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緩君:被美國制裁的丁仲禮院士,毫無疑問是中國的脊梁!
作者 :緩緩君 2020-12-11 17:55:09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言人回應稱,中方堅決反對,予以強烈譴責,并將對插手香港事務的美方人員實施對等制裁。
《環球網》則發表社評稱,這是一個空前的挑釁行動。
“客觀來講,這些制裁不會對那些副委員長的履職和個人生活產生什么實際影響,因為他們與美國不太可能有制裁所針對的那些聯系。”
“但副委員長屬于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美最新制裁開創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先例,堪稱是這屆美國政府對華敵意又一次歇斯底里的展示。”
在被制裁的14位中國官員中,其中有一位是公眾比較熟悉的大佬——中國科學院院士丁仲禮,他同時也擔任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
丁仲禮院士被公眾知曉,很大程度上是緣于柴靜的那次采訪(更確切的說,是一場頗具火藥味的辯論)。
這次采訪的背景是:
2009年,全球192個國家就減少碳排放問題召開了《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全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會議暨《京都議定書》第5次締約方會議)。
而丁仲禮院士作為中國地質學界的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也參加了那次會議,并對西方世界提出的減排方案進行了反駁和批判,而且措辭還比較激烈。
2010年,柴靜以央視記者的身份,就“什么是公平的減排方案”對丁仲禮院士進行辯論式采訪。
這次采訪非常精彩,且火藥味十足。
柴靜當時是有備而來的,準備的幾個問題都非常尖銳,而且其中不少都代表的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質疑和批評(因為中國反對西方的提案),但卻被丁仲禮院士用強大的邏輯和論據一一駁倒。
尤其是那句“中國人還是不是人”的反問,成為了走紅網絡的靈魂拷問。
丁仲禮院士為什么反對西方人提出的減排方案?
簡單來說就是,對發展中國家非常不公平,而且暗藏陷阱。
根據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提出的減排方案,為了把全球氣溫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度以內(相比于工業革命之前),就必須在2050年時把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控制在450ppmv以下(ppmv是二氧化碳的當量濃度單位,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甲烷和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也可以折算成ppmv) 。
而截至2005年,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已經達到了379.75ppmv,這意味著之后的45年(2005年-2050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最多只能再增加70.25ppmv(相當于還可以排放8000億噸碳)。
那么IPCC提出的方案是什么呢?
是讓發達國家逐步減少自己的碳排放,到2020年時減排25%-40%,到2050年減排80%,而且完全沒有提到對發展中國家的限制。
這個方案非常具有迷惑性。
人家發達國家進行自我約束,而且還不對我們發展中國家有任何要求,看起來是相當的“高風亮節”是不是?
對于那些思路不清的人,可能直接就被忽悠瘸了,還會幫著為IPCC說好話。
問題在哪里?
問題就在于,這是一個存量博弈。
IPCC限定了全世界可排放的二氧化碳總量,那就相當于把蛋糕的總量定下來了(等效于8000億噸碳),而發達國家在原有的基礎上減排80%,其實相當于劃定了發達國家的蛋糕(碳排放)份額。
那發展中國家的份額不就等于也定下來了嗎(發展中國家的蛋糕份額=蛋糕總量-發達國家的份額)?
他們只是假裝沒有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約束,其實暗嘍嘍地已經給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說,發達國家減得多啊,人家減排80%呢,這還不夠?
確實不夠。
因為他們基數大。
如果按照IPCC的那個方案,就算發達國家減排80%,他們的人均碳排放最終也將會達到發展中國家的2.3倍。
具體到中國,人均碳排放將從當時的1.4噸,下降到0.8噸。
碳排放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發展權,意味著這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意味著老百姓的福利還能不能進一步的改善。
有些人一提到減排,就覺得這是在做環保,是在做好事,要支持。
原則上來說,這確實沒錯。
但就像我在過去的文章中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凡是選擇,必有代價。
減排的代價是什么?
大到國家工業的發展和產業的升級,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部都將受到限制。
舉幾個生活中的例子。
夏天開空調要用電,為了減排,你是不是愿意不用或者少用空調?
冬天供暖要消耗能源(無論是用電的還是用燃氣的,都會造成碳排放),為了減排,你是否愿意讓政府停掉供暖?
