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和：臺灣往事與迷途

作者 :清和 2020-01-14 16:59:40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評論

　　1949年初，平津戰事急轉直下，中國建設銀公司常務董事尹仲容攜夫人、長子及幼子遁退臺灣，正在北方讀大學的二女尹儀芝、次子尹宬未能及時隨行而終留大陸。

　　抵臺后，尹仲容擔負重整臺灣經濟重任，積極興修水電，扶植工業，擴展貿易。十余年，他掌控美援、外貿、金融大權，發展“計劃性自由經濟”，推動臺灣經濟振興，厥功尤偉，被譽為“臺灣經濟之父”。

　　1983年，兩岸迷霧漸散，春風拂面，尹仲容二女尹儀芝赴香港，見到了闊別35年的母親，老太太老淚縱橫地對女兒說：

　　“你和弟弟回不來，我的眼淚都哭干了，原來我老埋怨你父親不該同意你們去北方念書，后來看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嘆氣，我知道他也很難過，就不再在他面前提這事了。”

　　此時，尹仲容已去世20年。

　　在歷史的洪流中，個人的命運、情感及事業被撞得支離破碎，無數家庭為這一歷史性隔離付出慘重的代價。

　　臺灣今日之經濟成就得來不易，兩岸關系修復歷經艱辛，如今蔡英文再次當選，民眾愈加擔心兩岸又將走入“人在囧途”之境。

　　本文梳理臺灣70年經濟史，從經濟、科技及官員治世的角度，透視臺灣經濟興衰、產業轉型升級及兩岸關系走向。

　　本文邏輯：

　　一、政治家遁臺
　　二、工程師治臺
　　三、企業家興臺

　　01

　　政治家遁臺

　　敗退臺灣后，蔣介石亟需解決經濟難題，以迅速在島內立足。

　　當時，臺灣的工業基礎及基礎設施薄弱，日據時期全島以農業及輕工業為主，工業產能供應嚴重不足。以臺灣工業支柱紡紗產業為例，1948年全臺紗錠僅約一萬五千余錠，而當時榮家隨同遷臺的紗錠就有一萬五千錠。

　　臺灣當局將日據時期在臺43類約167家較大型工廠，以及近千家日本企業，收歸國有，部分轉賣。蔣介石希望與本土財閥、鄉紳保持良好關系。

　　當時的臺灣，鹿港辜家、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高雄陳家、霧峰林家，為本土五大家族。這些家族皆發跡于日據時期，憑借政商關系以及土地控制，成為臺灣富豪的代名詞。

　　其中，鹿港辜家為五大家族之首，在臺灣根基深厚，勢力強大。

　　辜家奠基者辜顯榮，在晚清之際奔走于臺海兩地經營糖業、煤炭生意，在甲午戰爭時期曾向張之洞的洋務企業供煤。

　　甲午戰敗后，中日簽署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清軍及朝廷命官集體撤回大陸，日軍登臺接管，遭到臺灣當地人民的激烈抵抗。一時間臺北陷入混亂，形勢岌岌可危，當地士紳們遂推舉辜顯榮與日本人談判，辜顯榮只身一人出城迎日軍進城和談。

　　辜顯榮是當時臺灣與日軍合作的第一人，被當地人罵為“漢奸”。臺灣人編了一首民謠嘲諷他：“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辜行頭前，歡頭喜面到臺北，不管阮娘舊親情。”

　　受到日軍重用后，辜顯榮的勢力快速膨脹，在島內政商權勢不亞于總督。日據時期，辜家產業涵蓋鹽業、糖業、鴉片、漁業、樟腦、鐵路、碼頭、田地，無所不包，且多為壟斷經營。光良田就多達6000多公頃，鹽田有300多公頃，還擁有私家火車及貨輪。

　　1935年，辜顯榮來大陸面見蔣介石，倡議日華親善。兩年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辜顯榮在東京去世。

　　辜顯榮過世后，辜家打破嫡傳習俗，20歲的“旁門”次子辜振甫繼承家業，此時的辜振甫還是臺大的一名大一新生，卻身兼七家公司的董事長。

　　八年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接管臺灣，辜家將《辜顯榮翁傳》焚燒，以逃避鋤奸清算。

　　1947年，辜家繼承人辜振甫依然以“密謀臺灣獨立、分裂國土”之罪名被逮捕。與辜同時被捕的還有板橋林家的林熊祥、林熊征，他們被關在同一座寺廟里。

　　一年多后，蔣介石見大勢已去，快速撤往臺灣。為了與本土勢力修復關系，臺當局釋放了辜振甫及林家兄弟。

　　辜振甫與林熊祥一起吃過牢飯，算是過命交情，出來后林便將外甥女嚴倬云許配給辜振甫，辜林兩大家族因此結盟。嚴倬云是清末大思想家嚴復的孫女，與宋美齡關系密切，同時，林家與晚清重臣盛宣懷家族亦是親戚關系。迎娶嚴倬云后，辜振甫的人生進入開掛模式。

