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新語:中國21世紀安全觀
作者 :華新語 2020-11-16 20:43:14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華新語按:曾經的印第安人作為人種,幾乎被滅絕了。歷史進入到21世紀,仿佛是個輪回。一代人以前,美國白人占人口八成,如今只有六成了,預計再過一代人,將只有四成。混血人口取代白人,這是歐美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印第安人的命運,正在降臨到歐美白人頭上。我們中華民族從用火算起,已經在人類歷史長河中跋涉了幾百萬年。如何確保百年千年以后,我們繼續屹立于世界東方,這是值得所有中國人思考的嚴峻問題。
我們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存續了數千年并保持統一的大國,也是迄今為止未被對立面以宗教和殖民為底色的力量所征服或肢解的大國。任何大國,任何國家,任何事物,要存續千年,首先必須要解決存續百年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如果中國中華民族華夏文明的百年千年大計要取得成功,首先是要確保中國在21世紀的存續和安全。
一、安全
中國在最近的幾千年歷史上,在本文明與周邊文明交往競合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如今穩定了兩千多年的政治、地理、歷史、文化和國家版圖,中國各兄弟民族即中華民族共同創造了燦爛輝煌的五千年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是數百萬年以來華夏文明的自然延續。尤其是自秦始皇以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始終是中華文明的發展主流。反觀全世界其他國家、民族和文明,沒有一國一族一文明像我們這樣穩定地存續至今。
從歷經千年的維度來看,中華文明這樣的多民族國家和大國文明的穩定存續,首當其沖是安全問題。本文所指的“安全”,是指作為獨立主體的多民族國家和大國文明的長治久安、橫跨千年屹立不倒而得以保全。安,即長治久安,是手段、是過程;全,即得以保全,是目標、是結果。安全問題,實際上是生死存亡問題。從我們的歷史來看,每到國家、民族和文明生死存亡的當口,拿著屠刀的敵人,作為對立面,作為與我們矛盾不可調和的一方,往往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好的“老師”。只有對這個最嚴酷的“老師”做到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我們的安全問題才能得以解決。
地理和歷史上離我們中華民族最近的“老師”,是曾經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如今的日本軍國主義。離我們最近的一次安全大“考試”,是抗日戰爭。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分析了我們與日本之間政治力、軍事力、經濟力的對比和發展,并領導中國人民通過了歷史“考試”。1950年代初,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又通過了抗美援朝安全“考試”。1950年代以后,拿著屠刀的敵人“考試”我們的形式變了。對待中國和蘇聯這樣的大國,雖然還是繼續保持政治力、軍事力、經濟力方面的施壓,但將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施壓與滲透作為了最主要的“考試”形式。掌握在對立面手里的傳媒,操控在我們自己隊伍里的實際上為敵人的代理人手里的傳媒,成為了對立面向我們進行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施壓與滲透的最重要手段。
19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有力地說明了埋葬超級大國的手段當中,傳媒的作用已經超過了軍事和經濟手段的作用。從1950年代算起,只經歷了短短兩代人時間,也就是我們中華先人們講的一個甲子六十年,超級大國和紅色巨人蘇聯轟然坍塌。這是因為,傳媒力量作用的連續性、持久性、長期性是遠遠強于軍事和經濟力量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作為有形戰場的最重要手段,隨著對立面將力量解除,對我施壓或影響的力量就基本解除了;而傳媒力量,作為無形戰場的最重要手段,作用于這一代人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卻可以自然而然地延續到下一代人。
