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線近距離觀察:游行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昨天剛好在香港,就去現場觀摩了一下“12·8游行”。這個游行從港島的維多利亞公園開始,路線是一路向西行進直到中環遮達道。
游行的主題是“國際人權日”,一切都以捍衛人權為主旨。問到與黃絲政見不同的藍營及港漂,馬上會憤怒的說:“什么人權日,他們就講他們的人權,把他們的人權建立在破壞別人人權的基礎上。”
這是對本次運動很好的定性。這是一場打著人權旗號的反人權活動——專門旨在破壞不同政見者及不同族群的人權——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基本的人身及財產安全。但說這些意義不大,因為這些都已經超出了一般香港市民的認知。他們不了解他們追求的西方普適價值是要適用所有的人,只認為普適價值適用于自己人(in-group),但不適用外部群體(out-group)。所以,極度遵守公民紀律,通過選舉將希特勒請上臺的德國公民也可以支持、默許甚至親自參與納粹將猶太人送入靶場或焚化爐。
種族主義激進族群主義的根本,就是在人類社會中劃分不同的基于種族/族群的群體,不同群體享受的權利是不同的。在香港的港漂和藍營,你們的命運是“返大陸啦”、“滾回大灣區”。這就是本地人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理解。
恰逢趕上國際人權日這個主題而已(實際上的國際人權日是在12月10日)。對組織者來說,什么主題早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區議會選舉的“民意表達”后,政府首次正式批準的游行。香港市民(黃營)是否還愿意積極的投入到運動中來?運動是否還能夠持續?這是激進示威者們極度關心的。
筆者在金鐘和中環附近,對游行進行了數小時的近距離觀摩。以下是若干印象比較深刻的地方:
1、參與的“和理非”市民情緒都比較穩定,從他們身上看不出有什么憤怒或很大的不滿,他們出來集體散步,對運動提供支持,但并不是情緒驅動的。
2、參加人員各個年齡段的都有,年輕人居多,也有不少中年人(包括一些帶小孩的),少數也有50歲以上的。總體而言,就是青年人 + 中年中產。這些人就是泛民的基本盤。
3、穿著打扮符合“勇武”的黑衣青年/黑小將在和理非的隊形里并不多,可能是因為人數太少被稀釋了。有不少年輕黑衣人在旁觀,包括路邊、天橋,可以看到很多他們的人。
4、運動組織已經非常系統化,包括標語poster的打印派發,例如組織喊口號。隊伍每隔一段就有大幅的抗議旗幟(相當于一個小的主題),然后有人在組織大家喊口號。
5、口號已經非常規范化、常規化,深入人心。日復一日的宣傳、重復已經發生效果,只有一有人喊上一句,群眾就會集體喊出下一句。標準口號包括: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Five Demands, Not One Less;
解散警隊,刻不容緩;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香港警察,知法犯法;
香港人,報仇;
沒有暴徒/暴動,只有暴政”;
這些口號已經深入人心,只要一有人喊,全體人就會不由自主條件反射般的喊出下一句。而且只要有人群集聚的地方就有這個效果。筆者在現場沒有這么去測試,但確信,如果一這么喊,就會人都會自動呼應。這就是復讀機的效果。另外,有一些小朋友被父母帶來參加游行,也會條件反射的跟著喊口號。
6、隊伍每到一段就有播音喇叭播放他們的歌曲《愿榮光歸香港》——這是一首被擬為香港“國歌”的歌曲。可以看出,這首歌現在廣為傳頌,參加活動的市民都會跟著唱。從技術角度講,這首歌從旋律到歌詞的制作是不錯的,有悲愴、激情、煽情,又有進行曲的味道,同時符合粵語發音。廣東人聽幾次就能學會,而且入腦。這個歌曲極大增加了現場效果。
