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是怎樣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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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寫完《湖南為什么不再出猛人？》，個個由人推己，論起今天江西的衰落，似恨得咬牙切齒。
想起2014年我去南昌講課，看到街邊樓道都十分破舊粗糙，感覺像是到了一座縣城而不是一座省城，很是吃驚。
當時我在全國講課，到處亂跑，沒見過比南昌更殘舊的華南省會了，印象中只有南寧這么殘敗，南寧滿街都是風風火火咣起咣起的電驢，老城區的房子跟個得了皮膚病的老頭一樣，一身的歲月朋克感，跟現代社會格格不入，不過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中國這幾年跟磕了藥一樣瘋狂發展，高樓大道地鐵廣場嗖嗖嗖地建起來，南寧去年見時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南昌的破落景象估計也沒了。
還記得去別家的講課費，包括南寧都是講完第二天現結，南昌那兩天的課拖了半年我反復催促才結，估計我不催都準備賴賬了，可見確實沒錢。
江西在過往確實是非常牛逼的省份，在中國絕對的一線咖位，過往的繁華和今天的凋蔽形成強烈的反差，曾經華南最強省，現在居然混到了華南東部最窮省份，甚至有“環江西經濟帶”，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
不由得勾起了好奇心，想解一解這道題。
大家應該都習慣了我解題的方式，就是用經濟學視角，勾勒當地的發展脈絡。
請系好安全帶，現在開始發車。
上篇文章在講湖南時，我提到安史之亂打亂了國家的經濟版圖，因為北方戰亂頻繁，大批百姓南逃，都跑到以前看不上的南蠻區域江西啊湖南啊這些地方來定居，能長居下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南方溫度下降，其實是全國氣溫一起降。唐朝中前期關中溫暖濕潤還可以種柑橘，杜甫的《病桔》就有講皇宮里面種柑橘這事，開唐一百年北方很少發生旱災也很少下雪，安史之亂前中華大地突然開始變冷，北方草原民族冷得直打擺子，日子沒法過了只能南下打劫，節度使安祿山自然受到重用。
安胖看不懂科學規律，以為自己有上天眷顧，后面忍不住開始膨脹，一不留神就弄出了安史之亂。
人類都是喜溫不喜冷的，一到冬天，就連東北老鐵都扛不住，急忙忙飛三亞避寒，北方從那時到現在就注定玩不過南方了。
國家經濟命脈線從此由東西向變成南北向，中國的經濟重鎮也從黃河沿線變成了長江沿線。
氣候變化才是真正打亂國家經濟版圖的原因，安史之亂只是加速了這一進程。
唐朝中晚期算是江西省經濟的萌芽階段，主要還是得利于“通江達海”這個要素，只是江西不是靠長江，而是贛江，古中國盡量走水路，價格便宜量又足，那時候嶺南的貨要想賣到北方，最近的路線是要翻越大瘐嶺，到達贛江，從贛江到鄱陽湖后入長江，再轉運河。
這條貿易線的紅利，江西人從唐朝中期一直吃到清朝末年，吃得我們湖南人瑟瑟發抖，又羨又妒。
