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雪漸化兩百年：這兩個英國人的中國往事留下了什么？
來源公眾號：李不太白
當麥克·貝茨在東部六省徒步行走時，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兩百多年前，也有一個和他形似的英國人曾經沿著東海岸邊詳細觀察過這片土地？
兩百多年前的那個英國人，叫馬戛爾尼。
一、
歷史記得，當接到王室的使臣委任令時，56歲的英格蘭人馬戛爾尼立刻興奮地像個小伙子一樣跳了起來。
造訪那個幾乎完美的國家，是馬戛爾尼從兒時起就一直憧憬的夢。沒想到人到晚年了竟然還能成真，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關于這個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的所有故事，馬戛爾尼從小就爛熟于心。
據生活在這個國度的傳教士們發往歐洲的信件描述，那里有“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整個國家像一個大家庭一樣親愛與和融，而杰出的精英領導“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自己的家庭一樣，用同樣的權威、關懷與慈愛主持工作。”
這個美好國度里的一般人民又是怎么樣呢？
喔，親愛的，說到這個國度那些完美的人民，即使是這個偉大國度的農夫與底層仆人也足夠歐洲羨慕的了：“他們的日常談話或者隔日會面之時，彼此也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的所有貴族……”
總而言之，這里有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完美的行政機構，而且全都是歐洲人民從不曾享受過的天才設計，世俗帝國所呈現出的景象完全是神權下的歐洲所望塵莫及的一個全新道德世界。
對于這個天堂一樣的國家，即使是歐洲最優秀的人也毫不遲疑地、由衷而虔誠地表達了對它的無限景仰之情。
就連啟蒙運動的諸賢們也為之傾倒。
一代大師歌德曾感嘆道：“在它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更道德。”
偉大的哲人伏爾泰則這樣描述它：“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治理最好之國”，一個“建立在正義、榮譽與守約的信義之上的”理想社會。
大數學家萊布尼茨畢竟是科學家，所以他的禮贊要理性一點兒：“它擁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技術文明”，因此，萊布尼茨認真地建議“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于自然神學的目的與實踐”，以便拯救“已處于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的歐洲。
這樣一個國度，誰不想去朝拜呢？
1792年，懷著夢想即將照進現實的激動，馬戛爾尼開始向著他朝拜之旅的目的地進發——遙遠的中華帝國。
二、
馬戛爾尼肯定不是第一個向往中國的西方人，但一定是第一個在中國感受最強烈的西方人。
當雙腳落地中國后，馬戛爾尼懷藏的種種朦朧而浪漫的期待就像失手跌落的青花瓷瓶一樣，碎了一地，蕩然無存。
時值乾隆晚期的東方帝國，無論是疆域、經濟還是人口，都已是古代中國所能達到的繁榮巔峰。但是，即使是這樣一個所謂“盛世”年代，刀耕火種的手工農業生產方式、幾近極限的耕地與三億多龐大人口之間的緊張關系，仍然使得1793年的中國坐上了火山口。
一般農戶一年忙碌下來，養家糊口都勉強，一旦遇上災荒年景，餓殍遍野、流民乞丐、賣兒賣女的現象就不足為奇，再加上傳統中國王朝一到后期就必然慣有的官僚集體腐敗、層層過度剝削以及土地兼并，都導致表面上文治武功風光無限的乾隆盛世其實已經形同外強中干的朽木。