對于1950年代以后,蘇聯作為超級大國在一甲子之內解體,蘇聯所有加盟的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年老一代還是年輕一代,人們普遍對紅色蘇維埃和自己的國家失去了信念,這成為超級大國從內部分裂瓦解的精神因素。對于此,毛澤東同志從戰略上早就做出了預判。正因為如此,對于事關新中國和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安全問題,對于“人民的政權有可能又被剝削階級奪回去”“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復辟”等生死攸關的問題,對于文化問題,對于革命問題,對于階級斗爭問題——實質上是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以及作為其載體的傳媒問題、無形空間和無聲戰場的長期持久斗爭問題,毛澤東同志比任何人都看得清、看得重、看得遠。
二、21世紀安全
跨入21世紀已經20年了,消滅對立面的政治手段、軍事手段、經濟手段,與20世紀后半葉相比并沒有本質的變化。但是,傳媒手段,隨著近20年信息和網絡技術的突飛猛進,卻有了質的飛躍。放眼人類最近幾千年文明史,沒有任何時期的傳媒,能夠像今天這樣無所不在、無孔不入。世界資本力量控制的網絡、新聞、電商、游戲、社交、視頻、直播、娛樂、教育等平臺,可以大到億萬人在線,可以覆蓋一國或多國網民,可以在全國全世界范圍內飛速傳播各種信息和輿論,時時刻刻影響著人們對政治、軍事、經濟等事物的看法,進而在人們難以察覺的情況下滴水穿石地改變或誘導整個國家和全社會上下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
政治方面來看,安全形勢越來越受國際國內傳媒的嚴重影響。進入21世紀以后,并沒有因為技術進步導致的交流更方便而使得國際政治力量之間的溝通變得更富有成效。恰恰相反,通過控制他國境內的代理人或代言人,通過扶植或投資服務于自己的他國境內的利益集團或傳媒勢力,對立面可以間接卻有效地解構他國的歷史、英雄、文化,可以長年累月地傳播娛樂八卦、低俗消極、頹廢娘喪的精神產品,深刻地影響一代或幾代人的同時,更是從精神上提前征服或埋葬尚未出生的下一代人。這個道理就好比被植入了病毒和木馬的電腦,將難以勝任本來的職責;而被植入了“病毒和木馬”的人,也將難以勝任作為父母的職責,因為他們的下一代難免也受到“病毒和木馬”影響。這既是大是大非問題,又是攸關生死存亡的政治安全問題,更是復雜和具體的傳媒安全問題。傳媒安全,至少已經成為政治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傳媒安全問題解決不好,必然影響國家的政治安全。新世紀以來中東等國家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等,都無不閃動著對立面控制的國際國內傳媒意欲顛覆主權國家的重重鬼影。
除了政治方面,軍事方面也是如此。迄今為止21世紀的所有局部戰爭,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及如今的敘利亞戰爭,統統都是對立面傳媒的輿論先行。例如,戰前捏造并指責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化學武器。如今伊拉克戰爭結束十幾年了,也沒見找出當年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輿論證據和道義依據。明明是毫無道義和公理可言的侵略戰爭或干涉他國內政的戰爭,卻被所謂代表國際的對立面傳媒勢力冠以自由民主人權的名義。還有如今橫行于中東的IS組織、以人道名義出沒的白頭盔等所謂人權組織,以及土耳其、伊朗、利比亞、亞非拉地區等策動軍事政變的勢力背后,都少不了所謂代表國際的政治勢力的經濟支撐和傳媒勢力的搖旗吶喊。
經濟方面來看,如果經濟基礎不穩定不安全,政治和軍事就不可能穩定不可能安全,所以經濟手段是擊垮和戰勝對立面的最常用的法寶。對付小國家,政治或軍事手段若不能得手,則輔以經濟手段,往往奏效。就算大國,也難以招架。二戰后全球經濟與美元掛鉤的大背景下,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友,其發展一旦威脅到了美國,1980年代美國馬上動用經濟手段迫使其簽署廣場協議,這讓日本經濟徘徊不前了幾乎一代人時間。進入21世紀以后,技術進步使股市期市的高頻交易、跨國跨洲的投機交易、世界金融勢力對各國經濟實體的并購交易等等,實為金錢和財富的國際洲際轉移更快了、更多了,全世界能夠獨力抗衡美元世界金融霸權的國家屈指可數,霸權碾壓所及之國家的安全被野蠻定義為“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近年來新出現的比特幣,以及隨互聯網金融席卷全世界主要是第三世界如中國的狂潮,背后都隱藏著凌駕于各主權國家包括美國自身之上的看不見的世界金融和政治勢力。這些為數極少的人,借助先進的技術和經濟手段,獲得了所謂絕對的金融交易安全和一夜暴富乃至富可敵國的同時,全世界大多數人卻被無恥劫掠。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經濟手段,只不過成為極少數人從經濟上剝削奴役壓迫全世界絕大多數人的新式武器罷了。
