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張圖看懂為什么崛起的中國會挨罵!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今天,筆者將結合西方政治光譜/坐標的問題,解釋一下中國為什么“挨罵”。
本文會配合一些圖片,比較形象的講解。
圖1:西方的政治光譜和坐標

十字坐標是一種非常常用的體系。上面這個體系可見于Political Compass。網頁為https://www.politicalcompass.org/網友自己可以上去測一測看看自己處在什么位置。
為什么采用十字坐標呢,這是政治是非常復雜的,不可能只用左、右來形容。
大多的體系都用橫軸來表現經濟領域的政治立場:
左邊(即經濟左派)是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注重底層利益,注重社會的再分配,注重社會公平,關注市場失靈,強調看得見的手,要求政府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
右邊(即經濟右派)——右是小政府、低稅收、有限福利,關注的是市場效率與競爭、市場配置與自我調節,信仰“看不見的手”,強調個人主義,對政府的干預表示懷疑。
這就是西方左右的體系。馬列主義政黨的經濟制度,在非常左的左端,以上應該比較容易理解。
橫軸關注的是經濟,而縱軸關注的則是政治-社會。在縱軸越往上,越是權威主義、家長主義,政府/體制/社會機構與組織(典型的如宗教)的權力越大,對個體的約束越強,個人面臨的義務越多、限制越多(這些限制可能是法律的,也可能社會性、道義的)。越往下,則越是強調個體,強調個人的自由,個人的選擇越多,來自政府、社會的干預越少。
因此,在美國,支持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的在縱軸下方;反墮胎、支持槍械合法化(認為這是一種代表威權的權利)的在縱軸上方。
這個應該也很容易理解。就不展開介紹了。
縱軸(代表政治-社會領域的價值觀及制度偏好)加橫軸(代表經濟領域的價值觀及制度偏好)就覆蓋了政治立場涉及的主要問題,構成了一個更加全面的、政治坐標與光譜。
圖2:“普通政治”

筆者將“普通政治”定位為西方主流社會總體上能夠接受的政治,是落在西方當代社會能夠詮釋、理解的政治坐標/光譜之內的。里面任何偏向縱軸或橫軸的一端的政治取態,當然是主流社會所不能認同的,但至少在他們能夠理解的范疇之內,沒有脫離普通政治的范疇。
圖三:“普通政治”的范疇

現在我們把當代的主要政治代表人物及個別政權放到這個普通政治的坐標/光譜里加以理解。
首先我們發現,右下角即libertarian-neolibrealism交集的區域,政客。只有一個極力主張自由經濟的經濟學家即彌爾頓·弗里德曼。這個受過極高等教育的世俗猶太人不是權威主義者,在社會問題上很liberal,偏自由意志的,所以他處在右下角。但當今全球沒有什么政客處在這個位置。
左下角的人也不多,有甘地、曼德拉這樣帶有浪漫情懷的領袖,也有Bernie Sanders這樣的美國左翼政客(民主黨候選人Elizabeth Warren也在這個方位),還有各種綠黨和環保組織。但這個領域的主流政客很少,主要構成是知識分子(就是我們理解的歐美“白左”),尤其是文科知識分子。喬姆斯基在非常的左下角,在主流社會看來十分偏激。
左上角的人其實也不多,當代的代表人物,舉一例,委內瑞拉的Hugo Chavez。
發達經濟體(主要的資本主義強國)主流政客都集中在右上角。其中保守黨的Reagan-小Bush-Trump在偏右上角,然后民主黨的Obama-Hilary及英國工黨的Blair在他們左下方。具體的位置也是筆者“拍”的,只是示意性,并不精確,僅供參考。
李光耀的新加坡經濟有一定的國家資本主義成分,對關鍵的資源例如房地產也采用國家主導市場的做法,同時新加坡又是一個明確拒絕liberal-democracy的權威主義政府,所以可以放在垂直上方。
只有普京,則在更加上方,因為俄國社會更加權威主義。
再往上,還有更加、更加權威的,就是中東諸國。包括阿聯酋、卡塔爾以及更加極端的沙特阿拉伯都處在上端。
但所有這些國家、地方和政客,都落在普通政治的坐標和光譜之內。
什么意思呢?再解釋一下,就是他們都是西方總體上可以“理解”的體制,沒有偏離普通政治的范疇。雖然西方不喜歡俄國政府,也不欣賞中東伊斯蘭國家的體制,但總體來說,是可以理解這些體制的,對于這些體制他們不會去妖魔化。
實際上,從西方的liberal-democracy,到大部分的封建制、君主制國家(包括中東伊斯蘭國家),都處在西方接受的范疇內,都可以納入“普通政治”。
這個“普通政治”所包含的范疇,實際上就是西歐主流政治體制及之前的所有更加落后的體制。簡單粗放的說,可以以直接為節點來劃斷,比方說,1911年(布爾什維克)之前的歐洲,或1933年(納粹)之前的歐洲。它是西方人所認為的“極端意識形態”及“極端政治”年代到來之前的政治。
圖4:“極端政治”的出現

