是懲罰的機率無法做到百分之百。
即使破案率和破案及時性增加,但是懲罰的機率依然不可能完美。
因為存在不被懲罰的機率,懲罰成本就會下降,且存在不確定性,罪犯就會以僥幸心理實施犯罪。
我們可以增加偵查警力,提高破案率;增加道路及網絡監控,降低案發率。但是,警力、監控等執法業務存在成本。人均配備多少警力,城市安裝多少監控,才能適合?
這是一個經濟學問題。
事實上,司法系統,本質上與公共衛生、公共道路一樣都屬于公共用品。我們無法無限地投入交通安全,使交通事故降低到零。同樣,我們無法不計成本、無限制地提供司法服務,使犯罪率降到零,或消滅一切犯罪風險。
問題來了,司法投入多少,人均警力多少,最合適?多高的懲罰成本,多大的懲罰機率,才是最優的?防范恐襲犯罪的投入多一些,還是打擊未成年人性侵的投入多一些?
經濟學家曼昆說,犯罪預防的投入量不是漫無邊際的,應當考慮其邊際量。
當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MR=MC),就是我們需要投入司法資源的極限,即刑事司法資源的最優配置,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均衡點。
什么意思?
例如,我們每增加一個有效警力,每增加一個有效監控,每增加一個刑罰年限,犯罪率會下降,邊際成本會遞增(犯罪是財富的凈損失),邊際收益則會遞減,當二者相等時,司法資源投入的效用最大化。
從罪犯的角度來看,當考慮到懲罰成本太高、案發可能性大,犯罪“劃不來”時,犯罪率就會開始下降。當犯罪率下降到一個均衡點——司法資源投入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司法投入不需要再增加。
如果再往上增加投入,不斷提高懲罰成本及懲罰機率,結果會怎樣?
很顯然,社會成本會增加,甚至存在警力“浪費”。另外,罪犯實施犯罪后考慮到刑罰極重,可能拒絕投案自首,繼續實施犯罪,甚至狗急跳墻,選擇“撕票”、奸殺。如此,反而增加了破案難度,加大了司法成本及社會成本。
這就是“窮寇莫追”的道理。超出了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的均衡點,社會總福利反而會下降。
以上犯罪經濟學的理性分析,卻導致了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結果:惡魔永遠存在,只是多與少的區別。
因為司法預算是有限的,我們無法徹底消滅犯罪,實現“零犯罪”。西方國家甚至在均衡點上就停止了犯罪預防的預算投入。因為超出這個水平,投入就會“得不償失”,社會總福利反而會下降。
這是一個令人很不愉快的結論。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希望消滅所有的犯罪,然而或許事與愿違。正如貝克爾所說的,無法實現“零犯罪”令他感到沮喪,但理性告訴他,這是最無奈的又是最優的選擇。
即使如此,我們是否應該加大對兒童保護的投入呢?
事實上,很多國家都在制度、刑罰、預算、教育等眾多方面加大了對兒童的保護。但是,兒童保護預算增加到多少為宜?與殺人、恐怖襲擊、販毒、拐賣婦女等相比,哪個需要更多預算投入?各種犯罪預防預算投入多少為宜?
圖:刑事司法資源與社會效用的均衡分析,來源:智本社
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分配司法資源的問題。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了“等邊際法則”將問題簡化——每種物品每1美元的邊際效用相等【3】。
簡單理解是,假如最后投入1美元在預防殺人、預防恐襲、預防未成年人性侵等,所獲得的邊際效用都是相等的,那么這時就是司法資源收入效用最大化,社會總福利最大化。簡而言之,此時預防未成年人性侵達到相對(有限預算)滿意的狀態。
如圖,當司法資源的預算約束線與無差異曲線相切(B),社會效用達到最大化。
B點表示,司法預算(如一年100億)實現了最優配置,最好地防范了犯罪,社會福利最大化。A區域表示浪費了預算,C區域則因預算不夠而無法達到高目標區。
3 法與愛 如何保護我們的孩子?
