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歐美民粹主義的堅持與轉變
來源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
復旦發展研究院和豐實集團共同打造的中美關系研究的學術平臺
新冠疫情持續爆發四個多月以來,對歐美民粹主義思潮產生一定影響。一方面,民粹主義所堅持的“身份政治”和去“國際主義”主張并不能有效控制疫情,使得歐美各國民眾對民粹主義政黨和領導人的支持率呈現高開低走的趨勢,人們對傳統政治家及其政黨的期望與日劇增。另一方面,在此消彼長的局面下,民粹主義政客開始探索適應“后疫情時代”政治環境的轉型,其政策面臨沾染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色彩的抉擇。

圖:代表民粹主義政治理念的“占領華爾街”告示牌 。
圖源:Wikipedia
“身份政治”與去“國際主義”: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石
擁護民粹主義的政治家長期秉持“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理念,始終對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思想抱有警惕甚至仇視的態度。
政治哲學家楊-維爾納·穆勒(Jan-Werner Müller)認為,全球范圍內的民粹主義者都試圖對“身份政治”進行人格化(personalize),他們往往在運用“反精英主義”(anti-elite)和“反多元主義”(anti-pluralist)的修辭,強調自身的道德至高性,并否定政治對手的基本政治正當性(legitimacy)。持民粹主義理念的政客一旦成功獲得國家權力,為建立個人關系網絡、維持支持者的忠誠,尋求侵犯本應獨立的政治、法律和經濟制度,“劫持”國家機器來為尋租者輸送利益,社會少數人群和脆弱政治共同體(community)的利益會被犧牲。
進一步講,民粹主義者大多視“國際主義”為威脅政治共同體的洪水猛獸。美國前情報官員、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跨大西洋安全項目主任安德里亞·肯德爾-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及該中心聯絡助理卡莉薩·尼切(Carisa Nietsche)近期在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上撰文指出,右翼民粹主義者通過話語塑造當代政治中“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和“全球主義者”(globalist)之間的沖突和對抗,借機強調國家主權、領土邊界、國家認同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民粹主義將外來事物建構為持續威脅國家的“邪惡外來力量”(sinister external forces),進而順理成章地提出反對移民、為本國市場尋租主體提供保護以避免市場競爭、限制外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在本國開展活動等政策主張。

圖:在馬德里太陽門廣場上,一位西班牙民粹主義支持者舉著寫有“請聽聽人民的憤怒”字樣的告示牌。圖源:Wikipedia
本國利益優先:歐美民粹政客的經濟實踐
目前歐美各國政壇上活躍著不少被認為是民粹主義擁躉的政客,代表人物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部分評論認為桑德斯兩度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是美國左翼民粹主義崛起的重要標志)、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格·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巴西總統賈伊爾·波索納羅(Jair Bolsonaro)等。這些政治家大多傾向以短期內本國利益優先的經濟政策,尤其重視自身支持者的利益實現。
以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曾參加2020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競選的美國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為例,其實行或提出的經濟政策均具有鮮明的民粹主義色彩。據美國知名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經濟政策研究主管邁克爾·R·斯特蘭(Michael R。 Strain)認為,特朗普和桑德斯開出的經濟“藥方”本質上都是民粹主義觀點驅動的產物,即意圖改變所謂支持自由貿易的精英階層通過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攫取私利的現狀,不同的只是技術路線。
例如,特朗普的選擇是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多國打起“貿易戰”。表面上,特朗普對進口商品增加關稅的做法增加了國內制造業的就業,但“貿易戰”下,美國企業的中間原材料生產成本激增、經濟不確定性加劇、企業投資下降、美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因反制措施大大削弱等惡果逐步展現。據邁克爾·R·斯特蘭的統計,美國制造業的總體就業因“貿易戰”萎縮了約1.4%,而制造業的產出并沒有顯著增長。如果民粹主義政治家繼續把持總統職位,美國經濟將面臨一場災難(Five more years of populism will be a disaster for America)。
與特朗普相反,桑德斯則鼓吹“大政府”下的經濟增長模式。據美國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經濟政策專家布萊恩·里德(Brian Riedl)總結,桑德斯的全民醫療體系建設、免費大學教育等政策方案將導致聯邦政府規模擴張至現存規模的兩倍,美國的財政赤字將增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強,這將給美國經濟帶來不折不扣的災難。更嚴重的是,桑德斯的民粹主義政府建立在“政府解決一切”的觀點之上,使市場主體喪失創新動力、進而影響企業發展和民眾就業,甚至造成社會上“成功有罪”(success should be punished)價值取向的流行。

