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高峰已來, 疫情隱含的真正難題卻尚未解決！
文化縱橫——致力于中國文化重建和價值重生。
【導讀】當前，中國的國家治理和社會運轉正經受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考驗，隨著近期返城大潮的來臨，形勢將更加嚴峻。之所以如此嚴峻，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中國已從一個“靜態社會”轉變為一個極為龐大的“流動社會”。作者認為，這個轉變構成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挑戰，即整個上層的治理體系所依托的社會基礎結構發生了深刻變革，由此帶來的深層問題是：適應于傳統農業社會靜態環境的科層管理體制，往往難以有效應對現代社會中人員、資源、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動所帶來的種種新問題。其核心要害在于：一是中央集權與地方自主之間的平衡，或者說“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問題；二是科層制的僵化性與大變革時代有效治理的靈活性的矛盾。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對大流動社會的認識和研究都還不夠，在制度實踐層面，更缺乏整體、長遠的應對辦法。本文為作者授權《文化縱橫》發布的特稿，完整版原載《領導科學論壇》2016年第17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大流動社會：本質、特征與挑戰
——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社會基礎變革
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及后現代信息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國從一個“靜態社會”向“流動社會”轉變，這個轉變構成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長期與根本挑戰，即整個上層的治理體系所依托的社會基礎結構發生了深刻變革。中國傳統社會經過漫長的摸索，逐漸形成了針對治理“中原農耕鄉土社會”和“邊疆游牧流動社會”兩種不同社會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即“郡縣制+六部制”和“盟旗制度”的二元國家治理體系，這個二元體系以郡縣制為核心和主導思路，筆者稱之為“郡縣國家”。這種治理體系的傳統與慣性依然強大，并非全然消失在歷史的巨變之中。20世紀60年代隨著西藏設立自治區，某種程度上也是郡縣制在中國大陸的最后推廣和完全確立。
但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凡事往往盛極而衰，郡縣制的徹底實行大約二三十年后，20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即迅速進入市場經濟大潮裹挾下的“大流動社會”，這也是自清末以來人們感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持續發酵，從農業向工業以及服務業轉型的角度是經濟和產業視角，而從“靜態社會”向“流動社會”轉型則更多是社會和結構功能視角。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諸多惡性群體性事件與輿論焦點，往往與人口流入地政府在對待和處理這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近3億規模的流動人口群體有關。中國的黨政科層結構一度出現了明顯的手忙腳亂和難以適應，至今依然在調整適應之中。整個上層國家治理體系與基層的社會結構之間的調適，是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長期核心命題。
傳統中國在農業社會條件下，盡管也有流動人口，但絕大多數時間里都不占人口的主流，從治理的角度而言，構不成一個突出問題。農民離開土地往往是因為人地矛盾過于緊張突出，屬于“逼上梁山”型的被迫流動，是典型的“流民”問題。而傳統王朝對待流民的辦法，不是治理，而是鎮壓剿滅。當代工商業時代的流動人口，絕大多數是發展牟利型流動，是從農村走向城市的城鎮化過程，盡管自宋代以來的城市工商業日益發達，但真正形成滾滾洪流的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近四十年里，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當代工商業時代的流動社會，顯然無法再用鎮壓和簡單的管制來實現治理效果，大量龐雜的新問題引發了原有黨政科層體系的劇烈變化，以規則導向見長的科層制顯然在一個快速巨變的時代捉襟見肘。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在積極應對和適應這個種巨變過程中，做出了諸多的努力和嘗試，基本保持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而相關的研究和總結卻遲遲未能跟上實踐的發展。既有的圍繞治理的研究，也往往局限于科層體系內部的運作和干部的行為研究上，如近年流行的項目制、行政發包制、簡約治理、錦標賽體制等等。但對治理體系與社會基礎之間的根本矛盾卻缺乏足夠的關注和敏感。本文正是希望在此方面進行努力開拓，打開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的大門，而這一切都必須首先從對大流動社會的認識開始。