也是湖南被江西壓制了一千多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這條貿易線上，江西陸續誕生了洪州（南昌）、江州、吉州、景德鎮等重要城市。洪州因為太富裕，甚至一度被稱為“南都”。
我還沒去過景德鎮，但一查景德鎮的發家史，發現跟我去過的茅臺鎮是一樣的，這里面有相同的經濟規律存在。
景德鎮和茅臺鎮是靠瓷器和白酒出名，但其實他們最早的立身之本，是水道上的一個貿易點，景德鎮是南北貿易線上的一個點，茅臺鎮是貴州到重慶貿易線上的一個點，大家最先聚集在茅臺落腳，當地釀酒的飯店才會想釀出好酒招特客人，釀著釀著，就搞出了茅臺，路經這里的客人，比如紅軍，又把茅臺的名氣帶了出去。景德鎮也是大家到這落腳，匠人們發現了這里的高嶺土不錯，又有足夠多的燃料，容易制瓷，剛好這又在貿易線上，方便將貨帶出去，才聚集在這里搞起了瓷器。
一個地方發不發家主要就看貿易線，貿易線就是經濟基礎，茅臺酒和景德鎮瓷器其實是貿易線上的附屬品。
安史之亂殺得北方人心惶惶，大批人逃難到江西，江西人口從天寶元年的55000戶上升到元和年間的91000戶。五代十國時，江西又屬于南唐后方，就跟二戰時的美國一樣躲過了戰亂，人才資本全往江西跑，到宋時江西有500萬人左右，大家熟知的宋朝江西名人，王安石、曾鞏、晏殊等人，其實都是祖上從中原地區逃難跑到江西來的，屬于古代難民，跟愛因斯坦為了躲二戰跑去美國一個道理，這些人又是帶著家財一起跑路的，幫江西累積了第一桶金。
那為什么跑江西不跑湖南呢？還是因為江西有貿易線，率先富起來。
有北京可選，誰會選鐵嶺？
有了人才和資本，加上有貿易線基本盤，慢慢就發展起來了。
唐末江西省出了歷史上第一位狀元，全江西進士人數跑進了全國第三。
從宋到明幾代，江西發展到了歷史上的巔峰期。
湖南人再次表示羨慕嫉妒恨。
在說江西的成就之前，我必須先講清楚江西發展起來的另一大主要原因，當然就是陶瓷。
宋元時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鎮窯、吉州窯、浙江龍泉窯、福建德化窯，瓷器一條經絲綢之路，運往中亞細亞、波斯及地中海東部國家，另一條走海路，那時候航海技術不發達，只能走近海。
據古陶瓷專業學者葉文程研究，海路分兩條，一條東洋線，從泉州出發，沿朝鮮西海岸到九洲，或過舟山群島過東海，從朝鮮西海岸北上開城或去日本；另一條南洋線，從泉州出發經澎湖，南下東南亞，再沿印度半島到波斯灣，穿紅海到埃及。
明代的事就不用說了，《魏忠賢與全球化》已經寫得很清楚了，西班牙人意外發家后，南美白銀主要就是為了購買中國的陶瓷、絲綢、茶葉滾滾流入了江南和江西土豪家里，而且那時候沒有海關這個概念，工商稅又奇低，江西人富得流油。
我看很多中國的資料說江西富是因為有木材、大米、茶油、造紙等等特產，這些作者是多么不熟悉經濟學，這些產品的產值是非常低的，比不得陶瓷產業的零頭，歐洲人當時愛中國陶瓷愛到發癲，在開始搞殖民地前，陶瓷被歐洲人當作高級奢侈品送來送去，擁有一樣中國陶瓷可以讓這些沒見過世面的歐洲土包子快樂得口吐白沫，比今天LV、GUCCI的殺傷力強十倍。
中國陶瓷被國王拿來珍藏，嫁女兒當作嫁妝，將繪有自己畫像的陶瓷作為最高榮譽獎給最勇敢的將領，普通平民根本接觸不到，歐洲上流社會以穿中國的絲綢、喝中國的茶葉、用中國的陶瓷為榮，中國貨都是超級奢侈品，還學著中國人扇扇子，所以西班牙人剛發家時，三分之一從中國帶過來的貨物都是陶瓷。
