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立:希拉里與特朗普之爭的深刻本質
作者 :倚天立 2020-11-21 19:04:43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第一章 金燦榮教授為什么會對特朗普判斷失誤?
早在今年年初,大名鼎鼎的金燦榮教授坦率承認自己看錯了特朗普,說:“我雖然觀察美國大選很多年,我跟我的美國同行一樣,今年其實是很困惑的,特朗普現象所有美國的專家都沒有預計到,大家都糊涂了,共和黨的主流精英層是非常焦慮了”。
說實話,不僅金教授,中國很多研究國際關系的所謂專家,在看待特朗普這個問題上,大都看走了眼,他們視特朗普為具有二桿子特質的狡猾商人,語不驚人死不休,靠嘩眾取寵名噪一時,連共和黨黨內選舉流程都走不完,“只是個打醬油的”,并諷刺他“重在參與”,所以絕對不是希拉里的對手。
金燦榮教授是專門研究美國政治的,跟很多中國學者一樣,是一位有著民族主義傾向的可愛的專家,但是,金教授和其他許多國際問題專家一樣,為什么會看錯特朗普?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不自覺地站在美國“主流精英”浮于表面的政治立場上,以技術主義的西式思維習慣,用得票率、競選資金、民調等因素,庸俗地、靜止地、機械主義地來算計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分值得失,被媒體宣傳等表面現象牽著鼻子走,對美國政治走向就事論事、東鱗西爪、盲人摸象,根本沒有跳出現今美國甚囂塵上的競選亂象,從而不能站在人類社會規律的高度,來認識特朗普在當今美國社會中出現的歷史必然性。
往更深處說,由于目前中國社科界的自我閹割和反智主義,很多國際問題專家教授的思想境界遠遠還沒有達到很高的水準,他們下意識排斥本民族文明,更學不會使用中華文明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哲學武器(毛澤東的超級力量就是來自于這個哲學武器,毛澤東的力量就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力量),所以,他們認識不到,今天,美國社會已經到了二百四十年之大變局,這次選舉是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美國需要自救,更需要一個能夠挽救美國的超越羅斯福的集權式的超級強人(而特朗普只是這樣的一個象征性人物),這種集權式的超級強人猶如羅馬時代的凱撒與屋大維、魏瑪共和國后期的希特勒、葉利欽時代之后俄羅斯絕境中的普京,是歷史大轉折時期必定要出現的“既能超越自己,又能超越別人”的superman,即使今天沒有特朗普半道上殺出,明天也會有劉朗普、趙朗普浮現出來,這是歷史的必然邏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
簡而言之,希拉里與特朗普之爭的深刻本質,實際上就在于美國要不要進行“變法”,是要繼續維持目前這種虛偽低能的共和制,直至最終被中國超越?還是要順應民意,進行深刻的社會制度層面上的變革,把政治、經濟權力集中政府手中,抑制資本掠奪大眾的瘋狂勢頭,重振實體經濟,走向集權高效的帝國制?
同樣,中國的鄰居日本,也正在孵化一個新的東條英機式的集權強人——安倍晉三。
另外,2012年,中國新一代的強硬領導人習近平的出現,對于江胡后的浮華、渙散、紛亂的中國和巨大危機中的世界而言,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一個堅定有力的中國,才能成為世界的巨大的平衡器和避風港。
在歷史需要的時候,政治強人總是會在對立的陣營里對稱性出現。
二戰期間,蘇聯有斯大林,中國有毛澤東,美國有羅斯福,英國有丘吉爾,德國有希特勒。
今天,俄羅斯有了普京,中國有了習近平,日本有了安倍晉三,土耳其有了埃爾多安,美國難道還會付之闕如?
總之,反者道之動,當今之美國乃至全世界,是急需要產生一個歷史性集權強人而且必將產生歷史性集權強人的時代,從寬松、包容的政治制度,轉向高效、鐵血的集權制度,以求得國家與種族生存下去的機會,這是對西方主流文化宣傳的“自由、民主”的一種矯正式的反動,是當今世界無法扭轉的大趨勢,其原因就是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空前大危機正在日益迫近,人類甚至已經聽到了核戰爭的魔音,人們在恐怖的震顫中首先要做的,就是靠近同伴、握緊手中的武器。
正如劉慈欣在《三體》中所說,只要危機出現,從民主到專制,社會變臉的過程往往只需要五分鐘。
(附:近兩年來,金教授的正能量講座廣為傳播,本人對金燦榮教授非常尊重,也常把金教授的講座介紹給友人。但是,在尊重之余,本人認為金教授在觀察視角上有所不足,因此,特針對特朗普現象來進行探討,以便挖掘美國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并無詆毀之意。)
第二章 美國正處在由共和國轉向集權帝國的歷史性轉折點
一百年前,通過對歷史進行了普魯士式古典主義的和外科醫生一般冷血的一番“觀相”后,歷史學的白巫師斯賓格勒在其巨著《西方的沒落》中,痛陳了西方文明生命周期不可挽回地即將結束。今天,我們再借用斯賓格勒的手術刀,劃開美國社會的肌體,確實也看到了美國器官的階段性衰老與生命的凋零。
2008年深秋,本人由次貸危機的爆發而突然看到了美國和世界黯淡無光的未來,看到了幼小的孩子將要痛苦跋涉在全球又一輪的亂世之中,不禁悲從中來。2009年初,本人寫了一篇未完成的長文《大崩潰的前夜——美國是走向分裂還是消滅共和、建立一個新型集權?》,發在天涯論壇,此文后被廣泛轉載。
為了闡述方便,這里本人偷個懶,大段引用一下本人8年前寫下的一些文字:
第一節 舊文摘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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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瑪共和國和羅馬共和國,兩個似曾相似的歷史瞬間
拉開歷史的帷幕,我們來看看德國魏瑪共和國的崩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德國國內掀起了清算帝制的和模仿蘇聯“十月革命”的運動,1918年,德國通過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德意志帝國,建立了議會民主制的共和國,由于國民議會是在魏瑪召開,并通過了《魏瑪憲法》,所以,這個存在于1918-1933年之間的德國,被歷史學家們稱為魏瑪共和國。
魏瑪共和國成立之前和成立期間,社會秩序動蕩混亂,人民失去了前進的方向,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此起彼伏,1916年十月,德國甚至建立了以工人和士兵為基礎的蘇維埃政權,如果不是李卜克內和羅莎·盧森堡西漠視大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而輸掉了選舉,德國很可能在一戰之后就變成了類似于蘇聯那樣的紅色國家。
