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是真正的隱瞞者？——迄今為止對疫情追責問題最深度研究！
作者 :正文注明 2020-03-19 06:15:32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作者：汪濤
來源：純科學（ID：chunkexue）
幾天前我的文章“為什么我不贊成太多討論追責問題”發表后，引起很大反響。網友對該文大致分成三種觀點。一是認為我是真正的明白人，分析客觀冷靜。二是即便支持我的人也感覺該文可能給人造成“不追責”的誤解，因此善意提醒。三是認為該文是“主張不追責”，因此情緒上有激烈反應，批評和謾罵的都有。僅選一代表性的網友“hainayibian”意見： “反對文章的觀點，追責是還社會公平正義所必需的，沒有責任的人，必須拋棄，否則民族沒有希望…” 其實看到反對甚至強烈反對該文觀點的網友我是非常理解和同情的。只有看我的文章和書時間較久的網友才會真正理解我的觀點，該文不僅是主張追責（標題是“不贊成太多討論追責問題”，不是主張“不追責”），而且是主張在新型傳染病問題上有違法的人最高應當判處極刑。因此，我是所有討論追責的人中對追責最嚴肅，并且是對追責最強烈、但又理性和科學的人之一。如果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簡單談追責的結果事實上讓真有違法責任者逃避責任，或太過于從輕處罰了。該文這樣寫的目的有兩個： 一是作為以測量為基礎的輿論測試。我把標題設計為“不贊成太多討論追責”，前半部分內容是從法律上談追責最多會追成什么樣，后半部分是談我的真正觀點。只有認真看完全文的讀者才會透徹理解我的觀點，而那些只看標題，甚至還沒看清標題就作結論的就一定會產生誤解。大家都知道我對科學的定義是以數學和測量為基礎，我在大學讀測量專業時，畢業論文課題是“強噪聲環境下的信號檢測”。我們目前在國內遇到嚴重疫情的情況下，對相關問題的看法會存在人自身情感上的、同時也是社會環境上“強噪聲干擾”，在這種情況下能否堅持客觀認識問題，可以評判一個人理性思維的能力。 二是因應這幾天網絡上特別熱的幾個輿論點。主要是近期華生教授的追責系列文章和采訪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的文章《發哨子的人》。與一般因應他人文章形成對立觀點不同，我事實上是相當大程度上同情、理解甚至贊同這兩方面文章的。但是，這兩方面的文章有一些細微的問題，如果不注意的話可能會帶來巨大的錯誤。如果人們把這兩個方面的文章結合在一起仔細地看明白，并且進一步結合其他更多相關信息和更多層面的綜合分析，會對事情的真相有清晰得多的了解和理解。否則的話，可能帶來嚴重的誤導甚至錯誤。 事實上，在整個疫情的發展過程中，各種追責的對象不斷輪換，有些基本上已經澄清，無人再追了（例如“武漢P4實驗室泄露說”），而有些還在爭論之中。
華生教授的文章從第一篇“如果群毆高福是搞錯了對象，我們要從新冠病毒疫情真正總結什么”開始，就很清楚地表明，他是要給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做辯護。在此之前人們對疾控中心，以及專家們最初的一些誤判進行了強烈的質疑和批評。事實上，我從一開始就不贊成對疾控中心和到武漢的權威專家過多指責。但是，華生教授想以將責任完全定位到當地政府頭上來做這種辯護，又是以錯誤的方式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在文章中甚至進行這樣的設想，讓人感覺當地政府就像神仙一樣，從第一個病例出現開始就非常清楚疫情發展的全過程，并且從一開始就精心設計隱瞞實情，認為這不是任何天災，完全是人禍。這樣的定位是非常致命的。問題在于將這個疫情完全定位成當地官員的“人為錯誤”，甚至“故意精心設計的隱瞞行為”，將造成這樣一個后果：當地政府領導同時也是中國人，如果完全是他們“精心設計策劃”造成的錯誤，那很容易就變成是“中國人”的責任。尤其國際上從一開始就不斷有人成心將全球疫情強烈甩鍋給中國的大背景下，在國內把這個疫情完全定位成“中國某些人的錯誤”，就很容易在國際上無限近似地被定位成完全是“中國人的錯誤”。 當然，如果真是部分中國人有責任，我們不僅應當追責，也應當承擔起來相應的責任。但后面我們將系統地分析到，這次疫情遠遠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不要認為追責就一定是追別人的，站在全球大環境下，被追責的人也很可能包括你自己，都在因“中國人的錯誤”而成為需要“受罰”的對象之列。尤其現在中國的疫情已經迅速緩解并趨向內生確診病例消失，轉為輸入病例防范階段，而海外疫情正處于大爆發的情況下，很容易讓中國人自己惹火上身的時候，更應該冷靜客觀地分析清楚這個問題。本來這段時間在海外的華人就大量受到歧視，如果我們就輕率地在輿論上自己將這個疫情定位成“完全是人禍”，也就等同于自己傻呼呼定位成“完全是中國人的人禍”，這無疑是我們自己在國際上對海外華人和中國人的歧視主動提供最強大的炮火。 ...... 追責之前，先得科學地追尋疫情的原因是什么。從理論上說，它可分為以下這幾個方面： 很顯然，單純地認為在以上潛在原因中，就純粹只是國內方面的失誤，甚至就是國內某一部分人的失誤造成，顯然是不客觀的。