就在馬戛爾尼從大清返回英國后的第三年，1796年，當“十全老人”乾隆禪位于太子嘉慶、自己得意洋洋地安享太上皇之尊時，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兵戈戰亂席卷大清帝國五省，歷時竟達九年之久，那實際上是拉開了災難深重的中國近代史的一角。
馬戛爾尼和他的使團，記錄下了他們看到的一切。
三、
兩年后，一本叫做《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的書在歐洲出版了，這是使團副使在中國所見所聞的詳細記錄。
使團其他人員更加完整的記錄也陸續被整理出來，各種報告接連舉行……其中雖不乏一些繁華、富庶、興旺的些許正面描繪，但大部分記錄除了對地理、交通、軍事、組織、技術發明、社會制度、語言、文字、音樂、戲劇、建筑、水利、物產等等方面詳細勘察外，就都反映出了東方帝國令人窒息的專制之下整體頹敗的落后面貌、極度貧困的社會以及卑微而冷漠的百姓。
當信徒們懷著萬分景仰的朝拜之心推開神廟之門后，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狼藉的祭壇，瞬間會有什么反應呢？錯愕之下的歐洲，自是一片嘩然。
馬可·波羅描繪下的遍地金銀、人人綾羅綢緞的中華帝國，歐洲人朝思暮想的東方白馬王子，“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怎么會是如此一副不堪的樣子呢？
難道這就是令歐洲頂禮崇敬、令啟蒙精英們大肆鼓吹的沐浴著仁義光芒的模范東方嗎？
1804年，使團成員巴羅出版的《巴羅中國行紀》進一步補充了對中華帝國和中國人的觀察評論，徹底掃蕩了歐洲人對東方的最后一段殘夢：
巴羅記載，沿著水路北上的使團發現“生活在水上的悲慘中國人一向處于半饑半飽的狀態，樂于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更讓這些信奉上帝的基督徒無數寬恕的是路旁與河中不時出現的棄嬰尸體，“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見過一個死嬰漂浮在廣州河的舟楫間，人們對此熟視無睹，還不如一條死狗，事實上如果真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因為他們常吃狗肉”；對生命的漠視已經不只是缺乏同情心了，巴羅目擊了難以置信的一幕：“一群聚集在運河岸上的人中，有的登上一艘舊船，船尾不堪重負破裂，這些人隨沉船落入水中……盡管當地有許多舟船行使，卻沒有人去救在水里掙扎的人。人們就好像不知道發生了事故，漂浮在沉船木塊上的孩童呼救聲也未引起注意，有個家伙看來卻忙著用篙鉤去取一個溺水者的帽子。”
記錄中另一件人與人之間的冷酷無情的事情是：一個從墻上摔下來的人，腦袋著地，生命垂危，他的同伙就要把他埋掉，省得“給他的親友帶來麻煩和花費”。使團的醫生冒險為救活了他，按帝國法律，假如經手醫治而最終病人又死掉的話，醫生就要被判處死刑，最輕也是流放邊疆。所以社會中凡是傷重者一般只有等死。
巴羅對此的思考，一方面認為是貧窮造成了人性冰冷的近乎殘忍的麻木：“更可能影響缺乏愛心的，莫過于貧窮、饑餓以及由此產生的災難，導致他們犯下如此殘忍的罪行……百姓普遍貧困，每天都發生暴力、謀殺、鎮壓的地方，人心由此變得冷酷，習慣了令人驚恐的場面，以至于對重大罪行無動于衷。”
另一方面，巴羅認為“人的本性受朝廷法律和規章的影響幾乎改變，在這個國家百姓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比別處受到更大的扭曲，因為這里的每條風俗諺語都起到法律的效力。他們天性安靜、順從、膽小，但社會狀況和實施的法律把他們變得冷漠、無情，甚至殘忍。”
帝國制度為什么會造成這種情況呢？
四、
通過了觀察，巴羅看到了問題所在。
巴羅發現，帝國的運轉是形式大于內容，表面與實際是分裂的：“各階層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他們講究虛禮，僅注重禮儀形式……百姓如果對官員缺乏禮貌，要受到肉體懲罰，如果是官員，則可能被降級或罷官”。
“只要哪怕最小官一點頭，人人都得挨板子，而且挨了打還得跪下感謝暴君糾正他的過失，根本談不到有什么面子與自尊”，“一個朝廷官員伸開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僅比他官高一級……顯得荒謬，這種卑劣的順從，這種人類靈魂的墮落。”