　　蔣介石希望借助辜林等本土財閥快速振興臺灣經濟。

　　50年代初，臺灣當局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改，大規模購買大家族的土地，以安撫臺灣當地農民。除了現金購買外，臺灣當局還用從日軍手上接管的水泥、造紙、林業、工礦四大公司的股票跟地主置換。置換價格是土地年產值的2.5倍，總價接近22億新臺幣。

　　辜振甫意識到土地置換股票，是臺灣經濟工業化轉型之趨勢，便率先拿出辜家的土地置換臺灣水泥的股票。此表率獲得臺當局的賞識，同時也奠定了辜振甫的臺泥事業。

　　年紀輕輕的辜振甫不但繼承了父親的商業天賦，還延承了辜家的政商關系。辜振甫以臺灣工商協進會為平臺，積極開展“經濟外交”，在美日臺關系中如魚得水。

　　不過，臺灣經濟振興光靠辜林等本土家族勢力是遠遠不夠的。當時，心有不甘的蔣介石，在島內實施政治高壓，迫切振興經濟，一心謀求“反攻復國”。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始終保持民族大義，明確反對臺灣獨立運動，他對外稱：“中國事自可由中國人民自己解決”。

　　立足未穩加上政治高壓，使得臺灣政壇人人自危，一些元老稱病赴美，無人安心生產經營。當時，臺灣政壇官僚有句口頭禪：“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不過，這時有一個人敢于站出來肩挑重擔，他就是尹仲容。

　　尹仲容，生于湖南邵陽的一個官宦世家。湖南邵陽，人杰地靈，近代誕生了魏源、蔡鍔、廖耀湘、蔣廷黻、何廉等杰出人才。

　　尹氏可謂書香門第，在邵陽邵東屬名門望族。尹仲容的祖父是清朝進士，曾任光緒年間的刑部主事，其父親尹光勛在民國初期在江西擔任過縣長。

　　初到江西做官，尹光勛娶妻石守箴。這是一位開時代風氣之先的女性，她在光緒年間便創辦了江西最早的正蒙女校，自任校長24年。尹仲容在母親創辦的學校，既學習孔孟之道，又接受西式教育。

　　尹仲容是學貫中西、文理雙全的大才，他22歲時畢業于南洋大學電機工程系。理工科出身的他，撰寫過《工程數學》、《電磁學》，寫過許多經濟學論文，還為《呂氏春秋》作注，編寫《郭嵩燾年譜》。

　　尹仲容的才華獲得宋子文賞識，受宋之邀，他加入中國建設銀公司，負責主持水電投資開發。

　　赴臺后，蔣介石將尹仲容提拔到臺灣“中央信托局”局長兼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陳誠為主任）的位置，主要負責重整臺灣經濟。

　　正當尹仲容重擔壓身、千頭萬緒無從抓起時，朝鮮戰爭爆發了，美國大力援助臺灣。尹仲容抓住美援之機，快速扶持創建臺灣民生必需的食、衣、住、行以及進口替代工業。到1952年底，臺灣各項經濟指標達到了日據時期最高水平，經濟趨于穩定。

　　1953年，尹仲容出任臺灣“經濟安定委員會”下屬的工業委員會召集人，主持制定臺灣工業發展計劃，包括設計、籌劃、籌資、輔助設廠等。

　　第二年，尹仲容出任經濟部長。這時，經濟學家劉大中、蔣碩杰為尹仲容提出了來自芝加哥學派的建議。早在1948年國民政府深陷通脹泥潭時，胡適就曾向蔣介石、翁文灝推薦過蔣碩杰和劉大中。

　　二人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過，并在臺灣土改與稅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給尹仲容的建議是，發展“有計劃的自由市場經濟”，推動公營事業市場化，改采高利率，對抗通脹，改革匯率，鼓勵出口。

　　歷史學家余英時在1999年曾經說過：“臺灣經濟之有今日，當時（二十年前）都說‘六院士’，即劉大中、蔣碩杰、邢慕寰、鄒至莊、顧應昌、費景漢等六人建言有功。”

　　不過，尹仲容的“公營經濟民營化”政策損害了權貴利益，遭到了打擊報復。

　　1955年，尹仲容涉嫌揚子木材公司貸款案，辭去了所有職務，并被告上法庭。蔣介石出面試圖力保尹仲容，但是最高檢察署執意要起訴尹仲容。

　　這讓蔣無比憤怒，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與辭修（陳誠）談尹、胡案，準其上訴方針，對立法、監察兩院不肖黨員，梟張跋扈……加以痛斥與警告。”

　　一年多后，案件真相大白，尹仲容無罪，并被重新重用。這次，尹仲容同時兼任經濟安定委員會秘書長、外貿審議委員會主任、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臺灣銀行董事長等要職，掌控美援、外貿、銀行、外匯大權。權傾一時，被人稱為臺灣的“經濟沙皇”。