如果過去外來輸入說只是一種學術猜測或當作陰謀論來談的話，那么現在有一半已經正式露出水面了。美國疾控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在2020年3月11日舉行的眾議院聽證會上首次承認“一些‘流感’死者可能實患新冠肺炎”后，第二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2日晚在推特上用中英雙語連發5條推文“怒懟”美國：“美國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個現行。零號病人是什么時候在美國出現的？有多少人被感染？醫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這一推文可以看作是趙立堅的個人言論，但是他外交部發言人的特殊身份又很難簡單地當作個人言論來看待。美國就此向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提出抗議后，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源頭問題是個科學問題，最終需要聽取科學和專業的意見。他回答一位記者提問時還這么說：“你問我趙立堅最近在推特上的言論代不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不如你去問問美國政客最近攻擊、栽贓中國，代不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 趙立堅作為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職業身份，如果背后沒有相當強的科學證據作支持，他個人斷然沒有這個膽量講這樣的話。況且他講出這個話后，中國官方正式的回復不僅沒有任何要他撤回亂講話的意思，而且給予了事實上的支持。
更進一步，在美國朝野對該推文一片嘩然的情況下，中方不僅沒有絲毫退讓，3月14日，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張霄發臉書、推特，回擊美方將新冠病毒污名化的行為。因為“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這個身份國內很少人關注，因此張大使的這個表態也極少有人注意到。還有其他幾位駐外大使，也以個人帳號加入回擊行動。張大使說，你們的研究人員已經證實，存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被誤診為普通流感的情況，實際確診死亡人數應遠多于此。你們統計數據水分如此之多，談何透明？......各國專家正在對病毒起源進行研究，真相早晚會浮出水面，你們倉促下結論不禁讓人疑竇叢生。以張霄大使的身份來進行表態，顯然不是他個人的行為，而是一方面以較為低調的途徑體現，不讓這個回復激化輿情，另一方面是再次的對趙立堅的推文表示肯定和支持，但還是通過張大使個人身份來作這種表態，這又使中國官方留下轉圜的余地。 中國外交系統的這一系列強力出擊，可以認為僅僅是一個輿論戰的手法，但從另一方面說，趙立堅直接說出“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這話可不是隨便講的，中方如果沒有相當強的實錘在手上，是不會輕易把話講得這么明，語氣這么硬。 事實上，在上次出現SARS之后，就有一些觀點認為SARS是非自然起源的。作為該觀點代表性的有中國第四軍醫大學軍隊流行病學教研室教授徐德忠，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防疫局副局長李鋒主編，由軍事醫學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種病毒基因武器》。參與該書編寫的有近20位軍隊與地方醫學界有相當權威性的教授、講師、博士等專業人員。徐德忠教授在一篇論文中系統研究了SARS疫情前后期間大量不同病毒樣本的基因，發現了很奇怪的“逆進化”現象。 雖然如此，因為在SARS期間主要是忙于治療和研究病毒本身。因此這個觀點是疫情之后才出現和被認真看待的，此時很多最重要的證據已經無法再去尋找。因此，這些研究只是從一定角度猜測性的判斷，難以找到疫情發生過程中原始病毒來源的實際證據。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是不可無的。如果真的中國遭受到基因戰的攻擊，或者屬于無意間外來病毒的入侵，對中國的生物安全都是巨大的挑戰。毫無疑問，在這次病情發生的一開始，中國醫學界，尤其軍隊醫學界不可能不對各種原因的病毒外來輸入的可能進行嚴密的調查。當然，這個要落實的話，是必須要有非常堅實的科學證據為基礎，不能是任何猜測性的判斷。