吃肉也會造成間接的碳排放,為了減排,你是否愿意少吃肉(因為飼養牲畜的過程中會釋放二氧化碳,尤其是牛羊這樣的反芻動物,造成二氧化碳排放大約等于雞的7.3倍,豬的4.6倍)?
甚至連在家打游戲、玩電腦、刷手機,這些行為全部都可以折算成碳排放。
所以,減排并不僅僅是一個支持環保的口號,它會影響到你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會影響一個國家老百姓的生活質量,會決定一個國家發展的上限。
這就是為什么丁仲禮院士會說,他把碳排放視為(國家的)發展權,視為(國民的)基本人權。
這個判斷中肯、準確、直達本質。
這也是為什么丁仲禮院士要公開反駁IPCC的減排方案,因為這是一個不公平的方案。
這個方案的初衷或許是出于環保目的,但方案的具體設計,體現的卻是發達國家可以比發展中國家享有更高的發展權,是發達國家的老百姓能擁有更好的生活質量和社會福利,而且還理直氣壯。
憑什么?
這樣的方案,我們絕不能接受。
而且,IPCC的方案(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是發展中國家的2.3倍),還是相對來說“最不黑”的那個方案。
當時西方世界一共提出了7個方案,其中有一個是“八國集團”(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俄羅斯)提出來的,那個方案更加離譜。
根據G8的方案,27個發達國家的11億人口,要取走44%的蛋糕(碳排放),剩下100多個國家的55億人,分剩下的56%。
經過簡單的計算我們就會發現,G8方案里發達國家的人均碳排放幾乎快要達到發展中國家的4倍了!
這樣的方案你覺得公平嗎?
我甚至都不知道,如此無恥的方案,他們是怎么有臉提出來的?
在11年前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丁仲禮院士以激烈的言辭對這些方案進行了批評,并稱如果這些方案成為國際協議,那將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不平等條約”,在道德上是邪惡的。
演講結束后,會場一度沒人吭聲,直到有一個美國人提問稱,“你說的排放是歷史上的事,現在不是談這個問題的時候。中國和美國是目前全球碳排放最大的兩個國家,你應該說一下今后中國該怎么辦,美國該怎么辦?”
這個提問的邏輯是,現在問題已經擺在眼前了,歷史欠賬(從1900年到2005年,發達國家的碳排放是發展中國家的7.54倍)我們就不要討論了,說說怎么解決。
這個提問其實挺有代表性的。
而丁仲禮院士的回復是,我按照你們發達國家人均累計碳排放的80%算行不行?
這樣已經很大度了,對吧?
但美國是不可能接受的。
為什么?
因為美國的人均碳排放一騎絕塵,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根據中國官方發布的《美國損害環境事實清單》:
美國是全球歷史第一排放大國、全球累積溫室氣體排放最多的國家,其1751年至2010年間能源和工業部門排放占全球的27.9%,累積排放量約是中國的3倍。
以上是兩百多年來的累計,如果按照近幾年的年度碳排放來算:
2017年美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14.6噸(注:這里的數據是二氧化碳排放,如果折算成碳排放,還要除以3.67的系數,相當于人均碳排放3.98噸),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3倍,是中國的2倍多。
如果中國達到美國人均碳排放的80%,那就意味著:要么中國的碳排放量可以遠遠超出當前水平,要么美國大幅降低自己的人均碳排放量。
而后者,顯然是美國人無法接受的(當然,前者他們也是不可能同意的,而中國也不需要那么多碳排放量)。
就像上面分析的,碳排放的減少,意味著國家工業能耗受限,意味著美國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下降,意味著他們需要更加精打細算地去過日子。
美國老百姓會答應嗎?
別說美國的普通老百姓不答應,美國政府在減排這個問題上也是反復無常。
1998年,美國簽訂了《京都協定書》(全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京都議定書》);到了2001年,布什政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借口,宣布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是全世界第一個退出的國家(第二個是加拿大)。
2016年,美國簽訂了《巴黎氣候協議》,2019年,特朗普政府向聯合國發出通知宣布退出協議(正式退出是在今年11月4日),是迄今唯一一個退出《巴黎協定》的締約方。
拜登已經宣稱,他上臺以后將與政府官員商討重返《巴黎協定》。
但問題是,四年之后呢?