極端政治就是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各種宏大敘事的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在當今西方,被稱為“極左(Far-Left)”或“極右(Far-Right”)政治。
極左,就是共產主義;極右,就是法西斯主義(包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德國的納粹等,以及其他一些版本的極端主義)。
這些意識形態和主義都有自己的理論作為支撐,旨在以改良或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的制度,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挑戰原有的“普通政治”體系。在西歐,表現在通過意識形態競爭和戰爭的手段,挑戰和取代自由民主體系(liberal-democracy)或一般的封建制。在東方,就是日本軍國主義挑戰和征服其他的東亞封建社會,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當然前面說的“極左”或“極右”都是按照左右橫軸坐標來說的,雖然一說就明白什么意思,但并不足以說明他們在政治光譜上的真實位置。實際上,他們的差別不在于經濟左派或經濟右派,而是突破了縱軸”authoritarian”的上限,變成了“totalitarian”(集權主義)。
而就經濟制度、政策而言,主張集體化的共產主義則是突破了西方體制內社會主義范疇,突到了更左端。
圖4可以看出,西方所指的“極端政治”就是突破了原來淺藍的“普通政治”區域范疇,達到了淺橘色的“極端政治”區域。這些政治落在了“普通政治”范疇之外。
圖5:西方認為的“極端政治”代表

如上圖,最左上角的斯大林、朝鮮,就屬于西方認為極端政治(“極左”)。他們在縱軸、橫軸上都突破了淺藍色的“普通政治”區域,到達了淺橘色極端區域。
另外一個代表就是德國納粹,希特勒在經濟制度上更加中間派。但屬于集權主義者,因此位處縱軸頂端。
這些意識形態在整個20世紀都有大量的支持人口。在納粹倒臺后,“極右”勢力被消滅,之后進入冷戰時期,美國將共產主義視為洪水猛獸,用麥卡錫主義不惜代價“排共”,并與蘇聯展開了幾十年的角力。最后,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時代結束。西方認為,一切復歸“普通政治”,其中又以市場經濟+liberal democracy一統江山,歷史在見證“終結”。
當然之后又有一些極端政治的出現,譬如新納粹,它是處在縱軸上端的淺橘色區域,是不被西方政治所接受的。
還有本世紀以來興起的各種激進/原教旨伊斯蘭(例如ISIS),也處在頂端,是西方認為政治上完全不能接受的。
最下方的也有,就是近乎無政府主義的Antifa,也超出了西方主流政治的范疇,認為是極端政治。
在西方的話語體系里,希望固守他們熟悉的最老的政治,也就是普通政治。其中包括了西方發達經濟體采用的liberal-democracy,也可以包括君主制,但不能有他們認為的“極端意識形態”驅動的“極端政治”。這種政治形態其一他們認為已經不能理解,其二從政治上、社會上、道義上都完全不能接受。這種體制在西方看來等于“邪惡”體制,是要盡一切力量反對的。
這個“西方”,又以美國為代表和主導。相比美國而言,歐洲國家更能看到問題的復雜性。
下面步入本文的正題。
圖6:美國眼中的中國和實際的中國