關于這個問題，我個人也在一個月前也參與了國內學術界的相關討論。最初有人以2019年10月份的武漢第七屆軍運會上，美軍運動員成績太差（總成績僅為第35名，一枚金牌也沒有）為由產生懷疑，但我立刻查詢了前面4屆（四年一屆）運動會美軍運動員成績，名次差不多也都在這個范圍。一般就1到2塊金牌，總成績名次也都在非洲和南美小國后面，這次一塊金牌沒有也不能算任何的不正常，美軍向來不太重視這個運動會成績。因此運動成績不能作為任何確實的理由。真正實打實的證據應當是對武漢最早期的病例進行的流行病學調查，以及當時美軍運動員活動軌跡的調查。 此次疫情一開始，美國大批企業應該說是捐了很多錢和物資的，對比，我們應當永遠記住美國朋友們的友善和恩情。但是，美國政府在1996年中國發大水時好歹還捐了2.5萬美元（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半年的稅前工資）做做樣子，而這次在一個美分錢物都沒捐的情況下，卻一再強烈要求“派專家參與救治”，中方始終予以婉拒，這無疑是持“防人之心不可無”態度的。美國政府卻對此一再抱怨和指責。別人有難你幫不幫都沒問題，你要想幫也得尊重下主人的意見。你捐個一萬、兩萬美元裝裝樣子也無謂，不讓你來人你一定要來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本次疫情最早學術上出現與外來輸入說有相關性的事件是印度學者，2020年1月31日他們提交到bioRxiv上的一篇預印本論文“Uncanny similarity of unique inserts in the 2019-nCoV spike protein to HIV-1 gp120 and Gag”。該論文發現病毒基因中嵌入了一段與艾滋病高度相似的片段，暗示該病毒基因可能非自然產生。但是該論文受到學術界強烈質疑很快撤回。 不久，《柳葉刀》雜志在線發表一篇通訊文章。來自8國研究機構的27名病毒學、流行病學等領域的科學家聯名，反對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陰謀論，全力支持在中國抗擊COVID-19的科研、公共衛生及醫務工作者。這個聲明在當時看起來應當是為中國在辯護，并且是反對“武漢P4實驗泄露說”的。 2020年2月20日，中科院西雙版納植物所在chinaxiv上提交了一個英文版預印本論文，中文標題是：基于全基因組數據解析新型冠狀病毒的演化和傳播。 西雙版納文章預印本論文地址：http://www.chinaxiv.org/abs/202002.00033 官網新聞報道“版納植物園基于全基因組數據解析新型冠狀病毒的演化和傳播” 地址：http://www.xtbg.cas.cn/xwzx/kydt/202002/t20200220_5502619.html 臺灣媒體報道并且深入解讀了這個論文提供的全基因數據，認為病毒最初來源于美國。 日本川崎生物數據公司的研究人員通過對比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建立了病毒繁殖變異的進化樹。其結果顯示，病毒最早應該不是在武漢爆發的，而是在美國。當前世界其他國家流行的COVID-19病毒也不是在武漢發現的直系后代。這與中科院西雙版納植物所的研究論文高度一致。當然，作為科學研究的嚴謹性考慮，病毒美國起源說還不能作為最后的定論，但至少在科學上已經有高度的嫌疑了，不能當成陰謀論簡單看待。 后面的爆料就越來越讓人驚出一身又一身冷汗。當地時間2020年3月10日，白宮請愿網站“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出現一條請愿貼。要求美國說清楚，因COVID-19該疫情爆發，與美軍德特里克堡化武病毒研究基地被關閉，以及關于“德特里克堡被關閉”的英文新聞報道被刪除等，還有2019年10月中情局進行的全球流行病大演習進行說明。 德特里克堡實驗室曾為美國陸軍最高機密的生化武器研究基地，2019年7月因安全原因被美國疾控中心要求緊急關閉。當時網上就有報道質問這里到底發生了什么，參見2019年8月8日網文“美國最大的生化武器基地突然關閉 那里究竟發生了什么？”。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1285422288443362&wfr=spider&for=pc。文章里面對此當然是一頭霧水，最多只是介紹下這個實驗室發展歷史的資料信息。 最開始輿論一片指責是武漢實驗室病毒泄露，毫無疑問，當時中國對27名學者在《柳葉刀》的聯名譴責文當然會是心存感激的。可是轉眼之間，居然真的存在實驗室泄露問題、甚至泄露程度嚴重到被關閉掉的居然是美國頂級的實驗室，這不免讓人頭暈目眩，一時間轉不過彎來。這個關閉行為到底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情，還是一個更大隱情的煙幕和最后的托辭，這不能不讓人再多留個心眼。 而2019年10月18日中情局主持的EVENT201全球流行病大演習更是讓人不寒而立。人們可以去參見其官網的全部信息內容。這個演習邀請了來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德國、中國等國的15位商界、政界及公共衛生領?