相比對政治手段、軍事手段、經濟手段的促進作用,先進技術對傳媒手段的促進作用要大得多。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就國家內部或國家之間來看,最通常的經濟手段如稅收(關稅)、財政、貿易等并沒有發生本質的改變;最有殺傷力的軍事手段如核武器、生化武器等二戰前就已經存在;最主要的國際政治手段如聯盟、條約、公約等的約束力并沒有變得越來越強有力,反而是每況愈下的,這從聯合國也淪為了“聯合會議”的窘境不難看出;唯有21世紀以來動輒數億數十億用戶的網絡、新聞、電商、游戲、社交、視頻、直播、娛樂、教育等信息平臺,實質上作為宏觀意義上的傳播和媒介的傳媒手段,其無所不在、無孔不入、驚世駭俗的巨大影響力,是二戰后1950年代所有傳媒手段根本無法企及的,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也不為過。試想一下,如果1950年代人類的信息和網絡技術以及建基于此的傳媒手段就可與當今匹敵,超級大國蘇聯解體的時間會延后,還是會提前呢?雖然這是一個永遠不可能有準確答案的假設性問題,但就我們中國目前來看,卻正面臨著不是假設性的而是活生生的現實問題。這個現實的生死攸關的安全問題,我們在正確解答之前,首先要正確看待。
三、中國21世紀安全觀
這就需要我們有新的符合歷史與時代發展趨勢的正確的中國21世紀安全觀。如果我們現在還抱著過去幾千年延續至今的安全觀,認為對于國家的安全而言,排前幾位的因素是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而不把傳媒(實質上是建基于其上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安全看做是與前三者同等重要的國家安全要素,那么類似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就有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
反思蘇聯的教訓,政治安全方面的因素,毫無疑問是居“功”至偉的。比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更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毫無疑問是傳媒安全因素。本文所指的“傳媒”,是涵義極廣的一個概念。筆者所著《制造中國21世紀傳媒》開篇指出:
傳媒,是思想、文化和力量的傳播媒介。思想以人、人群、階層、階級、民族、國家和文明為不同主體,通過主體所掌握的傳播媒介,向其他主體進行傳播。在傳播過程中,思想被不同主體所接受或被反對。無論思想被接受或被反對,都是以思想為內核的文化的被接受或被反對。思想與文化都是主體展現其力量的無形方式。主體擁有的無形力量,隱含在思想與文化里面,通過主體所掌握的傳播媒介向外擴散,對其他主體施加影響。也就是說,傳媒是為主體傳播其思想、文化和力量這個目標服務的工具。
中國21世紀傳媒,是為中國在21世紀傳播思想、文化和力量這個目標服務的工具。這個工具,絕不應成為中國在21世紀的無形的掘墓人,而必須成為無形的守護人。同時,它還必須成為好的無形的守護人,即必須成功地抑制敵對主體及其傳媒對中國實施的無形的掘墓行為。如果它不能成功地抑制無形的掘墓行為,就意味著沒有做好無形的守護人,將使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思想信仰者、文化支持者減少,使中國的無形力量衰減。與此相反,它只有做好無形的守護人,再加上其他有形力量的正面作用,才能促進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強盛,才能促進中國的強大。
從大時間大空間大歷史的維度來看,中國21世紀安全是指中國21世紀的人口安全、政治安全、傳媒安全、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五大安全之中,人口安全是基礎的基礎。這就是筆者的中國21世紀安全觀。
