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掩飾的“過度代表”——少數族群主導的拜登政府!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今天我們來看看Biden白宮政府重要閣員的族裔和性別情況。
這里只統計了十五個行政部門部長及九個內閣級別(Cabinet-level)官員,一共二十四人。再加上Biden選擇的副總統Kamala,一共二十五人。
之所圍繞族裔/種族作分析,因為這是所有身份認同里面最直觀、最顯眼的。性別、宗教、性取向都要比這個靠后。我們可以透過Biden內閣級別官員的族裔,一窺當下的民主黨,以及為什么共和黨及其基本盤不喜歡這個民主黨。
里面有一些人是混血,我們將按照他們自己對自己的族群/身份認同,再結合美國“主流社會”對他們族群認定,做一個裁定(“verdict”),即判定他們的種族/族裔標簽。
0、副總統(Vice President)Kamala Harris,女

父親Donald Jasper Harris,斯坦福的退休教授,出生自牙買加,是第一代移民。牙買加在1834年就廢除黑奴制。Kamala的父親雖是黑人,但屬牙買加裔,不是美國本土黑奴的后代,因此在非洲裔美國人的“等級序列”里更高。奧巴馬的父親是肯尼亞人,在檀香山長大,距離美國黑奴就更遠了,在非洲裔美國人的等級序列里是最高的。但多代后,如果他們融入主流非洲裔美國文化,等級序列就會下降。
母親Shyamala Gopalan,印度出生的生物醫學家,來自最高種姓的家族(泰米爾婆羅門)。
根據美國種族主義的種族定義規則(“one drop rule”),屬于黑人。(同理,奧巴馬母親為白人,但奧巴馬是黑人)。
Verdict: 非洲裔與南亞裔混血 / 黑人(African-American & Asian / Black)。
1、國務卿:Antony Blinken,男

阿什肯納吉猶太人。生于紐約大都會。常青藤畢業,美國猶太人中精英的精英。
Verdict:猶太人(Jewish)
2、財政部長:Janet Yellen,女

前美聯儲主席。
阿什肯納吉/波蘭猶太人后裔。生于紐約大都會,常青藤畢業,美國猶太人中精英的精英
Verdict:猶太人(Jewish)
3、國防部長:Lloyd Austin,男
出生于阿拉巴馬州,佐治亞州長大(都是南方邦聯州),浸淫南方黑奴制及種族主義)。

Verdict:非洲裔/黑人(African-American / Black)
4、司法部長:Merrick Garland,男

這就是奧巴馬在總統任期最后一年試圖提名為最高法院法官,但共和黨卻拒絕對提名聽證及投票的那位不幸的先生。
芝加哥出生,阿什肯納吉猶太人。在保守的猶太教家庭環境里長大,哈佛大學畢業,猶太人中精英的精英。
Verdict:猶太人(Jewish)
5、內務部長:Deb Haaland,女

原新墨西哥州眾議員。亞利桑那州出生。母親Mary Toya是一個印第安女性,父親J.D. Haaland是一個挪威裔美國人。Deb Haaland其實是混血,姓氏是北歐姓氏,但文化上同為印第安人。她是印第安Pueblo(普韋布洛)部落的正式成員(member of Laguna Pueblo),在部落里擔任重要職務。她就讀法學學位時學習的是印第安法律。她是美國史上首位成為內閣部長的印第安人。
Deb Haaland是左翼主義者(progressive),在美國主流社會里可以被視為是社會主義者。
Verdict:印第安人(Indian)
6、農業部長:Tom Vilsack,男

當過衣阿華州州長,在奧巴馬時期擔任農業部長。白人。姓氏來自養父,可能起源自德國。
從小在天主教孤兒院長大,宗教上認定為天主教。
Verdict:北歐白人(White from Northern Europe / Nordic)
7、商務部長:Gina Raimondo,女

之前是羅德島州的州長。哈佛、牛津、耶魯等一串精英學校畢業。意大利后裔,天主教。
Verdict:南歐白人,意大利裔(White from Southern Europe)
8、勞工部長,Marty Walsh,男

之前擔任波士頓市長。愛爾蘭裔美國人,天主教徒。
Verdict:北歐白人,愛爾蘭裔( Irish)
9、健康與人力服務部部長,Xavier Becerra,男

在加州長大,墨西哥后裔,曾經做過很長一段時間加州國會眾議員。
墨西哥為天主教國家。
Verdict:拉丁裔(Latino/Hispanic)
10、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長,Marcia Fudge,女