　　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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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仲容發表了一篇重要的長文《臺灣經濟十年來的發展之檢討與展望》。他認為，“過去十年臺灣經濟發展的最大失責，是沒有發動一個全面性的革新”。

　　這篇文章對臺灣的經濟影響深遠，為臺灣的全面經濟改革奠定了基調。

　　當時，凱恩斯主義依然盛行于歐美國家，有人建議尹仲容采用消費促進、投資拉動的經濟理論。但是，尹仲容依然堅持計劃性自由經濟的方向。他認為，凱恩斯主義并不適用于臺灣。理由是，臺灣當時資源有限，居民收入不多，沒有條件刺激消費和加大投資。

　　接著，尹仲容制定了臺灣《加速經濟發展計劃大綱》，不斷地打破限制，向市場釋放更多資源與權力，讓企業及貿易自由發展。

　　比如，他取消了進口申請限制，取消進口補貼和出口課稅，鼓勵出口，發展自由貿易；他改革復式匯率，取消數量管制，采用單一匯率，穩定幣值，促進匯率自由化；鼓勵信貸流向制造業，而非房地產。

　　尹仲容實施“代紡代織”政策，從日本、美國承接紡織產業，然后加工出口創匯。當時臺灣的遠東、裕隆、六和、臺南等財團，沒有一家不是起家于尹仲容的紡織政策。

　　他的基本經濟思想是“藏富于民”、鼓勵民企，打破了蔣過去官僚資本的經濟局限。臺灣當局只負責統籌計劃，不控制經濟活動，不指揮企業生產，努力扶植一批企業家發展實體產業。

　　裕隆創始人嚴慶齡、吳舜文夫婦，以“工業報國”之初心，將從上海搬運過來的一萬紗錠，投到新竹創辦了臺灣第一家紡織廠，開創了臺灣民營工業的先河。

　　嚴慶齡生于工業世家，其父親嚴裕棠早年在上海、蘇南創辦大規模的鐵廠和紡紗廠，有“棉鐵之父”之稱。

　　嚴慶齡工科背景，早年在同濟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后，赴德國柏林大學深造，并獲德國國授工程師學位。吳舜文亦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高材生（文學碩士）。日后，嚴吳夫婦率領裕隆從紡織到汽車，再到電子，從臺灣到內地，開創了一片遼闊的天地。

　　在嚴慶齡創辦紡紗廠時，尹仲容爭取到了一筆美援基金，總額15億美元，每年1億美元，他希望用這筆資金扶植一批塑膠制造企業。

　　不過，原屬意的永豐余紙業老板何義赴歐美考察后認為，臺灣做PVC缺乏國際競爭力，便婉拒了尹仲容。

　　為了降低投資風險，尹仲容希望物色一位現金流充足的企業家來承接這個項目。他通過查詢臺灣銀行存款數據發現，嘉義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商人，竟然擁有八百萬元存款。這個人就是王永慶。

　　王永慶，生于日據時期的臺北縣，家境貧寒，缺吃少穿，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卻被譽為臺灣“經營之神”。

　　15歲時，王永慶離開家鄉到嘉義縣一家米店做學徒。在掌握技術后，王永慶托父親從老家借了200元，在偏僻巷子里開了一家米店，開始了他的商業傳奇。

　　后來，王永慶的店越開越大，前店賣米，后廠碾米，十幾年下來，王永慶積累了不少資本。二戰末期，日軍統管臺灣糧食供應，王永慶被迫關閉米店，轉投木材生意。木材生意讓他爆賺5000萬舊臺幣。

　　尹仲容找到王永慶商談投資塑料產業，王永慶當時對PVC一無所知。在當局官員的一再慫恿下，王永慶親自去日本考察，很快便創辦了臺灣第一家PVC工廠，取名“福懋塑料”，日后更名為“臺灣塑料”（簡稱臺塑）。

　　1963年，尹仲容為臺灣經濟打好了基底，王永慶的臺塑、嚴慶齡的臺元紡織、徐有庠的遠東紡織已日漸壯大。不過，此時尹仲容突患急性肝炎被迫入院治療，蔣介石偕夫人親蒞醫院探視。無奈病情急轉直下，隨即赴美治療，不久病逝于美國，終年60歲。

　　蔣介石與尹仲容私交甚篤，將尹視為振興臺灣的“肱股之臣”。尹仲容突然離世，對蔣介石的“復國”信心打擊很大。蔣在日記中寫道：“尹仲容今晨病逝，又弱我一革命健兒矣！”

　　蔣介石致褒詞：“背能竭慮殫精，善為規劃發展工業建設，更多成就，改革外匯貿易，厥功尤偉。綜其生平，忠以謀國，孝以事親，好學深思，長才自奮，于艱難之際，為臺灣經濟開創新局，弼成生聚，戮力復興。”