（PLAYER）參與。中國去的正是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這個演習進行的時間點剛好就是武漢軍運會開始的時候。 EVENT201官網：www.centerforhealthsecurity.org/event201/about EVENT201官網照片集里的第一張照片就足以讓今天看到的人毛骨悚然。屏幕上顯示的內容是：WHO平均每年要響應200個傳染病流行事件。我們需要為成為全球大流行的事件作好準備。更讓人驚詫不已的是，這個演習中假想的病毒特征與今天的SARS-CoV-2病毒幾乎一模一樣，也是以蝙蝠為自然宿主的、尤其是具有很強隱身能力的新型冠狀病毒，只是它假設的病毒起源地是巴西。該演習探討了如果出現這種病毒大流行，會如何發展，并且對全球各個方面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今天的歐洲多國出現的群體免疫理論，正是去年EVENT201演習上討論的話題之一。 高福院士左手，就是海恩斯（Avril Haines）博士，她的身份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高級研究學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的高級研究員；國家軍事和公共服務委員會成員；WestExec Advisors的校長。在上屆政府期間，海恩斯博士擔任總統助理和首席副國家安全顧問。還擔任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法律顧問。 怎么理解這一切？全是純偶然的巧合？如果真的與德特里克堡實驗室泄露有關，美國政府和軍方應當早就知道相關病毒。從盡可能善意的角度說， EVENT201算是在隱瞞真相前提下對世人最大程度的提醒。而從另一個角度說，這是否還是煙幕的一部分和最后的托辭，也不能不讓人更多留個心眼。 真正隱瞞的頂尖高手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說，瞞著，而是制造出一個有缺陷的陰謀論，再用堅實的科學證據去辟謠。然后再制造出另一個內容接近的謠言，再去辟謠。不斷重復這個過程，這樣最后當真的真相浮出水面時，絕大多數人都麻木了，認為是又一個讓鄙視、討厭的謠言和陰謀論。 或者是不斷去追究別人存在陰謀和謠言，不斷地強烈指責別人在隱瞞，讓別人只顧得上為自己辯護。這樣自己隱瞞的真相就算漏洞百出也沒人注意到了。 隱瞞不是躲藏到別人看不見的地方，而是制造出大量強度超過真相的煙幕和噪聲。當你簡單去清除這些煙幕和噪聲的過程本身，只會引發更多的噪聲和干擾。只有這樣，真相才能永遠淹沒在迷霧和噪聲里。 到這里，我們必須提醒一個最關鍵性的環節。武漢越是最早發病的案例，越是對病毒來源具有重要的價值。在SARS發生時，人們很快追溯到了最早發病的少數案例，甚至零號病人，他們甚至被很多人采訪報道過。無論武漢疫情發展如何，最早的病例也就出現在11月份，他們不難被追尋到，中國軍方的醫學家們也不可能忽視這一最關鍵和重要的環節。盡管有些學者如管軼曾批評過武漢病情初期的混亂狀態，這對流行病學調查造成了一定的麻煩，但查證最早期的病例并不困難。至今，無任何人能采訪到最早期病例或能稱為零號病人的人，為什么？要么是學者們沒有找到，要么是找到了，卻被嚴格保密和保護起來。
這個看似非常復雜，其實也很簡單。第一個問題是有沒有瞞報？從目前看，存在瞞報行為是逃不掉的。那么第二個問題就是，當地政府官員是從什么時候才開始知道疫情的存在，從而開始瞞報的，又是什么時候截止的。這些是其責任大小界定的關鍵問題。 正式公認的最早發現該疫情的是武漢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張繼先，她是在2019年12月27日早上從前一天26日收治的3位病人癥狀上發現異常。至27日下午發現有4個肺部表現相同的病人，其中3人是一家人，一個是華南海鮮市場的商戶。當日，張繼先就向院領導及相關部門做了匯報，醫院立即上報給江漢區疾控中心。28、29日門診又陸續收治了3名同樣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病人。張繼先敏銳地意識到情況不對，她再次向醫院報告了病人的收治情況。院領導決定召開多部門會診，并再次向區里和市里進行了報告。12月29日下午，醫院召集了呼吸科、院感辦等10名專家，對這7個病例進行了逐一討論，影像學特殊，全身癥狀明顯，實驗室檢查肌酶、肝酶都有變化。專家們一致認為，這種情況確實不正常，要引起高度重視。當與其他醫院同行溝通信息時，了解到同濟醫院、協和醫院也有相同癥狀的病例，留下來的地址也是華南海鮮市場后，醫院立即向省、市衛健委疾控處報告。29日，省衛健委疾控處和市衛健委疾控處當天指示武漢市疾控中心、金銀潭醫院和江漢區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來到醫院，開始流行病學調查。30日發出《市衛生健康委關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緊急通知》。