在魏瑪共和國統治期間,德國賠付了大量的戰爭賠款,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1925年又遭受到猶太金融家刻意制造的惡性通貨膨脹,德國中產階級被洗劫一空,城市貧民處于朝不保夕的艱難狀況。1930年前后,德國遭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財富更是被集中到極少數寡頭手中,1932年失業人數達600萬人。面對這些這些困境,共和政府卻軟弱渙散,既無凝聚力又無執行力,在1932年幾乎完全處于癱瘓狀態。這諸多因素,為1933年納粹的上臺奠定了必然的社會基礎。
1933年3月,在大資產階級、容克地主、天主教力量和城市流氓構成的“沖鋒隊”的支持下,憑借“驚天地、泣鬼神”的演講能力,希特勒帶領納粹黨在德國大選中獲得了大量選票,成為了魏瑪共和國的最后一任總統,并最后終結了魏瑪共和國的生命。
美國目前的處境,又讓我們不禁想起了羅馬從共和制轉變為獨裁制的“格拉古兄弟——馬略和蘇拉”時期。
公元前兩世紀中期,急劇擴張的羅馬成為了環地中海地區的超級霸主,在大量的財富和奴隸像臺伯河的潮水一般流入貴族階層的同時,國內土地也高度集中到貴族手中,普通農民大量破產,有的被關入貴族的私人監獄,有的自賣為奴隸,還有的流入羅馬城市,成為街頭上捏著一張選票卻一無所有的流民。堅持自由權利的平民與日益腐朽的貴族共和制之間,矛盾日趨尖銳,成為了羅馬社會一百年動蕩不安的根源,這個矛盾后來嚴重影響到了后來羅馬軍隊對外作戰的能力。
比如,公元前111年,羅馬的附庸國努米底亞王國的新國王朱古達挑起對羅馬的戰爭。開戰初期,羅馬派往非洲遠征的將領為朱古達收買,作戰不力,加上羅馬軍隊人心渙散,素質下降,屢受挫折。一直持續到前105年,才由馬略俘虜朱古達,結束了戰爭。
又如,公元前105年10月6日,從斯堪地納維亞半島上遷徙到法國南部的三個日爾曼原始部落,在阿勞西奧一戰中,全殲16個羅馬軍團共12萬人。羅馬的數名在任和前任的執政官及一百多名元老院的元老全部喪生,整個羅馬社會為之摧毀,整個亞平寧半島慟哭震天。最后,也才由馬略率領改革后的羅馬軍隊全殲蠻族,遏制住席卷西南歐的“條頓浪潮”,羅馬方才又一次幸免于難。
公元前兩世紀后半葉,正處在日趨腐朽的貴族共和體制之下的羅馬,一直處于貴族和平民兩大階層的尖銳對立之中,前133年,立志于阻止貴族侵吞全民公共利益的格拉古兄弟,先后登上了政治舞臺。
很有意思的是,貴族出身、人品高貴的格拉古兄弟也是當時著名的演說家。這大概是共和體制下的一個特點,因為,不管是格拉古兄弟說服羅馬元老院,還是希特勒說服魏瑪共和國的國民議會,還是奧巴馬說服美國參眾兩院,都需要有出眾的演講水平和高超的煽動能力,否則,再好的提案得不到多數人的通過也是廢紙一張。
公元前133年年初的一天,羅馬城中心廣場上,人群擠得水泄不通,一位年近30歲的年輕人正在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
“意大利的野獸都有一個可以棲息的巢穴,而那些為意大利戰斗和犧牲的人卻只能享受空氣和陽光。他們無家無室,攜妻帶子到處流浪。將軍們欺騙士兵為保衛祖墳宗廟而戰斗,但全是謊話,因為沒有一個士兵有自己的祭壇和祖墳,他們只是在為別人的榮華富貴而出生入死。雖然他們被稱作羅馬的主人,自己卻沒有哪怕是一小塊土地,這難道公正嗎?”
在這樣鏗鏘有力、義正辭嚴的質問下,聽眾的回答必然是雷鳴般的“不!”
這正是格拉古兄弟中的哥哥提比略·格拉古,他正在公民大會上為使他的土地改革方案獲得通過而進行游說。這個場景,讓我們想起了兩千多年后,奧巴馬在美國國會山前宣誓就任美國總統時的盛大典禮時,臺下兩百多萬人山呼海嘯一般的歡呼聲。
我們知道,平民是羅馬具有選舉權的公民,他們開墾荒地或從羅馬屬國分得一份土地,從事個體農業生產。平民有替羅馬國家服兵役的義務,是羅馬軍隊的主要來源。但是,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在羅馬征服意大利、進而確立其在地中海地區霸權的過程中,農民連年隨軍出征,土地無人耕種,農民被賣為奴隸,大規模使用奴隸勞動的大莊園迅速遍布各地,小農經濟無力與之競爭,紛紛破產、土地也被兼并。因此平民強烈要求重新得到土地。并且,羅馬的兵役法規定,服兵役的人必須自備服裝和武器。由于平民破產,他們無力再去當兵,因而羅馬國家面臨兵源枯竭局面。
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提比略在平民支持下當選為保民官。他制定了一個土改方案,規定:每戶公民占有國有土地不能超過1000猶格(約合250公頃),超過部分由國家償付地價后收歸國有,然后分成每份30猶格的小塊土地分給無地平民。自然,這個方案遭到了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保守派的強烈反對,他們一方面千方百計轉移地產,一方面準備尋機殺死提比略。
一年之后,提比略保民官的任期快要屆滿,為防止改革事業中途夭折,提比略決定再次競選下一年的保民官。但就在選舉日那天,提比略和他的三百多名支持者就在羅馬的中心廣場上,被貴族保守派們殺死在血泊之中,尸體扔進了臺伯河。
公元前124年,提比略的弟弟蓋約·格拉古當選為保民官,他不懼危險,繼續哥哥的改革事業,但最后還是和他的三千多支持者一起,慘死在了貴族保守派的手中。
格拉古兄弟對腐朽而失去自我約束能力的羅馬共和制度的改革失敗,揭開了羅馬從共和體制走向軍事獨裁、最后走向帝制的序幕。之后,越來越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把平民出身的馬略推到了羅馬第一個軍事寡頭的位置上,然后蘇拉剪滅馬略,成為第一個獨裁者,最后,在凱撒滿身血泊倒在皇帝寶座下的臺階上之后,前27 年,他的甥孫屋大維終于舉起象征權力的“法西斯”,埋葬了羅馬共和制度,成為了羅馬帝國的第一個皇帝。
(本段部分文字摘于網絡資料)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這是李世民這位偉大君主對自己的勉勵和訓誡,而不斷重復和再現的歷史,又為積累這些人類智慧提供了源泉。假如我們像斯賓格勒那樣,來對歷史做一次“觀相”,就會驚異地發現,今天的美國與古羅馬是何等的相似,從誕生到成長,從弱小到強大,從國家體制和精神氣質,從外部威脅和內部隱患,美國幾乎就是古羅馬在二十世紀的一次全新翻板。
從羅馬共和國和魏瑪共和國由共和走向集權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幾個共同的特征:
1、社會出現嚴重危機,局面混亂無序,國家管理體系渙散無力,民眾迷失了前進的方向和動力,社會經濟和精神體系處于崩潰邊緣;
2、社會底層出現一部分城市流民,他們形成一種松散的組織,控制著一部分選票,并且以選票來為自己換取實際利益,正在一定程度上挾持著國家的政策走向,從而左右政局;
3、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一部分人手中,普通民眾生活日趨困難,社會矛盾日趨尖銳;
4、權貴階層具有強行恢復社會秩序的動機、能力,只要混亂局面超過全社會承受的臨界點,權貴階層物色的強權代表必然推翻軟弱無力的現行體制,實行強有力的集權統治,社會秩序隨之恢復。
問題是,美國具備這幾個從共和走向專制的共同特征嗎?
