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感染者群像:活在灰名單里,接種新冠疫苗受挫、日常社死……

文|財健道,作者|張羽岐,編輯|楊中旭
今天,是99公益日創立的第七個年頭,也是各個公益組織一年一度的驕傲日。只有在這種日子里,一群常處于社會縫隙中“無人知曉”的人們才會被想起,被允許小范圍討論,之后便重歸沉寂。他們,便是HIV病毒的感染者。
本來,一種疾病的到來并非罪惡的象征,只是在告訴病人要好好照顧自己。然而,對這群HIV感染者來說,他們要面對的不僅是惡疾之苦,還有社會污名與歧視之痛。
如所有傳染病患者一樣,似乎自生病那天起,他們就被自動隔離至非正常人群之中并加以非議。尤其,與性傳播掛鉤的HIV病毒,更能引起無知者的恐慌,與恐慌者的歧視。
三個月前,《一條》采訪了一位來自清華的HIV感染者,制作了關于他17年來沒有工作、拾荒生活的視頻,引發輿論熱議。然而,視頻當天就遭到刪除封禁,因為通篇HIV相關信息及感染者生活實錄都不夠“正常”。于是,現在網絡上對視頻主人公的印象只余下艾滋病、濫交、紙醉金迷、道德敗壞……
但是人們真的對HIV或艾滋病有了解嗎?
自上個世紀艾滋病全球大流行以來,艾滋病的死亡率雖然逐年減少,但是仍然是世界衛生組織(WHO)關心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之一。同時,HIV感染者以及艾滋病病人受到個人、家庭、社會等方方面面的壓力,一旦感染,內心的煎熬,周遭的竊竊私語,甚至會面臨失學、失業,就醫也可能受到阻礙。
一些相關微博的熱門評論寫到,“我感覺得HIV基本上都是濫交”“我不歧視,但是我會打怵和他戀愛,萬一自己被感染了呢?”“我怕死,我會保持距離”。和一位前醫學生交流,我告訴她我要去實地去采訪和了解HIV感染者,只有置身其中,才可能多一層共情。她遲疑了一下。我想,她可能是在思考還要不要讓我進她家的大門,或者我進門前要消毒幾次。
也許很多人心里在想,“國家都給你們提供免費藥物了,還有什么不滿足呢”?
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幾個評論,一件小事,就發現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所面臨的困境遠不止疾病,還有疾病之外的世界,它真實且無奈。
因此,我通過采訪一些HIV感染者及醫務工作者,試圖從醫患雙方的視角去了解艾滋病,傾聽“他們”與“他們”的心聲,探索公眾未知的角落。
01 “他們”- HIV感染者群像
阿亮感染已經六年了。從被對象感染開始,生活就脫離了原有的軌道,工作要重新來過,城市要重新選擇,對現狀無可奈何,但感染多年,心情也漸漸平復。這些年久病成醫,和病友交流,觀察社會的變化,阿亮說,“中國有9000萬的乙肝病毒攜帶者,連他們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更何談我們這種病人,歧視只會更嚴重”。
這幾年他看病遇到各式各樣的醫務工作者,并不是說非黑即白,只不過當他說出,“我是感染者”時,每個人的表現各異,有工作在感染醫院主任級別的非感染專科醫生在他說出他是HIV感染者時,立即起身去洗手臺,用酒精反復洗了五次手;也有在他詢問HIV的藥物是否與其他的藥物沖突時,仔細的在醫療系統中查看兩種之間是否具有互斥性,并仔細為他解答的醫生。
對感染者來說,人生并非一體兩面,醫生也并非都帶著神圣的光環,阿亮在訪談中也積極的給我科普面不同的問題時要如何解決,告訴我們這些局外人要多面的看待他們這些感染者,深淵在向后退,而他在抗爭和自救,積極的適應現在的生活。
去年,小九成為了病友圈的成員之一,他站在公交上得知自己被感染了HIV,不斷地和醫生說,“我不可能是的”,而后崩潰大哭。即便心理的不安在無限的放大,但是沒有確定之前仍然抱有一絲希望,但是真的確診了,角色一時間難以轉換,最后的心理防線被擊碎,甚至于最開始小九就問醫生,“如果我不吃藥,還能活多久”。
對小九來說,性少數的身份已給了他一層枷鎖,現在艾滋病又禁錮了他,雙重的身份認同,低谷與深淵只差一步,抑郁伴隨著他感染的初期,走不出疾病的夢魘,也有許多無法與他人道出的苦水。
安宇一直很注意安全防護,會定期去體檢和檢測,這一次他其實有所懷疑,但對方一直強調自己的部隊身份,讓安宇卸下擔憂,可還是中招了。安宇生活的縣城很小,他去疾控中心問,到底是誰騙了他,但疾控那邊本著保密的原則只說,“我們大概知道是誰了,但是不能告訴你”,第一次阻斷的時候他哭了,現在真的確診了,他麻木了。