為了把英國船隊領到天津港，地方官員就派出士兵抓了一群老百姓，直接拖過來，押跪在地上，這些可憐人都申訴說從未到過那個地方，乞求放他們回去，不然自己小生意的就完了，妻兒家人將會為此遭受苦難。然而長官毫不理會，命令他們登船。巴羅只看到了長官的蠻橫，朝廷的獨裁，毫無公道與仁義可言。“每遇逆風或逆流需要曳船前進……官員就派士兵到附近村子突然抓捕居民，強迫他們去拉纖，每晚總有幾個可憐因為打算逃走、或者申訴年老多病乞免，遭到士兵鞭笞。”“這些處境悲慘的人，衰弱不堪，赤身暴露在烈日下，一名士兵或小監官手拿粗重的鞭子一直驅趕、毫不留情地鞭打他們，好像他們只是一群馬。”“有一條船午夜擱淺，天氣刺骨寒冷，水手們忙碌到天亮，盡力讓船離開”，他們得到了唯一報酬，是“監官失去耐性，命令士兵殘忍地向船長及全體船員打板子。” “至少8名這些可憐的家伙，因寒冷、疲憊和監督者的虐待，死在他們的重擔下。”
這些看似耀武揚威的官員與士兵，其本身命運其實也好不到哪里去，因為只需官位大一級的人就隨時可以折磨他們。比如幾個士兵因為工作沒到位，就被“狠狠鞭撻，其中一個還被鐵絲刺穿耳朵，雙手被縛在一起好幾天”，廣東總督把冒犯的官員押去，痛打四十大板，而兩個中國人居然敦促英國人去現場觀看打板子。
“在這種制度下，人人都淪為奴隸……聽任別人擺布，沒有申訴的資格，以致于不幸淪為奴隸的人再不知廉恥為何物。”
地方百姓與官員如此，帝國高層官僚又是怎樣的呢？
巴羅記錄了兩件小事。一件小事是一位25歲的某王孫每天都到存放皇帝禮物的大殿轉悠，試圖通過一名旅居的傳教士、利用威權以廉價茶葉與絲袋謀取巴羅的金表，當遭到拒絕后，該傳教士為了避免開罪這個王孫，不得不獻出自己金表補上，同時還要對王子接受他的金表的“特殊恩寵”跪拜感謝。可憐的傳教士告訴巴羅，這個王孫此前“至少已經用同樣體面的手段取得了12塊金表了”。
另外一件小事，是原荷蘭使臣給帝國的禮物中有兩個大機械鐘，它們本是珍奇博物館的藏品，因漫長旅途輕微損傷，不料拿去修復時，宰相和坤卻將之據為己有，然后用兩個低劣的普通鐘掉包、冒充了事。
帝國高層如此巧取豪奪的敲詐行為，令巴羅震驚地感覺到“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中國人吹噓的道德品行中巨大的缺陷”,分析后認為是“由政治制度造成的，不是人民的本性和品質”。
馬戛爾尼對帝國的觀察結論更加尖銳：“它是表面殷勤與暗里懷疑、假文明與真粗俗、偽善和實惡的奇妙結合，朝廷各部莫不如此。”
對這個判斷，巴羅隨后用看到的現象予以證實：一位福建官員在廣州招待兩個向導，到了晚上，巴羅應邀參加了他們的游艇宴會，發現“三位老爺身旁各有一個盛裝打扮的姑娘”，陪酒，獻唱，“度過了一個十分快樂的夜晚”——然后重點來了，這位王姓官員離開時“特別叮囑我不要透露看見的一切”。巴羅推測他大概害怕讓人知道他“竟讓一個夷人目睹有違道德的嬉戲”。
作為夜晚的對比，巴羅白天看到“無數朝廷大臣及其隨從都穿最華貴的衣袍，繡上極絢麗的色彩，用金銀絲編織，他們上朝的秩序安靜和莊嚴，是這種場合最亮麗的景觀。”
不得不說，巴羅這些觀察非常敏銳、老辣。尤其是對于大清帝國虛禮形式與實質之間關系的判斷，確實直擊傳統中央帝國運行模式的弊病。我在早前論述國民黨“不團結”背后的深層次因素時，也曾對此有過深入分析。
然而，巴羅還是不知道當時帝國的危機要遠比他看到的嚴峻得多，乾隆晚期的帝國表面宏大繁盛，實際上已病入膏肓。
五、
《饑餓的盛世》一書記錄了一個離奇的貪腐大案。
1781年，甘肅時值暴亂與兵戈，一個叫王廷贊的官員為了表現自己，自作聰明地主動向乾隆表示“甘愿將歷年積存廉俸銀四萬兩”充作兵餉，乾隆聽了一楞，甘肅地窮薪低，你一個布政使怎么能一下拿出這么多錢呢？于是派人密查。不查不要緊，一查就捅了馬蜂窩：原來不但數百萬兩白銀被冒充賑災款貪污掉了，而且甘肅全省二百余官員全部卷入其中，縣令（相當于今天處級）以上一百多人幾乎無一漏網。這些貪污在甘肅早就是公開的秘密，全國也有許多人知道，但七年之內卻無一人舉報，大家瞞的只是乾隆一人而已。
若非王廷贊聰明反被聰明誤，真還不可能案發。
然而這只是冰山一角。地方和朝廷上下早已爛遍。朝廷里一直為甘肅官員說漂亮話的軍機大臣于敏中，生前號稱廉潔，死后家人為分財產鬧得沸沸揚揚，乾隆就以幫助分家為名查了一下，結果一下查出二百萬多兩白銀。
