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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微信公眾號:大掌柜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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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6年是丙子年。沒錯,這又是一個鼠年,雖然不是甲子年。
196年這個年份或者大家并不熟悉,但這一年發生的事情大家肯定都很熟悉。因為這一年在中國歷史上被稱作建安元年。
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即便大家對建安七子不熟悉,也該對漢獻帝很是熟悉。這一年,呂布幫著董卓廢了漢少帝劉辯,立其弟劉協為漢獻帝,年號建安。這一年,美貌的貂蟬正在接受司徒王允的崗前培訓,謀劃著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美人計加離間計。
以上都是我們在《三國演義》上看到的歷史背景。在史實中,除了貂蟬有沒有建功存疑,其它應該都是存在的。但是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是,建安元年,也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瘟疫大爆發的年份。根據歷史記載,這場起于建安元年的大瘟疫,持續十年,嚴重疫區包括洛陽,南陽以及杭州一帶,連同正在進行的三國大戰,共導致當時社會人口的減量高達百分之七十左右。
為什么會讓疫情持續十年而不是像我們在2003年的非典以及今年疫情這樣,可以幾個月就能控制住呢?原因也很簡單,當時的社會動蕩,軍閥割據,相互攻擊,漢獻帝的中央政府連吃飯都成問題,更不要說組織抗災了。各地軍閥更是朝不保夕,睡覺時還是一方霸主,醒來后可能就成了階下囚。所以,對于疫情這樣的事,真的只能是隨它去了。
雖然當時的政府極度疲弱,社會極度動蕩,但在這個瘟疫長期橫行的時期,卻有兩位中國歷史上鼎鼎有名的名醫穿行于民間,為那個地獄般的時代發出一點充滿溫暖希望的光。
這兩名神醫就是時年五十一歲的安徽亳州人華佗,時年四十四歲的河南鄧州人張仲景。這兩位神醫在中國歷史都具有極高的醫學地位。特別是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更是中國醫學的傳世寶典之一。
拋開外科圣手華佗不說,時年四十四歲的張仲景正值壯年。雖然史書上對他如何救治遭受疫情侵害的民眾沒有詳細的記載。但張仲景在這場瘟疫里一定是竭盡全力的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并最終以自己淵博的中醫知識以及豐富的救治經驗,寫成了傳世名典《傷寒雜病論》。當然,生逢其時的華佗一定也沒少救治災民。
但是,即便這兩位神醫跑斷了腿,最終也只是杯水車薪。特別是在當時交通不便,信息不暢的條件下,也就只能一個點一個點,一個村一個村的去治療,而且還不一定能獲得所需的藥材物資。
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政府做靠山,再神的神醫也沒辦法控制大規模疫情,而張仲景和華佗時代,最缺乏的就是一個強大的政府,不要說強大了,就連一個正常運行的政府都沒有,讀過《三國演義》和《三國志》的朋友都知道,漢獻帝在那一年也是經常餓肚子的。所以,即便那個時代擁有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牛的兩位名醫,也沒辦法制止瘟疫的十年蔓延。
強大而有效率的政府,是應對自然災害的最有力武器。否則的話,即便你擁有最好的資源,最有利的條件,最終也只能是望洋興嘆。就像今天的武漢,如果沒有十天建成的火神山,如果沒有數以萬計的逆行天使,沒有每逢災難必在的三軍兒郎,單靠幾個神醫或頂尖專家,只怕我們根本無法阻止疫魔的蔓延。更不要說讓整個湖北在短短一個月后就露出欣慰的曙光。
