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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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政治看成是一種事物,那自它誕生之日起,便有了自己的運動規律和運動方式,它總是由人掌控,但結果卻常常又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整個世界都可以定位為革命時代,有亞非拉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主權獨立的革命,有黑人及其它有色人種爭取人權和民權的革命,有打破頑固階級界限的文化革命,等等。
美國學界和政界也一直在反思并總結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夢想與夢魘》和《破壞性的一代》已成為美國政客們的熱點讀物,這些讀物,分別從不同的視角介紹并挖掘美國社會變革的運動過程。政要們熱讀這些書,自然是避免美國底層的再革命。
大家注意!不是我給美國戴上“文化革命”的帽子,是美國政治家和歷史學家的政治定論,是美國歷史著作上的名詞。它類似于中國六十年代中期爆發的那場政治運動,但又比中國的革命來得更早,六十年代初就已經席卷美國。只不過,中國的運動是在“文化革命”中間加了一個“大”字。
今天的國人可能會疑惑,為什么國內媒體和精英極少評價美國的“文化革命”?為什么他們只反思中國的大文化革命?
主要原因在于兩點:美國的“文化革命”是底層自發的革命運動,而中國的革命是由上層發起的政治運動;美國的“文化革命”傷害最大的是底層利益,對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未帶來根本性觸動,而中國的革命影響則表現為相反。
兩種革命,兩種評價,突顯了書寫歷史和定位歷史主導權的重要性,對革命的肯定或否定,不完全取決于革命本身,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革命觸動的利益重構。如果只能觸動底層利益重構,那么就不會挑起更大的政治斗爭,因而不會為世界提供更大的研究價值。如果觸動的是上層及精英層利益重構,必定會引起根本性和持久性的政治斗爭,被追逐和研究的價值就更為顯著。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中國奔向美國的人越來越多,為何很少人關注并認識美國歷史的“文化革命”?
一方面因為中國移民對政治一貫的漠不關心,尤其對外國陳年歷史的不關心,學習和謀生成為他們的重心。這種現象,放在國內,也很容易理解,今天,盡管有大量外國人移居中國,但幾乎沒有人會去關心中國曾經的革命。
另一方面原因就是美國文化革命的底層性,對多數人而言,它缺乏足夠的政治價值,與整體富裕的美國發展趨勢相比,仍顯得不足為世人所道。
在論述美國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之前,我們不妨先簡單整理一下美國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它是其后政治運動的前奏。幾乎可以認定,美國整個五十年代都處在麥卡錫主義的影響之下。
簡單講,麥卡錫主義就是反共主義。麥卡錫主義成為五十年代美國的一個重要標志——以搜尋床下面的赤色分子驅巫行動和尋找根本不存在的顛覆與安全危險為特征的無賴時代。杜魯加強安全控制的一個后果是許多共產黨員失去了他們在各類機構中的工作,包括教育、媒體、政府、防務等。
令那些今日仍恐懼的人感到憤慨的不是麥卡錫主義的方式,而是與麥卡錫主義聯系的政治意識,如反共主義。麥卡錫主義在麥卡錫死后仍依然存在,它是美國反對蘇聯擴張主義的杜魯門主義的畸形產物。其結果是導致美國本土的法西斯主義浮出水面。反共主義導致麥卡錫的法西斯化。
美國歷史學家伍德·沃德對麥卡錫主義和“文化革命”的對比定論:右派利用法律、法庭、傳票和聽證會,以達到最有利的效果。左派使用更富有影響力的高壓手段,包括示威、靜坐、占領和掠奪學校負責人辦公室。嚴重地分裂政府、學校、部門的內部乃至同事家庭之間的關系,左派運動和麥卡錫時代一樣,導致許多書籍沒寫成,許多研究不能進行,標準、價值和理想被遺棄。麥卡錫無休止地煽動行為給無辜的人們帶來傷害,他取得成功的行為成為籠罩在美國政壇上的一塊幕布。杜魯門開始的反共討伐最終導致國外的失敗和國內的分裂。(美國,彼德·科利爾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148-152頁)
脫離麥卡錫主義影響之后的美國,很快又進入到黑人和少數族裔人權運動時代——“文化革命”時代。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可以認為是一次人權運動,黑人及少數族人對種族問題的分析,不但有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還有清晰的革命方向。
那個變幻莫測的年代,革命是所有人關注的熱點。令人瞠目結舌的貧富懸殊是美國城市革命的重要原因。每到圣誕節前,教堂邊就會出現一支令人沉悶的隊伍,那是一群等待施舍的乞丐。(美國,麥隆·馬格尼特美國,麥隆?馬格尼特《夢想與夢魘》11頁)
