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 年7月8日，一艘長 200?米、吃水2.7萬噸的“滿洲號”巨輪緩緩駛出舊金山港。船上載著的是美國歷史上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外交代表團，同行的乘客包括了日后的美國總統威廉·塔夫脫（William Taft）和羅斯福總統的女兒愛麗絲。三千多人齊聚港口，只為一睹“愛麗絲公主”的芳容。按計劃，“滿洲號”將向西跨越太平洋，前往日本、夏威夷、中國、菲律賓與韓國。在時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眼里，使團此行的目的，是把西方的高等文明傳播給東方。羅斯福執政期間，世界商業、經濟和權力中心逐漸由倫敦轉向紐約，日本明治維新后對西方工業的擁抱，使得羅斯福一度把日本人稱作“遠東的美國人”。使團出訪的十年前，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挫敗垂死的清政府，將臺灣島收入囊中。在日本人眼里，這場勝利是西方文明比東方文明更高級的體現，也印證了“精神上脫亞入歐”的正確性。描繪這場戰爭的浮世繪里，日本軍人大多孔武有力、皮膚白皙，中國人和朝鮮人則身材矮小、樣貌猥瑣[1]。十年之后，時任日本首相桂太郎招待塔夫脫一行時，更是毫不掩飾對統治亞洲的渴望。“我們的遠東政策會把現代文明帶到東方的亞洲……日本很快就會把現代化發展的各種成果寄予朝鮮和中國。如果有必須要，可以采用武力方式解決。”這次訪問的成果是調停了日俄戰爭的《樸茨茅斯條約》，羅斯福總統也因此舉贏得了一年后的諾貝爾和平獎。但諷刺的是，美國在暗地里要求日本進一步增強軍事力量，幫助美國擴大在亞洲的利益。《紐約時報》在當年的報道中稱，“在倫敦和華盛頓的要求下，日本軍隊將擴張到朝鮮和中國，從而給亞洲帶去文明”。此舉無疑為日本在亞洲擴張開了綠燈，1910年，日本吞并朝鮮半島，東亞三國“一衣帶水”的歷史化為泡影。之后的兩次世界大戰，更是讓東亞關系長久的籠罩著一層陰霾。即便中日、中韓先后邦交正常化，但復雜的地緣政治依舊撕扯著各方，昔日的友好與和平充斥著不信任的雜音。1998年，基辛格在《大外交》一書中對英國的均勢策略贊賞有加，一個破碎的歐洲大陸才能確保英吉利海峽對岸永不受到威脅；而美國的確言行一致地接過了“歐洲攪屎棍”的衣缽，從過去到此后，亞洲這片土地的風雨波折從未停止，東亞關系乃至整個亞洲，都在合力與張力并存的撕扯中進退失據。2020年11月15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塵埃落定，正如一位與會人士上個月在前景未明的情況下所說：“我們已經拉鋸了十年，再也沒有精力承擔下一個十年。”這片土地用鮮血和生命書寫過屈辱的歷史，用漫長的歲月舔舐著戰火的創傷，用勤勞與汗水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但一個真正由亞洲人主導的亞洲已然暌違了百年。這一次，亞洲能成功嗎？在過去的一百年里，東北亞的局勢，永遠都繞不開隔著半個地球的美國。二戰之前的歷史已無需多言，東亞三國的歷史進程在相當程度上被美國重塑。二戰以后，美國天然的認為自己在東亞有傳統利益，從未放棄謀劃扶持地方傀儡政權。隨著冷戰鐵幕拉開，為了遏制蘇聯在東方的勢力范圍，美國更需要遠東代理人。日本永遠都是美國的首選。1910年代的美國駐華公使頭等參贊馬慕瑞（John MacMurray），曾經對中國和日本相對戰略重要性的做出了一個高度概括的評價：中國是邊緣性的，日本是決定性的。美國后來一系列的東亞政策制定，都不斷地反映出這一視角。1950年，經歷戰爭摧殘的東亞人均GDP只有685美元，比非洲還低300美元[2]，日本經濟也陷入崩潰。但對美國來說，哪怕一個只能自我維持的日本，都對遏制蘇聯有著重要作用。在美國的扶持下，日本經濟逐漸復蘇，更是在1968年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樣隱匿在美國保護傘下的還有韓國。從1950年打破1960年，美國共向韓國提供了21.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朝鮮戰爭期間，韓國100%的固定資產投資都是來自于美國，到了1958年，美國援助資金甚至占到了韓國稅收的54%。越南戰爭期間，樸正熙政府與美國達成交易：以派兵參與越戰為條件，換取美國軍事訂單。在1964到1973年間，韓國先后向越南派出約32萬人，用4500名士兵的生命換來了10億美元的訂單和技術，間接幫助現代、大宇等財閥企業完成了原始積累。隨著日韓開始產業升級，與美國的企業展開競爭。相比政治領域的鐵板一塊，美國與日韓在經貿層面的關系也變得微妙起來，中國則在微妙之中，尋找著打開鐵板的縫隙。60年代，盡管中日兩國尚未建立全面關系，但經貿來往已經開始復蘇。1962年，時任外聯部副部長廖承志與日本政治家高碕達之助在北京達成《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把中日經貿從“民間往來”推向了“半官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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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與高碕達之助簽署《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VtG曹操讀書網
