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把慘烈的學習機會變成又一次惡俗的“政治斗爭”!
作者 :正文注明 2020-03-10 17:15:07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作者:汪濤
來源:純科學(ID:chunkexue)

中國的COVID-19疫情已經進入尾聲,海外又開始了大爆發。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更有條件平靜下來認真總結一下科學的經驗教訓。但是,從這次疫情的一開始,我們從媒體上就習慣性地看到一個又一個爆款文章,去追究“黑幕”“追責”等等。當然,在這個疫情中肯定會有人有責任,已經有很多人被撤職,也有一些人是被“調換職務”“接受辭職申請”。但是,僅僅針對特定的人做一些文章就能解決問題嗎?SARS發生過程中有很高級別的官員被公開撤職,阻止這一次疫情發生了嗎?我們從SARS中總結的教訓是建立一套直報系統,這次卻并未有效的發揮作用。圍繞這個問題,有位叫華生的經濟學家實名舉報,是當地主事者“瞞報”。很多網友又認為華生是高福的槍手,為他辯護,華生在最新的文章中花大段文字為自己辯護“他不是在為高福辯護”。中國人為什么老是喜歡一遇到事情就沉溺到人的是非中去呢?我們假設一下,就算我們完全認同華生的說法,假設2019年12月8日出現第一個案例時就直報了,是否后來疫情就不會大爆發?我們的分析結論是:依然會爆發。很明顯,2019年12月30日已經報告了國家衛健委,并且第二天衛健委專家也過來了。所有事情都做對了嗎?很遺憾,沒有,不是某些事情沒做對,而是幾乎所有的事情(所有總體上或戰略上做對的事情)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我們不要因為其中存在一些人為的錯誤而忘記了,這次我們遇到的是一個全新的病毒,直到今天人們還是沒有完全研究明白這個全新病毒的規律。 尤其是,中國的疫情都發展那么長時間了,其他國家、包括所有醫學發達國家就在那里眼睜睜地看了幾個月,結果如何呢?還不是大面積地爆發了。到3月9日,已經有104個國家發現確診病例,意大利超過韓國成為數量僅次于中國的確診病例國家。在中國疫情發生后,人們不斷去追尋最初的吹哨人問題。可是,中國發生疫情這么長時間,國外各個權威機構和權威人士的吹哨人一大堆,有比爾·蓋茨,WHO,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很多權威醫學專家都警告美國、歐洲可能三分之一、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口會感染,可是人們重視了嗎?意大利人抗議政府限制措施影響了“自由”,確診人數暴增后又逃往其他國家去廣泛傳播病毒。直到2020年3月10號確診人數上萬了,意大利政府終于宣布全國范圍封城,相當于封國了。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再說疫情不嚴重,還親自不帶口罩去醫院看望醫護人員......以為有吹哨人疫情就不會傳播了?永遠會有一大堆反著吹的吹哨人。哨音太多你也就聽不清誰在說什么了。 我們從這么多新型傳染病發生過程中至少應該得到一個最慘烈的教訓:是人就肯定會犯錯誤的,就算我們這次把一堆人拉出去槍斃,下次在遇到新型傳染病時,肯定還是會有一堆人犯錯誤的。因為我們深知是人都會有人性的弱點,所以我們也相信,如果所有人2019年12月初都知道今天的結果是如此嚴重的話,任何主事的領導多給他們1萬個膽子也不敢有任何瞞報等想法。如果我們只是從道德和法律角度去看問題,出了事情只是去追人的問題,就會使人們忘記最重要的事情。