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疫情大爆發:特朗普支持率反而上升了?
作者 :正文注明 2020-03-28 15:15:06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作者:緩緩君
來源:緩緩說(ID:huanhuanshuo520)

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幾天,美國的新增確診人數都在以每天上萬人的速度快速飆升。
截止目前,美國累計確診人數已超過8.6萬,位居全球第一。

在上周六的文章中(《特朗普瘋狂甩鍋:局勢正變得越來越危險!》),我通過梳理時間線的方式詳細分析過:美國疫情的大爆發,特朗普要負最大責任。
當初削減公共衛生預算和解散白宮流行病防范辦公室團隊的是他(但特朗普卻甩鍋說自己接手的是一個過時的公共衛生系統),疫情初期刻意淡化嚴重性的也是他。

特朗普公開場合的表態,更是在不斷反轉。
而且根據美媒NPR曝光的一段音頻,早在2月份的時候,美國高層內部就已經清楚認識到了嚴重性,甚至在一場私人派對中說這次疫情將比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更加嚴重(然后參加派對的那幾個人成功地在股災之前拋售了股票)。

但沒有人站出來告知公眾實情,特朗普為了保股市,一直在試圖淡化疫情的危害性。
結果就是股市沒保住,創下了10天4次熔斷的歷史記錄,疫情的確診人數還攀升到了全球第一(當然,在美聯儲的無限量QE+2萬億財政刺激之下,美股又回升了不少)。
如果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特朗普應該會失去民意的支持才對。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蓋洛普(Gallup)最近的民調結果顯示:
最近一周,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了5個百分點(從44%上升到49%),達到他擔任總統期間的最高點。
此外,多數選民表示,他們對特朗普處理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持正面看法。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對于這一結果,有微博網友評論說:“說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看到國內媒體對他的報道是片面的。”

真的是如此嗎?
02
我們先來進一步分析數據。
首先,橫向比較,特朗普的支持率在美國歷屆總統中都是屬于低的(為了統計口徑的一致性,這里都采用 Gallup 的民調數據)。

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率上限,從來沒有超過50%,幾乎可以說是近百年來歷任總統中的“獨一無二”。
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特朗普的支持率,低的時候也低不到哪里去,長期保持在40%上方。
這也意味著他的基本盤非常穩定,無論特朗普做什么,做得怎么樣,這些人幾乎都會支持特朗普。
早在2016年,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一檔電視節目曾在街頭采訪過特朗普的支持者,問他們:
“特朗普要做出什么樣的事,你才不會把選票投給他?”

有人說,除非特朗普不讓他持槍(這個相對來說還是正常的)。

有人說,除非特朗普是個戀童癖。

有人說,除非特朗普殺了人。

也有人說,無論特朗普做什么,她都會支持他,哪怕特朗普揍了教皇(受訪者是天主教徒)。


還有一個就更加“死心塌地”了。
無論特朗普吸毒,留希特勒的胡子,讓日本和韓國擁有核武器,公開侮辱女性,甚至是在第五大街朝別人開槍,她都“絕對投”特朗普的票。







這種就完全沒道理可講了,就和某些明星的“腦殘粉”一樣。
這些人主要以中下階層白人為主,是美國傳統的保守派(關于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前的文章已經專門講過了,這里不再展開。在政治立場上,自由派大多支持民主黨,保守派大多支持共和黨)。
他們幾乎會無條件地支持特朗普,這也是為什么特朗普一直以來基本盤非常穩固。
其次,特朗普的支持率,黨派分化現象非常明顯。
特朗普在共和黨人中的支持率長期保持在92%左右,可以說是非常高了。
而這次支持率的上升,來自于無黨派人士和民主黨人的支持率提高。
其中無黨派人士對他的支持率提高了6個百分點,上升至43%;民主黨人對他的支持率提高了8個百分點,上升至13%。
也就是說,在一周之前,民主黨人對他的支持率是極低的,只有5%。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社會分化現象是非常明顯的,即共和黨人極力支持特朗普,民主黨人極力反對特朗普。
這種情況從特朗普上任以來,一直持續到了現在。
明確了以上兩點,我們再來看,為什么疫情發酵期間,特朗普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以及,為什么多數美國人對特朗普抗擊疫情的表現表示滿意?
我覺得這背后主要有兩大方面的原因:一是中美文化基因不同,導致民眾對國家領導人的期待不同;二是特朗普把鍋甩給中國,其實是符合美國人的心意的。