而這份通知被人傳到網上，并被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看到，連夜上報并開會決定第二天派專家到武漢。 在《發哨子的人》一文中，中心醫院的艾芬說“去年12月16日，我們南京路院區急診科接診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燒，一直用藥都不好，體溫動都不動一下。22號就轉到了呼吸科，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測序，后來口頭報出來是冠狀病毒。緊接著12月27日，南京路院區又來了一個病人，是我們科一位醫生的侄兒，40多歲，沒有任何基礎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飽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醫院已經治療了將近10天左右都沒有任何好轉，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監護室住院。同樣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檢測。” 艾芬在談2019年12月16日中心醫院的第一個病例時沒加任何更多的說明，她也不會認為16日中心醫院接到這個病例后沒有直報存在責任問題。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包括中心醫院在內的其他醫院沒有最先發現并上報這個疫情。因為在12月27日張繼先正式上報之前，中心醫院只有一例病例。在此之前，其他醫院也有零星的病例。讓艾芬耿耿于懷的，只是12月31日早上被“前所未有的嚴厲訓斥”，并且至今沒有任何說法。 華生教授在其系列文章中極力想證明在2019年12月中旬之前，甚至12月1號，武漢當地政府領導就已經知道這個疫情了，他們應當在12月10日，最遲15日就應當直報的，但卻“精心”隱瞞了疫情。《讓事實說話——我們要從這次疫情真正總結什么》中是這樣表述的：“這次疫情即使按武漢市衛健委12月31發的通報，武漢12底之前發病例已經達27例。武漢市有關如果早就每天申報了，那么，12上中旬就會引起中國疾控中關注，最晚12月13日前后病例達5例時，北京就必須派去核查。真這樣的話，就如高福所說，只會有病毒，哪會鬧成這么大的疫情？” 但是，必須清楚一點，在12月31日左右被認為武漢總共有27個病例，是分散在不同醫院的，按照規定3例必須直報的要求，直到12月底，絕大多數醫院都只有1、2個病例，他們難以察覺到這是一個新的疾病。張繼先之所以能夠首先察覺到，一是她參加過SARS抗疫經歷，有經驗并且警惕性高，二是她正好連續在三天內遇到7個病例，她一個人遇到的病例數就占了當時武漢所遇到全部病例的近三分之一。最重要的是第三點，她所在的中西醫結合醫院距離華南海鮮市場非常近。在12月中旬之前，疫情應當主要是在整個武漢市各處零星的傳播，這樣武漢市內分散到各個醫院就診的病例總數雖然可能超過5個甚至10個，可是對應每個醫院只有1、2個，他們怎么確認這是一個群發的新疾病？但在12月中旬或更早一點情況發生了變化，疫情傳到了華南海鮮市場，并在這里呈現爆發狀態。這就是為什么在12月26日開始，只有武漢中西醫結合醫院突然間成規模地接收到病例了。 當然，人們會說12月底的27例總數只是表象，真實的病例當時很可能遠遠超出這個數字。這個判斷我完全贊同，但是當時很多人、尤其輕癥的人自己都以為這只是普通感冒，并且出現一段時間癥狀后自己就好了。病人自己包括醫生都不知道，當地政府領導怎么那么神仙提前就知道了呢？華生教授在文章中也極力想證明分散在不同地方進行基因測序，也是當地領導提前統一精心安排的。但從最早病例提供樣本測序的時間點看，基本上都在26日左右。在此之前，根本就不存在當地政府領導精心設計隱瞞的空間。 華生的《一個“深喉”引發的冤案與……——武漢保衛戰：從錯失戰機、慘烈退守到逆轉反攻（三）》一文中這么說：“由此也再一次證實了我們之前的判斷，即武漢和湖北方面根本不是如他們一直公開聲稱的，他們是29日或者最早是27日才第一次接到關于非不明原因肺炎的報告，而實際上是在更早之前。 他們不僅早在‘第一時間’，即12月10日左右，就應該知道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已經達到國家網絡直報的門檻，知道12月15日之前就應該進一步申報病例，提請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專家們前來進行現場查核。特別是12月20日之后，他們‘第一時間’決定讓各相關醫院，避開整個國家衛健委的系統，不約而同地向不同的省市和不同的公司，遞送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標本去檢測，根本不是有人為他們狡辯的所謂醫院的‘常規行為’——對于武漢這樣醫療資源極其雄厚、醫療水平居全國先進行列的大都市來說，他們會‘常規’地遇到自己識別和診斷不了的‘不明原因肺炎’嗎？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武漢乃至湖北疾控和衛健委指揮下的有計劃有組織的行為。” 我反復地、一個字一個字認真看過華生教授這個系列文章，以及系列（三）中該文此處前后文字，生怕其他轉載的有修改，最后都是在他個人微博上直接看的。