我們不妨來對比看看。
第一,關于流民的問題。
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王阿拉里克率領30萬蠻族大軍攻破“永恒之城”羅馬,站在他面前的百萬羅馬人中,除了教皇英諾森一世外,還有70萬的奴隸,二十幾萬的游民、傷殘士兵、釋放角斗士、妓女、小偷和乞丐。
由于貴族階級不計成本地使用奴隸和廉價外來商品的沖擊,意大利許多農民紛紛破產,進入羅馬市成為地位微妙的城市游民階層。這個階層雖然一無所有,但因為他們是自由民,擁有一張決定政治人物命運的選票,所以不管是推行土地改革的格拉古兄弟,還是從高盧回來雄心勃勃的凱撒,甚至是成了奧古斯都的屋大維,都曾經把游民階層當作拉攏和利用的對象。游民們散布在城市各個角落,游手好閑,“不沾鐮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寧愿活動于劇場和跑馬場之中,卻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園”,靠著政府每天發放的免費口糧,成天奔走在角斗場和跑馬場之間,保持著他們的驕傲,隨時準備高喊:“Nli metanger!civig romanus sum!(不要碰我!我是羅馬公民!)”
而在魏瑪共和國期間,德國各個城市街頭也巡游著一大批無業游民、地痞流氓,后來當中的許多人成為了佩戴卐字臂章的“沖鋒隊”和“蓋世太保”的骨干,一直把希特勒送上權力的頂峰。
實際上,美國社會也有相當大一批“城市流民”,這些流民不僅僅是聚集在貧民窟里的失業黑人和中美洲移民,而且包括美國制造業中那些各種各樣的“行業工會” 的許多工會成員。這些人手中捏著一張選票,憑借“自由”和“共和”賦予自己各項權利,比如:罷工等,聚集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挾持著本地區的政治與經濟生態。
比如,芝加哥的汽車工會,迷失了自己為勞動者爭取合法權益的宗旨,對內貪污、侵吞工會成員的各種福利費用,對外則是最大程度地索要不合理的高額工資,在自己所在的企業面臨破產之際,還要瞞天要價,動輒以罷工來威脅,活生生斷送了奧巴馬好不容易爭取來的救助機會。我們透過共和黨議員對三大汽車廠商救助行動的百般刁難,就可以想象參議員們對“汽車工會”的刻骨憎惡,他們寧愿讓“通用”破產倒閉,也要把這批不識時務的工會成員趕進失業大軍中去。
又如,由于全球經濟下滑,去年波音公司訂單大幅度萎縮,但工會成員為了迫使管理層接受在金融危機中逆勢漲薪的要求,仍然罷工57天。這必將使“波音”在與“空客”的競爭中漸漸處于劣勢,有人估計,美國飛機制造業將步汽車業的后塵,慢慢走向衰落。
可以說,工會組織充當了工人與企業之間的媒介,在保護工人利益的同時,又阻礙了工人與公司之間合約的自由選擇權,到最后墮落成了類似于一個專門實行敲詐和要挾的黑社會組織。如果導致公司破產,工人必然失去工作,到頭來還是要由工人自己來承擔損失,最后加入到“城市流民”越來越龐大的隊伍中去。
當然,現代流民畢竟不可能像古代流民那樣一無所有,但是,對于社會秩序的穩定和有效的破壞烈度,卻是古今一脈相承,甚至今天的影響會更加巨大,處置不當,一個火星就會燃起一片大火——否則,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怎么會突然來關心一下春節期間農民工的車票問題?為什么中國的總工會會突然喊出“嚴防敵對勢力對農民工隊伍滲透破壞”?
美國是一個財富壟斷但政治權力卻相對分散的社會,本身就蘊藏著一種合法打破現有社會秩序的變革沖動,可是,當人們最后發現合法手段的無效之后,必然會選擇另外的盲目甚至非法的手段來表達和實現愿望。前幾天,美國國會在審查幾千億救市資金的時候,再次質詢了到場的幾位金融家,有個議員特地念了一個女選民寫來的一封信,信上要求槍斃那些“貪婪與不負責任”的金融家們。2005年,“卡特琳娜”颶風襲擊新奧爾良,災民們在痛苦中等待了幾天才看到救援人員姍姍而來,許多人的情緒便從盼望變成了憤怒,以致于救援直升機在空中就遭受到地面火力的襲擊,而國民警衛隊浩浩蕩蕩開著裝甲車、車上架著機槍,其第一任務不是救災,而是防暴。
民主和自由,絕不等于富裕,更不等于道德,中國人在2008年終于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榜樣。
與民智初開、生存起點較低、權利意識還沒有充分覺醒的中國相比,美國社會成熟度高,生活標準要求高,民眾介入政治活動的熱情度高,所以,對經濟成果的期望值也就越高,而過高的期望值本身就包含一種巨大的風險。一旦期望值最后出現巨大的落差,早就被種族、宗教和文化鴻溝割裂的美國社會,必然會在一夜之間滋生出眾多的“流民”和暴徒。1992年的洛杉磯大暴動,便是最好的注解。
流民和潛在的流民,同樣威脅著美國。
據新華網報道,2008年12月,美國軍方以專家論文的形式,提出了要用軍隊來防范“ 陰謀叛亂”和“經濟崩潰”,并對內使用武力的“個人建議”,許多人認為,這一有悖美國政治傳統的觀點,實際上就是美國軍方授意下的“火力試探”。
前不久,又有報道說,金融危機剛剛爆發,美軍就將剛從伊拉克回國的第三機步師緊急部署到華盛頓近郊,并且國會已經通過了一條法律,授權第三機步師采取除了情報工作之外的一切措施,執行法律與秩序。
事實上,布什政府執政期間,美國軍方一直嘗試將觸角伸入國內,成立專司“本土防衛”的北方司令部就是明證。2008年10月初,該司令部指派一個旅級戰斗單位常駐國內,以“打擊任何威脅安全與穩定的行為”。12月初的《華盛頓郵報》也透露,五角大樓計劃到2011年在全國部署2萬軍隊,使國家和地方能夠對恐怖主義、核威脅和緊急情況作出反應。
看來美國的政治家們并沒有自己的那些“鋼絲們”糊涂,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
第二,關于財富壟斷的問題。
眾所周知,財富高度集中在美國已經不是一年半載的事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看美國財富集中的狀況。
到目前為止,美國國會公開承認的國家債務余額為11.2萬億美元,美國人口3億,那么美國人均負債3.6萬美元。
但問題沒這么簡單,按照美國政府問責局前審計長大衛·沃爾克估計,如果把美國政府對國民的社保欠賬等所有隱形債務加起來,2007年美國的實際債務總額高達53萬億美元——注意,這里所增加的債務,并非完全是美國向國外借貸的債務(這筆天文數字全世界都借不出來),而是指美國歷年來未能兌現的醫療、保險、教育等各項福利支出的累計數。
另外,諸如“兩房債券”那樣的各種抵押債券(公司債券和市政債券等),其數目也達到20萬億,于是乎,美國國家與公司債務總計便達到了73萬億美元。
按照2007年市場價格計算,美國全部資產市值為76萬億美元,至08年最少縮水30%以上,即剩下50萬億美元。這種財務狀況,在正常情況下,任何個人、企業乃至國家,早就資不抵債而陷入破產了。但由于美元仍然還是唯一的國際結算貨幣,所以,美國目前看起來還是巍然不倒。
實際上,在正常的經濟社會中,財富的來去基本上是守恒的,并不像水蒸氣那樣可以隨時蒸發消失。比如,有一家企業從銀行獲得一筆貸款,必然會有支付工資、購買原材料等開支發生,只要企業主沒有把資金轉移到某個地方藏匿起來,那么即使企業經營不善倒閉,這筆資金從宏觀上來看,也是分配到了企業以外各個領域里去的社會財富,這筆財富總是存在的,并沒有堙滅。
同理,既然美國背上了這么大的債務,就必然從各個方面獲得了巨額的資金,縱使是美國人不事生產,窮奢極欲,海吃亂喝,消耗掉相當一部分財富,但是美國的GDP還是在增長,最終也必然有一大筆財富沉淀在美國國內,那么,這筆龐大的社會財富落到哪里去了?