03
中國和美國在歷史和文化上有非常顯著的區別。
中國是個水患和旱災頻發的古老國家,在可怕的天災面前,老百姓賦予了政府以更大的權力去抵御災難。
而權力和責任是對等的。
政府有多大的權力,就要背負多大的責任。
所以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在抗災這件事上,政府要背負的是無限責任。
做得好是應該的,做得不好,那就是失職。
這是每一個時代,所有中國人的一種共識。
“大禹治水”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國故事。

而美國的故事則和我們非常不一樣。
1620年,一群英國人在牧師布萊斯特率領下乘坐著“五月花號”從歐洲來到了北美殖民地開荒(這里特別說明一下,五月花號上的人,并不是第一批前往美洲殖民的英國人,但美國的政治精神,起源于這批人)。
這些人在海上漂泊了66天,好不容易才來到美洲,但他們卻沒有立即下船。
他們在船上簽署了一份契約——《五月花號公約》。
簽訂公約的目的,是為了規定了每個人享有的權利,比如下了船之后,大家該聽誰的,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
在經過了激烈的爭論后,最后大家達成一致,簽約結為自治公民團體。
《五月花號公約》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政治契約性文件,它的背后是美國政治基因的底層理念,即:人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公意決定集體行動,以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

從《五月花號公約》的故事中,我們就可以看出,美國政治基因中最重要的兩個字,就是“自治”。
美國人(當然,在獨立戰爭之前,他們依然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有權決定怎樣去管理自己,而不是來自國王的授權。
但自治也是有代價的。
缺少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支持,你的生存和發展主要取決于自己。
在《五月花號公約》上的簽字的那些殖民者,有一半沒能活過第一個冬天。
而幸存下來的那些,則成為了北美殖民地政治的核心成員。
他們會每年舉行一次大會,通過法律來選舉總督和總督助理,并逐漸發展出了殖民地議會,構建起了美國政治制度的雛形。
《五月花號公約》的故事,代表了美國人的精神內核:
權力并不來自于別人賦予,而是來自于共同的契約和規則,相應的,也不會有誰必須為你的生存和安全負責。
如果你熬不過冬天,那也沒辦法,這就是自治的代價。
在羅斯福新政和平權運動之后,美國的自由派勢力開始崛起,并在奧巴馬時代達到了高峰,這導致了今天美國的政治理念發生了一些變化,也出現了社會價值觀的撕裂。
但作為一個以自治為底層政治基因發展起來的國家,美國人對政府的期望,遠不如中國人那般強烈。
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關系,也并非像中國那樣,是完全的上下級關系。
在國內事務上,聯邦和州,有各種各樣并行使用的權利。
所以對于美國人來說,抗災是自己、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共同的事(這里只是一個籠統的概述,因為不同政治立場下的美國人,想法上的差異真的挺大的,其中保守派人士更側重于靠自己,而自由派更希望政府能多出力)。
而不會像中國老百姓那樣,對政府賦予極高的期望。
用一個比較形象的方式來類比,在抗災這件事上,美國屬于有限責任政府,而中國則是無限責任政府。
試想一下,如果把特朗普的表現放到國內,那絕對是要被罵死的。
但美國人不至于,尤其是美國傳統的白人保守主義者,他們是殖民地開荒者的后代,他們更信奉自治精神,自力更生。
這些人對政府沒有那么高的期待,但他們偏愛充滿自信的國家領導人。


紐約城市大學新聞學教授彼得?貝納特(Peter Beinart)曾分析過,為什么特朗普能在負面新聞不斷的情況下,仍能保持非常穩定的支持率?
貝納特教授認為,一方面有美國政治兩極分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和心理學有關:那些能夠展現出強大自信的人,相比起那些謹慎的人,更容易贏得人們的喜愛。
此外,美國伯克利大學2019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即便一個人后來被證實,他是過度自信、他的判斷或者表現與事實不符,人們對這種人的好感,仍然會超過那些謹言慎行的人。
這恰恰是特朗普身上的優勢。
特朗普無論是走路、握手方式還是神態語言,都會展示出極強的自信。
(特朗普:沒有人比我更懂XX系列)
在關于疫情的公開言論中,也是如此。
1月22號和30號,特朗普兩次強調,一切盡在掌控。
2月10號、14號和27號,特朗普三次表示,天氣變熱之后,病毒就會被干掉(尤其是2月27號那天,特朗普說病毒會像奇跡一樣消失)。