　　尹仲容是臺灣經濟發展的第一功臣，被稱為“臺灣經濟之父”。臺灣工商界將尹仲容與聯邦德國同時期的政治家、戰后經濟振興奠基人艾哈德相提并論。

　　受儒家入世文化影響，尹仲容身上展現了一種“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治世信念與勇氣。同時，接受西方工科教育的他，在政治上“懂權術又不玩弄手段”，在改革上果敢務實又不冒進，為臺灣政壇開辟了“工程師治臺”之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尹仲容二女兒儀芝和次子尹宬因在北方讀大學而留在大陸。從此，天各一方，音訊全無，直到尹仲容去世也未能與他們相見，令人唏噓。

　　02

　　工程師治臺

　　1971年，聯合國“破天荒”地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臺灣被驅逐。

　　1972年，尼克松訪華。緊接著，中日建交，日本與臺灣當局斷絕外交關系。

　　這一連串的大事件對臺灣政壇及社會信心打擊很大。臺灣當局派辜振甫赴日斡旋，辜找到好友、原日外相藤山愛一郎試圖挽回局面，但未果。

　　一年后，世界石油危機爆發，引發歐美滯脹危機，重創臺灣出口制造業。“外交”遭遇滑鐵盧，出口受阻，物價高漲，經濟衰退，臺灣市場信心瀕臨崩潰。

　　為了恢復經濟，剛剛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接過權杖，果敢改革，推行了一系列的經濟振興計劃。

　　在國民黨元老、“財政部長”俞國華（蔣介石同學，亦經濟振興的重要人物）的建議下，蔣經國提出了“十項建設”，即南北高速公路、臺中港、北回鐵路、蘇澳港、石化工業、大煉鋼廠、大造船廠、鐵路電氣化、桃園機場和核能電廠。

　　蔣經國大膽啟用年輕的專業化程度高的技術官僚，此時孫運璿、李國鼎兩位“理工男”受到重用。

　　孫運璿與李國鼎是臺灣經濟振興的兩大“技術官僚”，二人均理工科出身，先后擔任臺灣“經濟部長”。

　　孫運璿，出生于山東蓬萊一普通家庭，考取了哈爾濱工業大學。1936年，孫運璿突然收到一封來信，上面說他的論文《配電網新算法》獲得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雜志》論文獎第一名，獎金一百大洋。同時，一位資源委員會電力專家看重其才華，邀請他到南京上班。

　　抗戰期間，已擔任電廠廠長的孫運璿被國民政府派往美國田納西水壩管理局學習，以便從事戰后建設工作。

　　抗戰勝利后，孫運璿赴臺擔任臺灣電力公司機電處長，負責修復臺灣電力系統。孫運璿向美國西屋公司借貸了200萬美金，建立了烏來水力發電所、臺灣東西部配電聯絡線、立霧發電所、新竹變電所。

　　朝鮮戰爭爆發后，孫運璿抓住美援機會大力投資火力電廠，布局島內城鄉電網。此后20年，孫運璿一直深耕于水電事業，從處長、總工程師一路做到臺電總經理。到蔣經國時期，臺灣電力普及率超越了當時的日韓，達到99.7%。

　　李國鼎，是一位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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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物理學家及政治家三大頭銜的大才。他早年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公費留英考試，以數學第一名的成績進入劍橋大學凱文迪許實驗室深造。后來，李國鼎在臺灣擔任造船公司總經理、美援會秘書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總統府資政等重要職務。

　　孫李二人進入蔣經國決策層后，所面臨的形勢頗為嚴峻。當時，孫運璿擔任經濟部長，他堅持通過物價管制來抑制通脹。不過，李國鼎使用芝加哥學派的自由經濟主張改變了孫的態度。所幸的是，孫李共同推動的高利率抗通脹收得奇效，臺灣經濟很快穩定下來。

　　孫運璿向蔣經國建議效仿韓國“科技研究院”，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但是，臺灣立法委擔心，政府出資可能“化公為私”，后患無窮。孫運璿多方奔走，積極與立法委溝通，最后該案以剛超過50%的票數勉強通過。

　　受石油危機及滯脹危機的沖擊，美國與日本正在推動產業結構轉型，淘汰舊產能，扶植信息產業。臺灣經濟雖然在五六十年代增速依然不低，但多依賴于遷臺資源紅利及美援投資，幾無具有國際競爭力、高技術含量產業。在蔣經國的支持下，孫李推動臺灣與韓國一道緊跟美日腳步，助力產業升級，大力發展電子與信息技術。

　　臺灣工研院日后成為了臺灣制造業研發和人才的儲備庫，四十多年累積了近3萬件專利，新創及培育了273家公司，其中包括著名的臺積電。聯電董事長曹興誠、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都曾是工研院的工程師或研發人員。

　　1974年2月，孫運璿邀請一幫政商人物吃早餐，包括行政院長費驊、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交通部長高玉樹、工研院院長王兆振、電信研究所所長康寶煌，以及美國無線電公司研究室主任潘文淵。