縱然薩繆爾森的“等邊際法則”似乎已經足夠完美,但是從倫理的角度,我們依然無法接受性侵未成年人的惡魔存在。
如果兒童性侵的犯罪率只有百萬分之一,但誰為那百萬分之一的兒童及其家庭考慮過。在被性侵的未成年人面前,這種理性的“福利最大化”模型顯得頗為尷尬與冷漠。
這也恰恰是犯罪經濟學(經濟學)的局限性。
實際上,我們無法真實計算出受侵害未成年人的負效用。性侵犯罪給受害者帶來的傷害往往是終身不可逆的。未成年人身心受創后留下的陰影可能會伴其一生。有些受害者出現精神分裂,甚至在絕望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例如,2017年7月,林肯公園主唱查斯特·班寧,從7歲起開始長期受到性侵,深陷抑郁,最終自殺身亡。
兒童保護專家龍迪經過大量的案例調查發現:“在悲劇發生后,人們更多的是對施暴者的譴責,卻忘了真正需要幫助的,是孩子和他們的家人。”“如果沒有周圍人的理解和關懷,那種揮之不去的羞恥感和無助感,將伴隨他們的一生。”
可悲的是,她們常常得不到社會的幫助,反而社會的歧視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傷害。社會歧視、排擠及偏見,給性侵兒童及家庭造成嚴重的“二次傷害”。
所以,性侵未成年人帶來的負效用具有極強的杠桿效應(乘數效應),它帶來的家庭傷害、社會成本往往是不可估量的。或許一個孩子被性侵造成的社會成本,遠遠大于100個經濟犯罪。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的負效用是無法準確衡量與比較的(效用論的弊端)。
意大利犯罪學家凱撒·貝卡利亞說:“犯罪的真實尺度就是其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其中,包括二次、三次傷害以及乘數效應帶來的社會成本。
所以,保護未成年人不被性侵,國家、社會、學校及家庭都應該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正如避免殺人犯罪一樣。
1959年,聯合國發布的《兒童權利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兒童應受到特別的保護。
1989年,聯合國發布的《兒童權力公約》明確了“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涉及兒童的一切事物和行為,不論是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都應首先考慮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
該公約規定:“締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在受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任何負責照管兒童的人的照料時,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凌辱,忽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
落實到立法層面,歐美不少國家都加大了對未成年人性侵害的懲罰力度。
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在《社會控制》(1901年)一書中提出了“社會控制”——減少越軌、犯罪行為,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機制。
心理學研究發現,性侵兒童犯罪矯治難度大,再犯率較高。現實中,很多性侵罪犯刑滿出獄后依然二次或多次實施性侵犯罪。所以,歐美國家對性侵兒童的罪犯,施加更加嚴格的社會控制懲罰。推動這一改變的正是一位受害女童的父親馬克——《杰西卡法案》。
2005年2月23日,佛羅里達州中北部西海岸,一位9歲的女童杰西卡,在家里莫名其妙地失蹤了【4】。
他的父親馬克打了“911”,警方陸續動用了警犬、馬匹、直升機,以及百十位志愿者搜尋杰西卡,但杳無音信。
杰西卡失蹤19天后,警察終于在距離杰西卡家僅僅60米遠的一棟灰色拖車房里找到了線索。事實上,在失蹤的頭三天里,杰西卡就被關在這棟房子里。
這棟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女士,她的弟弟約翰在案發前后在此暫住。約翰向警方交代,那天他吸了毒,半夜潛入馬克家,把杰西卡擄至住處,強奸了她,在壁櫥關了三天后,把她活埋在房子邊上。
警察挖出了杰西卡的遺體。尸檢顯示,杰西卡系窒息而死,臨死前她的右手食指與中指戳破了包裹她的垃圾袋。
這個殺害杰西卡的約翰劣跡般般、十惡不赦。他曾因盜竊、醉駕、露陰等指控24次被捕。他的駕照被吊銷99年,曾被判十年監禁。