作為辛亥革命重要人物廖仲愷之子，廖承志生于東京，求學于早稻田，屬于公認的“日本通”。當時，中國對日外交有“一老二公四大金剛”之說：“一老”指郭沫若，“二公”即廖承志和西園寺公一（日本政治家，1958年移居中國），而“四大金剛”則是廖承志麾下的幾位對日事務專家。《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簽定后，兩國經貿關系迅速升溫，貿易額從1960年的0.23億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9億美元。1972年，剛剛上臺兩個月的田中角榮訪華，曾在中南海夸贊廖承志：“廖承志先生在日本很有名。如果他參加參議院的全國區的選舉，一定能當選。”在短暫的訪華行程中，田中角榮還講過不少high level的話，比如得知自己下榻的釣魚臺國賓館18號樓剛剛接待過尼克松，就回應道：“盡管美國總統來得比我早一點，但我對國務卿基辛格說，中國和日本的關系，比美國和日本之間的關系要久遠得多啊。”這種表態，美國人聽了顯然不會喜歡。當時負責東亞外交的基辛格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他對中日關系的定調很務實，也很無情：“美國必須讓日本與中國相互猜忌”。在整個70年代，美國都在防止日本變得更強大，擔心日本從美國的追隨者，成為破壞美國東亞戰略的攪局者。美國要擔心的事情除了日本，還有中韓關系。由于北方鄰居的存在，中韓局面更加波折和復雜，直到1992年才正式建交。而隨著三國之間產業鏈綁定逐漸深入，一個構建中日韓自貿區的想法開始頻繁見諸報端，這顯然是美國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為了掐斷中日韓撇開美國自建小團體的苗頭，美國從1989年開始推動成立亞太經合組織（APEC），并試圖以APEC為基礎建立自由貿易區，強化美國的話語權和主導權。結果中日韓沒有反對，反倒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第一個跳出來，倡議由中日韓和東盟國家組成東亞經濟體，建立“排他性貿易集團”。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各國另起爐灶，推動了在東盟框架內的中日韓三國協商機制，也就是后來的東盟10+3 會談。原來維系環太平洋國家關系的APEC早已顯得可有可無，成了亞太領導人每年一度的戶外團建和合影活動。1999年，中日韓合作的進程終于有所突破。當年的11月28日，朱镕基、小淵惠三和金大中一起在菲律賓馬尼拉的椰子宮吃早餐，討論中日韓的經濟合作方案。金大中事后回憶“三個國家的元首坐在一起面對面談話還是第一次[6]”。三個領導人在早餐會上終于愉快地達成共識：啟動中日韓合作進程。深諳國際政治語言體系的人都知道，啟動是個很虛的詞，離真正落實還有很遠。但在20世紀的尾聲，中日韓的合作已經遠遠大于對抗。比如在2001年底，中日通過友好協商，而不是訴諸世貿組織，解決了圍繞日本三項農產品的爭議，放在之前幾乎無法想象。終于，在2002年11月4日柬埔寨金邊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開展三國自貿區的可行性研究被確定下來，并承諾七年之內完成機制的構建和規劃。至此，構建中日韓自貿區終于邁出了第一步。《人民日報》對這次會議給出大號標題：東亞合作漸入佳境。彼時，隨著“9·11”事件促使美國調轉槍口，東亞迎來了一段史無前例的蜜月期。2000年悉尼奧運會，朝韓兩國代表團舉著印有半島剪影的“統一旗”攜手入場。日韓聯手舉辦世界杯，“親善大使”藤原紀香與金允珍攜手的照片登上了日韓媒體的頭條。加入WTO的中國蓄勢待發，廣闊的市場向鄰居們敞開大門。一切正朝著對亞洲有利的方向前進，日本知道，韓國知道，中國知道，美國自然也知道。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在“東亞模式”的語境下，亞洲廣袤土地上的廠房永遠熱火朝天，隆隆聲和嗡嗡聲來回沖擊著人們的耳蝸，三班倒的工人一件接一件把產品放在永不停歇的傳送帶上，再經由遠洋貨輪擺上歐美商場的貨架，標上一個低廉的價格。