上面這個圖,相信大家已經能夠一眼看明白了。
在美國(以及相當大一部分西方世界)的眼中,當代的中國落在了泛橘色區域的,屬于政治上不被西方(特別是美國)所接受的禁區領域。
但如果我們回到實際的政治、政策、制度,中國完全是可以在泛藍區域找到位置的。筆者示意性地把新時代的中國標在左上的區域。這個區域所在,不一定是美國/西方中意的,距離西方主流政治中樞很遠,但也是他們可以理解的范疇。
但如果在淺橘色區域,則將被定為為完全不能接受的政治制度。在中國居住生活的美國人/西方人還好,但對于對中國了解很少的普羅大眾,對落在這個區域的政權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那么這個差異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們的黨和體制,“共產黨”、“共產主義”屬于西方界定的要顛覆西方固有政治秩序的二十世紀世紀“極端政治”。只要透過這個棱鏡來看待中國,必然很難接受中國制度、中國治理體系、中國道路、中國故事。
所以,CNN和FOX等主流媒體在報道中國時,永遠不忘加一個標簽,“Communist China”,“共產主義中國”。只要這個標簽一加,即完成了政治審判,將中國打入淺橘色區域。
所以,中國政治制度在美國民眾眼中的被接受程度恐怕還不如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
中國正在從富起來發展到強起來,也許不再“挨打”了,但又面臨新的問題,就是“挨罵”。一開始被罵,還非常莫名其妙。為什么西方如此非議中國,不認可中國的成就?其中當然有地緣政治的原因,即中國挑戰霸主國美國的地位,但實際情況不僅如此,即美國/西方主流社會對中國政治體制、政治秩序、治理體系有極度的不信任和懷疑。這個不信任和懷疑的根源,在于中國政治的話語體系落在了當代西方“普通政治”之外。
這個認知隔閡之大,恐怕是我國政府和人民一時很難理解的,但經歷時間和挫折,慢慢還是能夠知曉。
與中國類似的“難兄難弟”還有一家,就是伊朗。伊朗這個國家非常特殊。它是波斯文明,被阿拉伯人統治,伊斯蘭化了,奉行神權政治,但這個國家在實際運作中又有很多世俗的地方,而且很開放,也愿意接近西方。它是一個帶有世俗特征的神權國家,與一般阿拉伯國家很不一樣。另外,伊朗的神權政治也很有意思,將神權與民主選舉做了一個很好的結合。
這種體制因為套上了伊斯蘭治國,就超出了美國社會的認知,特別是美國的保守派,認為伊朗是個極端伊斯蘭國家,參照物只能是ISIS。他們認為,伊朗落在淺橘色的“極端政治”區域,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這與實際情況相差非常之遠。但伊朗因為神權體制存在的客觀原因,又無法將自己復雜的體系與社會環境向美國解釋。
但是歐洲人以及美國的民主黨是可以理解伊朗的,實際上,他們認為,伊朗是落在淺藍區域即“普通政治”范疇之內。
可以看出,伊朗和中國面臨的問題很相似,它很難向西方主流社會去解釋自己的體制,獲得廣泛的認同。
中國的情況非常類似。中國的制度、道路、治理體系、政治秩序,都是有自己的傳統的(按古語說,叫“道統”),不可能去改變,存在路徑依賴。我們的制度也經歷過艱難探索,經過各種成敗經驗教訓,摸著石頭走到今天。我們把所有做過的路變成我們自身的一部分,并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斷根據中國的歷史現實、根據實踐,去調整、修正、完善我們的路線、方法論和制度,我們的體制處在不斷變化發展完善的過程之中,是處在一個健康、有序、平衡的動態發展狀態之中的。同時,我們也遵循體制的話語體系——我們是共產黨,基本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建制遵循的是列寧主義傳統,同時結合了近一百年無數中國歷史與當今的實踐經驗與現實情況,建立并完善了自己的制度。
共產黨處在共產國際體系下,是在中國發展共產主義事業的中國分支力量。所以老一代革命家會稱黨為“中國黨”。其實,到2019年今天看,“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我們的黨,首先還就是“中國黨”。過去幾千年中國歷史的傳統,可以為這個黨的理念與建制提供許多的答案。同時,我們又要維護黨的傳統與體制——因為它是我們的“政治道統”的范疇之內,我們可以做出新的詮釋和發展,但又不能脫離之。
以上所說的這些,是非常復雜的,很難向西方世界進行解釋。筆者以為如果對方不深入中華文明去探究,幾乎就無法理解。
西方對中國制度的理解是表面的、靜態的,他們還是按照100年前歐洲大陸出現的“極端政治”去定勢的理解中國。
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體制、中國制度、中國治理、中國道路,突然就有了一些在西方世界“不可言說”、“難以表達”、“不可翻譯”的特征。我們很難用西方的語言體系向西方解釋我們的傳統、道路與制度。
李光耀先生做到了這一點。他用西方話語體系,把他的illiberal “democracy”完好地向西方解釋,甚至成功地讓不少人認為新加坡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李光耀先生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沒有政治傳承的包袱,從第一天開始,就按照西方的話語體系定義自己的體制。
中華民族正在服刑。和平崛起過程必將挨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的罵。這個挨罵,其實也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原因的。本文旨在初步地呈現其背后的原因。
中國如何向西方宣傳自己的道路?需要有一大批熟知西方話語體系的愛國人士,用西方的語言介紹中國制度與中國故事,把中國從淺橘色的“極端政治”區域復歸到淺藍色的“普通政治”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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