　　早餐后，他們討論了一項決定，重點發展集成電路制造產業。具體做法是，成立工研院技術顧問委員會，負責從美國引進集成電路研發、制造、封測等技術。

　　同年7月，孫運璿和李國鼎召集海外華人成立技術顧問委員會，評估引美技術項目，廣泛征求企業家、工程師與科學家的意見。

　　但是，此舉招致非議，臺灣媒體懷疑其中有利益輸送，孫與李壓力巨大。為此，蔣經國特意詢問李國鼎：“什么是半導體？”

　　李的回答令人吃驚：“不知道。”

　　蔣經國并不喜歡李國鼎，但當年李國鼎一句“政府施政應圖利人民”打動了蔣經國。二人時常政見不合，但蔣經國依然對李充分授權以施展其才華。

　　這次，蔣經國希望李國鼎先弄清楚半導體以降低反對之聲。但李國鼎堅持認為，正因為不懂才需要設立技術顧問委員會。蔣最后還是順應了李國鼎的想法。

　　1977年，孫運璿協調臺灣“國防部”，征用了新竹的一塊地。三年之后，這塊地上興建起了新竹工業園。

　　與韓國扶植財閥勢力不同的是，臺灣采用中小企業模式，鼓勵創業，培育市場。李國鼎及工研院想方設法從美國邀請留學生、工程師、科學家回新竹創業。

　　這時，一位杰出的技術人才進入了李國鼎的視野。此人便是張忠謀。

　　張忠謀生于浙江寧波，早年為了躲避戰亂，張忠謀隨家人碾轉遷徙于南京、廣州、上海、香港、重慶。其童年時光，多數在香港度過。

　　1949年，在離開大陸前，張忠謀一群好友同游黃浦江。他回憶當晚情景：

　　“在滿天繁星下，遠遠的上海如癡如醉如夢，也不知是我們醉了，還是上海醉了。同游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頭大喊：‘黃浦江，我們還能在這里住多久？’”

　　之后，張忠謀便赴美國哈佛大學讀書。第二年，他轉學到麻省理工學院，攻讀機械工程。

　　碩士畢業后，24歲的張忠謀與英特爾創始人戈登·摩爾同時跨入半導體行業，與集成電路發明人杰克·基爾比同時進入德州儀器。這家日后享譽世界的半導體公司在當時還名不見經傳。

　　張忠謀是德州儀器第一位中國員工，他在德州如魚得水，一路做到資深副總裁，公司第三號人物。

　　不過，性格耿直的張忠謀與總裁夏柏，在公司戰略方向上產生了分歧。張忠謀希望公司對正在興起的半導體行業加大投入，但總裁則更愿意搶占消費電子市場。二人互不相讓，矛盾凸顯。

　　1982年，李國鼎到美國邀請張忠謀回臺工作。不過，當時張忠謀手上還有一大筆股票選擇權未到期，如果馬上走人，損失太大，臺灣政府開出的待遇條件不足以彌補。于是，張忠謀婉拒了李國鼎。

　　三年后，張忠謀離開了德州儀器。這時，臺灣工研院董事長徐賢修，多次赴美邀請張回臺擔任工研院院長。

　　開始，張忠謀以為赴臺只是接任院長職位，沒想到，剛擔任院長兩個星期，李國鼎便找他商談“超大型集成電路（VLSI）計劃”。李國鼎希望以合資的方式組建一家超大型積體電路制造公司，并由張忠謀主持。

　　張忠謀一直傾心于半導體產業，如今李國鼎這個計劃無疑讓他興奮不已。不過，當時全球半導體產業剛起步，英特爾等公司包辦全產業鏈，臺灣電子產業基礎很差，一時不知該如何切入。

　　張忠謀的思路是“不生產自己的產品，只為半導體設計公司制造產品”。于是，張與李合作，張負責技術與業務，李搞定其它的一切。

　　李國鼎找來了荷蘭飛利浦公司出資，臺灣政府也出一部分資金。但是，資金依然不夠，李國鼎動用私人關系，找王永慶、臺南幫大佬吳修齊、苗豐強（山東幫苗育秀之子）等出資。

　　苗豐強回憶說：“當時他‘強迫’我投資臺積電”。李國鼎對苗說：“過去支持你這么多，現在‘國家’有事，你怎么可以不支持呢？”

　　公司成立后，股東飛利浦試圖掌握控制權，頻頻插手張忠謀的具體事務。李國鼎則親自打電話給飛利浦董事長，為張忠謀爭取了經營自主權。

　　這家由李張完美配合、共同開創的公司，就是日后成長為全球半導體制造霸主的臺積電。

　　后來，張忠謀公開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臺積電”。

　　李國鼎、張忠謀以啟山林，工程師、企業家及創業者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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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入。

　　1976年4月，臺灣工研院挑選了19個年輕人赴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學習技術。