既然知道是人就會犯錯誤,為什么不從中領悟到這樣一個真理:必須建立一個盡可能少受人為錯誤影響的新型傳染病防治體系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呢? 在這個疫情過程中是否有人瞞報?是否有違反制度的人為錯誤?的確可能會有,但怎么解決呢?僅僅將其歸結為人的錯誤嗎?這可能是一個途徑。但為什么我們不從另一條路徑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為什么人們會瞞報?怕疫情會產生不利影響,造成社會恐慌。為什么不通過靈敏度過高的自動決策機制,產生經常性的誤報(本來就經常有“不明原因肺炎”經過核實是正常疾病),以此讓社會不那么敏感,從而不再擔心社會恐慌問題? 免疫力需要平時鍛煉,而不是到了病原體入侵的時侯才應急。 無論是湖北當地的人員,還是所有專家們,他們都是人,即使他們有可總結甚至可追責之處,我們也應抱寬容態度去看待,因為我們此次遇到的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全新的科學問題,我因此在學術上提出了“新型傳染病防治”的專業概念。我們將不斷遇到越來越多的新型傳染病,這不是僅僅靠對人追責就能解決的,必須研究大量相應的全新科學課題。2020年1月8日去武漢的專家組成員北大一院呼吸科主任王廣發后來被評為抗疫先進個人,因為他曾經的一句話“可防可控”引發輿論的漩渦,很多人對他被評為先進個人非常反對。但別人是在關鍵時刻到武漢一線直接考察,并且因與病人近距離接觸自己也受到感染,這是值得高度尊敬的。僅為一句特定階段的話就對人如此苛刻有必要嗎?作為科學研究的過程,第一時間沖在第一線的人,如同戰場上尖刀班的勇士一樣,相當多的人可能會犧牲,也可能會搞錯敵人的火力點、搞錯進攻的方向。但正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的英勇探索,甚至階段性的錯誤,才使我們不斷地獲得對新型傳染病的科學認知。如果中國社會因此就對人如此苛責,將如同去苛責可能搞錯進攻方向的尖刀班勇士一樣。如果這樣,誰還會愿意去作第一時間沖到第一線的勇士?科學的探索不是“成王敗寇”的政治斗爭過程。 他們有沒有教訓呢?當然有,從我所總結的新型傳染病三大定律來說,對于遇到一種全新的病原體,從科學研究自身的規律來說不可能那么快地認識清楚,因此他們不應該那么快地講話,尤其是那么快地做判斷。張文宏醫生在這次疫情中成了“很完美”的網紅,為什么那么完美?因為他回答問題的時候說的最多的話是“這個坦率地說我不知道”“這個沒法說”“這個我不能按你的套路來回答”。他說知道的東西也主要是過去的歷史經驗,而不是這一次的病毒是什么樣的,所以他的話永遠不會錯。對于新型的傳染病,新的事物,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因為張文宏坦率地說“不知道”最多,所以他帶給人們真實的信息也最多。可是很多記者和普通人在遇到新型的不知道的疾病時,最想專家和權威給一個肯定和確定的答案。如果硬要他說疫情什么時候會結束,他就說鐘南山院士講了4月底,他同意鐘院士的話(這樣就算錯了也是鐘院士錯了,不是他張文宏說錯了),當然也希望更快一點(其實又說了可能更快,但不是他說的,只是他希望,這也永遠不會錯)。在總體上不清楚、不知道的前提下,專家應盡可能把已經知道的東西、可參考的東西拿出來呈現給大家。知道什么是知道的,什么是不知道的,這對于新型傳染病來說是最重要的。 人們總是想直接知道一個最終的答案,但對于科學的認識來說,最重要的是不斷探究事物內在的規律,從中接受到通用的道理和教訓。要想研究清楚任何新型的事物、包括傳染病,必須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中間必定有不完善甚至錯誤。