柏雷說,這是他唯一一次和要好的同學去酒吧,結果被一杯不知名的酒灌暈暈乎乎,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后面詢問同學,他說,“他出去玩了,什么都不知道”。但實習的時候總感到不舒服,開始醫生說就是扁桃體發炎,但后面淋巴腫大,去做了檢測,才知道自己感染了HIV。一切就像噩夢,突然間不知道自己的職業生涯是不是要斷送了,也不知道該朝著什么方向走。
思斌一直都知道他選擇這樣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結果早晚會到來,但是當他真的面臨身份從健康人向感染者轉換的時候,他遲疑了。從確診到現在兩個月過去了,他還是不太能接受了感染的事實,他試圖通過點擊“不感興趣”,脫離算法的控制,也盡量不與圈子里的人接觸,因為不去觸碰這件事情,就可以當作什么都沒有發生,遠離了他們就像是遠離了疾病。
護士佳佳告訴我,他們感染科重癥監護室住著一位女性艾滋病患者,她被丈夫感染,丈夫偷偷吃藥,病情穩定,而妻子并不知道自己得了這個病,最后病情惡化,家屬也放棄了治療。而這并非個例,根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最新數據,全球每周大約有5000名15-24歲的年輕女孩感染艾滋病病毒。同時有超過1/3的女性經歷過親密伴侶或非伴侶的暴力、性暴力。此外,在3770萬的感染者中,有170萬是0-14歲的兒童,即便感染率逐漸下降,也從不在少數。

地方的疾控中心也告訴我,大部分女性是被感染的一方,而他見過最小的感染者只有14歲。從一位志愿者口中得知,她曾經陪同一位女性疑似感染者去做檢測,結果女醫生問女孩為什么來做檢測,她說,“與陌生人發生了性關系”,醫生回復說,“現在的女孩子呀,嘖嘖嘖”。十年前技術尚不成熟,三個月的結果等待期本身就是一種煎熬,而從檢測之初就開始持有異樣的目光,又如何早發現,早預防。
在媒體的報道中,少有直擊女性和青少年HIV感染者的采訪,她們隱藏在某個我們看不見的角落,可能不見光亮。
我們看到的只是全球3770萬感染者中的少數案例,也只是“他們”生活的側面。當艾滋病變成他們生活的全部,應付疾病所造成的生理損害已疲憊不堪,還要疏解自己的心理問題,以應對疾病之外的社會環境。
02 他們的“社會性死亡”
個人在確診之后難以轉變的感染者身份,家庭成員避之不及,公眾也輕飄飄的說一句,“如果你不濫交,會這樣嗎?”
他們的心理健康受到沖擊,缺乏家庭的支持,而社會對HIV感染者也帶有有色眼鏡。他們小心隱藏自己的病情,少有人敢將病情公之于眾,因為一旦暴露,只會走向一種結果---社會性死亡。
安宇和家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感染HIV之后,他有了新的擔憂和顧慮。雖然他知道傳播途徑就三種,但是萬一上廁所感染了家人怎么辦?即便疾控中心千叮萬囑不要告訴家人,安宇最終還是將感染情況告訴了家人。
自從家人知道了病情,父親和他說話的時候會不自覺地向后退,親戚也不再讓他抱家里的寶寶,他自己也不敢抱寶寶,因為之前親吻寶寶的時候將唾液落到了寶寶嘴里,已經造成家里的兵荒馬亂。他現在很注意家里的衛生,也減少社交,與他人保持距離,同時,還杜絕性行為,形成一種保護屏障,他想,“這樣就不能傳染了”。
王叔之前帶著干兒子去看牙醫,他就問了一下醫生,“我是HIV病毒攜帶者,我可以拔牙嗎”?醫生說:“最好不要拔”,而且說完之后就一直追問他兒子,詢問是不是感染者,有沒有病毒,非常的敏感。
當然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胃鏡檢查被排到最后,住院分房,就診拒絕,他都能理解,但也會很不舒服。自從感染了HIV,家里的哥哥基本上與他斷絕了來往,姊妹在他住院的時候來看看,但往后親戚、鄰居的紅白喜事也不會叫他去參加,他也不主動去參加,有人介紹對象,他就以沒退休為理由拒絕,除了上班,基本上與熟人社會切斷聯系,一方面不想給身邊的人添麻煩,另一方面害怕被單位,或者其他人知道他感染了HIV。一旦知道了,基本上不用在這個鎮子上呆了。
最近新冠疫苗接種,他想問問醫生他們HIV病毒攜帶者能不能接種,四處詢問無果,又很擔心單位體檢知道了他的秘密怎么辦?