但案情到了這里，仍然才僅僅是離奇的開始，更荒唐的事還在后面。
前任甘肅布政使王亶望因“賑災有功”升任浙江巡撫后，也因牽涉此案被查出原是巨貪，于是被抄家處死。甘肅官場的癱瘓本已讓乾隆郁悶不已，但這位天賦過人的帝國大腦又忽然想起了一件小“心事”：當年王亶望曾向乾隆進貢過數件精美絕倫的厚禮，尤其是其中一對玉瓶、一座玉山子很討乾隆歡心，但出于慣例，乾隆不得不割愛回禮退給了王亶望，事后還多次掛念著。現在既然王亶望被抄家了，他的所有家產自然會被充入國庫，乾隆心心念的那幾件寶貝總算可以二進宮了。
然而，乾隆又一次目瞪口呆。
抄家匯報上來的金銀財寶、珍珠玉器不計其數，竟然裝了五六百大箱之多，乾隆親自開箱查看，結果就是找不到掛念的那三個寶貝，而且其他珠寶玉器成色也很低劣，乾隆一想這事不對勁啊。于是就派出兩名得力欽差大臣，會同閩浙總督陳輝祖一起追查此事。乾隆原本估計是哪個小辦事員偷偷搞走的，結果查下來居然就是閩浙總督陳輝祖本人干的！原來他平時貪贓枉法慣了，膽子早已練得天大，竟敢在抄家時挑走了一百多件上好珍寶，胡亂弄了些劣質替代品運進京師搪塞內務府。
這位帝國的東南總督，在大大咧咧地上演跟皇帝搶奪珍寶的神奇大戲時，竟荒唐到了連原始登記冊都疏于修改的地步。
本來只是一個表現心切的聰明人自愿捐獻工資的小事，卻不料引發了整個吏治的系統性崩潰，這就是盛世之下的帝國一頁。
若我們有心，就會發現歷來真正釀就歷史的，并不是戰爭、變革、政權更替等諸多大事本身，而是大事發生前的數十年至百年內那些“四海升平”的日子。
人常說“其興也忽焉，其敗也忽焉”，其實哪有什么“忽焉”的事呢？
以大歷史思維看，一切歷史劇變都是積累已久后的必然發生。所謂“忽焉”而至的倒塌，不過是大歷史在臨界點到來時擠掉了淤積已久的膿瘡而已。
因此可以這么說，真正的中國近代危機并非始于1840年的“鴉片戰爭”，而是孕育于乾隆盛世。
六、
透過一個又一個微不足道的表面細節，巴羅觀察到大清帝國傲慢自大的背后，是實質上的貧困、冷漠、因奴役而扭曲、因壓制活力而暮氣沉沉。
正因為有了類似這樣林林總總的切身觀察，所以馬戛爾尼的結論是如此一針見血地露骨：“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現狀，是一小撮人對億萬人的專制統治……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與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馬戛爾尼預言：“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只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其海岸艦隊”，它受到攻擊后，“將永遠不能修復……各國的冒險家都將來到中國，饑渴地利用它的衰敗來建立自己的威望。”
1840年4月，在英國下議院的辯論中，小斯當東力主派對華遣遠征軍，武力征服東方帝國。作為使團副使喬治·斯當東的兒子，這位13歲小小年紀時就隨使團訪華、曾跪著跟乾隆用漢語說話而蒙受賞賜的“中國通”，非常清楚老大帝國的脾性與狀況。
小斯當東的主張，很吻合當時歐洲想要教訓東方帝國的普遍情緒——仿佛那個心目中曾妙不可言的“理想國”嘲笑了他們的智商，被騙得好苦的他們要反擊過去挽回名譽。
兩個月后，“鴉片戰爭”爆發。
為什么英國人僅僅以一兩萬人兵力、幾百人傷亡的代價，就讓這個以天下中心自居、三億多人口的偌大帝國屈服了呢？
堅船利炮的技術差距當然是一方面，但真正的原因是這個幅員遼闊的超級帝國其實跟人民沒有什么關系，本質上，帝國只不過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一個人的私產。
斯當東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中寫道：“大清帝國民眾的身家性命大都操縱在官吏們手中，受了委屈也很難找到申訴機會……官吏隨意壓迫民眾往往能逃脫罪責，他們只有在違背上級的命令時，才會受到嚴格處分……而英國民眾的利益建立在政府穩定的基礎上，因為這個基礎前提，英國政府是世界上最穩固的。大清帝國的情況則截然相反，大多數人把改朝換代看做改善自身命運的機遇。”