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將人口安全提到攸關國家民族文明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加以看待,也沒有人將傳媒安全上升到僅次于政治安全的攸關國家民族文明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加以看待。為什么要提出這樣的中國21世紀安全觀?我們對此加以分析:
第一,將政治安全置于傳媒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之首,是對人類文明史延續了數千年的國家安全觀的繼承
既然國家,是人民將權力,讓渡給抽象的國家和人民的整體,而從以國家為名義的整體,獲得權力保障的人的組織方式,這種有效的人與人的組織方式,已經延續了數千年,至今依然被全世界絕大部分國家所采納,這說明了其歷史長期存在和現實普遍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國家的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傳媒,軍事,經濟,都必須牢牢掌握在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組織手里,這是國家安全的根本保障。簡言之,就是國家安全首先要講政治,也即是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組織首先要將筆桿子槍桿子錢袋子抓在手里,并使之真正服務于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第二,將傳媒安全置于僅次于政治安全的國家戰略高度,是對人類科技進步推動人類文明進入了信息時代的反映
人類文明的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生產力進步的標志。農耕文明時代,標志是作為動力的耕牛和作為工具的犁頭;工業文明時代,標志是作為動力的蒸汽(燃煤)、燃油、電力、核動力,以及作為工具的蒸汽機、內燃機、電機和核電機;信息文明時代,標志是作為動力的計算機和作為工具的信息系統。請注意,人類文明生產力進步標志第一次出現了“系統”這個詞,這是人類生產力發展史和人類文明史的質的飛躍。耕牛和犁頭組成不了系統,同樣燃料、電力、核動力和燃料機、電機、核電機組成不了系統,只有計算機、網絡、平臺才能組成覆蓋地區、國家、跨國、全球性的信息系統。人類生產力出現“系統”標志之前,生產力是在人基于時間和空間,將人力作用于物質原料,創造出新的(使用或交換)價值的生產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力量。雖然信息,始終貫穿于此前人類的生產與生活的始終,但信息從來沒有像進入21世紀一樣,如此占人類生產生活的絕對主導地位,尤其是在人類生產活動當中。如今離開了信息系統,從采掘、原料、設計到制造、流通、消費寸步難行。所以在信息時代,生產力應該重新定義,以區別于以往任何人類歷史發展階段,即“生產力,是在人以信息為先導,基于時間和空間,將人力作用于物質原料,創造出新的(使用或交換)價值的生產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力量。”人類區別于以往任何歷史階段的全新生產力“系統”,以網絡為通道,以數據和信息為載體,以免費或收費的產品和服務為表象,以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為內容,無所不在、無孔不入,時時刻刻影響著全世界的人。
而人,是民族、國家、文明的主體,人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的改變,就意味著人的組織方式的改變。進入21世紀以來,推動比特幣和所謂“世界政府”發展的勢力,其本質是在推動人與人之間財富轉移方式的改變、人與人之間組織方式的改變,而這些都是凌駕于現行國家、民族、文明的合法組織方式之上的,是被看不見的“世界政府”勢力所掌控的。雖然“世界政府”目前還沒有威脅到絕大部分主權國家,但事實上已經在某些小的主權國家登堂入室了。例如歐洲的某些小國,近年來成為了比特幣的溫床,其小國政府的執政黨或主要黨派,實際上已被“世界政府”勢力所掌控。信息時代對人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的改變是深刻而巨大的,由此對人的組織方式、人對國家、民族、文明這種傳統組織方式的認識與認同、人因認識與認同的改變而弱化、放棄、顛覆對文明、民族、國家的傳統觀念,進而擁抱所謂無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的疆界與邊界的“世界政府”甘當“世界公民”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越小的國家,統一歷史和統一觀念越淡薄的國家,越容易被推入所謂“世界潮流”。這個所謂“世界潮流”實質是在信息時代的換湯不換藥的舊時代已存續成百上千年的以宗教和殖民為底色的對立面征服或肢解他國尤其是大國的21世紀新戰略。所以,我們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存續了數千年并保持統一的大國,作為迄今為止未被對立面以宗教和殖民為底色的力量所征服或肢解的大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有必要將傳媒安全置于僅次于政治安全的國家戰略高度。
