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抗疫日記 “有疫苗也不打!”美國抗疫遇新阻力
來源 一只大蘋果
5月4日 晴 7-22度身體狀況:佳
疫情動態:特朗普政府私下預計在6月1前,新冠日死亡數將翻番;J.Crew成為首個申請破產的大型零售商;美國東北部7州組成團購以獲得價格優勢;紐約5月15日可能開啟部分上州商業。截至今晚10點半,美國新冠確診人數達118萬令288人,死亡6萬8922人,治愈18萬7180人;紐約新冠確診人數達31萬8953人,死亡2萬4999人。
美國各州眼看在前期采取“社交疏離” 政策取得初步抗疫勝利,即將制定實施重開計劃的節骨眼上,又遭遇了一波抗議示威的浪潮。而此次這股抗疫新阻力是一個在美國存在已久的老大難問題——反疫苗運動。在上周五,一張加州抗議“居家令”現場的照片在推特上引發熱議。

圖片中,警方想要逮捕示威人群中的兩位女士,而她們的同行者們則試圖將她們從警方手中拽回來。示威者和警方之間人擠人、面對面,沒有一人戴口罩。這樣的畫面在如今嚴峻的疫情下看得真是讓人覺得有點魔幻。而據《紐約時報》報道稱,這次大規模的示威組織者并非前段時間要求解封的民兵、餐館老板或著名保守派人士,而是長期以來在美國極力反對疫苗的運動人士。
你可能會問,這年頭還有人反對疫苗?他們的腦子里在想啥?沒錯,美國目前確實有一些人反對疫苗,而且足以形成一股運動勢力。但對于他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反智或弱智,其背后有陰謀論、宗教、歷史、種族主義等多種復雜原因。在當下需要團結一致對抗疫情的情況下,不能簡單指責那些不遵循主流抗疫措施的人群,而應當理解他們行為背后的動機,從而才能更好地與對方溝通、填補信息溝壑。
可以說,新冠疫情為反疫苗運動人士提供了一次絕好的宣傳自己理念的契機。我第一次目睹大規模反疫苗示威還是今年1月8日前往奧本尼報道州長發表州情咨文的那天。

資料圖片。源自NBC
在當天,各個游說團體、維權組織等齊聚州議會大廳,高喊各自支持的理念和口號,其中聲勢最浩大的就是反疫苗人士團體,里面有許多傳統猶太人士。而示威者多是家長,他們還帶著自己的孩子參加游行,反對政府強制讓學童接受疫苗。我當時還有些不解,現在不是都2020年了,為什么還有這么多人反對疫苗?后來看了相關資料才了解,導致這些家長反對疫苗的原因有多種。
一是出于宗教原因,對于如極端正統猶太教社區,有一種理論認為疫苗多通過動物培育,含有老鼠、豬、猴子等基因,進入人體違背猶太教法。
第二,反對者反對的一點是紐約市去年推出的強制接種麻疹疫苗的措施。當時,紐約州提出法案,要求公校學齡兒童都要注射疫苗,不能以宗教和健康為由而不接種。而紐約政策的改變的背景是,原本在美國絕跡近10年的麻疹突然在部分社區大規模爆發,紐約市的猶太社區就是麻疹爆發的重災區之一,而這與接種疫苗率低有關。但反對者認為“強制”干涉了個人自由。許多反疫苗的家長認為,他們才能對自己孩子做出最好的決定,“自己的身體自己做主”。有的家長甚至為了規避公校學生必須接種疫苗的政策,而選擇讓孩子在家接受家庭教育。
第三,對于疫苗的不信任。已經開發成熟的疫苗也難以避免有極少數的缺陷。雖然對于公共衛生和防治傳染病來說,疫苗總體上是利大于弊,但對于個體來說,一旦自己的孩子接種的就是那支有缺陷的疫苗,那么這種災難性的后果是個體及家庭需要承受的。第四,陰謀論的傳播。美國反疫苗運動的一個重要起因與1998年的一篇《柳葉刀》雜志發布的文章有關。當年,英國腸道病學家Andrew Wakefield發表了一篇發現MMR疫苗(麻疹、腮腺炎、風疹三聯疫苗)引起孤獨癥的文章,印發了英國民眾對該疫苗的抵制,同時麻疹感染病例反彈上升。
他還發表了近似于世界末日的觀點,認為疫苗正在導致更為致命的免疫能力降低的疾病。而在美國,由于早期該疫苗防腐劑中硫柳汞含汞這種神經毒素,進一步加劇了人們認為該疫苗會導致孤獨癥的印象。還有正統猶太教的拉比認為,麻疹疫情只是政客精心設計的策略,只在轉移人們對中美洲移民帶來的更嚴重的疾病的關注。還有陰謀論者認為,疫苗是政府和大藥廠勾結的產物,迫使民眾接種并不需要的疫苗,進而從中獲利。盡管后來Andrew Wakefield的論文因嚴重的學術紕漏被撤下,并被裁定該研究存在不道德學術行為、硫柳汞被禁用、許多研究也表明MMR疫苗不會引起孤獨癥,但仍然無法扭轉一些美國民眾對于疫苗的誤解和偏見。