“中國很早就發明了印刷術……統治者利用印刷品按照自己意圖教化人民，皇帝被宣揚為天人合一、氣度卓越，是萬民的福祉的仰賴，所有人對他都要行繁文縟節，那并不只是表面形式，其目的在于向民眾灌輸敬畏皇帝的觀念。”
巴羅對此總結道：“實際上，那里只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像是對這種判斷的回應，斯當東在書中寫道：“中國人認為有錢有勢并不足貴，只有財產而沒有權勢是不可靠的……做官，便譬如他們的宗教。”
今天的我們也不難想象，在那種拿人不當人的帝國社會，人民怎么可能與朝廷同呼吸、共命運呢？三億多人被區區一兩萬人征服也是實屬必然。
七、
斯當東與巴羅的這些話有錯嗎？
一點也沒錯。
帝國制度下的社會本質不但瞞不過外人的眼睛，也不可能一直把本國社會的真正精英蒙在鼓里。
早在馬戛爾尼、斯當東與巴羅等人看透東方帝國實質的之前一百年，黃宗羲就在《明夷待訪錄》中直截了當地揭穿了那些做大臣者的心底盤算：大臣只是把天下和人民看作為君主的私人財產而已，他們認為自己得到的恩惠是君主把天下與人民分了一份給他統治，所以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為君主而設的、是分得君主私產一杯羹的臣子。
秦暉先生在《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一書中講得很透徹：“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體制下，天下人皆奉皇上為主，在皇權面前‘人人平等’地成了奴才…… 一旦‘在官’便有了皇上賦予的職權，至少在任期內這個‘權’與‘利’又是結合的”。什么叫“吏”呢？正如《說文》中注釋的那樣：“吏，從一從史，主于一，故從于一”，就是官吏雖有千萬人，主人卻只有一個。
所以隔著一百多年的黃宗羲，斯當東1793年的觀察也簡直如出一轍：“在中國的政治、倫理和歷史文獻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有關個人自由的理論，中國人認為這種理論會導致民眾犯上作亂……后果不堪設想。”
因此黃宗羲也早就明白無誤地給出了答案：天下的興衰不在于某個君主的興亡，而在于普通民眾感受到的憂喜。
黃宗羲寫下《明夷待訪錄》時，英國已經進入“光榮革命”時期，即將迎來旨在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
這個時候，中國離“為人民服務”的新制度誕生還有近三百年。
據秦暉先生《傳統十論》的研究，其實歷代貧苦百姓的抗爭與起義，反的并不是所謂“剝削”他們的地主階層，恰恰相反，是百姓與地主階層一道反朝廷、反官府，歷來都是“官逼民反”，并無“主逼佃反”，是類似《水滸傳》中那樣“莊主”帶領“莊客”造官家反的場面，是不堪忍受中央帝國政府對民間社會的過度汲取、壓榨與奴役。
這樣的研究讓人耳目一新。而我也認為，帝國對民眾的這種“過度汲取”與壓榨的不只是財物，還包括精神。
八、
誠然，中華文化是偉大的。
它曾經創造了如許燦爛的文明，并且因為它的推己及人、仁愛、進取、智慧以及以民為舟的認知、修齊治平的浩然正氣而得到長久的推崇。
這樣的理想確實很美，歷代朝廷與官僚在初期實踐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暫時忍耐欲望而創造一時的輝煌，但到得后來，中央帝國社會總是不可避免地一次次積重難返，在不斷災難性的重啟中陷入宿命般的輪回。
究其原因，是在四周高山、草原與海洋隔斷性的地理環境環抱中，形成一個天然封閉的、大體沒有外來文明沖擊的中央帝國。它帶來的好處，是促成了國家疆域的“大一統”，在整體上保護了大陸農耕文明免于游牧民族的劫掠；而它的害處卻也恰恰正在于“大一統”。
在這個“大一統”的獨立世界中，中央帝國可以自行其是、直至任意妄為：它在物質上的過度榨取與奴役，導致社會不堪重負，不斷將帝國逼到瀕臨崩潰的狀態；它在精神上的過度榨取與囚禁，導致社會運行與人民生活雙重失去活力，無法萌芽出新思想，消滅了發展出其他社會形態可能，只有不斷走回頭路。
等到社會被榨取到“臨界狀態”，就是馬戛爾尼使團看到的帝國眾生相。