第三,將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置于傳媒安全之后,并不是說前兩者不重要,而是說在信息時代的21世紀,通過傳媒的誘導誤導,我們被對立面從內部分化瓦解的可能性,要遠遠高于從軍事對抗和經濟對抗中被擊垮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我們早已成為核大國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下
最近和最具參照性的例子是前蘇聯,解體一代人之后,俄羅斯作為長子,基本靠吃軍事老本,如今依然是世界軍事強國,可見20-30年前,對立面要從軍事對抗方面擊垮蘇聯,是多么的不切實際。同樣的道理,靠著軍工和重工業以及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和資源的出口,蘇聯曾經提出過“1980年代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如今俄羅斯又提出了“6年后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的目標,可見對立面要從經濟上擊垮前蘇聯和如今的俄羅斯,也是不現實的。如今中國的軍事實力雖與美國存在差距,但與俄羅斯相比某些方面如航母制造、反航母武器制造等已逐步趕超,整體上中俄都處于僅次于美國的地位,再加上中國不斷上升崛起、美俄相對停滯或下滑的總體態勢,我們完全可以預見,自1950年代至今半個世紀以來毀滅人類幾十次的核武器主要保存在美俄等少數國家的大背景下,發生軍事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是增大了而是降低了。雖然局部的地區例如中東、未來的臺海統一、北約東擴、北極爭奪等,有可能會引發激烈的軍事對抗,但因此而完全擊垮軍事上僅次于美國的世界大國比如中國或俄羅斯的可能性,應該是極低的。
如今中國的GDP規模相當于美國的三分之二,而我們的國家負債是遠低于美國的約占其GDP十一成,長期以來中國還是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近來中美貿易戰是經濟上“中走強、美走弱”引發出來的美國“閉關自鎖”的必然反應,隨著中國西部戰略、長三角、珠三角、東北振興、海南開發和雄安發展戰略、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中日韓聯合東盟國家及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推進,未來的結果很可能是我們穩步持續地從經濟上擠壓對立面的“閉關自鎖”策略,促使其“門戶開放”而非我們被擊垮。所以,從僅次于政治手段的傳媒手段、軍事手段、經濟手段來看,對立面并不可能在可預見的中長期之內,以軍事和經濟手段擊垮中國。
那么,對立面會選擇何種手段,以便揚長避短,來征服或肢解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唯一幸存的世界大國我們中國呢?答案是很明顯的,也是數百年來尤其是所謂“世界”名義的大獎在歐洲小國設立一百多年來對立面非常擅長的——傳媒手段。多年來,跨越人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通過文學、戲劇、電影、藝術、教育、文化“交流”、國際“合作”等等傳統方式,“世界傳媒”將不革命的尼赫魯、不暴力的甘地、不斗破只合作的曼德拉等人抬上或舉上了“道德的珠穆朗瑪峰”,以此作為“道德標桿”誘導對立面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人士對“世界潮流”趨之若騖,由此影響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到了21世紀,信息時代更加點燃了全世界幾代人幾十億人對“世界潮流”的擁抱,世界資本力量控制的網絡、新聞、電商、游戲、社交、視頻、直播、娛樂、教育等平臺,更是加速解構他國的歷史、英雄、文化,更加瘋狂地傳播娛樂八卦、低俗消極、頹廢娘喪的精神產品,幾乎要從精神上提前征服或埋葬尚未出生的下一代人,進而為徹底埋葬其對立面文明、民族、國家,做最重要的物質——人——和最重要的精神——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兩個方面的準備。所以說,雖然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非常重要,但在中長期之內我們被對立面從內部分化瓦解的可能性要遠遠高于從軍事對抗和經濟對抗中被擊垮的可能性。正是基于這個戰略預判,在信息時代的21世紀,我們必須將傳媒安全置于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之前來加以高度重視。