一直到十八世紀初，清政府允許歐洲國家在廣州開設貿易機構，就是著名的十三行，中國瓷器才源源不斷地輸入到歐洲，普通人才有機會用上中國陶瓷，除了把瓷器當茶具、餐具，他們還喜歡把陶瓷掛墻上顯擺，現在你們知道在墻上貼瓷器這種莫名其妙的裝修風格是從哪來的吧？
這就跟買了輛新車在你面前晃來晃去一個道理。
廣州十三行的建立更加劇了江西的富裕，因為只有廣州這一處通商口岸，南北貨物都從贛江水道穿梭而來，江西人簡直躺著賺錢。
不過這時候江西的好日子也快到頭了。
江西人有錢之后，就開始搞書院，滲透進政治領域，保證財富安全。
書院是私營的學校，政府不給資金的，由富商、學者自己搞錢建起來的，江西有錢，書院數量一直力壓湖南，唐朝時雙方還能打平，江西是7家書院，湖南8家；宋朝靠著成熟水路和陶瓷暴富的江西有書院224家，湖南只有70家；經歷戰亂后，元朝江西有書院94家，湖南21家；明朝江西恢復元氣，有書院287家，湖南102家；清朝時江西書院達到了323家，湖南被歷史選擇，追到了276家。
其中宋元明三朝，江西書院數量一直是全國第一，白鹿洞書院是當時全國第一書院。
書院是生產人才的地方，兩宋時的詞人，江西有216人，湖南只有17人，明朝江西有2724個進士，居全國第二，湖南只有556個進士，居全國第十五。
江西歷史上一共有進士10506人，占全國10.7%，狀元40人，占全國8.09%，從唐到清，江西人出了28位宰相，62位副宰相，江西三大書院里的白鷺洲書院，曾在1256年的科考中，出了一名狀元文元祥，40名進士，超過全國九分之一，震驚全國，白鹿洞和白鷺洲，簡直就是那時的北大清華。
書院培養出了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解縉、朱熹、陶淵明、文天祥、晏殊、湯顯祖、陸九淵等牛逼人物，以致于在明朝時有“朝士半江西”的說法，而能給明師重金、維持書院繁榮的，則是贛江水道和陶瓷貿易。
在賺錢和讀書這件事情上，我們湖南人曾被江西人虐得死去活來，還虐了一千多年。
直到江西到后面連挨了四刀，才導致江西今天的衰落。
第一刀是陶瓷優勢的喪失。
本來全世界只有我們中國通曉陶瓷技術，歐洲人饞得不行，安排了一些教士打著傳教的名義來中國偷學制陶，1709年法國一個叫殷弘緒的傳教士，靠著跟江西巡撫的關系混進了景德鎮，在這里給人免費治病獲取了信任，從而能走進窯子里偷學技術，1712年他把學來的部分技術寫在一封信里發給法國，但法國不滿意，覺得技術不夠全面，殷弘緒又在景德鎮臥底十年，1722年將制陶全部技術再次用信件發回到法國國內，法國向全社會公開了中國制作陶瓷的技術，制瓷工廠在幾年內遍布歐洲，歐洲人從此自己研究制瓷。
也就是說歐洲最早的時候是在山寨中國的技術，后發國家學習先進國家其實都經歷過山寨階段，近代德國山寨過英國，美國山寨過德國，日本山寨過美國，中國山寨過歐美，這些都是工業發展的必經階段，山寨也是學習成本最低的進步方式，就跟你學寫毛筆字先照著大師的筆跡臨摹一個道理。
有些蠢極了的中國學者說山寨是我們中華民族沒創意啦，我們思想束縛啦，這些學者也不看看他們舔過的歐美祖上是怎么干的。
我以前對法國人偷走中國制瓷技術也挺暴躁的，但現在也想開了，人類文明一定是在互相交流中發展的，技術不可能壟斷幾千年，他們偷過我們的技術，遲早有一天歷史也會叫他們還給我們別的什么東西。