Andrew Wakefield從學術不端的聽證會出來后,仍有不少人打出“替罪羊”的旗號對他表示支持。來源:newsweek
第五,對傳染病及疫苗重要性缺乏了解。就拿麻疹疫苗來說,由于此前麻疹在美國絕跡近10年,很多美國人對于這種烈性傳染病并沒有概念,不了解一旦爆發可能造成的后果,因此也忽視了疫苗的重要性。
此外,有的家長認為,如果別人的孩子都注射疫苗,那么自己的孩子則可以不用注射疫苗。但這里存在的風險是,一旦未注射疫苗的孩子感染病毒,有可能危及那些因健康原因(比如過敏)無法接種疫苗的孩子,并導致后者感染甚至死亡。正是上述幾種原因,促成了美國反疫苗運動的興起。而此次新冠疫情讓這些反疫苗人士看到了重申理念的契機。他們如今的訴求與反“居家令”的團體的訴求有了重合之處,兩者相互呼應,形成了更大的美國抗疫的阻力。
在文章開頭被警方逮捕的Heidi Mu?oz Gleisner說,“我希望和祈禱的是,所有美國人站起來并覺醒,他們必須積極參與政府事務。從第一天起我們的路就很艱難,我們被譴責為反疫苗人士,現在這些抗議又被譴責為‘反封城’。我們一直關注的是自由。”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關于疫苗行為的醫生Rupali J。 Limaye指出,在疫情期間,他們聽到了很多諸如“個體自我管理”的理念,“這種理念是,他們要自己掌控決策,他們才能決定什么科學是正確的,什么是不正確的,以及他們知道什么對他們的孩子來說是最好的。”這種“以自我為中心”和“追求個體自由”的理念放在平時的美國并沒有人會置喙什么,但放到“個體行為會造成公共安全隱患”的抗疫大背景下,就很難把控其尺度。
而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時,即便這些反疫苗人士不是主流,也可能不會對各州正在制定的重開計劃造成實質性的沖擊,但當新冠疫苗問世后,這些反疫苗人士很可能不會接種疫苗以及未來任何疾病的相關疫苗,這對于公共衛生系統和處理公共衛生危機來說的確是一個挑戰。除此之外,還有一群人可能不會接種新冠疫苗,他們并非反疫苗人士,而是背負著沉重歷史進而對醫療系統缺乏信任的部分非裔。
在1932年到1972年間,阿拉巴馬州與塔斯基吉(Tuskegee)大學(當地歷史悠久的非裔大學)合作,以免費治療等條件的誘惑,招收近399名非裔男性梅毒患者及201名健康非裔男性作為試驗品,秘密進行一系列梅毒對人體危害的研究。

圖片源自維基百科
試驗開始之初,梅毒還是無藥可醫的絕癥。但在1943年,醫學界發現青霉素可有效醫治梅毒后,研究人員為了使試驗繼續進行,故意不對患者以有效手段進行治療,甚至企圖阻止參與試驗的梅毒患者接受有效治療。
這項原本聲明為期6個月的計劃一直進行到1972年,被美聯社記者曝光后引起軒然大波。美國總統克林頓1997年正式代表美國政府對該實驗受害者和家屬表示道歉,但“塔斯基吉“事件已經對非裔群體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傷痕,成為“種族主義”的代名詞。這一事件以及美國醫療系統長期存在的缺乏有色人種醫師、對待非裔群體存在歧視及不當治療的現象導致非裔對于醫療系統存在不信任。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非裔恰恰又是受沖擊最甚的群體。
在路易斯安娜州,非裔群體占當地人口的不到30%,但卻占新冠死亡患者的70%。其原因與基礎病患者多、醫療資源分配不均、不信任醫療系統等多種原因有關。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塔斯基吉”的陰影再度浮現在非裔群體中,他們也可能成為不愿最先接受疫苗的那群人。
基于上述種種復雜原因,我想美國在爭分奪秒研制疫苗的同時,恐怕還得先給民眾上一堂接種疫苗的全民心理課,需要在疫苗問世前盡可能地達成一種社會共識。否則,即便疫苗問世,恐怕也很難達到人人接種群體免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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