我們來引用這樣一段資料:
“1971年到2007年,美國企業平均工資從每小時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同期,美國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從40:1擴大到了 357:1;同期,美國民眾的消費信貸從1200億美元擴張至2.5萬億美元;2007年美國的房地產住房抵押貸款市場規模達11.5萬億美元,相當于 GDP的83%。
這樣一組數據說明了什么?它說明美國民眾的收入水平在絕對下降,而下降的幅度絕非17.6美元到10美元。因為,每小時平均10美元的工資總額中,少數高級管理人員拿走的部分越來越多,一般員工拿到的越來越少——收入兩極分化。
正如我們經常在美國媒體上看到的那樣,如今在美國找到一份年薪5萬美元的工作可能性已經很小,美國的中產階級人數正在大幅萎縮;另外,美國的失業率在不斷攀升,而政府能夠提供的就業職位,也大都是臨時性的低薪工作。
那么,美國人靠什么維系原有的生活水平?答案很簡單:借貸!
這正是消費信貸近十年來在美國迅速膨脹的主要原因。美國普通民眾的負債(住房負債加消費負債)共計14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101%,平均每人7萬元美元,而負擔最重的則是低收入人群。
其實,到了1990年以后,美國原本享有高收入的工程師以及高級技術工人,如今已經大量淪為商業的服務員、金融機構的推銷員、各種營業部的柜臺員,甚至改行成了人體保健員和各色志愿人員,這也是服務業占據GDP80%的美國經濟還能為社會提供的最多的就業崗位。”(《鈕文新:美國早已資不抵債世界拋棄美元之時就是美國破產之日》)
不言而喻,美國GDP中的絕大部分財富,集中到了金融、能源、軍工寡頭手里去了。
由此,美國這樣一個完成了財富壟斷的夕陽型社會,其財富分配方式,必然會造成社會大部分成員普遍的情緒憤懣和群體性的信心喪失,但由于普選制度和代議制度的存在,美國的政治權力還相對分散,于是,社會管理行為便會因為人心的渙散而逐步走向低效甚至無序,這種情況自然會使財富壟斷方感到不滿,于是,一種改變現行社會秩序的欲望和沖動便悄然涌動在權貴階層的計劃之中。
這就是羅馬共和國和魏瑪共和國最后推翻共和,走向帝國的根本原因。
那么,關于社會巨大危機和財富權貴階層強行控制和恢復社會秩序的問題呢?
第三,關于美國社會“效率”和財富權貴強行恢復社會秩序的問題。
很多年來,當我們心平氣和地來認真觀察美國的時候,常常會覺得美國極其矛盾,極其復雜,天上地下,人魔夾雜,不可理解,不可思議,這主要是我們只看到了美國社會的表象所致。
實際上,我們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美國的實際情況要比我們看到的還要復雜得多。從骨子里面看,美國在行政意義和文化意義上并不是一個統一而完整的國家,經濟斷層和文化源頭注定了美國并非是鐵板一塊,在我們看到的那個美國背后,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美國,那才是更真實的但卻鮮為人知的美國。因此,我們分析美國的時候,一定要有“兩個美國”的視角。
何謂“兩個美國”?
一個是大眾媒介中出現的美國,繁榮富裕、無比強大、自由民主、飽含善良和正義、極具包容性和責任感,這個美國為人熟知,毋庸贅述,這是美國在全世界眼中的國家形象,也是讓多少非美人士充滿了“美國夢”的偉大之處。
而另外一個美國,則是冷酷、殘忍、陰險、擁有極為高明和極富有遠見的全球戰略眼光,由極少數的一批財富壟斷寡頭和政治精英控制著美國的政局、決定著美國未來的走向,美國國家只是他們的木偶,他們通過木偶之手來為自己掠奪全球利益,損失則全由國家和民眾來承擔。
長久以來,許多人為美國的形象爭論不休,崇美者眼中只看見“第一個美國”,堅決否認“ 第二個美國”的說法,譴責持該看法的人為“陰謀論者”。而反美者又多看見“第二個美國”,認為“第一個美國”只是一種掩蓋和假像。另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不管是“第一個美國”還是“第二個美國”,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的多面性和多重性,既有理想主義的美麗色彩,又有功利主義的罪惡行徑,因此,這種兩重性對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價值觀多元化的大國來說,是很正常的,由此,美國人一會兒是天使,一會兒又變成魔鬼,都是可以理解和可以接受的。這種貌似公允卻價值觀分裂的觀點,常常出現在中國那些“精英人士”的口中,其后果就是造成眾多盲目追隨者的心理分裂甚至人格分裂。
比如說,很多支持“人權大于主權”的中國人就認為,美國推翻薩達姆的暴政使伊拉克戰爭具有了不可懷疑的正義性質,而美軍的狂轟濫炸直接和間接造成了大量伊拉克人的死亡又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觀點,就把判斷“是否正義”的標準偷換成了殺人數量的多寡,也就是說,殺人一百是暴政,殺人五十就是反暴政,放獅子咬死人是暴政,而用白磷彈燒死人就是反暴政。這種五十步笑百步的荒唐的雙重標準,居然到今天還被好多人奉為圭臬。
經過長久的觀察,我們也認為,在美國,的確有“第二美國”的存在,從越戰到阿富汗戰爭,再到伊拉克戰爭,從“9·11”再到金融海嘯,無數證據正越來越清晰地給我們勾勒出“第二美國”的輪廓,也讓我們這些局外人和旁觀者終于可以理解了美國的那么多“矛盾”原因之所在。
前面,我們闡述了“資本壟斷必然導致權力集中”的這個觀點,用這個觀點來鳥瞰美國社會,我們忽然會覺得眼前一亮,思路頓時清晰起來。
實際上,從目前來看,美國社會實際上是一個低效、渙散的社會,這種渙散和低效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美國所擁有的綜合國力的強大與其得到的戰略結果相比,效率十分低下,幾乎不成比例。
我們從三場戰爭來看美國國家的“效率”問題。
朝鮮戰爭時,美國對中國占盡了所有優勢,比起武裝到牙齒的美軍來,中國軍隊幾乎處于半冷兵器狀態,但是戰爭的結果卻是讓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狼狽退回了三八線以南。今天我們可以承認,美國在朝鮮半島的確沒有盡全力,因為當時蘇聯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在歐洲這個戰略方向上給美國帶來了沉重的壓力,美國不敢把戰場擴大,從而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美國高層的這種顧慮,我們從一個歷史事件的處理上就可以得到印證。
1950年11月,蘇聯第64防空集團軍32架飛機悄悄飛抵丹東,開始了對美國空軍的作戰歷程,1952年,蘇軍參戰的兵力最高峰達到了2.6萬人。由于蘇聯當時也是抱著跟美國同樣的心理,不愿意遠東地區一個小小半島上的局部戰爭影響蘇聯在東歐和全球范圍的布局,所以把蘇軍參戰作為絕密,采取了各種措施保密,但是,美國很快就獲悉了事實真相,卻同樣也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三個大國彼此心照不宣,幾十年后才讓事實大白于天下。
美國之所以要將消息對內封鎖,是基于以下考慮:
當時,美國正高踞于世界權力的頂峰,社會上下從軍界到民間,還繼續沉浸在二戰勝利的亢奮之中,像麥克阿瑟和巴頓這樣的狂熱分子正處于鼎盛之年——當時蘇聯參戰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遠東蘇哈亞列卡空軍基地被美軍噴氣式戰斗機連續轟炸,美國最后以“意外事件”賠禮道歉——為世界負起未來責任的呼聲高漲不停,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剛過去幾年,冷戰的序幕剛剛拉起,如果美國社會獲悉蘇聯秘密參戰,必然要激起軒然大波,不可阻擋地要推動戰爭范圍的擴大。而當時美國在歐洲僅有150架作戰飛機,不足一個師,要想與蘇聯打一場全面戰爭,至少要準備2-3年。1988年,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高級智囊人物赫伯特最早公開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們必須保守住這個秘密。當時一旦把它揭露出來,我們就會受到巨大的壓力——要我們與俄國發動一場戰爭。”
通過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看出,朝鮮戰爭時候,美國政府對國家和社會各個階層有足夠的控制能力和引導能力,避免了因為民意的泛濫甚至綁架從而被迫采取另外的或者是相反的決策。后來的事實證明,美國在朝鮮半島采取守勢、減小了給對手的壓力之后,中蘇關系卻開始顯露分歧,最后走向絕裂,而美國在東方穩住陣腳,從歐洲方向上頂住了蘇聯的攻勢,而七、八十年代,中國又成為了在東方牽制和消耗蘇聯戰略力量的關鍵角色,促進了蘇聯帝國的崩潰,美國也由此得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可是,到了越南戰爭時,美國卻走向了另外一個結局。
我們今天許多人來看越戰,百思不得其解。應該說,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國對越南具有更大的優勢,遠遠大于在朝鮮戰爭時對中國的優勢,在朝鮮戰爭中,美國起碼還守住了38線,鞏固了從太平洋登陸亞歐大陸的橋頭堡,而在越戰中,美國不僅沒有征服北越,而且還將南越丟了個精光,至今為止,美國在東南亞幾乎沒有任何立足之地。
為了對付越南,美國調動了所有政治、經濟、軍事的手段,可謂傾舉國之力,除了原子彈以外,動用了所有的高精尖武器,共計派遣了二百五十多萬人到越南,其中五十四萬為地面部隊,死了五萬八千多人,傷了十多萬人,總共消耗彈藥七百六十萬噸(相當于二戰時的三倍),耗費近三千億美元,時間長達十多年,但最后卻在 1975年4月30日,全部狼狽撤出越南,而一家旅館樓頂上那架擠滿了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平民的的直升飛機,在越南人的槍炮聲中倉皇升空,更是成了美國軍隊永遠也揮之不去的噩夢和恥辱標志。
對于美國越戰失敗的原因,歷史學家們總結了很多,主要是這么幾點;一是非正義戰爭招致越南人民不屈不撓的抵抗,二是美國高層的戰略決策失誤,三是美國軍隊的戰術錯誤,四是中蘇兩國對越南的大力支援,但是,歷經兩任戰時總統的基辛格,他認為美國失敗的主要原因,則是美國國內激烈的反戰運動使美國全國意志無法集中,思想無法統一,以致社會陷于混亂,政府陷于癱瘓,無法有效運作。
應該說,基辛格的看法更有針對性,而事實證明,由于美國媒體對越南戰爭的報道沒有得到限制——因為美越之間沒有正式宣戰,美軍無法建立新聞檢查制度,所以戰地記者得以無任何限制出入戰區——殘酷而無休無止的戰爭電視鏡頭直接給社會帶來巨大沖擊,從而激起美國社會各階層強烈的長期的反戰運動,反戰思想直接影響了兩院的國會議員,而正是他們的失敗主義情緒和目光短淺、只顧眼前的決策,導致了美軍在越南戰場的徹底翻盤。
1972年3月,由于蘇聯和中國急于同美國改善外交關系,施壓迫使北越回到談判桌前,心情急切的武元甲則一意孤行,動員了幾乎全部北越軍事力量,發動了大規模的“復活節攻勢”,以期獲得更多的談判砝碼,卻遭到B-52戰略轟炸機的全面轟炸,“復活節攻勢”以失敗告終,北約損失超過10萬人。
在這局勢局勢對美國極為有利的情況下,順應民意的國會(尤其以民主黨議員為主)卻強迫尼克松接受停火,在巴黎正式簽定《巴黎和平協約》,承諾結束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并且排除了北越在違反和平協議后美國采取報復行動的可能性,并剝奪了總統在北越違反和平協議的情況下強制執行該協議的權力。
最后,1973年1月2日,眾議院民主黨會議以154票對75票通過決議,在美國軍隊已經安全撤出越南的情況下,美國對印支的軍事開支將大幅度削減。當美國士兵撒出南越后,國會又一再削減對南越的軍事援助,從而嚴重的影響了南越的士氣及戰斗力,由于缺乏美軍的有效援助,當面對中蘇裝備武裝起來的北越軍隊時,南越迅速潰敗。至此,美國完全拋棄和逃離了越南。
其實,憑借1972年形成的軍事優勢,美國完全可以控制住南越,再次制造一個“朝鮮——韓國模式”的翻板出來,這樣也不至于在印度支那半島上輸得如此干干凈凈。
越南戰爭的貿然開始和輕率結束,給美國帶來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直接造成了好幾方面的嚴重后果。
1、六七十年代,全球民族解放運動正值風起云涌之際,越戰的失敗,造成了美國國家威望的巨大損害,美國從此正式從正面形象轉為了反面形象,從反法西斯的解放者,變成了新殖民者和侵略者。
2、由于反戰運動直接導致了美國越戰的失敗,所以,在越戰之間和之后,美國民權運動如火如荼,馬丁·路德·金更是帶領黑人掀開了這個運動的序幕。應該說,反戰運動動搖了美國“瓦斯普”白人的尊崇寶座,促進了美國低層人群的人權進步和生活改善,但是,由于經濟和文化的鴻溝仍然割裂著美國社會,而最重要的是,美國依然缺乏一個將所有人群和諧納入其中的文化體系,“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質充裕的海洋中一個窮困的孤島上。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縮在美國社會的角落里,并且,意識到自己是故土家園中的流亡者。”所以,權益得到改善后的黑人不但不充滿感激和振奮,反而對美國社會的認同感越來越差,總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受害者的角度來看待美國社會。這次奧巴馬當選成了總統,他的妻子米歇爾才冒出一句話來,說她第一次為美國感到驕傲,由此可見美國種族問題和民族問題對美國的影響有多么嚴重,這直接形成了未來美國社會分裂的巨大隱患。
“只要黑人仍然遭受警察難以形容的野蠻迫害,我們就絕不會滿足。只要我們在外奔波而疲乏的身軀不能在公路旁的汽車旅館和城里的旅館找到住宿之所,我們就絕不會滿足。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動范圍只是從民族聚居的小貧民區轉移到大貧民區,我們就絕不會滿足。只要密西西比仍然有一個黑人不能參加選舉,只要紐約有一個黑人認為他投票無濟于事,我們就絕不會滿足。”
有時,讀著馬丁·路德·金鏗鏘有力的演講,再看看那個像龐貝古城一般的鬼城底特律,我們的背后都不禁冒出一絲涼意,這是呼吁人權的吶喊,還是決戰前夕的動員?