生于俄亥俄州。俄亥俄州的眾議員。在國會的黑人議員里擔任重要領導角色。
Verdict:非洲裔/黑人(African-American, Black)
11、交通部長,Pete Buttigieg,男

之前一度傳他要擔任駐華大使。實際上Biden已經宣布提名他為交通部長。
公眾對他并不熟悉。他最大的“特征”或“人設”是同性戀。他的配偶是Chasten Buttigieg(隨了Pete的姓)。
他的父親出生在馬耳他,是一位文學學者及翻譯家。馬耳他是個天主教國家。
Verdict:南歐白人(White from Southern Europe)
12、能源部長,Jennifer Granholm,女

加拿大出生,曾經當過密歇根州長。
父母是北歐人,家族史上來自挪威、瑞典、愛爾蘭、紐芬蘭等地。
Verdict:北歐白人(White from Northern Europe / Nordic)
13、教育部長,Miguel Cardona,男

Miguel Cardona的父母是波多黎各人。他的職業生涯都與教育相關,算是個教育家。
波多黎各主要宗教為天主教。
Verdict:拉丁裔(Latino/Hispanic)
14、退伍軍人事務部部長,Denis McDonough,男

曾經擔任過奧巴馬的白宮幕僚長。和Biden一樣,是愛爾蘭后裔,天主教徒。
Verdict:北歐白人,愛爾蘭裔( Irish)
15、國土安全部長:Alejandro Mayorkas,男

出生在古巴,1960年代隨父母作為難民來到美國。父母為猶太人,父親為古巴的塞法迪猶太人(Sephardi),母親為羅馬尼亞的阿什肯納吉猶太人。
奧巴馬時期曾擔任國土安全部副部長。
Verdict:猶太人(Jewish)
16、白宮幕僚長(Chief of Staff),Ron Klain,男

曾經在Biden當副總統時擔任過Biden的幕僚長(2009-2011)。
父母都是猶太人。自哈佛大學獲得的法學學位。
Verdict:猶太人(Jewish)
17、環境保護署署長,Michael S. Regan,男

環境保護領域的技術官僚。在“奴隸州”北卡羅來納長大。
Verdict:非洲裔/黑人(African-American, Black)
18、行政管理和預算局,Neera Tanden,女

父母都是來自印度的移民。在耶魯法學院獲得的法學學位。年紀不大,但卻是民主黨的老人,參加過Dukakis、Bill Clinton、Obama、希拉里等的大選。被認為是民主黨內的進步左翼(社會主義者)。
Verdict:亞裔(Asian)
19、國家情報總監,Avril Haines,女

奧巴馬時期曾經當過國家安全顧問及CIA的副職,十分資深。這次是歷史上首次擔任此職務的女性。姓氏是英國的,母親是猶太人(猶太姓Rappaport)。她跟隨母親的信仰及認同,因此應當被定義為猶太人。
Verdict:猶太人(Jewish)
20、貿易代表,Katherine Tai(戴琪),女

她的父母生于中國大陸、在臺灣長大,后全家移民至美國。耶魯本科,哈佛法學院習得法學學位,九十年代末曾在中山大學教過兩年英文。
Verdict:亞裔(Asian)
21、美國駐聯合國大使,Linda Thomas-Greenfield,女

生于黑奴周路易斯安那州。奧巴馬時期曾擔任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Verdict:非洲裔/黑人(African-American, Black)
22、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Cecilia Rouse,女

生于加州,經濟學家,黑人里的精英,父母都是高知。她在哈佛獲得了本科、碩士、博士學位,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及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Verdict:非洲裔/黑人(African-American, Black)
23、中小企業管理署署長,Isabel Guzman,女

墨西哥拉丁,家族史比較復雜,除了拉丁外,還有猶太人、德國及華人背景。
Verdict:拉丁裔(Latino/Hispanic)
24、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總統科學顧問,Eric Lander,男

數學家、生物學家,MIT教授、哈佛法院教授,曾經在奧巴馬時期任職(科學與技術顧問委員會主席)。出生于紐約的猶太人精英。
Verdict:猶太人(Jewish)
以下做一個的總結:

我們看看,主要分析24位部長級/內閣級領導干部的族裔。
1)“白人”——嚴重代表不足:24個人中,只有六個人是白人(不含猶太人),占25%。美國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大數為60%,目前25%的白人比例是低于美國人口構成的。其中,有4個為南歐白人,北歐白人只占三分之一。如果我們把猶太人也加入到白人行列,則“白人”一共有13人(仍然低于美國白人60%的比例)。這13個白人里,有53%為猶太人,30%為南歐白人,盎格魯撒克遜/北歐日耳曼白人僅占白人里的15%。但美國白人文化里狹隘定義的白人就是歐洲白人,其中不含猶太人。在歷史上,意大利人、希臘人等南歐人都是逐漸被接受、納入“白人”群體的。
2)猶太人——嚴重過度代表:猶太人有7人,占29%。美國猶太人總數約600萬,約占人口約2%。Biden的部長級官員中有近30%為猶太人,顯著超出猶太人的比例美國的極右翼/白人至上主義者/本土主義者(nativist)一般不會也把猶太人視為狹義的“白人”群體,而認為猶太人是顛覆和破壞白人秩序的力量,與過去一兩百年歐洲右翼一脈相承。此外,從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南歐人(希臘人、馬耳他人等)在歷史上的地位也低于北歐白人,不被認為是美國新教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組成部分。意大利人被認為膚色較深,作為新進移民,在歷史上的地位僅次于黑人。這些南歐族群也是在歷史上經歷過不斷地努力,才逐漸獲得白人地位。
4)非洲裔/黑人——過度代表:一共5人,占到閣員的21%。美國黑人占比為13%,考慮到黑人經濟社會地位較低,精英人士的比例低于其占人口的比例(小于同比例的13%),21%的黑人閣員是顯著超比例的。
5)非洲裔/黑人女性——嚴重過度代表:非洲裔/黑人的5人里,女性占到3人,占全體閣員的12.5%。黑人女性占美國人口僅為6.5%,并且在美國的種族序列/“種姓”體系里,女性黑人的地位是最低的,被認為是種族序列的底部。在美國上層中產階級的自然分布里,黑人女性占比肯定遠遠低于6.5%。黑人女性有點類似中國人說的“無知少女”(“無黨派+知識分子+女性+少數民族”)。因此,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Biden在選擇閣員時,為了照顧政治正確,不僅僅選擇黑人,還有意識地傾向于女性黑人,以突出對少數族群的照顧。
6)拉丁裔——代表不足:拉丁裔一共3人,占24人的12.5%,而拉丁裔人口占美國人口18.5%,拉丁裔在閣員里的占比例是低于其在美國人口的占比的。我以為這和拉丁裔身份認同相對比較模糊有關。有的人屬于白人(Hispanic Whites),可以一定程度混入到白人群體;大多人屬于天主教徒,我們看到Biden內閣部長里天主教徒占比非常高。總之,拉丁裔作為一個單獨的群體重要性沒有不像美國的歷史弱勢群體——非洲裔/黑人那么出突出。在博弈中,就讓位于黑人了。
7)亞裔——過度代表:美國的“亞裔”(Asian)范疇非常廣,包括東亞、東南亞及南亞。24位閣員里,亞裔有兩人,占到8%,如果我們把Kamala Harris作為亞裔統計,把基數變為25人(Biden選任的總統+閣員),則亞裔比例達到12%。這都是超出了亞裔占美國人口6%的比例的。
8)天主教——過度代表:24位閣員里,有9人可以歸為天主教,占37.5%。美國天主教徒超過7,000萬人,其中主要為拉丁裔及南歐國家移民。截至2018年,天主教徒占到美國的人口約23%。閣員中,天主教是超比例的。Biden即是天主教。我們可以看到Biden選擇的班子是側重天主教的。
9)新教徒(Protestants)——代表不足:美國人口中有1.4億為新教徒,占到人口的43%。24位閣員里只有6個人是新教,僅占25%。而這6位新教徒里,有5人是非洲裔/黑人。
10)盎格魯撒克遜/北歐背景的新教徒——嚴重代表不足:美國的歷史傳統強勢文明以及狹義American定義的是盎格魯撒克遜/北歐新教徒。在24位閣員里,只有1個人——Jennifer Granholm屬于盎格魯撒克遜/北歐新教徒,占比4%。Biden是美國的第46任總統,而截至Biden,美國歷史上只有4任總統(肯尼迪、奧巴馬的兩任及拜登)不屬于盎格魯撒克遜/北歐新教徒,也就是說歷史上91%的美國總統隸屬盎格魯撒克遜/北歐新教徒。再看美國1.4億新教徒里,排除掉黑人教徒(Black Church),有1.2億為白人,其中大部分人群屬于盎格魯撒克遜/北歐新教徒,其占到美國人口的37%(我們發現,這個比例和Trump基本盤的人口占比比較接近,兩者之間有大量重合)。相比之下,這屆閣員里,只有1個人(對應4%)屬于盎格魯撒克遜/北歐新教徒。美國的傳統文化/優勢群體——盎格魯撒克遜/北歐新教徒——在拜登的班子里沒有得到有效代表。
小結:
1)我們已經看到各個族群/宗教的過度代表及代表不足的情況了,不再贅述。