　　第一批臺灣的RCA成員先到紐澤西的RCA研發中心集訓，隨后就分成三隊，分成紐澤西的IC設計組、俄亥俄州的CMOS制程組，以及佛羅里達州的內存相關制程組，展開為期約一年的受訓。

　　這19個年輕人不負眾望，將美國的集成電路技術帶回了臺灣，并將臺灣打造成為了世界電子制造中心。

　　他們分別是，臺灣光罩總經理陳碧灣、前聯電副董事長劉英達、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勝華董事長黃顯雄、臺積電副董事長曾繁城等人。

　　現任臺積電副董事長的曾繁城，是第一批RCA成員，他曾經回憶說：“當時我們都很年輕，懷抱著無比的熱情，想要把臺灣的集成電路技術做起來。”

　　這是“工程師治臺”的時代。

　　繼尹仲容之后，孫運璿、李國鼎兩位理工科出身的政治家，先后擔任“經濟部長”，勵精圖治，科技興臺，推動臺灣產業轉型升級，幫助臺灣躍升為“亞洲四小龍”。

　　孫運璿被譽為“工研院之父”，李國鼎被譽為“臺灣科技教父”，二人均是臺灣科技產業的奠基人，“臺灣經濟的推手”。

　　整個八九十年代，臺灣年GDP增速基本都在8%以上。1988年，臺灣人均GDP已突破一千美元大關，而內地的人均GDP只有283美元。

　　1984年，孫運璿早起刮胡須時突發腦溢血，一度病危。在失去部分語言及行動能力后，孫運璿淡出了臺灣政壇。后來，蔣家第三代回憶說，孫運璿如果沒有中風，將是蔣經國接班人的唯一人選。

　　孫運璿在臺灣經濟騰飛時倒下，命運跟臺灣開了個玩笑。

　　03

　　企業家興臺

　　七十年代，工程師出身的政治家搭好了臺，企業家陸陸續續登臺，并在技術浪潮中嶄露頭角。八十年代后，在傳統五大家族基礎上，臺灣開始出現王永慶、蔡萬霖、張忠謀、郭臺銘、林百里、陳世卿等新貴勢力。

　　王永慶之所以被稱為臺灣“經營之神”，是因為他一生成功的經營事業，勾勒了臺灣產業轉型的軌跡。王永慶身形瘦高，自稱“瘦鵝”，主張像瘦鵝一樣忍饑挨餓，以堅毅的態度等待機會的到來。

　　1978年，王永慶的臺塑營收規模已達10億美元。兩年后，王永慶并購了美國德州一家大型化工廠。在他的整合下，臺塑成為了全球最大的PVC工廠。

　　1983年，王永慶成立南亞電路板項目組，首度跨界涉足電子產業。這時，臺塑已橫跨塑膠、化學纖維、成衣、木材、電子等眾多產業，在民營企業中首屈一指。圍繞著臺塑生存的下游工廠超過1500家。

　　這時的張忠謀，首創全球晶圓代工模式，正在新竹工業園內瘋狂地承接來自歐美日的加工訂單。

　　里根改革后，美國經濟快速復興，推動全球產業轉移及垂直產業深度發展，張忠謀早已布好棋局承接這一巨大蛋糕。臺積電迅速成為了臺灣半導體業的領頭羊，同時帶動一大批電子加工企業崛起。張忠謀因此被譽為臺灣“半導體教父”。

　　與“根正苗紅”的張忠謀不同，郭臺銘的出身類似于王永慶，家境清貧，靠半工半讀完成海事專科學校的學業。不過，郭臺銘擁有敏銳的商業嗅覺，早在1973年就跳入電子產業，與朋友聯創鴻海塑料，為當時剛興起的黑白電視機制造選臺按鈕。

　　這家小公司幾度瀕臨倒閉，幾經折騰到80年代才有起色。1982年，郭臺銘將公司更名為鴻海精密，三年后（1985年）進軍美國市場，創立“FOXCONN”（富士康）。但是，真正成就富士康制造帝國的，并不是美國，而是中國內地。

　　八十年代中后期，70多歲的蔣經國突然大舉推進臺灣政治民主化改革，開放黨禁和報禁，并大量啟用臺灣本土官員。開放黨禁后，一時間有六十多個政治團體申請注冊成立政黨。1986年，包括民進黨在內的20個政治團體獲得通過，正式成立政黨。此時，蔡英文還在臺灣政治大學擔任法學副教授。

　　此后，蔣經國的身體每況愈下。1987年，可能自感時日不多，蔣經國廢除了其父親赴臺以來的戒嚴令，宣布開放部分人士赴大陸探親，結束了近40年兩岸同胞不相往來的局面。

　　對此，蔣經國的解釋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蔣經國與其父親一樣，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堅決反對“臺灣獨立”。

　　1988年1月1日，蔣經國指示當局結束對報紙的限證、限張的禁令。數天內，就有兩百家左右新出版物向政府辦理登記，街頭立刻出現許多新興報刊，新聞自由突然大開。大量新報紙、新政黨立即猛烈抨擊國民黨，全島陷入政治詬罵風潮。