我認可他在系列文章中對高福院士幾乎所有的辯護，也感謝他收集到的很多事實。但是，無論如何我也找不到他是怎么證明和做出“當地政府遠在早于12月27日前知情”判斷的客觀依據。而這一點，才是所有瞞報事實澄清，以及進行追責問題的核心和關鍵所在。關于“第一時間”的說法，在該文的前面是這么說的： “第一財經記者31日早間撥打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官方熱線12320。12320熱線工作人員回應說，‘武漢市疾控部門第一時間前往救治采集患者標本，具體是何種病毒仍在等待最終的檢測結果。’”但當地區疾控中心是27日第一次接收上報，29日再次從張繼先她們那里獲得更詳細的正式上報。27日獲得上報后第一時間就開始采集樣本，于30日送交當地P4實驗室。12320說的第一時間是指27日，最遲是30日。 華生教授認為樣本送到多個不同實驗室去檢測是當地政府精心安排的，“特別是12月20日之后，他們‘第一時間’決定讓各相關醫院，避開整個國家衛健委的系統，不約而同地向不同的省市和不同的公司，遞送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標本去檢測，根本不是有人為他們狡辯的所謂醫院的‘常規行為’。”這實在難以解釋，如果要保密和隱瞞，應該交給一個關系最好，靠得住的實驗室。送給一大堆不同省份、不同的實驗室，是為了隱瞞卻又怕知道的人太少嗎？事情其實很簡單，檢測是要給錢的，不同醫院，甚至同一醫院不同部門都有自己的關系戶。有“生意”有“業務”當然得交給自己關系好同時價格又便宜的公司做了。作為經管學院院長的華生教授，對這一點應該不難理解。華生教授不斷在文中強調他們要求檢測的單位保密，以此暗示“想隱瞞”的行為。這個要找到證據真的是很容易的，因為簽檢測合同時一定有保密協議或保密條款，但有哪個商業合同不簽保密協議和保密條款的呢？作為經管學院院長的華生教授不知道這一常識嗎？事實情況是事情公開后，曾經檢測樣本的單位誰都沒保密，因為情況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已經屬于不可抗力出現，即使簽了保密協議也不再有效，他們都搶著要顯示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做過的工作，因此都極力想把自己做工作的時間往前說，恨不能證明自己是第一個發現者，而不會是往后說。可是無論哪個參與檢測的實驗室，時間最早都沒超過12月24號。 無論是采訪艾芬的文章《發哨子的人》、華生的系列文章、還是其他人的文章，我們都沒有發現12月26日前當地政府知曉此事，并且隱瞞的任何確切證據，并且這也不太符合情理。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未來可能會暴露出新的相關證據。如此說來，當地政府在12月26日之前幾乎就沒有隱瞞疫情的空間存在，那為什么我本節一開始要說當地政府存在瞞報行為是“逃不掉”的呢？ 一個更合理的解釋是：2019年12月27日張繼先她們上報區疾控中心之前，整個湖北和武漢當地政府正沉浸在軍運會成功舉辦的喜悅之中，所考慮的問題只是成功舉辦軍運會后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事情是：2020年1月10日-17日要召開湖北和武漢政協及人大兩會。這個會議不僅要制定以后湖北省和武漢市的發展計劃，而且很可能有各級領導人的人事任免。 可想而知，剛好趕在這個關鍵時候出現這么大的事情，武漢市衛健委領導心里有多么痛苦和膽顫心驚。2019年12月27日接到可能出現SARS的疫情，并且初步一統計匯總就是20多個的驚人數字，無疑是如同晴天霹靂。武漢市衛健委的人作為專業的主管部門，當然深知這個潛在的過錯可能會有多么嚴重，向湖北和武漢主政領導匯報時被罵成什么樣也是可想而知的——怎么會讓染病人數漲到這么多你們都沒發現？整天吃干飯的？又怎么可能會是這樣呢？必須先查清楚，這也就是《緊急通知》發出的原因。這個通知并未標注密級，抬頭、也就是文件發送的對象是“各有關醫院機構”。這就是一個最大程度在系統內群發的文件，根本就沒有保密的意思，所以文件發出的當晚就被傳到網上，并被高福看到了。