我們可以把帝國比喻為一個學制兩千年的“班級”。假如在兩千年的學習生活中強制把“學生”訓練成只聽一種話、只有一種思想、只會一兩種才能（農耕或做官），那么這個“班級”的學生將來大概率也只能生存于某種穩定少變的環境中。
無論這個“班級”的文化如何精彩，無論歷屆“班主任”如何地負責，這個班級與它的“學生”都逃不出宿命——直到異種文明入侵引發的劇烈碰撞與劇變。這種入侵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兩次：一次是東漢中后期的佛教傳入，中央帝國自身的儒學一直到兩宋時期才完成對佛學的消化，融合出后來被稱為新儒學的“宋明理學”，它導致了明清兩朝的精神空疏與僵化；一次是與近代西方文明劇烈碰撞帶來的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巨變”，它導致了近現代革命運動，使中央帝國進入了現代社會。
回過頭來看，傳統中央帝國客觀上就形成了一種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歸類的“封閉社會”，也就是魯迅先生描繪的四周都是墻壁的“黑屋子”。
對于這樣的封閉社會中的普羅大眾來說，歷史上肯負責任的仁愛的帝王與官僚只是很少一部分，巴羅觀察到的“做官信仰”、秦暉先生講的“吏”的權、利合一才是多數真相。
錢穆先生在《論中國傳統政治》中講到：中國傳統政治是一種“責任論”的文化，就是說官僚對其所治理地區內的一切事物負有責任，是非成敗都最后歸于他一人承擔。這種“責任論”當然有其好的方面，但是我非常懷疑這種做法到底能延續多久？
因為“責任論”就是對他人負責，那是以“利他”為前提的。
但人性的本能是利己，并非利他。“利他”屬于是高級的要求。而凡是有要求的，都是本來不太可能普遍做到的。當需要克制人的本性去做一種事時，那種秉持儒家理想的、品性高尚的官僚不能說沒有，或許也能有一些儒生會堅持下去，但大部分人是很難辦到的。
道德理想只適合作為“光芒”本身存在，使社會人心有可以仰望的“明月”。在現實大規模長期社會實踐中，一旦道德與人性對陣，它從來沒贏得哪怕一次普遍的勝利。
錢穆先生那種所謂“責任論”的傳統政治，歷史的實踐一再證明，它發展一段時間之后就無可避免地淪為“責任消失論”的政治。
這就是古希臘歷史學家波里比阿在《羅馬帝國的崛起》書中的分析，無論是執政官、元老院、人民三方中的哪一方壟斷性地擁有予取予舍的權力，都必然造成羅馬帝國的沉淪。即使是由多數人組成的“人民”，一旦擁有絕對權力也不能免于在任意妄為中走向墮落，甚至淪為暴民。而羅馬帝國的崛起也并非由于權力的無限放大，恰恰相反，羅馬帝國崛起的關鍵是執政官、元老院、人民三方權力都受到了循環限制。
后來西羅馬帝國的衰落過程，也正是從“五賢帝”時代末期開始，那種從實踐中選賢的“養子繼承人”制被自私的家族獨裁制度取代了。
東羅馬帝國也一樣。愛德華·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中就總結道：表面上是奧斯曼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但土耳其人不過是來收拾殘局而已，斯拉夫及小亞細亞的很多城鎮都是主動打開城門歡迎奧斯曼大軍的，大量希臘人、馬其頓人、塞爾維亞人投奔奧斯曼大軍——因為東羅馬帝國的皇族、官僚與軍事貴族把持了大部分社會資源，他們肆無忌憚的攫取早就壓榨得人民活不下去了。
東羅馬帝國后來是自己玩完的，奧斯曼不過是趕路時撿了個錢夾子而已。
畢竟以多數人概率而論，當權力獨攬在手時，什么“責任心”云云都終究敵不過躁動不已的私心。
所以與其奢談高級要求的“責任論”，還不如務實地分辨出一種人人可達的底線，也就是一個人可以“不負責任”的最低限度在哪里？而這種以最低限度為核心的風險規避文化，又并不是以“道德治國”、人人開口都是談“禮義廉恥”的儒家傳統社會可以孕育出來的。
與其要求多數人都“負責任”，還不如創造一種環境，使得大多數人都可以在合法的范圍內不得不為自己的自私行為負責，而讓人群中那些少數確實擁有高尚無私品性的人去制定公平的規則。
“道德責任論”既如此不可靠，帝國在物質與精神上的雙重榨取又令社會瀕臨崩潰、還沒有新出路，那么結局就注定只有一個了。