90年代后，中國以區域火車頭的姿態，接手了“世界工廠”的頭銜。然而，物體總是傾向于維持初始狀態，即使外部環境已經發生巨變，國際制度卻往往很難隨之改變。美國始終是橫垣在東北亞巨人之間的大山。2000年秋天，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邀請了十多位國際關系和情報領域專家，又拉上了白宮和國會官員，探討未來五年美國在東亞的機遇和風險，結論簡單直接：中美走向對抗只是時間問題，白宮應當在亞洲培養更強大的聯盟。不過對極為講究遣詞造句的學者們來說，這樣的表態已經算含蓄了，更直接的翻譯應該是：建議華盛頓和東京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一年后，小布什入主白宮，一改過去華盛頓對華政策不甚清晰、數易其轍的局面，提出中國是美國“戰略競爭者”。時年美國國防部的防衛報告更是提出，“一個擁有強大資源基礎的軍事競爭者將最終出現……美國需要鞏固同日本的伙伴關系。”?80年代的廣場協議、90年代的金融危機以及AMF紛爭一度疏遠了日美關系，但劃過日本海的大浦洞和臺海上空的劍拔弩張，又把兩國拉了回來。1999年，《讀賣新聞》的一次調查中，接近八成的日本民眾認為如果自己受到攻擊，美國將提供援助。緊接著，剛上任的小泉純一郎馬不停蹄參拜靖國神社，同時惹怒了中韓兩國。?小泉內閣的發言人福田康夫當時曾安撫中國說，這是為了完成競選的承諾，“如果不去，麻煩就大了”。中國顯然不會認可這種說法，公開或私下要求小泉純一郎取消這一安排。根據時任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后來的說法，“我們的建議對小泉先生完全無效”。作為當時日本戰后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小泉純一郎的執政連續性也為日美合作的持久度提供了保障。要知道布什的前任克林頓曾對助手抱怨說，“我兩次出訪日本，見過五位首相，總是在談相同的議題。誰能告訴我，日本到底出了什么問題？”隨著阿富汗戰爭偃旗息鼓，東亞短暫的蜜月期宣告終結。2004年，小泉純一郎領導下的日本政府發布新版本《國家防御大綱》，明確指出中國是日本的安全威脅之一。這是日本在二戰后首次針對某個國家使用這樣的措辭。興許是為了嘉獎日本的忠心，次年小布什亞洲行第一站便是日本。在京都深秋的落葉中，小布什無不深情地回憶，“二戰時，我父親和一個叫小泉的日本官員分屬敵對陣營。但今天，他們的兒子再度成為了領導人，而小泉首相是我在國際社會中最好的朋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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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小泉純一郎訪問美國VtG曹操讀書網
在這樣的背景下，東北亞合作自然阻力重重，光是可行性研究就歷時八年，直到2011年年底方才對外發布。在此期間，美國和日本分別在經濟和政治這兩大戰場，對中國擺出進攻態勢。2008年，美國謀劃一個沒有中國的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力邀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國加入，彌補先前APEC計謀失敗的“遺憾”。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不顧本國農民反對執意加入，表示“日本決心更積極地向世界開放”。同年中日撞船事件發生后，希拉里第一時間重申《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2012年韓日發生島嶼爭端時，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利昂·帕內塔對媒體說，他將敦促日本做的事情之一，便是與韓國盡可能和平地解決島嶼爭端。有意思的是，當年還在奧巴馬政府當副總統的拜登曾極力拉攏日韓聯手對抗中國，他在書中回憶，自己“就像一個婚姻調解員”一樣給樸槿惠打電話，問她是否愿意和安倍晉三和解。都說中韓關系靠日本。在中日、韓日雙邊政治關系雙雙緊張的情況下，中韓關系迅速升溫。2000年中韓貿易額僅為345億美元，到2008年便躍升至2000億美元。中國連續多年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場、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李明博現身北京奧運開幕式，也被韓國賦予了更高的政治寓意。韓國總統府當時表示，“這反映了韓中關系所取的發展……希望有助于加強韓中兩國的友誼與合作。”?