華生教授的文章中不斷埋下“深喉”的伏筆純屬故弄玄虛，這都快寫成諜戰小說了。類似各部門內的文件一般情況下很少人去關心，可是這樣的以“緊急通知”字樣在整個武漢市內各醫療機構傳達，馬上就會引起所有醫護人員的注意，本來這個文件也就是會要求傳達到所有醫院的所有醫護人員的。這文件在12月30號剛一發出，特別是當天就與從艾芬處傳出去的疑似SARS這樣具有爆炸性和社會震撼性的診斷書兩個信息合在一起，整個武漢醫療機構、所有醫護人員和他們的家人們瞬間就會炸雷了，那還需要什么級別很高的所謂“深喉”。從這里可以看出，這個文件的發出本身就是在一個完全未成熟考慮的情況下做出的。武漢市衛健委的人應當深知此時如果不立即直報是嚴重違規的，但在上級領導的痛罵下那還敢再提專業意見。況且你要上報也得把情況搞清楚再上報才能不被罵是不是？否則又可能得負“謊報”的罪名。所以，請注意這個文件第一句就是“根據上級緊急通知”，這明擺著是為未來甩鍋做準備的。也就是這個在沒有先直報情況下發出的、不合流程的文件不是我武漢市衛健委自己要發，而是根據上級緊急通知“要求”發的。 可是就在第二天的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的專家們在前一天深夜被緊急召集乘第二天第一趟航班到武漢，當天做出初步的判斷是這個病“傳染性不強”，尤其是此時已經有部分基因測序的資料，可以肯定不是SARS。這個信息一出來，武漢市衛健委的人當然得立馬匯報給湖北省和武漢市主要領導。可想而知，又是被一痛臭罵：早說嘛，怎么可能一上就是幾十個SARS這么倒霉的事情。此時領導的心目中這就是一個大號的流感。所以，2020年1月1日給權威電視臺的訓誡8名造謠者的新聞稿用詞是相當的得意和信心滿滿，“做出錯誤的疫情判斷（誤認為是SARS）也是不對的，其教訓是深刻的”。前一天還是從天上掉進地獄，僅僅一天后又從地獄飛到天上了。此后馬上要開兩會，迎新春、慶祝成績，主要領導就是要控制住這個大號流感的“小事情”不要影響“大局”。從2020年1月18日第三批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院士的多次講話中，明顯表達出當時情況有隱瞞，是他強烈質問、并且從廣東等其他地區了解到人傳人的情況后，才追問出一些真實信息的。鐘南山院士在很多公開場合的講話中，都絲毫不掩飾這些觀點。他直陳2020年1月中旬的實際情況比當時公開的要嚴重得多。這些有公開的權威人士作證人的證詞為憑，至少說存在隱瞞行為是有根據的，不是寫諜戰小說。 從以上有確切證據的分析可以看出，當地政府存在隱瞞問題的主要有兩個： 一是2019年12月27日接到中西醫結合醫院上報后沒有立即啟動直報，而是發出一個蓋著紅頭文件的緊急通知。這個通知的處理方式不符合流程，而且明擺著是給當地政府領導存在瞞報行為自己立下了一個天大的證據。因此，這根本就不是什么精心設計的瞞報，而是當時的本地領導在突然接到情況匯報后驚慌失措下的混亂行為。國家衛健委心里真正非常郁悶的事情，就是這個文件根本就不是要對衛健委“隱瞞”，而是根本就沒把衛健委的直報流程考慮在內。難怪近來有“衛健委疾控中心”級別太低的抱怨。比被隱瞞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被“直接無視”。 第二個錯誤就是在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到達武漢后，因為得知“不是SARS”，心里一下又放松了，精力全用在為當時的頭等大事兩會做準備，把疫情拋到腦后，并且盡可能以“低調”方式處理。這也是讓國家衛健委疾控中心以及相應的專家組們惱火的地方。 我相信當地政府領導存在瞞報的行為是因為有確切證據，甚至是他們自己立下的天大的證據。但我也相信他們說的只是在12月29日（主事的領導），最早27日（區疾控中心領導）才知曉此事，因為我相信無論處在什么領導位置，他們都是人而不是神仙。 當然，在談瞞報責任的問題時，還有一個最關鍵的環節：誰應該為沒有直報負責任呢？這個事情所有人談起來心里都會非常痛苦和忌諱，這也是涉及該問題時，所有人都繞來繞去、繞得云天霧地不知道在說誰的原因所在。因為第一個符合直報條件，卻又沒有直報的單位，正是第一個發現并上報的中西醫結合醫院，只有他們第一個達到了超過3例的直報標準，其他醫院當時都沒達到這個標準。可是現在誰敢去說他們的責任？人家是在最短時間內第一個發現并上報的最大功臣，只是沒有直報給國家衛健委疾控中心而已。所以，國家衛健委疾控中心的人心里何等的有苦難言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為什么沒直報？或者不是他們不報，而是有人不讓報。或者是他們電腦上的報表還沒填完，國家衛健委就行動太迅速、直接來人了。都當面報過了，直報不直報還那么重要嗎？反正無論如何，你找不著人家張繼先和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問題，況且誰敢去找人家的問題，那還不是自己找死。那么還有人說2020年1月初有直報，而后來有段時間又沒有直報了。說這話有一點點良心嗎？1月和2月份武漢當地醫護人員自己的命全都快搭進去搶救人了，國家衛健委已經來人，在電腦上填報表與救人和保命哪個更重要？所以，追究當時的直報責任問題，認真追到最后，相當程度上會成為一筆糊涂賬。 因此，湖北和武漢當地政府存在的瞞報行為，其時間點就是從2019年12月27日開始，到2020年1月18日半個多月的時間，這當然也是罪過。但從這個分析可看出，顯然不存在“如果早一點報，疫情本可以避免”之說。根本不存在提前的客觀可能性，撐死了最多也就是提前一、兩天的時間。他們的確有可能在2020年1月初延誤了一、兩個星期的時間。但如果人們堅持要認定完全是因為他們一、兩個星期的延誤而導致了疫情的漫延，那也太小看SARS-CoV-2這個病毒中的隱身戰機能量了。