7、口號部分,筆者觀察到的絕大部分口號是本地化的(可能90%),就是指對本地對象。然后全部口號中,把“光***,時***”“五***,缺***”剔除掉后,剩下的壓倒性絕大多數是反警口號。至少在和理非部分,沒有發展出能夠系統性應用的、膾炙人口朗朗上口的針對北京/內地的口號。
林鄭下臺也不在口號范疇內。“光***,時***”可以被理解為與港獨有關,但另一個可能的理解角度是,要求把香港政府(GOSAR)和港警(HKP)“收復”到香港人手中。這個政治訴求對本地的針對要強于針對大陸。毫無疑問,追求更大自治,擺脫來自北京/內地影響,勢必會涉及到一國兩制核心問題,但從大部分本地人角度,他們關心和主要針對的還是本地政治。本地政治一旦和大陸扯上關系,就會波及大陸,會反對大陸。這些人毫無疑問是反中的,但他們的興奮點和注意力還是更多集中在針對本地機構(GOSAR/HKP)。這是筆者想要表達的。
8、游行中有港獨旗幟,但非常少,另外舉著這類旗幟的人都是年輕人,并且將自己全身上下嚴密包裹,想必很清楚自己所舉旗幟的敏感性。
9、參加人數是非常多的,筆者在一個點位觀望了數小時,人流不止。對于運動參加者而言,這個觀感是非常震撼的。筆者在路邊觀望,也不乏有各種市民和黑小將。他們也在拍照和觀賞。大部分的議論主題都是一樣的:“人真多啊!”“看隊伍末位都看不到盡頭”“這你還告訴我不到百萬?!”“這就是民意”,他們都在為參與者眾感到陶醉和鼓舞。
以上幾條現場觀察。
關于游行人數,民陣的游行組織者岑子杰在九點宣布,游行統共有80萬人參加。HKP很快也發出了自己的統計;高峰期18.3萬人。上連登看看可以得知,HKP的統計根本沒有人相信,而岑子杰的統計則被很多人批評,認為屬低估。
在現場觀摩,看到密密麻麻這么多人,很容易高估參與人數,一般人是很難準確估計人的群體數量。大多數情況看到密密麻麻的人頭都會出現高估。民陣估計非常想說昨天有100萬人,但確實只敢說有80萬人(基于維園出發人數),他們想盡辦法統計人流,但估計確實沒有出來這么多人。民陣解釋說,游行組織的晚,到周四才開始推介,這樣也還弄出這么多人來,已經是很不容易。
筆者的看法是,HKP的“18.3萬人”統計的是高峰期人數,并不是全體參與人數,因為游行持續時間還是挺長的,前后都有人參加。我估計20~30萬人還是很有可能的。我們一直說人口的3.5%理論。18.3萬人對應740萬人里的2.7%。740萬人的3%也就是22萬人;扣除一百萬“非常老”的和“非常小”的——640萬人里的3%,就是19.2萬。這個游行出來的可不只是這次運動的全部支持者,只是非常積極的參與者,硬核基本盤。如果盡數動員,出來的肯定更多,可能有616游行的30萬以上。
經歷半年,區議會選舉已經大功告成,還有這么多的市民出來支持活動,應該說是非常驚人的。
另外,本博想表達的觀點在以下。
對于參與者來說,看到如此大量人群的集體參與,是有一個非常強的自我加強、自我激勵、自我陶醉、自我渲染、自我升華的作用,增強這個“事業”的信心,甚至更為可怕的是,把對參與運動本身作為目的,而非手段。
換言之就是,他們很享受參與的過程本身,可以為了參與而參與。他們享受這種大家為著一個共同目標團結在一起、共同努力的集體氛圍,享受這種“使命感”。運動中有諸如“香港人要團結”這樣許多強調集體意識、集體精神的口號都讓他們集體振發。
這個時候,運動的主題就不那么重要了——譬如反警、反修例、反政府、反中,這些具體的主題其實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們參加的是一個“香港人的集會”。通過這樣的機會,喊自己口號,打自己旗幟,唱自己的歌曲,營造、內化、強化、固化“香港人認同”,找到歸宿感。
在現場,我可以感受到這種氛圍。不見隊伍盡頭的萬人集會非常具有自我渲染和升華作用。這些香港人平日可能是在不同的行業、工作場所里工作,住在非常小的房子里,面臨巨大的物質壓力和發展壓力,生活不盡人意,能稱開心幸福的人寥寥無幾。對社會,對政府都有莫大的不滿,處在集體焦慮、不安、恐懼和不確定性中。他們的物質環境和發展空間很難改變,因此,能夠增強他們對自己,對生活,對“存在”的信心,找到某種終極歸宿和意義的只剩“香港人認同”。
對于普通人來說,參加這種游行活動不僅僅是為了表達憤怒和不滿,而是為了獲得正能量,為了獲得某種精神安慰,某種宣泄和排解。