3、越戰失敗,直接打破了美國對中國的封鎖和圍堵,這為美國日后的衰落培養出了一個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毛澤東憑空生雙翼(朝鮮半島和印支半島),翱翔凌九天,以蘇聯為首敵,以越戰為繩索,用亞洲來牽制美國,最后化強敵為盟友,幾番討價還價之后,終于使中國一躍成為了國際政治舞臺上的第三極,以中國之貧弱,博如此之大局,偉哉毛公,千古無出其右者,難怪后來尼克松親自到北京來“朝覲”,就幾乎像是小布什見著了羅馬教皇一般畢恭畢敬。
4、越戰之間,美軍后勤嚴重依賴日本的工業生產體系,這直接推動了日本經濟的發展和制造業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當越戰結束之后,美國才驚訝發現,大和民族已經在美國背后悄悄站了起來,手里正拿著一把越來越鋒利的匕首。日后,盡管美國人用“廣場協議”把日本打了一個趔趄,但是,日本人已經牢牢站穩,不會倒下去了。越戰,又給美國培養出了第二個對手。
5、冷戰漸入高潮,西歐國家產生了嚴重的擔憂和恐懼,他們既不愿“成為大西洋一邊的殖民地”,也不愿成為“烏拉爾一邊的衛星國”,自己只有走聯合自強之路,才能有效地維護自身的利益。而美國與西歐之間,既有控制與反控制的一面,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西歐為了減輕防務開支的負擔,并確保抵御蘇聯,要求美國力量留駐西歐,而美國也需要借助西歐來抗衡蘇聯,因此美國鼓勵和支持西歐聯合。1957年3月25日,西歐六國在羅馬簽署了《歐洲經濟合作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后統稱《羅馬條約》。這是歐洲一體化的重要步驟。
當美國陷于越戰泥淖中時,蘇聯乘機在歐洲加大攻勢。1966年7月,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正式提出,召開由歐洲國家參加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建議,試圖將美國排除在外,從而分化歐美,這自然遭到美國的反對。之后,美蘇經過長期的討價還價,于1972年5月就召開歐安會達成協議,最終簽署了《赫爾辛基最后文件》,這個文件奠定了“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基石,建立了一個溝通“北約”與“華約”并且是完全有別于“北約”的機構框架。這個框架鼓勵了歐洲走向聯合的信心,所以,當美國忙于越戰時,1965年4月8日,西歐六國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決定將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統一起來,統稱“歐洲共同體”,這個“歐共體”,就是今天“歐盟”的前身,而正是這個“歐盟”后來的產兒的“歐元”,才奪取了美元的半壁江山。
越戰,又為美國催生出了第三個對手。
6、越南戰爭對美國造成的最大危害,便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美元金本位”的解體。
60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美國在越戰泥潭中越陷越深,國際收入惡化,出現了不可抑制的通貨膨脹,美元信譽由此受到極大的沖擊。而同期歐洲國家經濟開始復蘇,擁有了越來越多的美元。由于美國為平衡收支,隱蔽地向市場注入了過量的流動性,各國政府和市場力量都預期美元即將大幅貶值,為了資產保值,黃金就成了最好選擇,于是各國紛紛拋出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到1971年,美國的黃金儲備減少了60%以上,美國政府放棄按固定官價以美元兌換黃金的政策,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徹底崩潰。
擺脫了金本位之后,美元便如脫韁野馬。1971年,全世界美元流通量只有381億,而今天,則超過了6.2萬億,這為美國的衰亡挖下了巨大的墓穴。
嗚呼,美國之衰,始于美元;美元之衰,始于越戰;而越戰之敗,則始于內亂。此言誠哉!
越戰之后,失敗主義的陰云長期籠罩著曾經不可一世的美軍,直到1990年8月面對薩達姆那數目龐大實際上卻不堪一擊的百萬軍隊時,美國人仍然心有余悸,居然花了半年時間來湊集了五十萬大軍(其中美軍43萬人,盟軍8萬人),并且做好了死亡上萬人的心理準備。然而,戰爭的結果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多國部隊方面共有126人陣亡(其中美軍74人),300余人受傷,12人失蹤,一場新軍事革命就這樣不期而至。
海灣戰爭神話般的美妙結局,徹底驅散了美國人頭上的陰霾,卻也由此讓美國人變得驕狂傲慢,極大地鼓勵了美國人攜冷戰勝利余威最后奪取全球霸權的帝國化夢想,所以,正是海灣戰爭的輕易勝利大大降低了美國的戰爭門檻,美國人才會叫囂“可以同時打贏兩場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才會相繼到來。
然而,美國第二次針對伊拉克的戰爭結果,又一次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那就是美國重又落進了命運正弦曲線的波谷之中,美國正在重蹈越戰失敗的覆轍。
與事先設計的一樣,美軍擊敗伊拉克軍隊、占領伊拉克全境和擒獲薩達姆,都沒有什么意外之處,但是,當阿布格來布監獄的虐囚照片在一夜之間傳遍全世界、并引起國際范圍的巨大震動和抗議的時候,一個警訊在美軍頭上又一次敲響了:伊拉克正在變成越南!
果然,一邊是伊拉克境內游擊組織神出鬼沒的冷槍冷炮和路邊炸彈,另一邊則是美國國內的越來越強烈的反戰浪潮;一邊是上萬億美元的資金消耗,另一邊則是高層政客的相互攻擊;一邊是士兵在前方的流血犧牲,另一邊則是民權人士的借題發揮、再一次攪亂美國的社會秩序。苦戰六年之后,駐扎在伊拉克的15萬美軍似乎要等來了全部撤離的消息。
這一次,美軍真的要撤出伊拉克嗎?是怎么撤?會不會重復撤出越南時的那種崩潰?
其二,美國社會的低效和渙散,是由于“民主——共和體制”失去了應有的有效的平衡和控制,美國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產生了日益尖銳的相互掣肘與對立,抵消了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努力而造成的,其后果便是美國難以確立一個明智、普惠和公正的國家中長期戰略目標,從而無法得到全社會持之以恒的支持,由此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美國綜合國力的急劇下降。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局?
