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美國這一代人的越南戰爭?
來源 法意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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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是這一代人的越南戰爭
作者:約翰森·V·拉斯特(Jonathan V。 Last)
譯者:吳淑華
法意導言
也許從未有人想過,人類會以這樣措手不及的方式進入21世紀的第2個十年。回顧人類歷史,疫病、戰爭、自然災害等大災難就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它將或許光鮮的表面剖開,讓政治、經濟、社會的沖突與缺陷赤裸裸地呈現在歷史面前。The Bulwark執行編輯約翰森·V·拉斯特(Jonathan V。 Last)于2020年4月28日發表《新冠疫情是這一代人的越南戰爭》(COVID-19 Is This Generation’s Vietnam)一文,將此次新冠疫情和20世紀60年代的越南戰爭進行對比,分析其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以及對政府的應對方式與決策進行了批判。這一罕見的全球疾病大流行帶走了許多生命,各國的醫療系統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驗。而對于美國,它也許只是社會大變革的一個開端。
1956年6月8日,越南南部的美軍基地,技術軍士理查德·B ·菲茨吉本·Jr(Richard B。 Fitzgibbon Jr。)被一名空軍士兵同伴殘忍射殺。他是即將開始的越南戰爭中首個死亡的美軍士兵,而美國人民當時仍未意識到這將成為一場漫長戰爭,僅以為是一場沖突。
1975年5月15日,就在西貢淪陷兩周前,18歲的海軍陸戰隊士兵普萊維特·凱爾頓·R·特納(Private Kelton R。 Turner)死于一次事故,成為越南戰爭中有確切記載的最后一個死亡美軍士兵。(特納的三位戰友被留在后頭,人們認為他們被處決了)
在這兩個日子之間 – 近19年的時間 – 共有58318名美國人死于越南戰爭。
2020年2月6日,加州圣克拉拉縣一名身份不明的居民成為首個死于新冠病毒的美國人。至少目前我們只能這么推斷。通過后續的檢測,我們或許還將發現比這一死亡病例早數天、甚至數周的病例。但,讓我們暫且按照2月6日開始計算吧。

紐約是美國受到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城市
今天晚些時候或明天,死于新冠病毒的美國人將達到58319名。
這意味著在12周內死于新冠病毒的美國人數量將超過在19年間死于越南戰爭的美國人數量。
我想再次重復這一重要結論:
在12周內死于新冠病毒的美國人數量將超過在19年間死于越南戰爭的美國人數量。
現在請想一想這一事實吧。
然后再想一想,這對美國的未來意味著什么。
如果把美國社會看成一個曲線坐標系,你會發現,在越南戰爭漸漸蔓延的同時也發生了其它大規模的社會變化:性革命、消遣性毒品、學生極端運動。
這些變化似乎看起來毫不相關,但它們起到了相互推動的作用。
它們都有一個共同觀點:堅信美國的制度權威已完全喪失。
這樣看來,越南戰爭最大的罪惡不是死亡人數 – 雖然這已經足夠糟糕。也不是這一使命本身:雖然它在幾十年間一直被誤解,雖然防止共產主義版圖擴張也許是并不明智的想法,執行得也很差,但并未達到瘋狂的程度。
越南戰爭標志性的問題在于其凸顯了美國政治領導層的失敗 –——也是美國軍事權威的首次失敗。
二戰后,美國軍事變得更加“公司化”,據湯姆·里克斯(Tome Ricks)的說法:“對持不同意見者的容忍度降低,更偏愛順從者,即所謂的‘組織人’。”這導致了其領導層文化更加重視那些循規蹈矩、樂意收拾爛攤子的人,而不是那些主動積極、結果導向的人。在應對越南戰爭帶來的挑戰時,整個軍事領導層群龍無首,毫不勝任,甚至比這更糟。但其失敗都得到了容忍,或是隱藏。
指揮鏈最高層的失敗是最糟糕的。駐越美軍司令官威廉·威斯特摩蘭(William Westmoreland)在制定策略時不顧后果,失敗后卻不斷推卸和逃避責任。在他之上的厄爾·惠勒(Earle Wheeler)將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也是玩忽職守,且他們的故事已經成為了數代士兵的前車之鑒。而他們的總指揮官 – 特別是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 也受到了眾多指責。
越南戰爭之所以重創美國,除了其導致大量死亡之外,還因為其顯示了國家領導層的一次巨大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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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我們認為發生于60年代的動亂都是1968年以后才出現的 – 而且70年代才是盛行之時。
回顧這一時期,許多標志性事件 – 嬉皮士、曼森謀殺案、水門事件、底特律汽車企業倒閉、神父性虐待丑聞、犯罪率激增、“氣象員”組織、燃油短缺 – 都是由于制度崩潰導致的,而這些制度在崩潰前一直運行完美。