偉大美國的“文化革命”雖發生在六七十年代,但它卻是源遠流長的,早在一個世紀以前,當那些自認為是先鋒派的作家和藝術家嘲弄并踐踏古板的資產階級價值觀時,“文化革命”就開始了。(美國,麥隆?馬格尼特《夢想與夢魘》10頁)
“文化革命”的第一批火種在50年代積聚,在60年代爆發,在歷史最關鍵的時刻,他們將富人的“文化革命”的火炬傳遞到窮人身上。(美國,麥隆?馬格尼特《夢想與夢魘》107頁)
在美國,貧困和種族是不可分割的問題,雖然嘴上不說出來,但人們的腦海里總會出現黑人。今天的美國人,不必回到革命時代尋找材料,他們只需要想到南方的奴隸制。
整個60年代及其后的七十年代,在“國家是壓迫者和敵人”的新思想出現后,“國家作為慈父”的形象被打碎了。在大學、司法界、新聞界、基金會、教會等精英組織的領導下,美國文化經歷了一場革命,從而改變了某些最基本的理念和價值觀,其中包括對貧窮根源的看法。(美國,麥隆·馬格尼特《夢想與夢魘》序言部分)
“文化革命”的政治層面導致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對主義風行一時。文化價值觀源于具體環境和生活機會,并反映個人在階級結構中的位置。(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7頁)
性革命,反文化,所有這些促進富人解放的“文化革命”都使們的價值觀轉變如此之大,以致在它們發生時,所有人都意識到美國文化歷史中某種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東西出現了,改變了美國人的靈魂。所有巨大的政治變革都是從信仰與理想的早期轉變開始的。(美國,麥隆?馬格尼特《夢想與夢魘》98頁)
美國的“文化革命”還包含了嘗試毒品和性解放的要求。它的動力來自人們普遍存在的對美國社會和道德秩序的不信任,以及民權運動和“越戰”帶來的種種不幸。最終不僅向窮人傳達了錯誤信息,還給美國體制的核心帶來了影響,進而影響到具體的方方面面。(美國,麥隆?馬格尼特《夢想與夢魘》13頁)
“文化革命”在傷害到有產者的同時,更傷害到無產者,被它撕裂的美國理想的價值觀不再是信仰的基石,矛盾和困惑充斥著上層社會主體,粉碎了他們當初成功的法則。而法官們卻對新文化是贊不絕口的。(美國,麥隆?馬格尼特《夢想與夢魘》155頁)
下面,我們還可以從微觀視角去了解一下美國“文化革命”的細節。
革命組織主要有:“解放區”組織,“氣象員”組織,學生民主社會,“操他媽”組織,黑人黑豹黨,游擊戰組織,等。
年輕人的口號是:只有去華盛頓游行時,我們才有回家的感覺;吸一口飄飄欲仙,輟學讓你擺脫煩惱;我們革命去吧,等。
1963年10月,大學宿舍,大學生頭戴貝雷帽,身穿皮夾克,一手拿矛,一手拿槍。(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11頁)
1963年10月份,黑人區發生暴動,學生反叛者短暫占據哥倫比亞大學和其它一些學校。11月,肯尼迪被暗殺。他就職后的幾年,美國象打了一場小型戰爭。在民主黨大會上,示威者與警察發生沖突,這種不可控制的局面,讓美國看起來象個警察國家。“學生民主社會”號召把戰爭帶回家。(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12頁)
激進組織認為,采取革命的暴力是對這個警察國家的必要手段,應當采取建立解放區的戰爭。黑豹黨在幾個城市與警察的血戰之中,造成了數十人死亡,激進主義者認為美國警察的行為是種族滅絕。(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16頁)
情報部門滲透到了黑豹黨和杰克遜軍隊內部,山區訓練場成了殺人場,被懷疑是線人的士兵被草草埋入土中,露在外面的骨頭看得清清楚楚。(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21頁)
1963年到1980年,美國搶劫率和強奸率都上升了四倍。蹂躪別人與理性毫無關系。一個51歲的撿破爛的婦女在紐約中央公園的長椅上被三個小孩公開輪奸并殺死,三個小孩的年齡分別為12歲、14歲和16歲。(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30頁)
1965年,運動領導之一的杰弗·瓊斯講:美國黑人和貧民區的暴動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分,是全球農村包圍美國這個城市中心。(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55頁)
1968年,拉德等人占領了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辦公室,坐在校長的位置上接受采訪,自得地抽著雪茄,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搖搖欲墜,只需推一把就能讓它倒下。馬丁·路德·金遇刺后,大學生準備到紐約時代廣場舉行大游行。(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49-50頁)
1968年夏天,芝加哥警察對示威者發起了沒有限制的攻擊,這似乎是哥倫比亞大學事件的重演,激進派使一個城市陷入癱瘓,引起全美國的關注,美國似乎成為一個無能的巨人,等待最后的倒下。(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52頁)