目前全國新冠肺炎確診患者近八萬人,據稱每名重癥患者的治療費用都是以十萬計的,具體是多少我們不知道,因為國家全包了。從檢測確診到出院后隔離,患者不需要花一分錢,還提供營養全面的飯食。綜合起來,網上所估計的每人二十萬到四十萬也差不多了。
這樣的付出,絕對需要一個經濟實力足夠的國家才可以負擔得起,而因為全國大隔離造成的經濟損失又必須要一個勇于承擔責任的政府才敢于去承受。試想,如果一個真正以資本為王的國家,怎么可能做出這樣的事情?救人卻要賠本,抗災會賠更大的本。。。不不不,他們一定會盡快拿出一種藥來,讓民眾買單,或讓政府買單,不管這種藥是不是有效,會不會有后遺癥。總之,慈善是可以的,但慈善的錢必須要從賣藥的利潤中來。
嗯,好像說歪了話題。其實今天我想說的是,就當前中國抗災的手段和代價來看,中國模式其實是很難復制的。要么是經濟能力跟不上,要么是政治體制跟不上,要么就是兩樣都跟不上。比如說韓國,雖然在極力學習中國模式,但由于其國內體制的原因,很難當機立斷對疫情重災區大邱等地區進行封城。這就導致本身面積就不大,人員流通也很方便的韓國疫情快速發展。我們不能說韓國政府沒有努力,但是他們的努力在它的政治制度下,基本白費。可嘆《紐約時報》還在表揚韓國的不封城措施,說是什么民主的體現。這真是要把韓國往死里忽悠啊。。。。。
而經濟跟不上的則是另一個疫情嚴重的國家---伊朗。伊朗因為受到西方國家制裁已經四十年了。國內的醫療設施本就不足,前一段時間在美國石油零出口的制裁下,經濟又面臨巨大的困難。這時候的伊朗,如果按照中國模式來進行抗災,只怕掏干了家底也救不了幾個人。再者說,由于西方的各項制裁依然有效。很多必須的醫療物資也讓伊朗有錢也沒辦法買到。何況它現在也買不起。
但是伊朗的疫情如此嚴重,就連副總統級別的人物都被感染,難道就只有坐以待斃嗎?這真的是一個艱難的問題。當前的問題,伊朗不要說建設火神山之類的專科醫院,【即便建設了也沒有足夠的醫療設備來運行】。就連方艙那樣的集中隔離場所只怕也難以做到。不要小看武漢的那幾座方艙,雖然是用現成的場所改建的,但其中鋪設的各種配套卻并非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雖然那些東西在我們眼里或者很普通。
那么伊朗究竟該怎么辦?
中國幫助伊朗抗擊疫情的專家應該已經到了伊朗。對于伊朗這位朋友,我們該實施怎樣的援助?這是一個難題,前面說過,用中國模式來幫助伊朗,伊朗自己都難以承受。免費治療或者可以,但以中西醫方式的免費治療代價太大,伊朗政府承擔不起,配套的醫院就更加不要說了。
所以在幫助伊朗這件事上,中國的專家們應該根據伊朗的現實條件,以中醫湯劑為主,西醫治療為輔,甚至在某些不具備西醫治療的條件下,全方位展開中醫湯劑療法。這樣做肯定不如中西醫結合的效果要好。但一定會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想當年,華佗和張仲景在常年流行瘟疫的年代,就是單靠中醫方劑來挽救民眾的性命,并最終總結出了應對瘟疫的方法。如今的我們,也應該相信中國傳統醫學所具備的力量,讓這份力量為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做出貢獻。
對伊朗進行這樣的援助,其實就是一種量體裁衣式的援助。再熱情的援助,再努力的援助,也要因地適宜。伊朗如果疫情真的蔓延很廣的話,中國的中西醫結合治療模式根本無法實行,而依賴傳統中醫湯劑的療法,卻可以挽救更多的伊朗民眾,穩定伊朗的社會。當然,如果要讓伊朗政府接受這種援助方式,就一定要拿出國內中醫治療效果的數據來。
我所說的伊朗模式,是針對那些經濟不太發達的國家所言,對于那些經濟發達的國家,則是另一種模式了。只要他們錢夠,他們愛什么模式就是什么模式。相信什么模式就是什么模式。或者當他們發現伊朗,以及其他國家應用中醫治療效果卻比他們燒錢模式一點不差甚至更好的時候,中醫也就可以獲得這個世界更多的尊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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