　　或許，蔣經國早已做好了準備：“改革的歷史意義是賦予民眾指責我的權利”。13天后，蔣經國在午睡中突發胃腸道大出血離世。

　　蔣經國之死，對臺灣及兩岸關系的影響極為深遠。蔣經國在島內威望甚高、受人尊崇，當時各反對黨及政治團隊宣布在30天的喪禮期間停止一切政治活動。出殯時，百萬民眾沿路致哀，全島絕大多數人暫停了工作，向蔣經國先生做最后的敬禮。

　　開時代先河的是，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及個人悼詞都不見千百年來歌頌帝王之諛辭，集中講述蔣經國平凡的政治事業及人生。其老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評價：“沉默冷靜、想法務實”。

　　蔣經國去世后，臺灣突然失去政治強人，黨禁開放，給兩岸關系萌生變數。

　　在蔣經國去世前幾個月，鄧小平就擔心他這位曾經在莫斯科一起學習的老同學一旦駕鶴西去，臺灣局勢可能陷入復雜局面。后來，鄧小平回憶說：“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

　　所幸的是，八十年代，鄧小平與蔣經國兩位領導人，心照不宣，放下包袱，打開了冰封之局。到了九十年代，中國內地快速落實葉帥主張的“三通四流”（通郵、通商、通航與探親、旅游以及學術、文化與體育交流）。

　　不過，當時“三不政策”（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成為兩岸交流的一道坎。臺灣當局于1990年11月成立一個中介機構——海峽基金會，旨在處理官方“不便與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臺灣辜氏家族的辜振甫擔任首任董事長。中國隨后也成立了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與對方接觸，汪道涵出任首任會長。

　　1992年，兩岸均以民族大義為重，用口頭方式表達了一個中國原則，“只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可以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這就是“九二共識”。

　　1993年4月，辜振甫與汪道涵在新加坡會談，史稱“辜汪會談”。

　　辜家是臺灣傳統五大世家之首，辜振甫在臺政商界威望甚高，長期代表當局搞“經濟外交”。此次，辜振甫推動兩岸“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活動，觸動了臺灣“遺老”與新貴的商業嗅覺。

　　此后，兩岸經貿局面大開，臺資蜂擁入內地。

　　嚴慶齡、吳舜文夫婦當年帶著一萬紗錠撤離大陸，1995年吳舜文（嚴慶齡已過世）率領裕隆汽車，與福建省汽車工業集團，創立東南汽車。

　　1994年，早已吃到第一只“螃蟹”的郭臺銘來深圳龍華，租下了一大片長滿野草的荒地。在此，郭臺銘建立了日后容納40多萬工人的世界電子代工帝國——富士康。臺積電、宏碁，華碩、臺達電子等臺灣老牌電子企業緊隨其后。如今，中國出口額前十大的企業中有四家是臺灣電子業企業。

　　王永慶曾經說過：“如果內地實現三通，我會將企業留在臺灣，對產業升級有利。”但如今，臺塑集團在內地的工廠多達數十家，在寧波、南通、惠州、昆山已形成了化工制造集群。其中，昆山，臺企眾多，有“小臺北”之稱。

　　王永慶女兒王雪紅創立的宏達國際電子（HTC），在2010年進入中國內地市場，HTC智能手機曾紅極一時。

　　除了電子產業，蔡衍明的旺旺食品、魏應州的“康師傅”、高清愿的“統一”，還有裕元、豐泰、儒鴻等鞋帽服飾公司也大舉進入中國內地。

　　依臺灣經濟主管部門的統計，1991-2019年，臺商對大陸投資金額累計接近2000億美元，在大陸有近10萬家臺資企業。

　　不過，此時的兩岸關系，與“經熱”相對應的是“政冷”。

　　在蔣經國去世當天夜里九點，李登輝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四位“總統”。

　　李登輝，是一位生于臺北縣的本土官僚，早年在臺灣大學擔任農業經濟學教授，深受蔣經國賞識。

　　李登輝是蔣經國一手提拔起來的。蔣經國主政時，大量啟用年輕有為的本土官員。受蔣經國器重的李登輝，先擔任“政務委員”，后快速升至省主席。

　　孫運璿突然中風打亂了接班人計劃，蔣經國情急之下火速提拔李登輝。1984年“總統”換屆時，資歷尚淺的李登輝被蔣欽定為“副總統”，各界人士頗為不解。之后，蔣經國又將李登輝提拔進中常會，明確其為接班人。

　　如此，李登輝才能在蔣經國去世后順利擔任“總統”一職。宣布就任第二天，“行政院長”李煥召集他的三位“副秘書長”馬英九、高銘輝、宋楚瑜商議，如何產生黨的“代理主席”。