2)Biden在選擇班子的時候,難道沒有根據種族/族裔來選擇么?目前這個閣員種族分配是完全不正常的,首先就不符合美國人口的構成,其次也不符合美國“精英”人口的構成(白人主導),是壓倒性偏向少數族群的。
3)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在入選內閣時可以得到巨大的“加分”。美國精英社會是由白人——尤其是新教徒白人所主導的。因此,每一個少數族裔的內閣部長候選人背后,都會有更大數量級的白人候選人可供Biden選擇,根本就不存在“白人無人”的問題。這里,顯然只是Biden在有意識選擇少數族群,志在打造白宮史上“最多元化”的內閣和班子。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相信,如果候選人的條件相似,遇到“可選可不選”的情況時,Biden會優先選擇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入圍,因為他們“政治上更加正確”。
4)Biden所選擇的少數族群,其實也就是民主黨真正關注的基本盤,是民主黨政治利益的根本,可能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美國的未來。
5)Biden和民主黨左翼可能也有自己的邏輯,認為這些少數族群和弱勢群體在歷史上是被欺凌的,個別閣員位置也不能改變他們作為整個族群在社會上的不利地位,所以,就應當給他們“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l)的代表,以亡羊補牢,系統性地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這種閣員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平權”(affirmative action)
6)但這種抽象的平權脫離了個體的能力和稟賦:一個人因為其族裔而非能力被論斷。一個白人精英可能因其種族被懲罰;一個普通的少數族裔可能被破位提拔。對于個體來說,這是嚴重不公平的。我們也可以設想,作為一個中低層白人,看到這樣一個內閣班子,會做何想:他們會咬定:民主黨已經不是不能代表白人利益的問題了:不僅如此,他們根本就把白人不放在眼里,他們可以無視美國人口的結構,無視白人的感受,敢系統性地把白人排除在外,公然讓少數族群代表和統治美國。此時,中低層白人有巨大的危機感,他們認為民主黨只關注有色人種,在公然地搞族群政治,有意識的遏制昔日優勢群體——白人——的利益。這時,白人們的危機感會極大加重,他們希望聯合在一起,倡導白人至上主義,反抗政府對白人的“種族清洗”(white genocide),要對逆向種族主義進行抗議。他們認為,美國的主題不是Black Lives Matter(黑命攸關),而是White Lives Matter(白命攸關)
7)奧巴馬當上美國總統是破壞美國的種族序列與平衡的。民主黨被認為義無反顧的走向少數族群,完全脫離了其傳統基本盤——中低層白人工人階級。而這,就是2016年希拉里輸給Trump的背景。2016年Trump上臺,就是中低層白人們對Obama時代的反制。他們已經受夠了。Trump的四年,是美國白人右翼民粹主義甚囂塵上的四年。而Biden上臺后,他明明可以遵照政治正確,依據各族裔在美國的人口占比選擇和“分配”閣員,但偏偏選出了這樣一個在族裔上存在“系統性失衡”的內閣。他絲毫沒有關注美國中低層白人的不滿,而在中低層白人眼中,是在更進一步、更加公開、更加不加掩飾地“打擊”和“限制”白人群體,他讓白人覺得自己在美國的未來真的沒有位置了。Trump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并不是指向所有美國人的:Trump所描繪的美國和美國人是狹義的:只包括美國的白人群體。Trump的政治綱領迎合并利用了美國中低層白人對民主黨少數族群政治的反感、憎恨及厭惡情緒。而Biden上臺后的閣員選擇,只會讓這些中低層白人認為:他們支持Trump就是正確的:民主黨和Biden正在變本加厲地從白人手中奪走這個國家,在把這個國家變天。在這個民主黨的國家里,白人將沒有位置,只有“種族滅絕”。挽救白人,只有推動轟轟烈烈的白人運動。可以估計,Biden的做法只會帶來美國白人群體更大的反制,為美國右翼回潮埋下種子。
作為中國人,我是相信中庸之道的,要安全行事,要“play safe”——可以講“政治正確”,讓各個少數族群和弱勢群體都有代表,但是也不能做得太過,要符合人口比例,不能出現嚴重的族群“過度代表”或“代表不足”。這種過度代表或代表不足,會讓人認為政客/政府是不公平的,不透明的,不合理的,會動搖人們對政府的制度的信心,會降低政府的合法性,過猶不及,壞處會大于好處。
這個閣員選擇,能夠充分的反映民主黨的政治,也幫助我們解釋美國當下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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