▍大流動社會的本質
古代社會是靜止的，為什么現代社會要流動？因為基本的生產在流動和變化。為什么生產要流動和變化？因為人的欲望在不斷的變動。這種變動在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期以來尤為突出，馬克思對此曾有深刻論述，“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
中國幾千年歷史中，頭一次進入如此大規模的流動社會，還是僅僅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情，“2015年全國流動人口有2.92億人，……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增長11.89%。”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21.3%。因為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雖然迅速推進著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但依然是一個靜態為主的社會。在計劃經濟時期，人的基本“需要”（如口糧、棉花等）是可以準確測算出來的，這一歷史階段類似準軍事化時期。但后來物質水平改善提高了，吃飽穿暖之后，一時間我們就無法測算每個人到底想穿幾件什么款式的衣服，這屬于“需求”領域，“需求”是多變而無止境的，甚至經常是被資本無中生有的“塑造”出來的。
近年隨著英國脫歐、美國以鼓吹類似孤立主義的特朗普當選總統等事件預示著全球化方向發生鐘擺的事件，也無法改變人類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資本、信息、技術、人口等各種要素流動加快的趨勢。所以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仍然處于戰略追趕和偉大復興進程中的國家而言，如何應對高速流動的社會，是一個長期有效的“真問題”。“整個19、20世紀遷徙搬家的美國人總數清楚地凸顯了美國居民的流行性。人口流動性是美國歷史最有活力也最普遍的特點之一。……今天，分析家們驚異的發現，每年有約五分之一的美國人換居住地。今天居住地流動性和一個世紀前一樣頻繁。”美國的例子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在于，即使將來我們步入經濟發達國家之列，人口的大流動依然是存在的。這與是否完成城鎮化無關，因為即使是“城里人”，也要“人往高處走”。
而且發達國家的人口大流動，還可能涉及到跨國移民等問題，這對當下的中國雖然不明顯，但對未來而言也并非是一個無法想象的問題。近年圍繞廣州的非洲裔勞工問題和東南亞新娘問題的報道屢見不鮮，也是一種預兆。當然，不同群體和階層之間的人口流動性是否有差異，值得我們日后更細致的研究。如美國，“外國移民的流動性比本地人差，白領階層的流動性比藍領工人階層差。”反觀國內，我們當前的一些政策和思路總是想把社會再固定下來，多少有些一廂情愿。必須從社會大流動的原因上去分析，而不能僅僅從治理的主觀愿望去入手。
在紛繁復雜的社會各種流動背后，我們不得不探究其本質到底是什么？筆者認為，流動的本質是分化、變遷與改革。所以流動社會是永恒的問題和話題。流動的這種本質在三個層面體現：空間流動、關系流動、心理流動。
所謂空間流動，指一個人從東到西，從農村到城市，空間上的流動。涉及流動人員的性別、文化程度、階層、財富水平等等，這些變量不同，產生的社會后果自然迥異。
所謂關系流動，指階層地位的變遷，人們一般用“社會流動”的概念來形容，這其實將此概念狹義化使用了，因為社會流動顯然不僅僅是關系上的縱向變動，還包括剛才所言的空間上的橫向流動。當然，空間的流動往往也是為了關系的流動，無論是農民工進城還是白領求職換單位。階層地位在市場化條件下高速流動，中國民營企業平均壽命只有不到3年，背后折射的正是“老板”個人命運的迅速興衰沉浮，失敗是常態，幸運兒總是極少數。
所謂心理流動，指心情起伏波動，面對劇烈的人生境遇變化，少有人能夠做到平靜淡泊。當然這個問題可以另外再做一篇大文章細談，此不展開。
▍大流動社會的特性
大流動社會是常識，但我們對這個常識的認識卻不夠細致，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轉型中的發展大國，其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結構，會讓其大流動社會呈現出什么獨特的景觀，以及同時孕育著的不同治理路徑。關于當代中國流動社會特性，筆者認為至少以下四個領域值得深入展開：流動本身、內外有別、有序流動和信息爆炸。