歐洲人搞陶瓷最早是美第奇家族在搞，就是那個資助文藝復興的美第奇家族，我去意大利時參觀過他們家的宅子，不過當時還不知道他們家族有多屌，一臉蒙走完了，這個家族收到埃及蘇丹的陶瓷禮物后震驚不已，叫了一堆匠人模仿但就是沒搞出來，只弄出一種很粗糙的仿青花餐盤。
歐洲人會告訴你是德國奧古斯都二世命令兩個煉金術自己研究搞出了瓷器，其實是在吹牛，那兩個煉金術搞研究是1706年，法國人殷弘緒六年后才從中國寄回第一封情報，1722年寄回第二封情報才讓歐洲人搞懂了中國制陶技術，徹底改變了歐洲陶瓷業，歐洲人不好意思說自己偷學了中國的技術，就編一些故事說自己“再發明了瓷器”，反過來忽悠今天的中國人，顯得他們特別工匠精神。
1722年是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剛好這年駕崩于暢春園，年69歲，江西人民不知道，歐洲人正在地球那頭讀著殷弘緒寄過來的情報，歡快地跳了起來，從此歐洲火力全開，擼起袖子熱火朝天準備要挖斷江西人的財路。
不過沒有中國師傅手把手教導，光有理論知識也不行，歐洲人拿著手頭的情報一點點摸索，燒出來的陶瓷還是玩不過江西人，連日本人都玩不過。
多說一句，日本人掌握燒瓷技術是他們萬歷年間派兵去侵略朝鮮時，擄走一千多個朝鮮匠人回日本才掌握的，這些朝鮮匠人的手藝，又是中國師傅教的。
大家去查歐洲關于這一段時間的貿易文獻就會發現，他們自己也在燒瓷，但還是大量進口中國陶瓷，比如十三行是十八世紀初才建立的，后面上百年還在大量進口瓷器，說明歐洲當時要么是質量不行，要么是數量跟不上。
18世紀晚期英國伯明翰有一個民間社團叫月光社，經常月圓時在一起聚會，搞得跟狼人似的，幾個人專門研究怎么將瓷器搞起來，社團里的韋奇伍德在英國找到了高嶺土，1781年社團里另外兩人瓦特（就是改進蒸汽機的那個人）和博爾頓發明了兩邊推動活塞的雙動蒸汽機，韋奇伍德又將這個雙動蒸汽機進行了改進，應用到瓷器生產中，結果成功解決了粘土研磨和陶坯制作等非常耗費人力的工作，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英國爆發出了驚人的陶瓷生產力，也把生產成本極大地砍了下來。
韋奇伍德家后人又在1812年發現將牛骨粉加到高嶺土中，燒制出來的瓷器更加潔白，發明了我們今天常見的英國骨質瓷器，這種便宜量大質量好的陶瓷開始搶占中國陶瓷的歐洲市場，再后來歐洲陶瓷遍地開花，他們也不再簡單地模仿中國，而是加入自己的元素，東西越賣越好，手藝越來越精，江西人的陶瓷生意就此被砍斷。
瓷器發展到今天，世界七大陶瓷品牌分別是丹麥的皇家哥本哈根、匈牙利的赫倫、英國的韋奇伍德、德國的麥森、法國的柏圖、西班牙的雅致瓷偶、日本的鳴海，竟沒有一家中國品牌。
沒關系，江西人不哭，我們不是還有連接南北的贛江水道嗎？陶瓷的錢沒了，水道的錢還在，這日子總還過得下去。
不幸的是，江西很快連挨兩刀，水路優勢也沒了。
就在英國人發明英式骨質瓷器30年后，英國人又發起第一次鴉片戰爭，簽訂《南京條約》，要求五口通商。
以前清政府只開放廣州一座城市跟老外做生意，現在英國人要求增加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四座城市，這樣中國跟洋人做生意，都不用經廣州一處地方了，貨品也可以直接到上海、寧波分發，因為上海在長江出海口，去上海的更多，這就極大的削弱了贛州水路的流量，贛江沿線城市迅速衰落，上海飛速崛起，進出口總量很快超過廣州，成為新的貿易中心。