沙木又一次問醫生,“我和我妻子到底能不能懷孕”?醫生回答說,“你們性生活一定要帶安全套”。沙木心理上一直希望有一個孩子,但和妻子不能生育,所以想找一個女性HIV感染者生活在一起,然后傳宗接代;另一方面也不想傷害妻子,他感覺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也不想讓妻子太痛苦,妻子最后也妥協了。
疾病是通往低谷的第一層臺階,而社會性死亡是低谷與深淵間的落石,投得越多,陷得越深。時間不會倒流,他們也沒有再一次選擇的機會,雖然藥物延緩了壽命,但外在環境所帶來的痛苦,遠比疾病本身更尖銳。
小九希望父母能永遠不知道這件事情,這樣也許五年,十年以后這個病就治愈了,而他們沒有參與這一個過程,那么所有的苦難他一人承受,這件事只當是從未發生過。
柏雷是幸運的。父母很開明,沒有因為他得了艾滋而疏離他,反而更加關心和照顧他,也希望他以后更好的生活,能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
但更多的人是不幸的。全球的HIV病毒攜帶者中,大約有15%的人是性工作者,她們并不能合法的存在,大多隱藏在地下,灰色的環境,生存都難以保證,又何談就醫?還有50%左右的性少數群體感染HIV,一方面受制于少數群體的枷鎖,另一方面又受困于疾病、內心的焦灼、家庭的遺棄、社會的不公,件件都困擾著他們。出柜本身就不是易事,何況出柜加上艾滋,一旦被發現,基本上就是社會性死亡。而社會性死亡之后,還面臨失學、失業,就醫的難題,沒有一件是容易解決的。
03 灰名單里的人
專業的醫生都知道,艾滋病病毒只會通過血液、性交、母嬰三種途徑傳播,醫學生在醫學院學習基本的傳染病知識,臨床輪轉前有簡單的職業培訓,但是醫生、護士也是普通人,聽到傳染同樣會害怕,你不能因為他或她是醫生就把他們想象成完人,光環再神圣,套到人身上總有瑕疵;你也不能把一線的護士永遠當作天使。人總有缺陷,天使也會害怕,也不是每個人都無所畏懼。
王叔說,他知道這些醫生怕被感染,每次講到這里的時候,他都會反復提到一句:我能理解。只是如果社會更包容一些,窮鄉僻壤的宣傳不是只放一些恐怖的圖片。我們這些感染者其實也想盡一份力,能做一些宣傳來減少艾滋的傳播,希望能和其他的病友一起組建志愿者幫助其他的人,我自己孤身一人倒還好說,但其他的病友有妻兒子女,怎么敢說出口?
柏雷生病的時候不僅是感染了HIV,還疑似并發結核,本來想做氣管鏡檢查是否有結核,不過柏雷幾次詢問了醫生都不給做,只說血液和用藥也可以確定是否感染結核,不需要做,柏雷總想著為什么不給他做呢?