第四,人口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之基礎
全世界人口,幾百年來經歷了巨大變化。數億美洲印第安人,被白人殖民力量幾乎消滅殆盡。如今歷史進入到21世紀,仿佛是個輪回。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統計:40年前,84%的美國人口是由白人組成,而到了2015年,比例降低為白人只占美國人口62%,預計到2065年將進一步降低至46%。也就是一代人以前,美國白人占人口八成,如今只有六成了,預計再過一代人,將只有四成。混血人口取代白人,這是歐美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印第安人的命運,正在降臨到歐美白人頭上。我們中華民族從用火算起,已經在人類歷史長河中跋涉了幾百萬年。從人口安全的戰略高度來看,如何確保百年千年以后,我們繼續屹立于世界東方,這是值得所有中國人思考的嚴峻問題。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消息:2020年1月1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向聯邦會議發表年度國情咨文,普京首先表示,俄羅斯的命運和歷史前景,取決于人口。普京正是用人口這一話題,開啟了他的國情咨文演說。普京稱,對俄羅斯人口的悲觀預測讓人警覺,應當在下個十年中期之前保證俄羅斯人口出生率增長。我國人口出生高峰一:1969年(新生人口2934萬)。高峰二:1989年(2396萬)。1989年人口高峰是1969年第一次人口高峰人群的后代到了生育年齡所必然導致的高峰。另據國家衛健委網站《2019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9年我國出生人口1465萬人,二孩及以上孩次(多孩)占比為59.5%,我國人口出生率為10.48‰,這是自1949年以來出生率的最低值。
實際上,1999年以后,我國每年新生人口再也沒有超過2000萬。1999-2019年,這20年時間,我國新生人口最多的年份是1999年的1827萬,也就是我國新生人口近20年的總體趨勢是遞減。最近10年的數據是:2009年1587萬,2010年1588萬,2011年1600萬,2012年1635萬,2013年1640萬,2014年1687萬,2015年1655萬,2016年1786萬,2017年1723萬,2018年1523萬,2019年1465萬。最近這10年時間,我國新生人口最低的年份,是最近的2019年。2011年11月,我國全面實施“雙獨二孩政策”,2016年1月正式施行“全面二孩政策”。雖然政策放開了,但我國新生人口卻跌破歷史大關了,2019年新生人口只有1465萬,只相當于1963年2934萬的49.93%,這是在放開了二孩政策背景下跌破的,還不到1963年的一半。
人口安全涉及兩個重要方面,一是人口的高質量,二是人口的足數量。目前我國在人口數量方面面臨遞減的壓力,如同歐美日韓等國。除了疾病如1980和1990年代的肝炎,2000和2010年代的非典、H5N1、埃博拉,2020年代的新冠肺炎,始終威脅著各國人口安全,還有難以確知準確原因的不孕不育,更是困擾著無數家庭。1992年,我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為約2.5-3%,到了2012年猛然上升到了約12.5%。短短20年時間,我國的不孕不育率,升高到了將近5倍。雖然目前我國每年約20萬例次試管嬰兒取得成功,但也僅僅解決了1%不孕不育夫婦和家庭的傳宗接代問題。還有99%,還有4000-5000萬育齡夫婦背后是涉及1.5-2億人的中國家庭后繼無人。