這便是美國表現越來越明顯的“兩個美國”的社會結構,所形成的深刻矛盾。
“兩個美國”實際上是相互對立、相互牽制的兩個極端,“第一個美國”是美國的國家理想、資本主義精神和和全民利益和集合體,而“第二個美國”則是控制了美國最高決策權的金融、能源和軍工集團的特殊利益團體。這兩個美國在目標和利益上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對立的地方,尤其是隨著美國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均衡,壟斷程度越來越高,兩個美國在目標和利益重合的地方越來越少,而對立的部分則越來越大。
以上通過三場戰爭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這么一個規律:
美國高層在確定好戰略目標時,既不能把絕對機密的戰略意圖公開告知外界,又不可避免地要挾帶“第二美國”自己的私貨。在開始實施階段,憑借高超的戰略遠見和強大的國力,美國的軍事行動雷厲風行,勇猛果敢,但進入戰爭中后期,軍事行動產生了美軍士兵和敵對方民眾大面積的傷亡,社會民間反應便開始漸趨激烈,嚴重影響高層決策,導致“第一美國”壓倒“第二美國”,從而政令混亂,被迫調整或者放棄原有思路,無法始終如一地貫徹最初的戰略決策,使之出現重大的搖擺、偏差甚至完全背離,最后行動半途而廢,狼狽結束。
由此,在世界媒體當中,美國的行為有時顯得極為乖戾,從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從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美國無數次陷入“士兵野蠻屠殺平民——遭到國內外輿論譴責——政府承諾調查——公布結果后從輕發落——然后再次屠殺——再譴責——再調查”的惡性循環之中,而這實際上正是“兩個美國”之間激烈較量和權衡的結果。一方面,“第二個美國”要在國外獲得貪婪的超額的戰略利益,就必然要不擇手段地進行殘酷的殺戮和無休止的掠奪,無所不用其極,實際上,“第一美國 ”也是直接的受益者——否則的話,美國人不勞而獲,憑什么以世界人口的3%來享受25%的世界資源?但是,當大眾直接付出財產、生命和信念的代價,與分配到的勝利果實相比懸殊太大的時候,“第一美國”就要運用憲法所賦予的政治權利來限制“第二美國”的行為。
每當美國國會討論各種救助計劃的時候,我們看見共和黨議員那陰沉的臉色時,完全就可以理解他們為什么要盡一切努力都要阻止計劃通過的根本原因了。
這就是美國社會最深刻矛盾之所在,也是“第二美國”希望擺脫“第一美國”的約束,推翻共和、建立一種更新型集權的情感沖動,而資本和資源使用的有效性便是美國社會正在醞釀驚天巨變的原始驅動力。
至此,我們陳述了美國三場戰爭的教訓,即想說明一個道理,一個社會必須同時要具有“民主”和“集權(并不完全等于法律)”兩個因素的適度結合,缺一不可,而如何掌握這個尺度,則更需要偉大的歷史智慧和文明沉淀,從越戰到伊戰,證明了美國恰恰缺乏準確把握這個尺度的智慧和能力,最后導致美國今天的危局和未來不遠的衰落。可以說,由于歷史沉淀的缺失,美國其興也忽,其亡也忽。
這里講一個小故事。
有一臺灣友人,其3歲的侄子跟隨大人在美國逛超市,忽對某一個非賣玩具車大發童趣,坐在里面自得其樂,催促半天不肯下來,家長心急去拉,小孩哇哇大哭,將周圍人群都吸引過來。人們各獻良策均無作用,其中有一兒童心理學家,上去跟孩子攀談良久,可孩子就是一個未來老牛筋的超級天才,死活不吃這一套。眾人束手無策,最后,一個急著下班的保安,黑臉秋風上前抱臂一站,孩子頓時閉嘴,乖乖從車上跳下來,拔腿就跑。
友人講這故事時,正值陳水扁“民主之亂”的高峰,他的看法是,蔣經國的威權時代結束得太早,而“民主”來得太快,臺灣從官方到民眾各個階層都沒有充分準備,但由于處在大陸、美國、日本幾大勢力相互牽制的平衡點上,臺灣天下大亂尚可自保,如果換做一個背后沒有保護的獨立國家,臺灣弄不好可以亡“國”。
其三,金融海嘯的產生,深刻反映了美國現行社會體制,已經難以適應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這個生產力要素的一種潛在的“暴力性突變”,預示著一場摧毀世界經濟的金融核爆即將到來。
應當承認,美國的這種政治體制,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約束特殊利益集團為所欲為地損害其他階層乃至國外弱勢群體的利益,有效促進了美國社會的相對公平和相對正義,到今天為止,從表面上看,美國仍然稱得上一個偉大而充滿魅力的自由國度。但也正因為美國人長期而靜態地沉浸在這種制度的優越感中,忽視了對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這一左右甚至操縱生產力發展的重要要素的管理和警惕,致使資本按照自己的罪性的內在邏輯泛濫和壟斷,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后滲透到美國社會的骨子里,勢不可擋地控制了國家的政權,控制了民眾的生活,控制了社會的運行方向。
古典經濟學告訴我們,產業資本原來只是生產資料中的一個要素,而隨著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資本在生產環節中的地位不斷得到提高,最后會依照價值規律,從生產中脫離出來,流入高利潤行業。當產業資本上升到金融資本以后,反過來會制約生產的發展,因為金融資本的套利空間遠遠大于生產利潤,所以,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美國的制造業必然遭到逐步瓦解,資本必然集中到各種以套利為目的的證券、期貨、風投、對沖基金和各種金融衍生物中去,從而造成生產行業的缺血。
在這個背景上,美國金融資本席卷美國乃至世界的20年,就是美國制造業被放逐出美國的20年。如此一來,美國的制造業的基礎不斷被侵蝕,產業工人的隊伍越來越少,第三產業吸收了越來越多的就業,而平均工資則越來越低,中產階級的規模和政治影響越來越小。相反,資本的壟斷程度越來越高,已經掙脫了現行的落后而且軟弱的所有約束,沖向全世界范圍去掠奪財富,逐漸靠近了以資本壟斷來統治世界的臨界點。
資本的壟斷必然導致集權的產生,這個原理就如同核反應堆一樣,只要一注入核燃料,鏈式反應就必然不會停歇。問題是,核反應堆溫度過高時,我們可以用石墨來終止或者減弱鏈式反應,而資本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卻不可能得到約束或者阻擋,所以,資本的壟斷必然會像核燃料的鏈式反應一樣不可阻止,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核爆炸必然會到來。
盡管美國和歐洲今天在竭力阻止核爆炸的發生,但是,因為體系的不同,阻止資本的力量除了國有化以外別無他法,而國有化又直接面對無數家國際大企業在全球化 2.0時代的自我放棄與“攜款出逃”,根本無法在歐美政治體制下實現對資本及資本所有人的強制性控制,所以,國有化不可能是歐美社會有效的救生繩,這根救生繩太過于脆弱,全世界的人都在膽戰心驚地看著它什么時候斷裂。