“流動本身”往往是人口學研究的熱門話題，持續發布七年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代表。流動導致的三大問題：教育問題、社保問題、低端市場。尤其是其中的低端市場，具有門類齊全、低價運行、自發形成三大特征。低端市場所連帶引發了三個子問題是城市治安、城市管理、食品安全。
“內外有別”有其雙重性：土客二元與內部分化。土客二元容易感知到，外來農民工進入到東部城市，對接高層級國家機構容易，往往都是態度積極，給予各項積分落戶積分入學等措施。但對接最基層的社區和集體最為困難，調研中我們接觸到了大量基層社區對外來人口落戶本社區的抵制和排斥。這種排斥是村落排斥，要認真而慎重的對待，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推進。地方上也有諸多因地制宜的辦法來解決實際問題。內部分化，是指流動人口內部經過二十多年的歷史，也已經明顯分化出上中下三個階層和利益區別，地方上會采取不同政策對待，整體而言是給予其中的上層一定的優惠措施以期挽留在本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有序流動”是一個新鮮而重大的判斷，因為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不過二十余年的時間。長期以來的主流輿論中，往往將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視為“盲流”，且不爭論其是否有歧視的價值偏見，僅就事實判斷而言都是值得商榷的。筆者認為中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有序流動、中國特色（非正式網絡）、爭取名分、親和政府。對這個重大基本事實的判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社會各界一開始看到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往往為其表面的無序以及帶來的社會治理難題所困擾。學術界也常常被“鄉土中國”的衰敗甚至“空心化”所震撼，要撥開表面的迷霧深入流動中國的內里和實質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有創建的概念闡釋。近期學界從“同鄉同業”的角度也做出了一些論證與探討，都是極有價值和貼近中國實際的研究。
“同鄉同業”是描繪流動中國真實圖景的一個重要而有趣的視角，值得投入更多研究精力。反之，如果認識不到流動中國的這些真實畫面，對流出地的判斷徹底悲觀，認為其毫無區別地陷入瓦解和衰敗之中，則必然會采取將農村的生產資源和資料集中到大戶或者大企業手中。而其實很多地方在本地人口流出的同時也依然有其他地方人口的再次流入，進而繼續保持著活力。“事實上，在目前的客觀環境下，小農場仍然享有眾多比大農場有利的條件”。推演開來，這直接涉及到對農村地區的基本經營體制改革方向的爭論，意義十分巨大。
信息爆炸看來一個尋常現象，但如果放在歷史的比較視野中我們會注意到，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過程中，并沒有遭遇“網絡社會”這樣的時代背景和技術挑戰。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迅速普及，使得最普通的體力勞動者也可以在幾乎同步的時間內接觸和獲取萬里之外的新聞消息。信息不僅僅是一種知識，還是一種權力，尤其是對信息的發布傳播進行選擇更是一種巨大的權力。信息的短時間內廣泛傳播可以發揮出強大動員能力，形成極大的輿論壓力。這種權力之前被官方牢牢掌握，現在卻出現了市場上的幾大巨頭公司，國外資本對此覬覦已久并染指頗深，這對我們加強干部執法履職監督上有益處，同時構成的穩定性的挑戰是非常直接的。所以掌握和駕馭新媒體成為執政者議事日程上非常重要而急迫的內容。
▍大流動社會的挑戰
治理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被引入中國，一大批學者對其具體意涵進行了深度闡發，并就如何與中國經驗對接開展了一系列的探討。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概念具有難以消除的模糊性，一般認為它的前身是統治和管理，人們從操作性的角度或者某種特定的方法或價值的立場上對它做了種種界定。
中國的國家治理對于國家的行為采取一種高度實用主義的態度，不局限于一定采取某些形式。因此總是寬嚴相濟、收放有度的。在寬、放的時候，就具有今天所說的治理色彩，然而實際上，無論寬嚴，都是治理。曹錦清教授認為傳統的“和與同”及“陰與陽”的辯證哲學為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了哲學思想資源。建國以后，國家曾經將基層社會嚴密地組織起來，有力地建立起必要的政治秩序，快速推動工業化的起步。在國家放棄了對社會的強力組織后，第一，總是有一些公共事務，需要農民或城鎮居民自己去做，這怎么做？在市場關系中，也會自發出現合作的需要，然而中國人的合作又十分困難。第二，政府可以退出，但黨不能退出，黨的影響力依靠什么組織機制來實現？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引入社會治理的理念。這實際上也是所謂鄉村治理研究或者基層治理研究的一個重要的邏輯起點。