所以，當我們以大歷史思維看“康乾盛世”的結局，就形同看一個“班主任”把班級管理得如何整齊劃一、如何井井有條、學生思想如何統一、行動如何聽話，但其實歷屆“班主任”并不知道他們所做的一切耗盡心血的“負責任”的進取有為，都不過只是在創造一種偉大的失敗而已。
傳統中央帝國的那些雄偉盛世，本質上都是絢爛的悲劇。
帝國歷史上最光芒照人的漢武帝、唐玄宗、“十全老人”乾隆，不但自身晚景凄涼，而且他們的身后事一個比一個慘，無一例外。
這跟什么“盛極而衰”的論調無關，它本是帝國在自身發展框架下逃不出的宿命。
正因為如此，在真正的現代公民社會與悠久的帝王本位文化之間，長長的大歷史黑洞才一直證明它從來不會錯過吞噬任何新生明星的機會。
所謂康熙、雍正、乾隆創造的短暫“盛世”，就是這樣的明星。
在馬戛爾尼等人眼中，這樣的明星一旦穿過近現代那種限制王權的公民社會的大氣層，它們就會墜落為隕石。
九、
某種程度上來說，乾隆帝國遭到英國人如此惡評可以說還是蠻委屈的。
從馬戛爾尼使團抵達帝國土地的第一天起，帝國就已經動用了陣勢極為龐大的精力、人力、錢財以極其周到的優厚禮遇款待英國使團，盡心盡力地無償服務好他們，豐富且新鮮的食物均是免費且超量供應，航道有人開路與保駕護航不說，沿途還有列隊歡迎的士兵、搭起來的彩樓和專門準備的表演。朝廷派出專門服務使團的官員與仆役多達1000人以上，總開銷竟然是英國自己來華費用的兩倍多，而朝廷饋贈給英國的禮物就更不用說了，英國人自己統計記錄下來的種類與數量繁多到簡直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總而言之，一切都是無條件敞開供應，全程確保英國使團所有人旅途吃飽、喝足、帶夠、玩好！家大業大的乾隆帝一心要向對方展示帝國最物產豐饒的一面、最恢宏威武的一面、最皇恩浩蕩的一面。
然而換來的是什么呢？
是使團上下的輕蔑，鄙視，反感。
是技術與制度領先者的征服欲，是堅船利炮下的傲慢與不屑。
1793年的歷史證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最好方式，從來不是給予對方豐厚的禮物、漂亮的儀式、隆重的威風以及精心裝飾的雄偉。如果帝國內的人民沒有享受到作為人的尊嚴，沒有良好的環境中讓他們可以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運，社會生活沒有呈現發自內心的活潑與燦爛，那么再煊赫的禮遇也贏不來尊重，煞費苦心的場面換來的只是輕蔑或者隆隆炮聲。
真正的力量，從來都藏于那些平凡的社會面貌中，藏于一般民眾的生活與精神狀態中。這種力量背后的源頭是一個社會運行的邏輯、秩序背后的思維以及人們最為看重與追求的事物是什么。
歷史總是一次次地這樣證明著：潛滋暗長于平凡民眾中的力量，遠比精心營造的顯赫要偉大得多。
真正的偉大，是不需要顯赫的。
如果一定要的話，那需要的也一定是每一個作為個體的“草民”由內而外洋溢出來的顯赫；是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
十、
226年后，又一位英國人來到了中國。
與馬戛爾尼一樣，他也是一位勛爵。
2019年，這個英國人決定在中國徒步旅行，以他親身考察來實地感受正在今日中國發生的一切：她的面貌，她的人民，她的變化以及她的實質。
四年前，他就曾經從北京啟程，沿京杭大運河一路向南徒步行走，穿過中國東部六個省份。
這一次，他從浙江北部走到南部，沿途參加過西湖畔的音樂會，到山上與茶農攀談過往歲月、現場觀看炒茶制茶，逛絲綢店與老板討價還價，了解到店主與國內的東北、內蒙古以及德國、日本、菲律賓等遠方的客人做生意，與地方官員打籃球，跟鄉邊樹下辦畫展的青年聊流派，在田間見識了什么叫魚稻共生……他們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如此的人間煙火，市井田園，甚至也看不出有什么戲劇性的張力可記。
“解讀中國工作室”制作的這些徒步敘事，都可在網絡視頻中搜索《之江故事》、麥克·貝茨TED演講看到。