英國人這算是跟江西老表們杠上了。
江西人手中最后一點黃金資產奄奄一息之際，湖南官員又給江西補了一刀。
甲午戰爭失敗后，清政府接受維新派建議，想修一條北京到廣州的鐵路，于1897年4月動工，這條鐵路原本打算從武漢到南昌、贛州、再下廣州，但是譚嗣同突然殺了出來，向光緒上了一篇重要的奏折《論湘鄂鐵路之益》，說鐵路經江西，有六大不利，江西那邊有大瘐嶺天險，還要過江，官民又比較愚昧，可能會阻止修鐵路，經我家老家湖南，有九大好處，可以收海口、作士氣、振商務、運礦沙、組新兵等等，皇上你到底聽不聽嘛？
皇上聽了。
是不是有點奇怪，怎么一篇文章就讓皇上改主意了？這文章就寫得這么火爆？
本質原因不是文章有多好，而是當時湖南大員崛起，江西大員在朝廷全軍覆沒，朝廷需要湖南人，就得給湖南一點好處。
湖南大員崛起大家都知道是因為鎮壓太平天國，湘軍沖在最前頭造成的，巔峰時全國18個行省有近一半的督撫出自湘軍系，那江西大員怎么就全軍覆沒了？
江西人在朝中的話事人叫陳孚恩，撫州新城人，這哥們也跟曾國藩一樣回鄉搞團練，因救南昌有功，咸豐三年賜頂戴花翎，之后回到中央，一路高升，咸豐八年任代理兵部尚書，九年任戶部尚書，十年任吏部尚書，掌管滿朝人事，和當時領兵部尚書銜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平起平坐。
這是最后一個江西在朝廷里說得上話的人，不過陳兄手氣不佳，1861年，咸豐帝去世，留下八位顧命大臣照顧慈禧孤兒寡母，我們都知道，從古至今，顧命大臣沒一個有好下場，慈禧聯手恭親王將顧命大臣通通打倒，這時發現陳孚恩平日跟八大臣里的肅順、戴桓交好，看著眼煩，那就一起打包發配新疆吧，多個人多個籠子而已嘛，最后陳孚恩死在了新疆。
既然陳孚恩被干掉了，那跟他平時交好的江西大臣順便一起推平，江西從此在京城沒有一個三品以上的京官。
江西的文脈至此被切斷。
一千多年的紅利終于吃完了。
所以當湖南人譚嗣同上折子說京廣鐵路要從湖南過不從江西過時，朝廷里大半湖南人紛紛點頭，個個都說有道理，皇上一看，沒一個江西人出來說話，江西要員都被清空了，得，就給湖南人一個面子吧，也省得耳根清凈。
京廣鐵路便改為經湖南，不經江西。
江西最后一絲回血的機會都喪失了，等到京九鐵路通車，那都是1996年的事情了，黃花菜都涼了。
按道理說，江西的兩大財源被切斷，好歹上千年還是有些積蓄，不可能這么快就崩盤的。
太平天國表示不服，一拍桌子，站了起來。
這是將江西吃干榨凈的最后一刀。
太平天國十幾年戰爭，江蘇死亡1679萬人，浙江死亡1630萬人，安徽死亡1700萬人，福建死亡449萬人，江西死亡1172萬人，湖北死亡500萬人，湖南死亡200萬人。
江蘇、安徽、浙江也很慘，這個先放一邊，今天只聊江西，江西一省就損失了48%的人口。
1851年，江西人口2451萬，湖南人口2140萬，一百年后的1950年，江西人口1493萬，湖南人口2986萬人，可見太平天國戰爭中江西損失有多慘烈。
但是在江西戰場，石達開的軍隊似乎比湘軍口碑要好得多，根據《紀平江勇事》、《湘軍志》的記載，湘軍在江西到處燒殺搶掠，而石達開的軍隊并不騷擾百姓，《紀平江勇事》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鄒樹榮所作，本應該是痛恨太平軍的，《湘軍志》則是湘軍自己人寫的，這兩份文獻對江西戰場的描述真實性相對較高。