事情的麻煩之處更在于，當地政府存在瞞報行為的時間段，基本上與國家衛健委已經知情（無論是以什么方式知情），并在當地開展工作的時間段幾乎是完全重合的。這個隱瞞的責任一定要認真追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會追成一筆糊涂賬。 那么，當地主事的領導被撤職是因為他們瞞報嗎？這是一個原因，不過，在突然遇到這樣全新的一個病毒襲擊的重大挑戰下，出現一個短暫的混亂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每個人都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仙。但是，遇到重大的危機，即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會。它會讓真正具備潛力的人脫穎而出，也會讓能力欠缺的人很快顯出原形。真正對當地主政領導致命的問題在于，他們在遇到重大危機的挑戰時，完全亂了方寸。尤其在2020年1月18日及其后從專家組那里得知疫情的真實嚴重性，以及封城的建議時，再次從天上被打入更深的地獄后，接近于六神無主的狀態。對于非常熟悉的事情處理起來可能還能稱得上是得心應手，但對全新的事物，不能快速學習和深入一線獲得第一手關鍵資料、積極通過各種途徑尋求真正解決問題辦法的毛病就暴露無遺。例如，都已經封城很長時間了，對當地關鍵資源的口罩產能是多少，當時的日產量是多少的數據居然能說出上百倍的差距。在公共場合一個領導說當地各醫院防疫物資非常充足，可完全放心，另一個領導卻馬上說非常緊缺。這說明時間已經那么久了，他們對最關鍵性的情況和數據本身完全就不了解，甚至根本就抓不住重點，沒意識到哪些是最關鍵性的情況和要害，這還奢談什么隱瞞啊？這怎么能讓人放心地把抗疫的重任還讓他們繼續來承擔？說他們隱瞞是稍微有點高估他們的能力了。把他們想象成神仙一樣的隱瞞者，最多不過說明寫文章的人自己能力與他們差不多而已。他們被撤職不是在出現隱瞞問題并被發現的時刻，而是封城之后一個月的時候，這已經充分說明問題了。 可是為什么在這個時候中國的輿論上出現拼命要無限夸大當地政府瞞報罪過呢？因為其唯一目的就是要掩飾真正的超級瞞報者，整整瞞苦了全世界半年多，直到現在還在隱瞞的政府。人家才有那個瞞報的“本事”！
來源：純科學（ID：chunkexue）
看完全文，尤其本文最后，你就可以清晰地知道所有瞞報的罪過是什么了。
一、真正的追責
二、關鍵問題在哪里？
特朗普在最近的推特中將SARS-CoV-2稱為是“中國病毒”。
2020年3月13日，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律所（The Berman Law Group）博卡拉頓（Boca Raton）辦公室代表佛羅里達州四個當地居民以及一個棒球訓練中心就新冠疫情在佛羅里達州南部地區法院對我國提起集體訴訟。該訴訟指控我國未能遏制新冠病毒，并使其擴散至全球，從而使其成為代價高昂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引發人員傷亡和其他損害。
2020年3月10日，美國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凱文·麥卡錫在社交媒體上使用“中國冠狀病毒”一詞，共和黨籍參議員科頓甚至聲稱“中國要對這次的病毒擴散負責。”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當地時間2020年3月6日在接受CNBC采訪時竟然聲稱，中方向美國提供的有關新冠病毒溯源方面的數據“不完善”，從而導致美國未能及時應對疫情，陷入了如今的被動處境。他多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將SARS-CoV-2病毒稱為“武漢病毒”。
美國福克斯新聞臺主持人杰西·沃特斯公然要求中國為新冠肺炎疫情“正式道歉”。
2020年3月8日，美國眾議院議員保羅·戈薩拉在社交媒體上新冠病毒稱為“武漢病毒”。
美媒體稱中國是“亞洲病夫”。
2020年1月31日，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稱SARS-CoV-2病毒是武漢實驗室泄露的生化武器。
客觀原因。這次的SARS-CoV-2作為病毒中的“隱身戰斗機”，具有極大的欺騙性，這很容易造成人們認知上的誤判。
國內方面的失誤、錯誤甚至負有刑責。可能的對象包括個別政府官員、專家、醫護人員、海鮮市場的人員等。
外來輸入。可能的原因包括無意中攜帶的病毒輸入，甚至可能是人為投毒等。
認知缺陷。在應對新型傳染病上的認知不足，法律法規欠缺，對城市環境以及氣候變化等因素與傳染病的關系認識不足等。
其他。
三、“外來輸入說”不能再簡單地看作陰謀論
四、當地官員的責任如何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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