3月開始,特朗普一再表示“會有很多好事即將發生”“我們的響應快速而專業”“我們做得很棒”,甚至信心滿滿地給自己打10分。
哪怕那個時候美國的疫情數字已處于快速上升時期。
當然,我認為這種心理上的偏好和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異。
比如中國文化講的是“反求諸己”,即如果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就應該反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1月23號,湖北省長曾放言,武漢目前物資儲備和市場供應充足。

結果后來公眾發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時候,批評和質疑聲是非常激烈的。
在中國文化中,做不到的事最好不要說大話,不然被打臉的時候會很疼。
這一點,美國和我們可能真的是很不一樣。
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事,發生在3月21日,特朗普在談論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時,先是說了自己旗下的酒店也遭受了影響,然后就開啟了自夸模式,說自己在當選總統之前,就已經有很多酒店,是個成功人士。

在微博上,國人是當個笑話來看的,一條高贊評論甚至問“他精神真的沒問題嗎……”

但對于美國的保守派來說,看法可能就完全不一樣,因為他們的價值觀,就是推崇那些自信的、能夠靠自己奮斗取得成功的人。
反過來,美國人也會對中國人有各種各樣的不理解。
比如在他們眼里,中國這種家長型政府的模式,對老百姓管得為什么寬,你們中國人為什么不會生氣?
這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家的價值取向會不一樣。
如果只用己方固有的思維方式,是無法理解對方的。
綜上所述,歷史文化上的差異,導致了中美兩國民眾對政府的期待和對領袖風格的偏好,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就是為什么在我們看來特朗普抗疫不力,但支持率卻沒有大幅下降。
當然,以上原因我認為只能用來解釋特朗普的支持率為什么能夠保持穩定,而不足以解釋特朗普支持率的上升。
事實上,從2月中旬到3月14號,特朗普的支持率是在持續、緩慢地下降的。

有些媒體稱,特朗普民意支持率飆升什么的,這完全是在夸大其詞。
特朗普的支持率從來就沒超越過50%(不同的民調機構統計方法不一樣,得出的結果也會不一樣,這里專指 Gallup 的民調),而且早在1月底的時候,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經到達了49%(我認為這和民主黨對他的彈劾失敗有關,去年11月,我在《彈劾特朗普:其實是一步險棋》這篇文中就預測過,一旦民主黨彈劾失敗,特朗普支持率就會上升,所以這是一步險棋)。
這一支持率保持到了2月中旬,并從2月底開始,逐漸下降到47%,再到3月14號,下降到44%。
但到了3月22號,特朗普的支持率又回到了49%,這是為什么?
04
回顧特朗普在這段時間做出的重大決策,主要有:
1.對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施壓,并促使其啟動無上限的量化寬松(也被稱為“無限彈藥”或者“美元管夠”模式)來救金融市場。
2.推動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其中就包括給所有的中低收入者發錢。
3.公開宣稱“中國病毒”,并極力把鍋甩給中國。
無論是發錢還是救市,對民意肯定會起到正向拉升作用。
但之前美國股市接連熔斷,其實支持率的下降速度是比較慢的(從49%下降到47%再下降到44%)。
相比之下,我認為第3個因素,即轉移矛盾把鍋甩給中國,才是關鍵性的因素。
這兩年,美國黨爭非常激烈,兩黨在絕大多數議題上勢同水火,相互使絆子,但在有關中國的事務上,他們意見出奇的一致。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無論是涉港還是涉臺的那些法案,在美國國會幾乎都是全票通過的(相比之下,2萬億美元的那個財政計劃,反而來回拉鋸了3次)。
要遏制中國,已經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共識。
這背后,有“修昔底德陷阱”,也潛藏著一種深層次焦慮——關于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1989年,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
福山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
1991年12月31日,蘇聯宣布解體,美國在冷戰中取得了兵不血刃的勝利,西方世界大受鼓舞。
蘇聯的解體,讓福山的觀點似乎成為了被驗證的預言。
西方世界認為蘇聯解體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體制的勝利。
之后,福山也將自己的觀點寫成了一本書,書名就叫做《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
從此,西方的民主制被奉為圭臬。