　　李煥認為，李登輝應像蔣經國一樣兼具黨、政雙重領導人身份，以確保國民黨對臺灣政治的掌控。馬、高、宋三人均無異議，并分頭向各位“中央常務委員”傳達李這一建議。

　　不料，就在常務會召開前夕，“總統府”資政俞國華突然收到一封宋美齡的來信。宋美齡在信中表示，最好不要選舉一位“代理主席”。蔣介石及宋美齡一直認為，若讓本土官員掌管黨政大權，對國民黨來說形同災難。

　　但是，此時李登輝提名為“黨主席”已眾人皆知，這該如何是好？

　　俞國華將這一情形告知李煥后，李煥認為既然箭在弦上，便沒有阻止“中常會”的舉薦。但李煥自覺未能遵循蔣夫人指示而羞愧辭職。

　　在李登輝成功當選國民黨主席后，李煥試圖挽回這一災難性的決定，支持李登輝的政治“對手”林洋港與之斗爭，爆發了著名的“二月政爭”。

　　這時，國民黨正在向蔣宋所預料的方向演變。“二月政爭”不但沒能阻止李登輝得勢，還直接導致國民黨內部分裂——林洋港、李煥、俞國華、郝柏村、宋美齡等為非主流派，李登輝、李元簇、宋楚瑜等為主流派。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斗爭中，宋楚瑜突然背叛李煥，支持李登輝，并贏得政治資本，最終擔任首任民選省長。

　　1996年，臺灣首次民選“總統”。李登輝與連戰搭檔，以絕對優勢戰勝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成為臺灣第一任民選“總統”。在成功掌控臺灣黨政大權后，李登輝公開表達臺灣獨立主張。

　　自蔣經國去世后，臺灣再沒有出現顧及民族大義的領導人，也沒有像尹仲容、孫運璿、李國鼎這般勵精圖治的技術官僚。相反，隨著俞國華等國民黨元老老去，國民黨的分裂及民進黨的崛起，加速了臺灣社會分裂。

　　臺灣傳統財閥勢力及國民黨扶植的商人勢力分化日漸嚴重。辜振甫同父異母弟弟辜寬敏，與哥哥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事實上，辜振甫在辜家算是少數派）。早年辜寬敏因參與臺灣獨立運動被國民黨通緝，長期流亡日本，直到1972年獲蔣經國諒解后才返臺。

　　蔣經國去世后，辜寬敏再次暴露野心，將其大部分財產投入到臺灣獨立運動中。1996年加入民進黨，全力資助民進黨候選人競選“總統”。2008年，辜寬敏參選民進黨主席，以微弱劣勢敗于蔡英文。

　　民進黨在李登輝基礎上順勢而為，積極擁抱臺灣本土勢力及年輕人，之后陳水扁與蔡英文輪番上陣，言論日益極端。中間因陳水扁涉貪腐案，國民黨馬英九扳回兩局，但馬“維持兩岸現狀”的主張，只是“鏡花水月”。

　　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期間，臺灣經濟開始降速。經過馬英九，再到蔡英文，臺灣經濟接近低增長狀態。臺灣經濟走勢與韓國接近，有技術遷移紅利衰退之客觀因素，也有政治攪局之人為過失。蔡英文執政能力因此遭到不少民眾質疑，連任一度遭遇挑戰。

　　國民黨積極拉攏郭臺銘抗衡蔡英文，不過郭在國民黨內初選敗給韓國瑜后便退出。韓國瑜大打經濟牌試圖痛擊蔡英文軟肋，怎料一些特殊事件給了蔡英文神助攻，經濟牌被政治牌壓倒。

　　最終，蔡英文擊敗國民黨的韓國瑜、親民黨宋楚瑜（脫離國民黨后創立親民黨）成功連任，臺海局勢萌生變數。

　　縱觀臺灣70年，臺灣經濟能有如此成就，離不開一批心念民族大義的政治家及勵精圖治的技術官僚。他們開創的美好局面，如今卻隨國民黨元老老去、新政治勢力奪權而愈加撲朔迷離。

　　如今，面對患得患失的國民黨、極端冒進的民進黨，老一輩的臺灣人無比懷念蔣經國，他們想，若蔣先生還在世，兩岸關系不至于走到“人在囧途”之境地。

　　臺海的歷史教訓告誡為政者：不搏一時之機，不貪一世之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乃百姓之福，國家之幸。

　　孟子說：“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參考文獻：

　　【1】蔣經國傳，陶涵，華文出版社；
　　【2】臺灣經濟教父尹仲容，陳勝喬，搜狐網；
　　【3】臺灣經濟史概說，周憲文，海峽學術出版社；
　　【4】臺灣工業史，高淑媛，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5】王永慶全傳，丁志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6】張忠謀自傳，張忠謀，三聯書店；
　　【7】辜振甫人生紀實，黃天才，聯經出版公司；
　　【8】臺灣經濟快速成長的經驗，李國鼎，正中書局。

標簽臺灣李登輝經濟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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