1969年,“學生民主社會”、“操他媽”、“氣象員”等組織成員走村串鄉,任命領導人,建立組織,有的成員則遠赴古巴,求取革命真經。他們曾經在鐵路上放置石頭,使火車出軌。他們在演講中將行為上升到理論高度:他們只知道我們瘋了,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當個瘋狂的“操他媽”的人,把腐朽墮落的美國嚇出屎來。(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58-60頁)
1971年,三名看守和兩名白人囚犯倒在了血海中,他們的喉嚨被割破。(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23頁)
70年代,由于被戰爭與內部分裂搞得筋疲力盡,美國社會現實遠不是人們所想象的新麥卡錫主義,一個國家受到打擊,處于癱瘓的狀態,并帶有一種負罪與無助的感覺。(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152頁)
歷史沒有教會我們如何改造,父母沒有教會我們如何改造,有時,他們把我們弄得面目全非,我們的教育讓我們陷入無盡的謊言之中,除了全面改造,別無出路。(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69頁)
激進組織的中央委員會這樣稱自己:效仿越南人建立了自己的指揮體系,分為地區部隊,民兵和別動隊。美國后來把左派稱為美國的第五縱隊。(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72頁)
伯克利,不僅代表地球上的一個地方,而且代表一種思想狀態,一個活生生的暴力之城,一個過去的、未來的抗議城市,城市的建筑涂鴉紀念著過去的憤怒時代,這是一個激進主義的邪惡帝國。
到了八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參加運動的那一代人已經人到中年,卻仍沉溺于激動人心的青年時代回憶中,懷舊成為一種政治現象。今天的左派象二十多年前一樣,他們相信美國的問題在于制度,必須推倒重來。(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180頁)
重新回顧60年代,這個時期可能是最后一次,說話不需要付出代價,生活充滿樂趣。60年代,在歷史學家眼里獨具特色,這十年可自成一體,發生的大事多是戰爭、暗殺和你死我活的分裂,整整一代人都是無感情的政治動物,這十年,在人們的記憶中與其說是悲劇,倒不如說是鬧劇,犯罪率居高不下,經濟停滯不前,凡未明確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
誰有《圣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手上有槍。肯尼迪被暗殺,馬丁·路德·金被暗殺,芝加哥暴亂,伯克利人民公園暴亂,焚燒學校圖書館等,集中體現了60年代大動蕩的全部故事。這是一個六親不認的時代,“越暴越好”是新口號。每天練習打靶,擺陣地,尋找擦出星星之火的機會,等待革命的爆發。(美國,彼德?科利爾《破壞性的一代》185-190頁)
彼德?科利爾老年時的感嘆:我仍然秉持左派的基本立場,富人與窮人之間的確有階級之分,仍然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優,如果說它現在表現欠佳,那是因為它尚未真正被試驗過。政治分歧讓我們父子變成陌生人,將真實的感情錯位成政治理想,拒絕社會現實,寄希望于未來幻想,對有血有肉的人體視而不見,追求空洞的人性。
政治改革運動從來都不是孤立現象,文化上的自由化傾向看起來是損害了文化本身,但又重構了文化的未來,沒有文化革命的過程,就沒有文化的質變。
如果認為美國政客熱讀的政治書籍還不足以證明六十年代世界文化革命的熱潮,我還想給大家推薦幾本書:一本是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歷史著作《極端的年代》,其中第十一章講的就是“文化的革命”;一本是皮爾·保羅·里德的小說《教授的女兒》;一本是遠滕周作著《純子和她的父親》。從這三本書中也可以看到西方國家內部的文化革命經歷。
革命,只要發生了,就不是可有可無,必定是歷史選擇。
沒有一場革命可以在百年之內做出準確定論,不同階層,必有不同的利益判斷和解讀。五百年或一千年之后,它總是能帶給后人多重視角的對比思考,因為在很長的周期性考察中,會出現相當多不同的新現象對革命正反兩方面進行驗證。
世界進入了新時代,美國也是時代中的一員,美國能改變世界的前提是要不斷改變自己。我希望,美國人民能夠再次開展革命運動,以資本文化和霸權文化為革命的主要方向。
如果成功,將可能讓美國繼續領導世界,“讓美國再次偉大”有成功可能。
如果美國畏懼革命,終將被潮流革命,人類世界不接受保守的領導者。
附言:
有人提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我個人的看法是:馬先生是偉大的,他的理論貢獻幾乎是超越歷史的。就當下的環境而言,我選擇沉默,喊的是S,干的是Z,學M是沒有結果的,甚至會帶來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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