后來我詢問了呼吸科醫生,確實氣管鏡并非像胃腸鏡一樣是檢測相應器質性病變的必做選項,但作為醫學生的柏雷對HIV在淺顯了解而不深入的情況下,總會感到不安。更何況前一個護士剛答應套管針和一次性針任意選擇,接班者就推翻原有的規定,“你們這種病人必須打套管針”。
柏雷知道,醫生、護士對他挺好的,認真的給他講了病情,也安撫他,希望他放寬心,好好治療。但病落在自己身上怎么能不擔心,HIV上學的時候講過,但不專業,吃藥有沒有副作用,未來是什么樣子,每一處都充滿著未知,未知之下也不知是低谷,還是欣喜。柏雷出院了,幸運的是他沒有感染結核。現在也著手準備醫院的面試,希望明年能順利考過技師證,一切都回到了正軌。
安宇前段時間去紅十字醫院打新冠疫苗,結果醫生告訴他不能打。醫生說:“你要么停藥一周,要么不打,我們這邊服用抗病毒藥物的患者都不能打”。安宇去投訴,信件卻被拒收,最后只能承認身體健康,才能在疾控中心接種新冠疫苗。
這不是第一次了,訪談的幾位醫生、護士都有著類似的回答。護士阿惠告訴我,他們私下很明確的有感染者,有傳染病史的患者會在微信群反復通知,同時交班的時候也有自己的暗語,如,“小艾”“免疫缺陷”等。總之各種患者聽不懂的術語,既不讓患者本人聽懂,也防止隔壁的病友聽到。
醫院對這些當然不會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可以委婉的拒絕。小韓說,他們一般會告訴患者,他們醫院不能治療患者的這個癥狀,每家醫院的感染者都會去感染專科醫院治療,那里專門治療艾滋、梅毒、結核……能夠更好為他們救治。京宇說,她在普通科室基本上接觸不到感染者,因為他們一旦確診,就立即轉科,感染者停留的時間微乎其微。我問她,“如果感染者需要你們科的技術救治呢”?她說:“有會診,請醫生過去看就好了”。
這種拒診情況在和阿亮的對話中也得到了印證。阿亮2015年感染了HIV,一開始只是肺炎入院,住院期間發現是HIV陽性,醫生反復勸說他去感染醫院治療。用阿亮的話說,當時他只是肺炎,一不做手術,二不需要開刀,連多余的檢查都沒有,只是每天輸液,吃藥。怎么能感染呢?在阿亮看來,醫生和護士認為普通醫院就不是收治感染者的地方,他們也沒義務接受感染者,即便他們得了其他的疾病,也要去感染醫院,這是我們醫療系統的一個潛規則。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醫院有一些成文的規定。嚴密的職業防護流程是保障每一位醫務工作者的防線,基本的防護知識是每一個醫務工作者堅守工作崗位的開端,上報獎勵機制是醫院運轉的核心之一,這些構成醫務工作者防護的空間,給予他們足夠的安全。

但是醫院也有不成文的規定,它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夾在中間的一抹灰色,它是醫務工作者群里的動態和交班時輕聲的告知,“xx床有艾滋,請注意防護”;是一些手術科室默認的規定,“我們醫院不能治療HIV,您需要到專業感染醫院去治療”;是普通科室互相推諉,“xx床確診了艾滋病,下午轉到感染科”;是一些科室的VIP待遇,“這個病人可以住我們科室,但是要全方位單獨隔離,避免與其他患者接觸”;是護士兄弟姐妹的內部“機密”,“阿米,注意防護,記得戴好口罩、手套,打留置針,防止針刺傷,交叉感染”。
成文與不成文的規定構成醫務工作者的灰名單,而HIV病毒攜帶者是灰名單中的一部分,即便加持十年求學之路,也不能消解所有醫務工作者的戒心,雖然醫生、護士是一個群體,但也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組成,群體有它的共性,個體也有它的差異化,我們又怎么能去差異性,而只看共性呢?
雖然在當下的環境中,字面上規定不歧視感染者,保障感染者就醫、就業、就學等問題,但實際上千萬個患者有千萬種心酸。
04 免費藥向左,自費藥向右
安宇生活在中部的小縣城,這里消息閉塞,規則秩序流于形式,檢測不及時,疾控醫生的隨訪也漫不經心,與三甲醫院有相當大的差距。免費藥的副作用剝奪了安宇的正常生活,時常的夢魘、時常的驚醒,夜間盜汗。
他查了資料,了解到自費藥效果會好一點,副作用也小。但他詢問疾控中心,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又查了一些關于泰國仿制藥和印度仿制藥,以及問病友購藥的渠道,但安宇說,“萬一是假的怎么辦?”他不敢買,生病之后,也沒固定的收入支撐更多的藥費。醫保斷繳,在家待業,疫情嚴重,安宇想著出去檢查一下病情,但這一步不知道何時能夠邁出去。
阿亮去年通過病友一次性購買了兩年的仿制藥,他不知道疫情什么時候能結束,而一旦藥物斷了,他前面所有的治療將化為灰燼。感染初期服用免費藥導致阿亮經常腹瀉,后來又出現血脂異常,需要控制飲食才能保證基本的健康,他覺得很辛苦,也擔心后面再有其他的并發癥怎么辦?他不想在危險的邊緣徘徊了,所以就開始服用印度仿制藥,一個月大概450元左右,副作用也小了很多,工資也足以支付藥物,阿亮說,“雖然仿制藥物的日積月累仍會造成內臟的損傷,但起碼我看起來不像個病人”。