對于那些像海盜般貪婪的金融家們,歐美普通民眾充滿了痛恨與詛咒,而政治家們卻一次又一次注入巨資,無可奈何地“獎勵”著他們的搶劫行為,這一點,便是這種矛盾的不可解決性裸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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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僅美國,世界強國正在集體轉向集權模式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文字寫成于8年前,限于本人的認識膚淺和學養不足,許多地方表達并不準確,闡述并不完整,思考更不夠深刻,但是,上文中判斷美國正由盛轉衰、正處于由共和制轉向集權制的趨勢之中沒有錯,而今天,美國的這種社會變化越來越深刻,特征也越來越明顯。
在這里,本人再重復一次自己的觀點:對美國這樣的至剛至強的超大型霸權來說,不可能存在一個長期的漸進性的衰退過程,因為美國沒有一個能夠在長期衰落后重又鳳凰涅槃的深厚堅韌的偉大文化,而馬鈴薯口袋型的多元結構,更是讓美國社會在重大危機到來后天生缺乏持續綿久的凝聚力,所以,只要美國的隱形衰落突破臨界值變得顯性可見之時,便是美國這座“山巔之城”轟然雪崩之時。
今天的世界“禮崩樂壞”,正在從二戰之后的和平周期不可阻擋地滑向動亂周期,非常類似于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變法自強是每一個諸侯國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誰變法越早越徹底,誰就有活下去的希望,誰最后一個屹立不倒,誰就是最后的勝利者,否則,失敗者的唯一結局就是國破家亡。而在所有變法者的方案中,權力集中是所有變法措施中的第一步,只有將政治權力集中起來,才能有效調動所有資源來進行國家之間的殘酷博弈,管仲、李悝、申不害、商鞅、吳起、趙武靈王,無一不是如此,而其中堅持得最久、最徹底的自然就是勝利者,所以,秦以邊陲蕞爾小國的身份而一統天下,最核心的秘密就是“中央集權制”。
太陽下沒有新鮮事,兩千多年過去了,人類社會又走進了一個更大規模的“大爭之世”,中美俄英法德日又成為新一輪的“戰國七雄”,或為爭霸天下,或為自保圖存,人類又一次手執高科技武器相互攻伐,“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七國中的第一集團:中、美、俄
從目前來看,七國之中,俄羅斯變法走得最早,但在長期L型急劇衰敗之后,這已經屬于亡羊補牢、救亡圖存,自保尚且艱難,短時間內還看不到俄羅斯在世界拳王爭霸賽上的身影。
其次,中國革新變法走得不算晚,2012年,天賜中國,習近平以“反腐”、“強軍”、“健黨”、“廉政”為綱領的一系列措施較為徹底,再加上執政黨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和登峰造極的戰略規劃能力與執行能力,中國自保綽綽有余,已屬于沖擊世界冠軍,并且,“秦(美)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疾足高材者得焉”,中國前景燦爛。
第三,二十年來,由于新自由主義泛濫背景下國家功能嚴重喪失,而國家功能喪失則導致了金融、軍工、能源等各個利益集團,不受控制地對國內國外進行瘋狂掠奪,由此,美國積弊叢生,國力大衰,最終守成幾近失敗,霸主地位岌岌可危,從而把自己逼到了絕路上,離雪崩式的垮塌只有一步之遙。在此緊要關頭,美國迎來了第45任總統的紛亂大選。
2016年的美國大選,是美國進行自我拯救的一次千古良機,事關美國最終國運,所以攪動著世界,更攪動著美國自己,所以才有了特朗普的橫空出世。
然而,希拉里之類的美國政客,從背后的華爾街那里分享著金主們劫掠世界的贓物,所以裝著看不見美國這輛戰車已經滿目傷痕、即將散架,也對美國前面的萬丈懸崖視而不見,如同當年秦國以甘龍、杜摯為首的舊貴族一般,頑固拒絕對美國現狀進行根本的“變法”,企圖用“嘴實力”和軍事作秀繼續粉飾和延續美國強大的虛幻局面,以維持自己以及背后支持者的既得利益,但是,這樣的自我欺騙只能讓自己陶醉其中,無法再麻醉其他的清醒者——諸如特朗普等人。
我們應該看到,走向集權化、帝國化,是美國社會在國內外沉重壓力之下,為了適應危機而必須進行的一種極端的“變法”、一種矯枉過正的應激反應和自我調整,否則,美國社會就會被巨大的社會矛盾撕裂,進而走向分裂并再現蘇聯式的陡然崩潰,這種趨勢是一種歷史必然,不管是美國國內還是國外,誰也沒有力量能夠阻擋。
所以,美國社會急需一次北美版的“商鞅變法”。
七國中的第二集團:英、法、德
前不久,“英國脫歐”驚掉了多少人的下巴,人們對其原因眾說紛紜,但是,并沒有幾個人能看出來,英國脫離歐洲這個新自由主義的虛幻島,尤其是擺脫德國越來越強的經濟上的影響力與控制力,實際上就是準備“變法”,甚至“脫歐”本身就是一種變法。
在一定程度上,英國脫“歐”,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脫“德”。
我們從兩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英國的“變法”方向,那就是回歸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主體性與獨立性,并且為未來的沖突甚至核戰爭做好準備。
其一,2016年7月12日,英國教育部宣布,英國約8000所小學將采用中國的數學教育方法。9月9日,英國新任首相特雷莎·梅宣布,政府將改革現行教育體制,讓所有學校通過能力測試選拔學生,從而使脫離歐盟之后的英國實施“精英教育”。特雷莎·梅說,政府還將就宗教組織開設自由學校頒布新的規定,尤其要放寬天主教會開設自由學校的限制。
其二,2016年7月18日,英國國會表決通過新任首相特雷莎·梅上任后通過的首個提案,淘汰老舊三叉戟(Trident)系列核潛艇計劃。根據該計劃,英國將投資310億英鎊,在20年內打造4艘新潛艇以取代現役潛艇,維持英國核威懾能力。特雷莎·梅在國會表決前還說,放棄核武是“魯莽行為”、“不負責任”,若有必要,她會授權發動核武攻擊。
當反對三叉戟淘汰計劃的蘇格蘭民族黨議員克雷文提問:“是否準備授權發動將造成數千萬人喪生的核武攻擊?” 特雷莎·梅毫不猶豫地回答:“是”。
特雷莎·梅的潛臺詞就是:誰想動蘇格蘭?有膽你就來試試!
跟中國一樣,德國也屬于韜光養晦的絕頂高手,日耳曼精英耗盡七十年的心血,終于把國家從絕境推上了歐洲實際上的霸主地位。德國以歐盟為平臺,用強大的工業能力吸干了歐洲的大部分營養,另外,還非常巧妙地運用俄羅斯這張牌,同時扮演著美國的盟友和俄羅斯的理解者的角色,初步抵御化解了美國人“剪羊毛”的圖謀。但是,德國也僅限于此,因為在歐洲范圍之外德國再沒有力量為自己謀取更多的利益,并且,德國現在還沉浸在新自由主義的迷夢之中,內部變革、內部整合的時間還長得很。
七國中的第三集團:日本(其實應該額外加上伊朗、土耳其)
從安倍晉第二次當選首相后,抓緊時間瘋狂實施所謂“國家正常化”的跡象來看,日本人的嗅覺是靈敏的,他們已然看清了美國靠山大勢已去,所以正在為“美國后”時代積極做準備。但是,由于天生稟賦的天然缺陷,日本人從來都是“心強命不強”,不管他們再怎么拼命努力地“變法”,也只是“螺螄殼里做道場”,在當今這個大爭之世,日本人唯一能“爭”的,也只有一種結局:要么做美國的奴仆,要么做中國的奴仆,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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