如果四年后又回到共和黨候選人贏得大選,美國會不會再次退出(這背后有一個規律,就是民主黨執政時,往往會支持減排,但等到共和黨上臺,往往又會以美國國家利益為由,反對承擔減排責任,然后退出已簽訂的協議)?
作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根本就沒有在減排問題上展現出負責任的態度。
相比之下,中國自2000年以來種植了全世界1/4的新增綠化,中國提前兩年完成了2020年氣候行動目標,我們還在今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力爭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即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吸收的二氧化碳相當,等效于“零排放”)。
中國和美國,誰在氣候問題上更負責?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還有一種為西方人辯解的觀點是,中國是個人口大國,如果大家人均都一樣,那總量太大了。
當柴靜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丁仲禮院士反問道:“中國人是不是人?”
憑什么中國人多,人均享有的資源就要打折?
難道享有多少人權,還要根據人多人少來定?
這也太可笑了吧。
西方人有這種觀點也就算了,但讓我比較詫異的是,國內也有一部分人支持這種論調。
之前在我寫關于“吃肉權”(詳見《“如果中國人過上美國人的生活,全世界都將很悲慘?”》一文)這個話題的時候,就有留言說,討論人均沒意義,要算總量。
說實話,我真不明白這種人的腦回路。
你家三口人吃飯和聚餐時10個人一起吃飯,飯菜的總量能一樣嗎?
一個國家的人口越多,吃肉量和碳排放自然也會更多,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而且,正是因為中國人口足夠多,才能成為世界工廠,為全世界源源不斷地生產高性價比的商品,才能在疫情期間加大馬力為各個國家提供防護用品(2017年,中國制造業的生產總值為15.58萬億,是美國制造業的2.58倍,中國制造占全球制造業的35%。從這組數據中我們不難推斷,中國的碳排放,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是用于工業生產了)。
你不能只想讓中國人干活,不讓中國人享受平等的權利吧?
那平等又從何體現?
當然,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每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全世界可享用的資源總量是有限的(具體受當時的科技水平限制)。
某一個國家用得多了,其他國家就少了。
資源的競爭具有殘酷性。
我覺得我們不必回避這一點。
我反對的是,一部分西方國家那種又當又立的做法。
一邊高喊著人權和平等,另一邊卻打著各種高大上的旗號(環保只是其中之一),明里暗里地去占有更多的地球資源,去維護他們上等人的優越生活。
又想占據道德制高點,又想盡可能多的把蛋糕拿走。
你不能把兩頭的好處都占了,然后讓中國一邊挨罵,一邊去承擔減排義務。
這太不公平了。
減排不僅僅是個科學問題,它同時還關乎地球資源的分配,關乎國家之間的政治博弈,關乎各個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經常被拉來和中國比較的是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他們的碳排放總量確實顯著低于中國,但問題是,你能接受印度普通老百姓的那種生活質量嗎?)
中國的減排目標,不應該由西方人說了算,而是必須根據我們自身的實際情況來制定,需要在環保和自身發展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需要在減排和老百姓生活質量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而且應該盡可能通過科技創新和新能源來實現,比如中國在電動車的推廣力度上,就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至于美國,作為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的國家,他們首先該做的是減少自身的碳排放(降低到歐洲的平均水平不過分吧?),而不是拼命地指責其他國家。
(去年巴西境內的亞馬遜雨林發生森林大火,彭博社發文稱,“中國在貿易戰中對大豆的需求,正在加劇亞馬孫森林火災的困境”,這口鍋都想要甩給中國)
只是,十年前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要知道在2010年前后的那個年代,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上非常弱勢,國內則是“公知體”泛濫,充斥著各種“定體問”的句式(“這國怎,虧總民,我陷思,定體問”),中方代表激烈批評西方提案的做法,在當時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多數國人的心里也是沒有底氣的。
感謝丁仲禮院士,他在十一年前就非常清晰地看到了這個問題的本質,并且以堅定的態度和嚴謹的邏輯,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在大聲疾呼,激烈爭辯。
他不是在為自己爭辯,而是在為我們國家爭取利益,在為中國的老百姓謀求福祉,在為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爭取發展的權利。
我為我們國家能有這樣的“國士”,感到欣慰,感到自豪。
希望像丁院士這樣的國士能夠多一點,更多一點。
他們是我們這個國家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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