2014年,時隔25年之后,福山為自己的書重寫了序言。
當時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于是福山在新版序言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但福山同時表示:
此前有一種聲音說,福山被誤解了,但從福山重寫的序言可以看出,他依然堅持認為自由民主制度才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終極形態。
這也是西方社會的一種共識。
所以,如果有朝一日中國超越了美國,那意味著西方世界所信奉的那一整套制度,并非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美式價值觀將大受打擊。
當然,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中美依然有著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軍事霸權、科技霸權和美元霸權這三大支柱下,中國要想超越美國,絕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實現的。
但疫情是個意外。
疫情的出現,提前讓中國和美國進入了同臺競技的模式。
而且中國挑戰的難度其實比美國還要高出一個等級。
因為疫情先在中國爆發,中國當時可參考的信息更少(這里要強調一下,疫情現在中國爆發,不代表起源地在中國,疫情的起源是個科學問題,而科學講的是證據,所以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沒有人有資格妄下結論)。

但中國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就徹底扭轉局勢,進入到掃尾階段了(目前國內的確診人數存量,僅剩下4123人了)。
反而是一眾西方發達國家,發生了疫情的大爆發。
尤其是美國,2月26號的時候,特朗普還在聲稱,“ 就15人確診(扣除撤僑和郵輪的病例),再過幾天就清零了。”
如今卻以每天新增上萬的速度,一舉拿下了確診人數的世界第一,而且如果你去看一下曲線的話就會發現,美國還處于快速上升的階段。
未來美國的確診人數無疑將一騎絕塵,遠超中國。
國內一些秉持中立、客觀風格的人會認為,這并不代表什么。
因為中西方文化不同,西方人自由慣了,不可能讓他們像中國老百姓一樣,服從隔離和停工。

中國和西方的社會制度也不同,他們是小政府-大社會模式,而中國是大政府-小社會,他們不具備中國這樣的組織動員能力,所以他們無法以中國這樣的速度去解決疫情。
以上兩點,我完全接受。
在我看來,中西方的制度和模式,是各有利弊的,不能從某個單一維度的對比去說誰好誰壞。
但問題是,西方社會能接受這一說法嗎?美國人能接受嗎?
不會的,美國的主流社會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一旦接受了這種說法,他們信奉的那一整套制度和文化就不再是最優的了。
這時候,就容易產生一種心理現象,叫做“認知失調”。
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是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于上世紀50年代提出的一種理論。
當時有一個叫做“追隨者”的宗教團體認為,世界末日即將到來。
其宗教領袖瑪麗安·科琪告訴其信徒,在末日大洪水到來之前,會有一個飛碟來把自己的信徒們帶到安全地帶。
關鍵是他們還在報紙上登了這個消息。
費斯廷格和同事們在報紙上看到了這個消息之后,就決定潛入這個組織。
一直到預言指定的那個日子,自然是什么都沒有發生。
費斯廷格和他的同事以為,既然預言失敗了,那么信徒應該幡然醒悟,這個宗教也該解散了吧?
結果卻是恰恰相反。
這個組織不僅沒解散,信徒們還到處派發小冊子希望更多人能加入進來。
因為瑪麗安·科琪(就是這個組織的領袖)告訴他們,他們虔誠地坐了整整一夜,傳播了很多的光,所以感動了神,這才讓地球免遭滅頂之災。
然后他們就信了,并且變得比過去更虔誠了。
費斯廷格由此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
即,一個人篤信的某種認知如果和現實(或者另一種認知)發生沖突的時候,就會產生非常不舒適、不愉快的情緒。
比如對于信徒們來說,如果承認自己信錯了教,那么他們之前為這個組織所做的一切都白費了(沉沒成本),而且還不得不承認自己很蠢。
要讓人承認自己錯了,自己很蠢,是很痛苦的一種情緒體驗。
于是他們更希望有個人能給他們一個理由,去合理化他們的行為,這樣就可以把他們從巨大的負面情緒的壓力下解救出來。
這就是為什么在預言落空后,信徒們選擇相信是自己感動了神,并且變得比過去更虔誠。
回到疫情話題。
當疫情在中國爆發的時候,西方國家根本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是個大嘴巴,3月24日他在開會的時候爆料說,2月份他開G7財長電話會議的時候,提到了國際援助,結果某國財長來了一句:

(麻生太郎一邊模仿人家的語氣,一邊做出很不屑的表情)
這其實就代表了當時西方國家社會精英的一種態度,新冠肺炎是黃種人的病,和他們白人沒有關系。
言語之下,帶著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
不僅是精英,民間也是如此。
有一個外商,當時他在北京,親歷了中國是怎樣抗擊疫情的,然后他在社交媒體為中國說了幾句好話,結果就被人討厭甚至遭到了威脅,被指責是“五毛”,是中共的工具和騙子。

這就是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典型看法。
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為全世界爭取了時間,但疫情還是在海外發生了大爆發。

因為他們根本沒當回事,他們認為疫情在中國鬧得那么厲害,完全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和醫療條件落后。
但就像劉慈欣在《三體》里說的:
他們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價,其中一些國家開始接受中國的援助,然后再一次印證了“真香定律”。

(“真香”后的意大利,開始吹捧“一帶一路了”)
歐盟也公開承認,他們最初低估了新冠病毒造成的威脅。

但美國是不會承認的。
我們來回顧下歷史:
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其理由是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化學武器),結果打完了啥都沒找到。
那么美國會承認自己判斷出錯了嗎?
不會的,甚至當初的理由可能也是為了發動戰爭編出來的。
2018年,美國牽頭對敘利亞發動了空襲,理由是敘利亞政府對平民使用了化學武器。
他們的證據來自于一個叫“白頭盔”的民間組織。
半年后,BBC負責敘利亞新聞報道的制片人利亞姆·達拉提在自己的推特上發表推文稱,經過6個月的調查,所謂的敘利亞政府用化學武器攻擊平民,是“白頭盔”組織的自導自演。

證據又搞錯了,還把敘利亞炸成了下面這幅樣子。

那么美國承認自己判斷出錯了嗎,有向敘利亞道歉嗎?
不會的。
美國在對外事務上,是非常自信、驕傲甚至是霸道的。
想要讓美國人承認他們做錯了,這太讓他們難受了。
所以當中國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可以在兩個月內基本解決疫情的時候,而美國疫情卻在不斷發酵的時候,他們就非常難受了。
美國人開始認知失調了。
他們需要有一個釋放情緒壓力的通道。
這個時候特朗普站出來告訴他們,這個病毒是中國病毒,是因為中國隱瞞疫情,才導致疫情在美國爆發等等。
哪怕這些理由要么不符合國際標準,要么經不起推敲,但卻能幫助美國人解決認知失調的問題,讓他們相信錯誤在中國而不在美國自己。
他們也不用再因為美國制度和價值觀的優越性受到中國模式的沖擊而背負上情緒壓力,反正錯誤都是中國導致的。
在我看來,這就是特朗普支持率逆勢上揚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目的達到后,特朗普開始改口了,劃掉了“中國病毒”,甚至還說中國抗擊病毒理解深刻。一方面是要重新和中國談判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亞裔選民的選票。對于特朗普來說,之前做的一切都只是手段。只要能夠達到目的,反復橫跳都無所謂)
05
有些人可能會說,我們管好自己就行了,為什么要去管美國怎么想。
因為形勢已經不允許我們只管自己了。
自從美國發動貿易戰以來,中國就一直處于應戰的狀態,美國持續不斷地從各個領域向中國發起打壓。
就在昨天,美國簽署了所謂的“臺北法案”,哪怕自己深陷疫情的漩渦,都沒有停下遏制中國的腳步。

美國在千方百計阻撓中國的和平崛起,所以我們必須了解這個對手,了解他的歷史、文化和做事方式,而不是用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去做預測和判斷。
這是為了更好地應對美國對我們的壓制。
另外,通過這次疫情,我們也應該有一種自信,那就是中國模式,有不足,但也有自己獨特的優勢。
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應該是各有利弊的。
但2018年底,我寫《民主制神話的破滅(上)》時,被人罵得很慘,所以下篇一直沒寫。
但站在今天,我們再來看這個命題,我相信能接受的人,一定會過去要多得多。
P.s
3月24日英國首相約翰遜改口了,不再搞“群體免疫”了。

但悲劇的是,他確診了…… 
來源:緩緩說(ID:huanhuanshuo520)

01
3月24日,世界衛生組織發言人(瑪格麗特·哈里斯)表示,美國有可能成為全球新冠疫情的“震中”。































唯一確實可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它是威權政府、不完全市場經濟以及高水平技術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體。
如果要我猜測一下,五十年后,是美國和歐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國,還是中國在政治上更像美國和歐洲,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


“和我們沒關系。那是黃種人的病,不是我們的病。”



“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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