因此，中國學者要說清楚“治理”這個概念的障礙，其根源在于很難把知從知行合一狀態中剝離出來，將“學問”語言化。就研究的對象來說，我們其實與西方學者站在一個基本平齊的起跑線上，而且中國的治理經驗十分豐富且層出不窮。相關的理論研究必然要把握一般性和特殊性的關系，所謂的一般性就社會治理問題來說，其實出自于人類社會轉型的普遍性；所謂特殊性，來自于中國的兩大傳統：中國歷史文化的老傳統與社會主義的新傳統。問題的難處恰恰在于如何將它們結合起來，因此需要更努力地在新的語境中推動理論自覺，在人口流入型地區治理的社會實踐和研究中不斷總結提煉。
總體而言，國家治理體系一般以政府科層組織為核心，黨政科層結構顯然是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關鍵，這也是筆者將對“流動社會”治理的研究聚焦于“國家視角”的原因。這套帶有濃厚“郡縣國家”傳統色彩的治理體系在面對一個“流動社會”的突然到來時，其所產生的諸多困惑背后涉及的深層次挑戰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新事物層出不窮，政府職能無法適應穩定。在東部中國的田野調查中，黨政科層部門在面對復雜社會事務時的困擾繁多。比如出租屋失火，到底是消防單位的責任還是人口管理部門的責任？流動人口的普法教育，到底是司法局的工作范圍還是新市民事務局的工作？流動人口子女積分入學的短時間內大量申請業務，是以教育局牽頭放在分散的學校辦理還是以新市民事務局牽頭放在營業大廳辦理？流動人口信息登記，以公安局為宜還是新市民局更優？各類積分享受公共服務的申報材料中出現地方無法或者不便查實真偽的資料，申請人是否應該到相關單位和地方出具證明，如果對方不出具證明又是否應該獲得流入地認可？此類事務，不能簡單的認為是基層干部作風問題，扯皮推諉，也確實有其困惑和難解之處。原先以戶籍人口為對象的整個治理和服務體系，面對一個龐大的大范圍流動的人口群體時，顯得異常吃力。
珠三角的東莞市號稱“世界工廠”，也是全國僅有的四個不設縣的地級市，地級市下面直接是鎮和街道一級政權，一個鎮管幾十萬人口，財政收入多的有幾百億，這比中西部的縣還多，該如何管理？部門和人員的增設是否就具有必然性？鎮和街道的行政層級是不是必須提升？這個又跟干部的“利”關聯起來了。東部地區這類情況很多。現在又啟動了“鎮級市”改革，我們僅僅在“市”的名稱下就有五種級別：直轄市、副省級城市、地級市、縣級市、鎮級市。若非相關領域專家，否則很容易被紛繁復雜的名實關系繞暈。曹錦清教授在《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一書中最后一章曾專門記錄了建國后到九十年代四十余年的基層政府機構變化，背后體現的就是鄉鎮政府職能的變遷。而這方面的后續研究，至今看來依然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理論層面上總結，就是以“規則導向”的科層制，在劇烈變動時期，難以滿足“問題導向”的彈性治理的現實要求。而此類情況中，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始終保持著對民意的高度敏感，“回應性”較快，以“黨的領導”的“政治性”克服科層行政系統的因循守舊。需要注意的是，這方面也是執政黨的巨大風險所在，如果不能夠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黨在基層的組織失去政治性（群眾性），而迅速行政化，則蘊含著失去群眾根基的風險。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為何城市市民特別難組織？與小農難以組織起來的原因是否有不同？城市環境下該如何組織起來這些新老市民？
第二，區域發展不均衡，地方改革沖擊統一結構。這方面以作為人口流入地區的東部為代表，因為人多則事繁，事繁則必須想出新辦法和新制度或者新策略應對。東部地區的基層治理創新經驗特別多，不能簡單理解為政績追求，而是一種現實逼迫下的應對。以黨政機構的科層組織體系變遷為例，浙江省就先后有嘉興、紹興、溫州和舟山四個地級市成立了專職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部門。同處長三角的江蘇，在蘇南的張家港等地方也成立了類似專職機構。珠三角地區先后有深圳、東莞、廣州在地級市層面成立專門政府機構負責流動人口事務。但筆者在以上諸多城市的實地調研中，無不發現其在現有科層結構中的生存困難和諸多困惑。成立于2008年的東莞市的新莞人服務管理局已于2014年底并入人力資源局。回顧當下，“領導小組”模式在此中顯現出自身適應當下體制的優勢，“增設部門”與“領導小組”之間的競爭與優劣則是另外一個需要專門探討的問題了。