圖:桑德斯的經濟政策計劃及其收支/圖源:Portside

倡導自由國際秩序?民粹主義的外交籌碼
另一方面,在外交行動上,民粹主義政治家更愿意順全球多極化的趨勢而為,以本國對特定大國的支持為籌碼,尋求增進自身在國內的權力。由于民粹主義政治家對身份政治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秉持,其政策不可避免地面臨人權保護、法治建設、腐敗問題和尊重國內多元群體等議題上的指責。
在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亞歷山大·A·庫雷(Alexander A。 Cooley)與喬治敦大學副教授丹尼爾·H·奈克松(Daniel H。 Nexon)看來,在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中,以美國和歐洲各國為首的西方自由強權國(liberal great powers)偽善地以此為借口壓迫弱小國家,使其被迫改變本國政治、經濟制度以適應該秩序的期望,促使民粹主義政治家尋求多極化下其他國際力量的支持。
在外交實踐中,不少民粹主義政治家選擇轉向以俄羅斯和中國為首的非傳統西方秩序下的新增長極。他們不僅認為北京和莫斯科能夠重建地區和國別合作的“新圈子”,提供商品來源和出口市場,從而打破了對傳統西方國家市場的依賴;還相信中國等擁有強大國力和龐大體量的新興國家不會干涉本國政治制度,更不會在經濟體制條件、人權問題上作過多要求。具體說來,如中國“一帶一路”倡議(BRI)就為這些國家帶來了多項建立在商品流通基礎上的短期貸款等機遇。
民粹主義雖遭疫情削弱卻得“轉機”?
據安德里亞·肯德爾-泰勒與卡莉薩·尼切研究,近年來民粹主義政黨所獲的支持正因疫情而削弱。面對疫情,民粹主義慣用的“身份政治”話語(即將人群分為腐敗精英階層和純潔民眾、挑起二者之間敵我對立、二元劃分)的方法不再奏效。一方面,不同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疫情的爆發難以簡單歸咎于精英階層。另一方面,疫情因其廣闊的影響范圍、深刻的危害程度而亟需全體人類團結起來與之對抗,這種團結削弱了民粹主義的支持基礎;另外,疫情的傳播無視國界等人為劃定的界線,也使民粹主義政治家慣用的排斥外族、排斥少數人群的政策失效。
此消彼長,疫情重建了民眾對傳統政黨與專業人士的信心。無論是巴西總統波索納羅還是擁護民粹主義的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都沒有及時有效地對疫情作出應對;相反,據美國政治網站POLITICO民調,疫情爆發以來,德國總理默克爾及其所在的中右翼全民型政黨(catch-all party)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支持率卻在不斷上升。這表明人們對應對有力、競爭有素的政治家和政黨的期望與日劇增。
與此同時,不少民粹主義政治家開始探索適應“后疫情時代”政治環境(post-coronavirus environment)的轉型。在“后疫情時代”,民粹主義政治家既要面對失業率激增、經濟不穩定、不平等加劇的困難狀況,又可以利用中下層民眾受疫情侵擾和經濟衰退危害最深的“機遇”,進一步構建所謂的社會分裂和階層對立。有鑒于此,部分民粹主義領導人的政策已有向傳統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領導人行事靠近的跡象。
首先,部分民粹主義領導人認識到疫情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局面。疫情之初,歐盟各國紛紛禁止重要醫療物資的出口和過境,以致如意大利兄弟黨(Brothers of Italy)領袖、極右翼民粹主義政治家喬治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等公開指責歐盟試圖借援助意大利減緩疫情的機會侵占本國的戰略資產。在疫情的緊張局勢下,各國重新收緊邊境管控,間接使民眾對歐盟也產生了懷疑,比如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最新民調顯示,意大利民眾中認為作為歐盟成員不利于本國利益的占比由2018年的47%上升至67%。

圖:意大利兄弟黨領袖、極右翼政客喬治亞·梅洛尼在2019年10月的公眾集會上與參會者合影。圖源:Bloomberg
其次,部分民粹主義領導人的威權主義施政傾向更加明顯。以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為代表,3月30日,匈牙利議會通過法案授權總理歐爾班在“無限制的時間內”通過法令進行統治。在該法案通過后的兩周內,歐爾班進一步攫取了為反對黨競選提供的資金,收購獨立新聞媒體,宣布傳播政府認定為有關病毒的“虛假”信息的行為將被判處監禁,從而嚴格限制病毒信息管控。即使在西式民主的源頭英國,議會也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政府對疑似患者進行管控和隔離,禁止社會聚集。這些措施雖然是權宜之計,但在疫情結束時間難測、相關監管缺乏的狀況下,更為民粹主義領導人提供了鞏固權力的機會。

圖: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圖源:《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盡管如此,現在斷定民粹主義政治將愈演愈烈為時尚早。雖然疫情尚未見到拐點,但全球團結、共抗疫情的努力已初見成效。對于全球經濟合作、政治對話而言,疫情是“危”也是“機”,關鍵更在于人類自身的選擇。
微信編輯:孔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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