時年年底，中韓宣布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一年后，中國國家副主席的訪韓更是奠定了未來十年中韓友好的基調。而表面倒向美國的日本內心也深知，由于日韓產業結構高度相似，正是中國日益高漲的需求，把包括韓國和日本在內的亞洲經濟體，從金融危機后停滯的深淵中拉了出來。2010年中，日韓舉行自貿區聯合研究首輪會議。次年12 月，聯合研究報告文本正式出爐，報告將自貿協定定調為“高水平、內容全面、利益均衡、三方共贏”。?2013年3月26日是個值得記錄的一天。在首爾市中心一處酒店里，中日韓正式開展三邊自貿協定首輪談判，邁出了真正意義上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第一步。擔任日本首席談判代表的外務審議官（負責經濟）鶴岡公二說，“盡管政治上困難重重，但還是開始了談判，從這一點上，也證明了日中韓自由貿易協定的價值。”的確，不管從哪個維度看，中日韓自貿區都價值巨大。它背靠超過15億人口大市場、占全球經濟總量20%、經濟規模與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并駕齊驅。更重要的是，這是百年來亞洲民族對盎格魯撒克遜族裔最直接的一次挑戰。日本清楚，韓國清楚，中國清楚，美國自然也清楚。每一次亞洲的合作出現曙光之際，美國總會“積極”介入。朝核問題、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美國一次次利用歷史遺留問題，構建出一條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爭端地帶”，不斷挑戰中國的領土主權和重大海洋權益。2009年7月21日，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抵達曼谷機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希拉里更是高調宣布“美國回來了”。同年11月奧巴馬訪日，在東京發表演講時聲稱，“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自己是美國歷史上首位太平洋總統”，背后深意不言自明。一年后的APEC峰會閉幕當天，包括日本、越南、澳大利亞在內的與會九國宣布，將于2011年11月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高峰會完成并宣布TPP綱要，一個由美國主導的“環中國自貿區“開始醞釀。剛剛在今年去世的鳳凰衛視首席評論員阮次山曾在當年的節目里談及TPP，這位“名字像越南人，護照是美國人，實際是D的人”說道，“ 咱們慢慢來，不必急于加入。如果美國一吹號我們就集合，這才有問題。”面對逐漸從中東抽身卷土重來的美國，中國把目光投向了東南亞。一面繼續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一面拉攏東盟國家，開展更大范圍的貿易條約談判——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該協議的公布，恰好是在2013年中日韓啟動自貿區談判的同一天，沒有邀請美國。
東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這個占據六億五千萬人口、總領土面積達450萬平方公里的組織，正在隨著中國制造業鏈條的外溢與我們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聯系。2020年新鮮出爐的前三季度進出口數據中，東盟已超越歐盟和美國成為我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地，總量距歐盟只有一步之遙。RCEP協議公布的兩年前，第十九屆東盟峰會在巴厘島召開，中日韓印澳美悉數受邀。峰會上，東盟提出了“區域性全面合作伙伴關系”這一概念，意欲與中日韓形成10+3的貿易合作；后來，日本提出將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加入進來，成為“10+6”構想的雛形。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奧巴馬的眼皮底下。在10+6的構想中，RCEP成員國人口幾乎占世界一半，GDP達全球總量三分之一，出生自帶“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的光環。但16國沒料到的是，RCEP談判最終演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討論看似激烈，但推進卻極為緩慢。歸根結底，妥協的動力取決于成功的誘惑，TPP從人口上看雖沒那么聲勢浩大，卻占了世界GDP的40%，涵蓋全球36%的國際貿易總量，以及將近四分之一的出口。