如果全社會不接受任何中間過程的曲折,一定要神仙,張文宏這樣的解答算是不當神仙而最接近科學的方式了,但很遺憾,這并不是最科學的方式。 無論對于普通百姓還是對與新型傳染病防疫相關的所有機構來說,最簡單的一個教訓就是:平時得備一些口罩和酒精消毒棉,不要去聽什么專家說口罩并不是必須的話,因為沒有充足口罩可用的時候,說口罩重要什么用也沒有,反而讓最急需的醫護人員和病人沒有口罩用。有的觀點說如果沒有正確的佩戴口罩,不僅起不了作用,還可能起反作用。當然了,無論什么工具如果不正確使用都會是問題,汽車沒有正確的使用還會撞死人呢。可是你得有口罩才能談怎么正確使用的問題,如果沒有口罩,價格漲到幾十歐元一個,談再多正確使用也沒用。如果聽到有傳染病的消息,別管真假,先備一些口罩,反正平時買這些東西也不需要多少錢,一個口罩也就一塊錢人民幣,并且這是一個通用的家庭必備用品,無論應付傳染病還是霧霾,或者就算只是在家里做衛生也都要用到。別等消息成真的時候再到人群成堆的地方搶口罩,本來沒病也給染上了。中國現在口罩日產量突破1億了,關鍵原料熔噴布的生產線也上了一大堆,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客觀地講這個話。

這次病毒為什么如此兇猛?就是它不僅是新,而且新的“離奇”。如果說埃博拉是病毒中的轟炸機,SARS是病毒中的戰斗機,這次的SARS-CoV-2病毒就是隱身戰機。它的載彈量遠不如埃博拉,攻擊力和巡航速度遠不如SARS,但它能隱身,這就是它最大的殺手锏。但是,未來我們可能會遇到越來越多這樣離奇甚至更加離奇的新型傳染病。現代社會一個又一個新型傳染病的出現,事實上讓傳統的流行病學、傳染病學甚至整個醫學體系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戰。這同時也帶給我們新的機會,去審視事實上在過去早就存在的醫學本身的缺陷和問題。 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2020年1月18日的第三批專家組提出封城的建議、并且被最終接受真的是非常偉大,那個時候提出這樣的建議是需要非常非常大勇氣的。因為當時的疫情從外表看還并不是那么嚴重,受感染的人只有不到二百(1月19日武漢累計確診病例為198例,但兩日新增為136例,確實呈初期爆發狀態)。為不到二百個受感染的人把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城市給封了,這的確是有些超乎想象的。但今天來看當時封城的建議的確是正確的。當然,封城的決定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病毒。其他國家之所以受到病毒的誤導,就是還沒認清這個病毒是一個全新的“隱身戰機”,最初看起來傳染性不強,病亡率也不是那么高,可是當它開始爆發的時候,其實已經非常嚴重了。所以我們看到其他很多國家都經歷了與中國類似的過程。最初相當長時間內感染的人很少,因此誤導人們不當回事。可是真當確診人數開始增長時,就是爆炸性的。武漢封城時(1月23日)全國確診病例是571例,武漢有444例。可是封城之后高峰時傳播到了全國幾乎所有省市自治區的所有地級以上城市。疫情是一個客觀自然的事物,不同國家的人往往因意識形態、經濟等因素進行平衡考慮。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病毒的確是一個最難對付的病毒之一。說它病死率不高也不能說錯,也就1%-5%,但要說低,它又遠比普通流感病亡率高得多,足以引起社會的恐慌。因為它的隱身能力,如果不及時封住,很可能導致全面的大流行。那時病亡率可能會在醫療條件崩潰的情況下上升很多。3月9號世界衛生組織說這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個可以控制的全球大流行的傳染病。