江西省各縣志里也有一些記載，說湘軍在江西“連土匪都不如”，湘軍從九江打到南京，打下一城屠殺一城，一路屠過來，據說可能一共屠了上百萬人，1858年攻下九江后，將守城太平軍及家屬兩萬多人殺光，又大殺城里百姓，連湘軍將領彭玉磷都受不了了。（《克復九江屠城》）
湘軍在江西之所以這么狠毒，主要是為了錢。
湘軍是不領朝廷工資的，但打仗極其耗錢，維持巨額戰爭開支，全靠向民間伸手要，湘軍們當然不放過富裕的江西大戶。
根據袁首樂《湘軍經費清單的發現及意義》記載，1853-1857年，湘軍軍費246萬兩，江西分攤了180萬兩，湖南分攤了66萬兩；1858-1860年，湘軍軍費159萬兩，湖北分攤了70萬兩，江西分攤了66萬兩，湖南分攤了23萬兩；1860-1864年，湘軍軍費1354萬兩，江西分攤了774.8萬兩，安徽分攤了300萬兩，湖南分攤了280萬兩。
那這個軍費具體是怎么分攤下去的呢？
《湘軍志》里說主要方法是“捐輸”。
翻譯一下，就是有禮貌的搶劫。
湘軍會沖到各省大戶那里，跟他們說朝廷會給你封官，或者給你獎賞，還不快謝恩，另外麻煩你自愿捐點銀子上來，不捐，你看我手里這把刀快不快？
郭嵩燾曾經主持過這項工作，在漢口、衡陽都搞過勸捐總局，各州、縣還有勸捐分隊，大家拿著刀挨家挨戶找人收錢，沒銀子的就抓去服勞役。
后來刮地皮刮了幾次，實在沒錢了，就在各省收買路錢，一般各省是1%－2%，江西最狠，收10%。1858年開始推廣買路費，1869年時，全國的買路費一共收了1230萬兩，足夠湘軍一年開支了。
經歷過太平天國和湘軍的動蕩后，江西從此元氣大傷，加上搞不定京廣鐵路，江西的兩大財源自此斷絕，上千年積累的財富也在戰爭中被湘軍搶光，戰爭期間江西的科舉也停了，連人才都從此斷絕。
簡單點說，陶瓷、水路的斷絕使江西不再有增量，太平天國動亂挖了江西的存量，京廣線則斷了江西的希望，這是江西衰落的四大主因。
元末明初的戰爭損耗、國立中正大學的肢解、江西填湖廣的人口遷移、陳孚恩站隊失敗，都是次因，只要財務情況良好，江西是可以恢復元氣的，但江西的財源斷了，才是真正折斷了江西的主心骨。
從此江西一蹶不振。
寫到這里時，突然發現，江西代表的是華南的文氣，多出文人，而湖南代表的是華南的武氣，多出將領。
當歷史走到170年前時，國家陷入動亂，擅武的湖南人，才因此占據了江西本該有的位置。
不過今天的江西也沒有大家想像得那么慘。
2019年江西GDP24757億元，排在全國第16位，相鄰省份里，湖北第7，湖南第9，安徽第11，2019年江西的固定資產投資排在全國第13位，相鄰省份里，湖北第5，湖南第6，安徽第9，整體數據不算差。
大家看上圖的數據，以江西現在的增速，超越遼寧、陜西還是有較大的希望，估計兩三年內將會上升到全國第14位。
江西的高鐵里程現在也排在全國第六位，因為交通便利，還帶動了旅游業的發展，今年的中秋國慶長假，江西的旅游收入排在全國第五。
可見以江西現在的情況，要超越湖南、湖北還有較大差距，但是要往下掉，也不太可能。
可能要在全國第14名的位置上待上好長一段時間，雖然不能再回到古代的巔峰狀態，但做一個安靜的中上水平省份，也不算一個太壞的選擇。
每個省有每個省的宿命，當宿命來臨時，坦然面對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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