人口質量方面,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開始與歐美國家接軌,肥胖人口比例幾乎翻番。受此影響,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發病率,可能隨之大幅上升。據國家體育總局《國民體質監測報告》顯示:我國成年人的絕對力量和爆發力,呈持續下降趨勢。比如成年人的握力、背力、坐位體前屈等指標平均數下降明顯,老年人力量素質也有所降低。長此以往,這會導致體質和耐力衰退,使人容易感到疲勞。兒童和青少年方面,1985-2019年的35年時間,雖然我國青少年身高增幅世界第一,但據《中國兒童肥胖報告》數據顯示,我國7歲以上學齡兒童超重率由2.1%增至12.2%,增長到了大約6倍。如果將最近20-30年的人口不孕不育率與兒童肥胖率聯系起來分析,我們會發現共同規律是,不孕不育與兒童肥胖幾乎同步增長到了大約5-6倍。這是值得高度重視與警惕的人口安全問題。
人口安全問題的歸因是極其復雜的,理論上需要至少幾代人時間,比如關于不孕不育。因為要確定某些因素對不孕不育的真實影響,需要長期科學實驗。而以小白鼠、大猩猩等動物進行不孕不育試驗,是難以替代人體試驗本身的。按每代人20年計算,進行3-5代人的不孕不育試驗需要60-100年時間,才能得出比較科學的結論。關于影響不孕不育的可能因素,無論是精神性的,還是物質性的,都需要做長期調查研究,才能得出可靠結論。精神因素方面來說,比物質因素更加難以確定。物質因素,不得不考慮與人傳宗接代相關的可能因素,比如基因的,轉基因的,藥物的,疫苗的,食物的,水的,鹽分的,礦物質的,空氣環境的,等等因素。比如疫苗本身,也是藥品,只不過是特殊的一類藥品。疫苗注射到身體里是取不出來的。疫苗有基于基因技術的以及轉基因技術的。轉基因技術本身,可用于食品(玉米,大豆,水稻,油菜籽,等等等等),用于生產生活用品(比如棉花),用于觀賞植物(比如玫瑰花,日本只允許轉基因玫瑰花),用于生命和健康相關的制藥行業(對特定動物進行轉基因)。
目前轉基因技術被許多國家慎重對待,而關于不孕不育等影響各國人口安全的問題,越來越被世界大國重視。比如俄羅斯,普京總統2020年國情咨文首提人口安全問題。此外俄羅斯、歐洲諸國、新加坡、日本等等國家,都對轉基因采取嚴格控制態度。2016年普京總統親自簽署法令,在俄羅斯全境禁止轉基因的種植生產和使用應用,除非是嚴格審批后僅在實驗室內搞轉基因相關科研。近年來中國、俄羅斯、日韓等國,已經開始重視不孕不育、低生育率、少子化、老齡化等更廣義的人口安全問題。相對其他國家,我們中國在人口安全問題方面的嚴重性,比俄日韓等略微好些。對此,回望歷史,我們不得不感謝新中國人口出生最高峰1963年出生的2934萬人口,基本上都還健在,大部分50多歲。為此,我們必須感謝為我國人口安全打下基礎的人們,尤其是高瞻遠睹的毛主席。
如果沒有了人口,再大的國家,也會被人從歷史中抹去。我記得《毛澤東選集》開篇第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對于事關國家安全基礎之基礎的人口安全問題,我們在分析研判廣義人口安全相關的各種因素,比如基因的,轉基因的,藥物的,疫苗的,糧食的,食物的,水的,鹽分的,飲料的,礦物質的,空氣環境的,精神心理的,疾病癌癥的,健康生命相關的等等因素,必須堅持以毛澤東思想為戰略引領,基于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態度。
人口安全是國家安全基礎之基礎,我們有必要再對以上所述人口安全問題加以總結:第【1】:僅僅一代人時間,我國人口不孕不育率猛升高到了原來的5倍,兒童肥胖率升到了以往5-6倍。第【2】:2019年我國的新生人口接近六成(59.5%)靠二孩及多孩(家庭)做貢獻,而且是在放開二胎政策的情況下。第【3】:關于我國新生人口的具體成分,主體民族占比是多少,相對主體民族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主體民族新生人口在新生總人口中的占比是升高,還是降低。第【4】:如果主體民族在新生人口中的占比是降低的,其降低的幅度是多少。第【5】:關于新生人口的數據和具體成分,比如按主體和非主體民族來計的成分,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第【6】:人類歷史上,凡是主體民族長期占主體地位的有大統一傳統的國家和文明,都是比較容易繁榮發展的,凡是主體民族占比和地位被削弱的,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戰略和長遠而言的滅頂之災。
四、結束語
綜上,筆者站在中國國家和人民的立場,率先提出了中國21世紀安全觀,即中國21世紀安全是指:中國21世紀的人口安全、政治安全、傳媒安全、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這個觀點將接受實踐、歷史和人民的檢驗。筆者呼吁并相信,我們更多人樹立中國21世紀安全觀,我們中國我們中華民族我們華夏文明就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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