對夾在RCEP和TPP之間的國家而言，TPP的誘惑力顯然更大。一直到2015年，RCEP每一次的談判都“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每一次都會出現新的困難。同一年，在歷經十年談判、再三推遲、多次延期之后，以美國為首的跨太平洋地區十二國共同簽署了TPP 協定。奧巴馬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署名文章稱，這將讓美國而不是中國引領21世紀的全球貿易。他的國防部長隨即獻上馬屁，“批準TPP對美國來說，就像下水另一艘核動力航空母艦一樣有價值。”2016年11月10日，經過三年漫長的拉鋸，日本最終宣布通過TPP協議，一個把中國刨除在外的貿易組織走到了塵埃落定的階段。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就在日本通過協議的24小時前，唐納德·特朗普在媒體與民調機構的驚訝聲中，成為了白宮的新主人。?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份總統令：退出TPPVtG曹操讀書網
60天后，特朗普在就職當天正式宣布，美國退出TPP協議。早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就數次宣稱TPP將擴大逆差、減少就業、讓美國市場“暴露于匯率操縱國面前”。后來他更是跑到電臺里咆哮，“一個糟糕的協議比什么都沒有還要糟糕……是時候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了！”對于尚處在懵逼狀態各個成員國來說，眼下擺著的只有兩條路可走：向南走，轉向RCEP談判；向西走，拉攏其他大國加入TPP。日本則表示，小孩子才做選擇，我全都要。美國正式宣布退出TPP的一個月后，RCEP第17輪談判首次放在了日本舉行，與之前愛搭不理的態度截然不同，日本儼然展露出一副主人的姿態，不僅力爭讓RCEP的標準可以達到與TPP同樣高的水準，還不忘時刻提防中國，表示不能讓“對開放市場態度謹慎”的中國掌握談判主導權[2]。而在西向路線上，日本在各方奔走斡旋中將TPP演化為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這個組織和TPP唯一的差別就是美國的缺席，但日本卻將其稱為“全面且先進的TPP”，咱也不知道是在黑誰。然而在特朗普的貿易大棒下，CPTPP沒有激起什么漣漪，畢竟大統領一揮手，泰國13億美元商品的貿易優惠待遇就不復存在；越南更是被特朗普痛批為“最惡劣的貿易施虐者”。亞洲經濟體需要聯合起來，這個共識變得愈發清晰且緊迫。2019年11月4日，經歷了7年漫長的談判，關于20個章節的文本談判以及實質上所有市場準入問題的談判，15個國家都已完成。緬甸實際最高領導人昂山素季在談判現場說到，在世界經濟增長預期紛紛調低的背景下，完成RCEP談判將“消除籠罩在世界經濟上空的陰霾”。一年之后的11月15日，太平洋彼岸的關稅同盟RCEP正式簽訂。從規模上看，RCEP的15個成員國人口達到了22億，2018年GDP達到29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加墨（NAFTA）和歐盟；從產業鏈的角度看，RCEP是全球第四次產業鏈轉移的主要承接地，其FDI凈流入占全球38.3%，在2017年超過NAFTA成為全球第二大凈流入區。經歷了無數輪談判與磋商，漫長的拉鋸和戲劇性的反轉后，一個將美國排除在外的自貿區正式落槌，一個真正屬于亞洲民族的貿易合作組織塵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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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作家弗雷德里克·艾倫在《僅僅是昨天》中寫道，時間的長河時而向前奔流，時而蜿蜒曲折，但它總能為自己找到新的方向。?東亞和東南亞這片廣袤而富饒的沃土，孕育了世界上最勤勞的人民，勾勒了人類文明史上燦爛的榮光。但這片土地在近代的一百多年里，被野心家、軍國主義和外部勢力不斷攪動，始終沒能擺脫相互角力、對峙甚至撕殺的陰霾。這是一個屬于22億亞洲人的遺憾。RCEP的簽訂可能是個不錯的開始。盡管貿易的親密度最終還是會由政治博弈來決定，但對于始終無法形成合力的東亞和東南亞來說，這一步的意義無比重大。對這15個簽訂RCEP的國家來說，“另起爐灶”的意義必然大于“寄人籬下”。這是第一步，但顯然不是最后一步。無論亞洲的未來走向何方，她的命運都應當由自己決定，也只能由自己決定。VtG曹操讀書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