思斌感染之初搜集了許多相關的資料,他發現“免費藥”對肝腎功能損害較大,醫學院的朋友也建議將副作用較大的依非韋倫換成了正版的自費藥,正版自費藥價格一般在1000—2000元不等。目前,僅有少部分地區的部分自費藥納入醫保,而醫保不是所有人都有,正版的自費藥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購買。
李醫生告訴我,他們不會第一時間告知患者換藥,而是告訴他/她堅持一下,因為免費藥就這八種,來回替換,實在受不了再考慮換自費藥。他們有自己病友圈子,能找到仿制藥,你看電影《我不是藥神》,把白血病藥物換成艾滋病藥物,它們是一樣的道理。
阿亮問過醫生,他不會說不讓你吃仿制藥,只說這種藥物你需要自己判斷真假,效果可以來醫院檢查,但風險自己承擔。不過阿亮還是買了印度仿制藥,一方面副作用小,讓我看起來不像一個病人;另一方面,藥物的價格他也能支撐,只不過這一次疫情又有了新的擔憂,藥斷了怎么辦。在病友那里可以勻一次或兩次的藥,但不是無限期的,如果疫情永遠結束,藥從何處來?醫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回答他們,只能靠他們自己。
05 疾病從不是罪惡的象征
英劇《這是罪》(It’s a Sin)里,上世紀80年代橫空出世的艾滋病,使這群帶著野心與希望來到倫敦的年輕人陷入恐慌。一經發現感染了這種不具名的疾病,就像被關進監獄,沒有方案,不能探視,隨時走向死亡。同時,疾病的焦點多圍繞性少數群體,槍口對準了他們。媒體報道、社會熱議,將同性戀視作艾滋病的病原體,哪怕負責人只是和他們對話,都只是遠遠的交談。連他們自己都快相信了,他們就是艾滋病的源頭。
Colin帶著病痛去世了,Ritchie也去世了。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英國來說,艾滋病是舶來品,是不潔的象征,這種與性連之密切的疾病,不僅烙上脆弱與無能的隱喻,還加之以污名。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寫到,“HIV陽性越來越被等于艾滋病,感染就意味著患病“。但實際上,HIV類似于梅毒,它有著漫長的潛伏期,從開始的急性期到無癥狀期,整個過程大約2-10年。當CD4下降至200/mm3,出現各種機會性感染,才是真正的艾滋病。
HIV不同于其他的疾病,人是唯一的傳染源,性傳播、血液傳播、母嬰傳播是它的傳播途徑,但是傳染、性、濫交激發人們的恐懼,保持距離成為大多數普通人認為最安全的選擇。但將人隔絕從來都是最壞的選擇,將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人的社會性死亡之上,恐怕難以說服眾人。
對HIV感染者來說,現代醫學的發展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感染者生命的長度,但是生存空間、生活質量從來不是易事。感染所帶來的生理痛苦,以及在大環境之下難以正視的身份,使得感染者生理和心理上遭受雙重創傷,即便身體的痛苦得意救治,心理的創傷也很難撫平,何況還面臨著學業、事業、就醫等諸多困難。
不能因疾病而打上負面的烙印,不能因為是性少數,而將其等同于艾滋病,不能將HIV陽性就當作艾滋病,也不能因他或她生活方式與你不同,就評頭論足。面對人生的重大挫折,他們在大環境的漩渦中抗爭實屬不易。柏雷是幸運的,有家庭的支持,暫時有一份工作,就醫的過程還算順利。但更多的人是困難的,HIV伴隨終生,成為他們一生無法言說的秘密。即便國家給予了免費治療治療,但對感染者來說還面臨諸多醫療以外的苦難。
同樣,你也不能苛責醫務工作者的不完美,光環是神圣的,但人是不完美的。十年求學生涯,忙碌的日常工作,這些本身就帶有不確定性。何醫生告訴我,“他的一位患者隱瞞了病情,幾經檢查才發現感染了HIV”。所以他們現在上報制度更嚴格了,有些醫院還會入院即檢測感染四項或感染八項,這樣才能更好的保護醫務工作者。
Prep(暴露前預防)在中國大陸推廣,技術手段逐漸打破生育屏障,HIV藥物與疫苗的研發也還在路上。也許終有一天會像小九期待的一樣,“我們可以被治愈”。
但在此之前,公眾要理解疾病任何時候都不是罪惡的象征,HIV也不能被污名化,身體出現了負面的信號,只是告訴他們該好好照顧自己了。
(作者為《財經》實習研究員,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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