更為關鍵的是,此人是個戀童癖。1978年一次入室盜竊,他猥褻了一個小女孩;1991年,他又被指控猥褻一個五歲兒童。
杰西卡的父親非常憤怒,他大力批評法律的漏洞和對性犯罪者監控的缺位。事實上,美國當時對性侵兒童犯罪的法律已堪稱嚴苛。聯邦法律對性犯罪者執行嚴格的登記制度,并向社會公開性犯罪者的個人信息。約翰就是個登記在案的戀童癖。
馬克抨擊的問題是,有這樣一位危險的性犯罪者居住在我家旁邊——僅60米之遙,我盡然一無所知。這里體現了法律漏洞,即性犯罪者獲釋后搬離登記住址,就相當于不在警方監控之下,而周邊居民又一無所知。正如這個臨時居住在馬克家附近的約翰。
馬克借助媒體反復指責這一法律漏洞以及執法機構的疏忽,要求制定更嚴苛的法律。杰西卡的不幸遭遇和馬克的努力,也得到了佛羅里達州一些議員及不少市民的同情與支持。
其中,當地參議員南希•阿根茲諾回憶說:“我當時就想制定一部最嚴厲的法律,把性侵兒童罪犯趕得離孩子們遠遠的。我們盡力完善它,并努力使之成為現實。”
珠寶店老板約瑟夫•道森發起了名為“杰西卡的請愿”活動。約瑟夫征集到11.6萬來自各州的簽名,他帶著這些簽名聲援加大兒童性侵犯罪懲處的新法案。
2005年4月22日,以杰西卡命名的《杰西卡法案》,在佛羅里達州全票通過。
2005年5月2日,時任佛州州長杰布·布什(小布什之弟)簽署、批準了杰西卡法,同年9月1日生效。
杰西卡法規定:對被認定性侵12歲以下兒童的罪犯,將被強制判罰監禁最低25年,最高終身;有性犯罪前科的罪犯不得接近學校、教堂、公園、游泳池等;成年性捕食者侵害12歲以下兒童的,若獲釋將強制終身佩戴電子監視器。
佛州議會還批準撥付超過1100萬美元支持該法,其中390萬美元用于購置電子監控儀器。
2007年8月,殺害杰西卡的兇手約翰被判死刑,但未及執行就于2009年9月死掉了。死因:肛門癌。
之后,馬克到賓夕法尼亞、肯塔基、羅德島、紐約州、新澤西、馬里蘭、俄亥俄、加利福尼亞等州游說杰西卡法。截至2013年,全美已有45個州通過了各自版本的杰西卡法,其中馬克游說過約35個。
2010年2月23日,佛州性犯罪注冊人數高達53500人,杰西卡案后五年,增長近50%。全美性犯罪注冊人數逾70萬。
在《杰西卡法案》之前,美國還有其它法律對兒童性侵罪犯加以嚴懲及防范【5】:
1994年《雅各·威特靈法》:要求各州對性犯罪者制定嚴格的登記制度,包括對被定性為性捕食者的終身登記制度。該法以11歲受害男童雅各·威特靈命名。
1996年《梅根法》:要求各州在性犯罪者獲釋后,要通過各種渠道向公眾公告。以7歲受害女童梅根·妮可·康卡命名。
1996年《安珀·海格曼法》:加強對性犯罪的登記。以9歲受害女童安珀·海格曼命名。
之后,美國開始實行以安珀命名的“安珀警戒”系統,一有孩子失蹤,將立即通過電視、廣播、交通指示牌等向公眾通告相關信息。
1998年《吉米•萊西法》:對性暴力捕食者強制民事拘留治療與護理法,要求重新審核性犯罪者再次犯罪的危險等級,獲釋的罪犯仍需接受民事拘留與治療。以9歲受害男童吉米·萊西命名。
2006年《亞當·沃爾什法》:加強對性侵兒童犯罪的刑罰,要求各州強制公開性犯罪者登記名錄。以6歲受害男童亞當·沃爾什命名。
亞當·沃爾什失蹤案案發于1981年,此后美國出臺了《失蹤兒童法》和《失蹤兒童援助法》。1980年代中后期,全美商場、超市等公共場所采用以亞當命名的“亞當代碼”系統,一旦孩子丟失,將關閉現場所有出入口進行搜尋,若10分鐘內找不到孩子,將由警方接手。
韓國自2008年9月1日也開始對有強奸犯罪的前科者佩戴電子腳鐐,實施24小時的定位追蹤。光州私立聽障學校性侵案件中,一個罪犯被判處戴電子追蹤儀10年,身份信息公開10年。
我國目前對刑滿釋放的性罪犯的社會控制較弱,缺乏登記管理及信息公開,對性犯罪獲釋人員的行為、區域和從業缺乏限制。
除了需要加大懲罰力度,家庭也要增加對孩子的私人看護成本。因為在兒童性侵案件中,70%都是熟人作案,這個熟人有時甚至是孩子的親生父母。
防止兒童性侵事關人倫,超越經濟分析。正如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所說,經濟學必須與倫理學相結合,以追求個人自由及人類福祉為最高目標【6】。
后記
“我們一路奮戰,
不是為了改變世界,
而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電影《熔爐》,2011
參考文獻
【1】從犯罪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犯罪預防,周維明,未來與發展;
【2】熔爐真實事件始末及韓國《熔爐法案》,豆瓣電影;
【3】經濟學,薩繆爾森,人民郵電出版社;
【4】杰西卡法案誕生記,焦東雨,中國周刊;
【5】萊維特的犯罪經濟學研究評述,史晉川,陳春良,制度經濟學研究;
【6】倫理學與經濟學,阿瑪蒂亞·森,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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