1960年代美國最著名的政治暴力極端學生運動組織 - “氣象員”地下組織
越南戰爭不僅符合這一解釋,它還是最有力的例證 – 能證明美國制度已經不可信的一個真實案例。美國的政治領導層通過謊言將美國人民拉入戰爭的漩渦中,而美國的軍事領導層則對如何贏得這場戰爭毫無頭緒。因此,在接下來長達19年的無休止戰爭中,傷亡人數不斷上升,最嚴重時僅一年間就有16899名美國人死去。
這一年就是1968年。在越南戰爭死亡人數最高的這一年,并非偶然地,美國也開始了政治和社會革命,這將改變未來數十年美國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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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不是戰爭,但美國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現在某些方面可與越南戰爭相比較。
首先,精英領導層在兩次事件中作出的決策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
美國總統本可以在武漢疫情爆發后禁止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但事實是,他并沒有這么做,無論他現在作何解釋也不可改變這一事實。
美國政府本可以對中國政府采取強硬態度,堅持派出研究員參與中國的抗疫工作,以獲得真實情報。相反,總統選擇相信中國當權者的話語和不斷重復的宣傳手段。
政府本可以在武漢疫情爆發至病毒蔓延至美國這一期間大量儲備基礎醫療用品,并建立一個可靠的檢測系統,但也并沒有這么做。
另一個相似之處是,美國政治階層同樣也對公眾隱瞞了真實情況。越南戰爭期間,人們被告知轟炸是溝通的一種方式;而沖突則是避免沖突的一種方式;堅信僅憑空軍力量就可以贏得戰爭;宣布并不存在的勝利和進展,以此增強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競選優勢。
這與目前的總統對病毒蔓延無動于衷,并保證“病毒一定會消失的,就像奇跡一樣。”的謊言并無二異。

特朗普與其團隊發布的新冠疫情模型
然而,最顯著的相似之處是,此次事件中也出現了大規模的社會變化,對疫情作出反應。
互聯網革命已經進入了第20個年頭,并隨著移動計算和社交網絡的出現開始不斷成熟,這導致了傳統經濟體系的大規模轉型,同時也導致了誤導信息和虛假消息的大規模傳播,而其規模之大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
美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進一步擴大了上下層階級之間的社會和經濟鴻溝,同時也讓政治圖譜中的兩個極端繼續延伸,超出了可以達成建設性妥協的范圍,并進一步向極端化發展。
民族主義開始崛起,其在美國以特朗普式風格呈現,而在歐洲則帶有“血統和土地”的納粹主義色彩。
這些趨勢也在互相推動中發展。在未來數月,新冠疫情形勢將塑造它們的發展軌跡,同時也將反過來被這些發展軌跡所影響。然而,具體將如何影響仍然難以預期。
對于疫情將給美國帶來重大變化這一觀點,最好的反駁論據莫過于:它持續的時間較短。它認為,越南戰爭持續了數十年,相較而言,新冠疫情的爆發是一個濃縮短期事件。一旦疫情結束,美國社會將恢復其塑性,快速回到原來的狀態。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性。另一個可能性則是:
越南戰爭大敗對美國社會造成了重大壓力。隨著死亡人數的上升,人們看著至愛親朋死去,壓力不斷累積,直至舊秩序崩潰,并被革命和反革命取代。
物理學中,我們通過對某一面積施加的壓力計算壓強。壓力相同的情況下,面積越小,壓強越大。
我想,是否這一定理也適用于社會壓強的計算?將某一沖擊造成的壓力施加于更長的時間范圍 – 例如三到四年 – 最終的社會壓強將比短期更小。
當我們把時間范圍壓縮,會發生什么?即便拋開過去兩個月和接下來一個月的經濟影響而論,在短短12周內就有了與越南戰爭相當的死亡人數,其社會影響如何?
答案是:它帶來了重大社會壓力。
這并非在對比此次疫情與越南戰爭的嚴重性孰輕孰重;無論從歷史還是倫理角度,這兩個都是非常不同的世界性事件。這一答案的核心在于:雖然新冠疫情已進入第3個月,但大多數美國人仍未能對疫情可能帶來的巨大變化做好心理準備。
越南戰爭對美國社會和心理的影響 – 以及對此后數十年美國外交和國內政治的影響 – 是巨大的。
而此次疫情可能會帶來相似程度的影響。這些趨勢可能只是即將重塑整個美國的變化浪潮的開端。它們即將改變我們的政治,我們的經濟,我們對彼此的看法,還有我們的世界觀。
文章來源:
Jonathan V。 Last, COVID-19 Is This Generation’s Vietnam, The Bulwark, April 28, 2020
網絡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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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介紹

吳淑華,華南農業大學英語翻譯專業,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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