這句話包含了積極和警告兩重含義,積極的是它可以控制,警告的是它成為全球大流行的前景已經很相當大了。 這個疫情在國外會怎么發展,這是另一個很大的課題,我們這里不深入討論,只是提一下參考。中國的疫情高峰時看起來也是很猛烈的,但在采取全面的隔離措施后,確診人數過了峰值后下降也是很快的,這說明隔離的措施是非常有效的。鐘南山院士認為國外的疫情至少要到6月份以后,也就是他預計最樂觀的情況是6月份以后才能緩和下來。世界衛生組織提醒不要太指望夏天會自然減緩疫情。事實上,只要有效地隔離,這個病也很容易解決,問題就在于人們的認識和隔離措施執行的嚴格性。3月9號美國股市經歷了史上第二次熔斷,道指暴跌超過2000點。疫情的后續影響正在不斷發酵,我們會在后續文章中討論。此處先沉下心來仔細分析一下我們后續分析中將遇到的基本醫學科學問題。

當前醫學中存在很多缺陷,不利于我們認清疾病的規律。例如很多概念只是一個定性的描述,而沒有定量。像“毒力”的概念,雖然它引入了物理學中“力”的概念,但卻并沒有定量化的定義,也沒有量綱。但是,醫學家們卻又經常討論毒力“大小”的問題。沒有可測量的定量化的定義和量綱,怎么去討論大小呢?在李蘭娟院士主編的《傳染病學》這一經典教科中是這么定義的:毒力(virulence)包括毒素(外毒素與內毒素)和其他毒力因子。毒素相對好理解一點,可以直觀地理解為病原體產生的物質,它會對人體有危害性。其他毒力因子包括了穿透能力、侵襲能力、溶組織能力、粘附能力等。而侵襲力(invasiveness)也是一個專業的概念,是指病原體侵入機體并在機體內生長、繁殖的能力。從這些定義可見,因為都是定性的描述,因此可能會引起很多的混亂。毒力從字面上理解,專家們想用來表達的是病原體對機體產生危害的能力。如果作為一個最終的體現,他當然要包括侵襲力和侵襲以后在機體內產生危害的能力。但是,人體本身還有很多有益的細菌,他們也會有穿透能力、侵襲力等能力,但是這些能力如果沒有毒素的作用,并不對人構成危害,反而成了有益的因子。這樣有益細菌完全相類似的侵襲力難道不該定義成“有益因子”嗎?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次的SARS-CoV-2以及其他很多病原體對人體產生危害并不是它們直接分泌了毒素危害人的機體,而是他們引發了免疫系統(屬于非特異性免疫應答)過度的反應(也叫變態反應),是人自身的免疫應答過度從而傷害了肺、甚至其他很多內臟,還有學者發現可能還損害了腦神經。因此,毒力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毒素所起的作用。另外,侵襲與危害是兩個過程,如果把它們當成一個概念來定義,就會引起很多混亂。作為一種嚴謹的定義,應當是這樣: 首先將侵襲力、穿透能力等剝離開,單單研究病原體已經進入人體后產生的危害力是什么。加上侵襲力等等之后應當是另外一個實際危害的概念——毒效。 毒力:假設病原體已經進入人體情況下,單位病原體對人產生危害的能力。它可分為直接毒力、過免疫毒力。 直接毒力:單位病原體通過產生有毒物質危害機體的能力。其定量為單一病原體危害了多少正常細胞或組織。 直接毒效=直接毒力×病原體生存率×病原體繁殖率×侵襲率。 宏觀直接毒效=病原體入侵量×直接毒效。 過免疫毒力:單位病原體通過引發過免疫作用損害的正常機體(細胞或組織)數量。 過免疫毒效=過免疫毒力×病原體生存率×病原體繁殖率×侵襲率。 宏觀過免疫毒效=病原體入侵量×過免疫毒效。 只有進行這樣的定量描述,我們才能真正評價不同病原體危害力大小究竟是什么。有些單一病原體本身危害并不大,但其侵襲率和繁殖率很高,很快在人體內產生過大的數量,它并不能簡單地說是毒力高,而是直接毒力低,但直接毒效高。如果直接毒效高,但病原體入侵量少,宏觀直接毒效依然不高。