類似的機構改革在歷史上也有諸多經驗值得總結深思，如1069年北宋王安石改革時期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為原來三司的上級機構，統籌財政工作。1086年司馬光為相，盡廢新法。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時設立軍機處，地位高于內閣，逐漸成為權力中心，但始終是個臨時機構，人員編制和任免皆有皇帝一人之意決定，靈活性極大，實現了集權的最高峰，此時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內閣皆被邊緣化，內閣成為辦事機構，議政王大臣會議于軍機處設立62年后即乾隆五十六年被撤銷。軍機處在1911年4月，責任內閣成立后被撤銷，存在182年。1988-1990年，在全國16個試點改革地級市對省市縣三級的大農委體制進行變革。市一級取消大統籌的農委，但省、縣還保留，結果導致了混亂的后果。筆者在山東調研時，地方干部就此提煉描述出“蜂窩煤理論”：孔不對、氣不順、四處冒煙。
筆者以為，當時的大農委改革還僅僅是一個行政體制內的三層之間對不上的窘境，而實際上現在是整個行政科層體制和社會基礎對不上。語詞的名實不符，和行政管理體制的名實不符是同一個道理。原因就是因為流動，現實在流動，名字對不上。如果非要“以名正實”，那就是保守主義。我們是需要“名副其實”，語詞不變，含義改變。這種名實相怨的狀態久矣，“也許，只有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到了獲得民族自信的地步，我們才有可能擺脫這種狀況，我們才有可能用自身的經驗來解釋我們自身的問題，并通過對我們自身經驗的解釋，給予這些概念某種價值規范。這是中國后面二三十年要完成的轉變，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要為這一天做好充足的準備。我們現在已經取得一定的自信，但不夠；費孝通說‘文化自覺’，不夠，文化自覺背后一定是民族自信，沒有民族自信，沒有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不可能有文化自覺。”
第三，人口低序大流動，管理服務財政成本極高。現在總結來看，計劃經濟時代的將人口固定下來的做法，短期可行，長期是控制不住的。現在，國家治理方式從過去通過戶籍管理（其實是國家管理大大小小不同的單位，單位再管理具體的人），改為經常必須直接面對分散的個人。國家機器要直接對接個人，這是國家治理的一個重大變化。即使有各種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還是需要有一個龐大的基層治理隊伍，不論市縣兩級的機構采取何種形式應對人口大流動，但在最基層的街道社區，東部人口流入地普遍是存在這樣一個編外人員群體。這個群體與傳統社會中的“吏”有些相似，葉靜對此的研究顯示“職能擴張是編外人員擴張的充分必要條件，但只有加上了財政支出軟約束，才一起構成了編外人員擴張的充分必要條件。
在一定意義上，是編外人員的擴張使得緊張的編制體系在中國一些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政府職能急劇擴張的地區依然可以延續的重要原因。”可是其財政支撐能力和條件，則是存疑的，一旦遇到經濟蕭條時的應對需要早作考慮。除卻這些“管理”色彩明顯的財政壓力，還有“服務”方面的支出需要考慮。農民工市民化成本，是一個顯性而直觀的角度，根據中國社科院2013年的測算，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別為17.6萬元、10.4萬元和10.6萬元，全國平均為13.1萬元/人。一個東部城市如果要接納100萬農民工進程落戶，則至少需要1700億規模的資金。這個簡單的算術題顯然不是那么容易解決。
第四，網絡突破科層制，負面事件輿論力量巨大。網絡社會的來臨與發展都太快了，技術進步完全超出了人們事先的預計。中國在網絡社會的硬件建設能力上是超群的，我們手機的升級速度也是極快的。但同時也面臨一個世界性的治理難題，即政府對信息的掌控力量在下降。這里有兩個非常具體的問題，第一個是手機攝像功能，任何事件的在場者都可以是第一報道者。如此一來，傳統社會中垂直的信息流動弱化。傳統國家在治理過程中，通過保持信息的垂直流動，可以對世界進行定義和解釋，這個權力一直牢牢被官方掌握。而現在由民間商業媒體來部分決定了。近年中出現的溫州動車事故、天津港口爆炸事件、深圳垃圾場垮塌事件等中都出現了類似情況。
原來傳統的集權治理體系下，對信息的控制權是穩定社會的基石，而現在這個權力流失了。各國都這樣，并非簡單中國面臨此類難題。流失以后，一個負面事件一上網，就可以突然聚集幾萬十幾萬人。在情緒的渲染之下與某些機構發生沖突，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時候地方對此是束手無策，無法采取有力應對。而考慮國際競爭和斗爭的復雜性，再夾雜一些境外力量的介入，往往會使得事態更趨復雜。這種情況是全新的問題，其理論和實踐意義都極為巨大，但卻缺乏足夠深入的探討。
▍結論
對于“流動社會”的真實圖景和中國特色，我們至今還缺乏足夠深入和廣泛的研究，這方面倒也不必過分苛責政學兩界。因為畢竟是先有社會事實，再有思想理論。突然到來的“大流動時代”不過二十余年，在紛繁復雜的情況下我們有諸多緊迫的任務和實踐要求。但考慮到中國人口結構的迅速老化，城鎮化和大規模基建高峰的過去，諸多改革走到了重要關口，對“流動社會”客觀冷靜的描述和總結，已經具備學術基礎和必要的經驗準備了。