在一個不景氣或壓抑的社會里,人們總需要找到某種渠道為自己開解,疏導負面情緒,為失敗和不如意找到一些解脫,為自己找到某種集體感和歸宿感,為自己的存在找到意義。一個人本身可能弱小,無力,但如果他能在自己所屬的某個“偉大”的民族或種族聯系起來,不也可以讓自己也變得強大了么(因為自己先天從屬于這個民族或種族)?納粹時代,這表現在對反猶主義、種族主義:一個文盲的納粹青年也可以比一個猶太人大律師更優越;在日本軍國主義時期,表現為對中國(和其他一些落后亞洲國家)的歧視。在當代西方世界,表現在各種形式的民粹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弱小的個體只能通過強大的集體找到自己的價值。如果將這心理轉為政治,就是非常低劣民粹主義。
筆者以為,一般香港人在物質和精神上都極度壓抑,又缺乏國家和民族認同,存在歷史感、意識形態、政治認同的中空,亟需建立某種集體認同,通過建立這種集體意識,為個體找到精神歸宿,找到存在的意義。而這個集體意識,就是香港認同——香港人(Hongkonger)。
筆者對游行活動的近距離觀摩,看到的就是他們對“香港人”集體意識的陶醉。一旦他們發現這種集體意識能夠“賦能”、能夠帶來“正能量”,在其中找到樂趣與快感,那他們對這種活動的興趣就會一發不可收拾。他們希望有機會能夠定期走到街頭,與自己背景和認知相近的人(香港人)在一起,喊共同的口號、唱共同的歌,痛擊共同的敵人,找到自己的歸宿感,找到自己的存在意義,找到自己對未來使命的承擔。這是在這個極度冰冷無情、物質主義、弱肉強食世界里,人們能夠找到的有限的自我升華和歸宿。
但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的邊陲城市,只有不到一千萬人口,如何構建“香港人”認同?如筆者一再所寫,這個認同,是一個構建在“否定”基礎上的認同——反共,反中,代理西方,并通過繁體字和粵語進行文化區隔。構建在“否定”基礎上的香港本土派認同基于此,香港人需要通過塑造一個理想化的“香港認同”——一個倡導“香港核心價值”的文明的香港,并構建一個“他者”——低等的、專制的、不開化、充滿恐怖和威脅的內地——通過基于對內地的否定,營造香港人的正面,打造香港人的認同,建立香港人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就是香港人能夠尋求集體自滿和解脫的鴉片(或“春藥”)。
只是,當局者迷,被偏見困住的香港人,不會曉得,這種建立在否定中國/內地基礎上的認同,只會獲得北京和內地人的極度反感和不信任,并進而影響到這個完全依賴內地生存的城市的現在與未來的福祉。
不過,在正常社會里,這種情緒的存在是正常的。但出路很奇怪,往往不是政治,而是體育。
筆者在現場看著看著,就覺得這個活動行進的感覺好比某個國外大型足球俱樂部比賽(或北京國安)的散場。
在許多許多相對比較成熟的國家(其中包括西歐、北美、東歐、拉美等),政治集體意識/集體認同的轉化對象不是公開的政治表達,而是體育。全球第一大運動——足球——又是最集中、最聚焦的轉化點。足球才是當代社會里的政治戰場。
因此,早年AC米蘭和國際米蘭的德比斗爭不是單純的體育競技,而是藍領和白領/中產的博弈。
蘇格蘭凱爾特人對和流浪者隊的對抗是天主教與新教徒的對抗。
以色列Beitar Jerusalem和Bnei Sakhnin的對抗是(正統)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對抗。
西班牙的巴塞羅那隊是加泰魯尼亞和其他西班牙地區的對抗(雖然巴塞羅那只能相對隱晦的支持加泰魯尼亞事業)。
阿根廷的博卡青年與河床隊的競爭是“人民”支持的球隊與“百萬富翁”支持的球隊的競爭。
意大利羅馬的拉齊奧和羅馬隊代表的是(極)右翼和左翼/中間派/猶太人的對抗。拉齊奧和法西斯及種族主義相結合。
這樣的例子可以無限的舉下去。仔細研究絕大多數的歐美俱樂部,都會發現,俱樂部背后有非常復雜的政治背景:很久以來,歐洲政治已經轉化、投射到足球,以足球來呈現。
除了階層和族群政治外,民粹政治和國家政治也會轉化為足球。蘇格蘭和英格蘭、英國和德國、英國和阿根廷之所以成為足球宿敵都是因為政治的歷史,民眾將政治轉化到足球。所以,許多現代國家不能打仗(因為他們已經是地緣政治盟友,戰爭不可能再被接受),所以只能踢一場球。