就像當年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的往事一樣，那也是一番云淡風輕到幾乎“無事可記”的旅行，這也使我想起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開頭兩句寫的那樣，“當日四海升平，全年并無大事可敘……萬歷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然而在我看來，一切大歷史的真實面貌都蘊含于這些平淡至極的日子里。因為諸如崛起，繁榮，衰落，戰爭，和平，條約，統一，分裂，版圖，帝國，經濟，國力等等宏大敘事其實僅僅是作為一個結果的呈現，而并非原因。所以它們反而顯得沒那么重要。真正的原因，都孕育于那些歷史大事件的前夜，隱藏于那些不起眼的往平常里。
所謂大歷史，不過是于無聲處聽驚雷。
冥冥之中，這個英國人不但身份與馬戛爾尼相似，而且他們如此巧合地都以56歲的眼界來打量中國。
226年后的這個英國人叫麥克·貝茨，英國上議院原副議長。
在TED一席演講中，他談到中國人對年輕人與孩子教育的高度投入，談到了中國人富于感情與蓬勃的樂觀精神，談到了YouGov民意調查顯示41%的中國人相信世界正在變得更好而英國人為4%，談到了中國高鐵長度是歐洲鐵軌長度兩倍，談到世界上最繁忙的10個港口有7個在中國，談到農民們在這片古老的群山環抱的肥沃平原中一年可以收獲兩季，談到世界各大學留學生中的三分之二是中國學生而其中78%選擇回國，談到中國企業與創業者們不停地尋找機會增長點，談到中國六年間出現160萬家新企業數量超過英德美三國總和，談到有7億中國人奇跡般地脫離了饑餓與貧困，談到了山東一個叫沈家屯的古老村莊有史以來第一次與外國人合影留念后、包括一位95歲老人在內的人們紛紛掏出智能手機向他要微信以便轉發照片的情景。
很明顯，從出發伊始，這樣一個樂于自愿宣傳真實中國的西方人沿途一定會受到了官方的大力協助，不然我們也不會看到這些錄制好的視頻。
但即使有了官方的加持，千里沿途，志愿者們質樸自然的生活、流露出的活力與喜悅也只能是發自內心的洋溢，而不可能是一路修飾出來的。遙想當年馬戛爾尼、巴羅、斯當東記錄下的中華帝國，想到那些冷漠無情的畫面：沿途棄嬰于野不時出現、兵痞抓捕與奴役百姓、不堪忍受折磨的纖夫或逃或亡、民眾而無視同胞落水而去打撈帽子、撿食使團丟棄的腐敗食物的百姓、威福自用而不放過任何敲詐貪污機會的朝廷官吏……還是不禁令人感慨，想起那次有名的古人嘆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歷史啊，說它無情又有情。
不知麥克·貝茨可否知道，在226年前也曾經有一個觀察與記錄中國的馬戛爾尼呢？如果知道，他是否在旅途中想起兩百多年前的那個英國人的中國往事呢？
比起昔日馬戛爾尼使團記錄下的那些不祥的所謂盛世、那些隆重而無知的威風、驕橫而虛偽的帝王本位文化，如貝茨眼中這般的富足而活力蓬勃的人民、人與人之間平等對待的有情生活、對未來持有樂觀精神的社會才是最值得向外人展示的尊嚴，也才是長久未來的真正力量。
這樣的中國也理應有更多西方人親身來觀察，以便他們不是總停留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之類的荒誕影像中、或是殘存的過往陳舊記憶中，任意想象東方。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當兩百年的積雪逐漸消融，衷心祈禱那個曾經吞噬繁華帝國的黑洞、那些過度汲取于民的壓榨、那些囚禁人性的精神奴役永遠消失于這片大地之上。
參考書：
1.《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喬治·馬戛爾尼，約翰·巴羅
2.《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喬治·斯當東
3.《饑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張宏杰
4.《明夷待訪錄》/清初，黃宗羲
5.《論中國傳統政治》/錢穆
6.《羅馬帝國的崛起》/古希臘，波里比阿
7.《羅馬帝國衰亡史》/愛德華·吉本
8.《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秦暉
9.《六劫長歌：中國的歷史性挑戰》（文章）/李不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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