“郡縣國家”遭遇“流動社會”會是當下以及未來相當長歷史時期內，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變革所必須回應的深層次根本問題。其核心要害在于：
第一，是中央集權與地方自主之間的平衡，或者說“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問題。
第二，是科層制的僵化呆板與大變革時代有效治理的靈活性的矛盾，或者可以說“政治”對“行政”的短板的克服。
我們會發現，這兩個問題的關鍵都在于中國共產黨，而且要看到中國共產黨在應對這個流動社會的過程中的權威、彈性、靈活等特點，總體上是起到積極正面作用的，是基本應對了這個史無前例的“流動社會”。只是由于對政府過程、政府組織機構的研究因為較難獲取信息和資料，所以理論上的提煉總結還顯得很不到位，政府更多是在憑借實務工作中的“手感”和“直覺”開展工作，不過隨著中國的自信不斷提升和對學界的開放度不斷提高，這方面的研究條件也在日漸成熟。
大流動社會對國家治理的挑戰，到底是某項具體制度上的，還是整個治理體系的？即使是整個治理體系的挑戰，又是否可以通過技術方式來解決？即官方語言系統中常講的“體制”問題通過“機制”改革來解決。中國傳統的郡縣國家治理傳統，在這種變動之中，具體經歷了哪些變動，如何恢復自身的生機與活力，這些實踐是否具有理論意義？其與西方世界所走過的道路為何不同，各自的道理又在哪里？這些都是我們值得繼續深入研究探討的領域。
本文原載《領導科學論壇》2016年第17期，原題為“大流動社會：本質、特征與挑戰——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社會基礎變革”。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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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31 11:56:42 拐點大連疫情
疫情防控
7月30日，大連市衛健委副主任趙連在大連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通報稱：截至7月29日24時，大連市累計確診病例數57例。目前，全市已累計完成核酸采樣409萬份，即... -
張文宏談疫情結束時間 他是這樣分析的
新冠病毒疫情來勢洶洶，目前正在全球肆虐，據最新數據顯示，截止7月31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738萬例，死亡人數超過67萬例，可見當前全球疫情形勢有多嚴峻。新冠病毒疫情從爆發到現在已經持續好幾個月了，大家都在關心疫情何時結束，一起去看看張文宏是如何談疫情結束時間的。疫情什么時候結束
2020-07-31 11:56:32 什么時候最新消息疫情
中國是最早爆發新冠疫情的國家，但也是最早控制疫情的國家。在國內控制疫情之初，張文宏表示夏天確診病例會減少... -
鐘南山談8月份疫情 對香港疫情他給出了重要建議
今天是7月31日，馬上就要迎來8月份了，自1月份新冠疫情爆發至今，經過近8個月時間，全球疫情形勢仍是相當嚴峻，而近期國內局部地區的疫情也在提醒我們不能放松警惕。那么，鐘南山院士是怎樣談8月份疫情走勢的呢？下面小編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2020-07-31 11:56:12 香港疫情南山
鐘南山院士談疫情走勢
此前在6月底的時候，鐘南山院士表示，在今年冬季和明年春季，預計新冠疫情仍然會存在的，但不會像今年第一波疫情一樣出現大規模的暴發。由此可見，在當前國... -
三地疫情現同一問題 都與海產品從業有關
最近多地陸續爆發疫情，繼北京之后，大連也出現了疫情，據悉，武漢、北京、大連三地疫情現同一問題，都是與海鮮有關，首次感染的病例都是與海產品加工和銷售有關，那么這個問題說明了什么呢？疫情
2020-07-31 11:56:01 海產品疫情病毒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離病毒的真相越來越近了？最近國內又突然有兩地爆發疫情，那就是北京與大連，據悉，這兩地的疫情與此前武漢疫情都有一個相似點，就是都與海產品有關，所以很多人都揣測，新冠病毒很有可能就是從一些進口海產品... -
為什么老是海鮮市場發現疫情 專家給出這樣的分析
最近遼寧省大連市爆發小規模疫情引起大家的關注，大連新增確診病例中，大部分是大連凱洋海鮮公司的員工。這讓人開始質疑，這次大連爆發疫情和海鮮有關，當初武漢爆發疫情和北京疫情也是和海鮮有關，為什么老是海鮮市場發現疫情？一起去看看專家是怎么分析的。新冠疫情和海鮮市場有關
2020-07-31 10:56:17 什么時候疫情海鮮
目前大連疫情已經擴散至5個省9個城市，北京出現1例關聯病例。值得注意的是，大連疫情與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北京新發地疫情有相似之處，均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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