在歐洲,極端右翼/種族主義這種這種意識形態也會通過俱樂部足球轉化落地,最突出的是東歐的俱樂部和國家足球——從保加利亞到烏克蘭。白人至上/反猶主義無所不在,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都反應在足球上。人們通過張揚政治旗幟,吶喊政治口號,辱罵對方少數族群球員來表達自己的極端政治。很多俱樂部的足球都為右翼政治所綁架,在西歐也有類似的情況,只是程度稍好。這個內容偏離本博主題,就不展開講了。
筆者想表達的意思是:現代人類的政治情緒都很大,在大多數社會,主流政治無法接受、不宜接受的,通常也都能夠通過一定的機制,合法化的、以“非暴力”的形式轉移出去。這個轉移機制往往是體育,譬如足球。
1)足球能夠帶給群體認同,群體意識,社區、團結、歸宿感。秋衣、旗幟、口號、隊歌,同時還能借足球表達一些政治訴求(譬如族群政治、階級政治、國家認同,等等);
2)足球是定期進行的,聯賽制,且每周進行比賽,有足夠的頻率、頻繁性、戲劇性(每場比賽結果不同),能夠讓人們釋放自己的壓力和訴求;
3)足球除了有輸有贏外,對抗性也非常強,大家可以精力集中宣泄在足球比賽的對抗上。而且這是一個“非暴力的”、合法的宣泄和輸出。
筆者在英國生活過,購買過超級聯賽季票,感受過工人階級觀看足球比賽的激情。他們將自己生活的精神寄托都放在了俱樂部上。他們因為俱樂部獲得的成功而感到驕傲,可以把俱樂部的成功內化到自己身上。他們的政治熱情,他們對社區,對認同的訴求,都通過體育/俱樂部轉化。
筆者想表達的是,不同社會的人群都有類似的表達需要。在歐洲,這個表達方式不是游行,而是足球。
如果足球比賽失敗,或者大勝,都可能有足球流氓鬧事。一般球迷不就是“和理非”么;足球流氓不就是“勇武”么。
香港現在還不存在通過體育模式宣泄政治認同的機制。香港不擁有可以凝聚全港人口的某個體育隊伍或象征。香港沒有巴塞羅那隊。
既然香港人極度壓抑,有上街的訴求,把這個當成“全民愛好”,且這種訴求又是各個社會都具備的,那么進一步思考,如果我們真的讓香港組建一支球隊,參加中超聯賽競爭呢。讓他們融入到中國內地的一體來。讓他們看到輸贏、強弱,看到希望,經歷失望,享受成功和失敗。我想,這可能是能夠疏導一部分的政治情緒,讓香港人把政治認同和情緒轉化到足球上,而非單純是政治。對臺灣也一樣。
昨天近距離觀摩活動,筆者的印象不是近距離觀察港警,不是經過三四百米極度密集的青年黑衣人的對峙陣地,而是想到百無聊賴上街散步的香港市民。政治文宣和組織的全面性、系統性,已經讓他們度過了某種臨界點,讓他們覺得政治游行和表達本身很有趣的,是一個全民的休閑活動(pastime)——游行的價值在于游行本身,而不在于游行所要達到目的。
如果一場游行的目標達成了,人們還會懷念游行的本身,希望能夠再次找到新的主題,進行新的游行。游行的本身只是手段。這是一個希望借助政治表達,證明自己存在的極度壓抑的城市。
看到這一點,我的理解是,一切的政治制度(包括“雙普選”)都已經不能拯救他們。就好比吸了毒的人不能再靠簡單的方式戒毒一般,而只能以毒攻毒(例如應用methadone)。
一個調解方式可能是體育。例如,足球。
最后,再說一句昨天晚間筆者到中環的前線:微觀市民和示威者非常多,對警察是一片謾罵。警察只是非常克制的保持自己的位置。筆者也到了陣地的另一方,穿越了數百米密密麻麻的無數的黑衣年輕人,他們在穿戴裝備,在準備對峙。有一些用話筒主持工作(站得疏一點!)。另外有許多的少女。女性比例在激進示威者中非常多,說明這種激進化是一個年齡問題,不是性別/荷爾蒙問題。筆者穿越非常非常多的勇武黑衣年輕人,并且看到源源不斷的人員到來。而此時在金鐘/銅鑼灣他們的人都在集結。可以充分感受到這些人的人數之眾,感受到他們的“厚度”,他們的戰斗力。現在是一個屬于“和理非”的日子。他們只是克制,蓄勢待發,等待暴力再出發。
以上是筆者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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