如果沒有這樣充分進行要素分解的、精確定量化的定義,籠統地談毒力就會讓人一頭霧水。像這次的COVID-19,其病毒本身并不是通過分泌毒素害人,而是通過引發過免疫反應對人造成危害。因此它并沒有直接毒力和直接毒效,只是有過免疫毒力和過免疫毒效。 有些概念雖然有定量化的描述,卻顯然很不嚴謹,這也導致討論其大小的時候非常混亂。例如“傳染性”的定義,人們常用“基本再生數R0”來表達某種病原體傳染性的大小。但這個定義里的前提條件是“在沒有人為介入的前提下”。一旦發現比較嚴重的傳染病怎么可能沒有人為介入呢?因此,又有一個概念是在有人為介入情況下,表達傳染性的概念是“有效傳播率”。但即使醫學家們在最嚴肅的學術雜志上發表論文時,經常也不會專門區別基本再生數R0與有效傳播率,而全都用R0來表達了,即使有封城這樣極端人為介入情況,也用R0來表達傳染性。這樣做的確省得麻煩,并且用兩個不同概念倒來倒去也不太好進行比較性的描述。如果僅僅是這樣倒也罷了,但很多學術文獻上對傳染性的定義是這樣的:病原體從傳染源排出體外,通過一定的方式到達新的易感染者體內的能力。明擺著,這么定義包含的因素太多了。如果看整個過程是這樣一些關鍵要素: 排出量:是病原體從傳染源排出的數量。 環境衰減率:病原體被排出后,在環境中會死亡,幸存下來的病原體才會感染其他易感人群。 接觸率:排出的病原體接觸到其他易感人群的機率。 入侵率:入侵到易感者體內的病原體比例。 侵襲率:入侵后能幸存下來進入人體內部的比例。 成功侵襲進人體后,一般來說并不是只要一個病原體就足以致病的,必須達到一定的入侵數量。因此,還有一個問題: 致病率:超過致病入侵量閾值的比例。 從上面分析可見,傳染性的要素分解后的定量表達是這樣: 入侵量=排出量×環境衰減率×入侵率×侵襲率 根據不同傳播路徑的不同入侵量,可計算出致病率。只有接觸了、存在病原體入侵并且超過致病入侵量閾值才會致病。 傳染率=接觸率×致病率 從上面可見,表達最終傳染性的決定因素實在是太多了,并且很多關鍵性的因素完全不取決于病原體本身的基因,例如接觸率。如果接觸為零,排出量再大、侵襲力再強的病原體也不會有任何傳染性。這就是為什么學者們對特定病原體傳染性研究的結果是如此混亂的原因所在。學者們往往把R0值看作某個病原體本身傳染特性的表達,但顯然不是這樣。例如,有學者分析初期武漢COVID-19的R0為3.8,而封城之后變成0.3。顯然,并不是病毒基因發生了巨大的變異導致了傳染性如此巨大的改變,而是封城的環境巨變導致環境衰減率(接觸時間周期變長衰減更多)和接觸率(人員接觸變少)極大降低,其他參數并未有大的變化。如果讓全社會成千上萬人擁擠在房子里搞某種密切接觸的活動,那R0一定會大到天上去。所以,如果我們不充分地將影響傳染的各要素、尤其是傳播的環境要素進行科學地分解,分別進行定量研究,根本無法去說傳染性是大還是小。 不同資料中對各病原體基本再生數R0的不同估算數據。
要想比較不同病原體傳染性的大小,必須將與病原體基因無關的其他要素限定成一樣的才可進行。之所以要進行這樣的分解,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知道我們應該做什么。例如帶口罩并不會改變排出量和侵襲率,但會增加環境衰減率和減少入侵率,這樣會極大降低傳染性。我們只有通過研究環境衰減率,才能明白采用什么樣的口罩或其他措施更為有效。單純的一個R0值能帶給我們什么有用的知識呢? 如果我們不將這些真正科學的問題搞清楚,槍斃再多人有用嗎?
來源:純科學(ID:chunkexue)
一、主要不是人的問題

二、病毒中的“隱身戰機”

三、當前醫學中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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