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的新省長,杜潤生的弟子:韓俊!
中國是一個工業大國,也是農業大國,不了解農村就不了解整個中國。
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主持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曾是中國制定農村政策、推動中國農村改革的最重要的機構之一。這個地方位于西皇城根南街,又被大家親切的稱為“九號院”。
從這里走出了一大批了解中國農村、了解中國進而主政一方的高級領導干部,剛剛成為吉林省代省長的山東省高青縣人韓俊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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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日,中國鄉村振興高峰會議暨“縣委書記共話鄉村振興”研討會在清華大學舉辦。
在這次會議中,中央農村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農業農村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韓俊圍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相關政策實施進展做了主題報告。

前一年剛剛履新農業農村部的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三農問題專家,被大家公認為是頗具學者氣質的官員。在這份報告中,他總結了鄉村振興戰略的五點關鍵。
第一,要堅持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手抓;
第二,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落到實處;
第三,以實現農民生活富裕為根本促進鄉村振興;
第四,要在繼續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更好地推動農村社會全面進步;
第五,遵循鄉村發展規律,做好村莊規劃。
韓俊的主題報告,正是黨中央對三農問題持續關注的一份細致而切實的說明。
在中國,自古以來,農業、農村、農民這三農問題都是重中之重,沒有鄉村的發展,城鎮化和現代化就會缺乏根基。每年中共中央一號文都是圍繞三農問題,可見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

除了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政府工作報告中三農問題也是重中之重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長期從事政策研究的智囊型官員,一向頗為低調的韓俊,其曝光度也在逐年增加,仕途進步速度加快。
2018年從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轉入新組建的農業農村部之初,韓俊直接兼任了農業農村部黨組副書記。
部黨組副書記不是常設的,一般是留給有機會升任部長的后備軍的,因此這個崗位只要存在,即天然屬于本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長。
通常來說,出任部長有兩個渠道,由其他部門崗位升遷/平調,或者是由本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升任。
當時農業部有兩位黨組副書記,在壓縮黨內職務的今天極不尋常。
排在韓俊前面的余欣榮生于59年,正好小生于1954年的韓長賦一輪(5歲),但他于2020年1月,未滿61歲時即卸任副部長。
在2020年11月韓俊調任吉林省之前,農業農村部僅有他這唯一的一名黨組副書記。
吉林省和農業農村部的關系源遠流長。
2001年,時任海南省委書記杜青林(后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調任農業部部長。杜青林是吉林磐石人,仕途從本地啟程,在調任海南之前,已升至吉林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

2002年,時任江蘇省委書記回良玉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主要分管三農。回良玉是吉林榆樹人,在調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前,曾自本地一路升任吉林省副省長。

2006年,繼杜青林擔任農業部部長的是山東榮成人孫政才(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已“落馬”)。他在2009年時自農業部部長調任吉林省委書記。

2009年,繼孫政才擔任農業部部長的是黑龍江賓縣人韓長賦,他曾于2006-2009年擔任吉林省省長。

值得關注的是,韓長賦在調任吉林省之前,和如今的韓俊一樣,也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1998-2001)、農業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2001-2003)。
2015年,仕途橫跨海南和陜西兩省的安徽安慶人江澤林,自陜西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調任分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秘書長,并于2018年“空降”吉林任吉林省政協主席。

這樣的安排,對于國家三農政策的延續性有著重要意義,正確決策的根本在于充分掌握真實信息,防止決策與實踐的分離,最直接有效的辦法莫過于讓決策者和實踐者合為一體。
而如今,保持國家三農政策延續性的接力棒傳到了韓俊手里。
在接棒前,韓俊已經在三農問題上深耕三十多年,歷經寒暑,經驗豐富。

三十多年前,剛剛從西北農業大學(現更名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博士畢業的韓俊,即赴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開始從事理論研究工作。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深耕12年后,2001年,韓俊調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從理論研究轉向了政策研究,開始正式為國家農業政策的制定獻計獻策。
在國研中心,韓俊當了9年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直至2010年升至國研中心副主任崗位。期間,韓俊曾多次參與了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的調研和起草工作。

2004年,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長的韓俊
2014年10月,韓俊再次轉型,出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成為時任中財辦主任劉鶴的副手之一。而在此之前,他已經和時任國研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的劉鶴一起共事了兩年。
當年,韓俊的這次職務調整,即受到了廣泛關注。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朱信凱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評價說:韓俊對農業與農村政策,尤其是土地問題思考和研究頗深,是一個非常謹慎又很有實踐與思想的人。從國研中心到中財辦任職,相當于從咨詢機構到了決策機構,是更重要的工作崗位。

國務院研究中心
2018年,韓俊出任農業農村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真正有機會將自己多年以來對三農問題的思考,切實地落地為一項又一項操作性極強的政策決策。
不管是從事政策研究還是后來進入三農問題相關的決策機構,韓俊都有著一種切實的風格和對調查研究的重視。
在2004年央視的一次訪談中,韓俊認為農業改革最大的弊病就是脫離群眾,脫離土地。他曾表示,長期以來三農問題中有口號農業、口頭農業,對農民口惠而實不至,“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不缺概念,不缺提法,缺的是實招。”
在他看來,農業問題研究離不開實地調查,離不開直接傾聽農民和基層干部的呼聲。“如果不了解實情,就根本沒有發言權。”、“我們工作的性質決定了我們必須掌握第一手的、最真實的一些情況。”
或許正是因為對這一點的重視,無論是身為理論研究者還是政策研究者還是政策制定者,韓俊都被認為能從農村具體情況出發,盡量貼合實際制定出相應的對策。
譬如在履新農業農村部不久,當問及如何把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落到實處時,韓俊當即表示:實現鄉村振興,必須把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一件一件找出來,解決好,不開空頭支票。同時,也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說到做到,讓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夯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什么叫“切實”?就是不能講口頭農業。如何能做到“切實”?一定是堅持實地調查。
從媒體資料搜集中即可觀察得到,這種切實的風格在韓俊身上是相當一貫的。甚至在未進入高層之前,身為三農問題專家的韓俊就被各界評價為“敢言直言”,曾在重要會議上以“農村改革不掏錢就沒法出實招”的發言,得到了高層的直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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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俊這種行事風格的形成,也許與他的出身和師從有重大關系。
韓俊1963年出生于山東高青縣的農村,生于農村、長于農村,大學的專業是農業經濟,從事的所有工作都與三農問題有關。

高青縣正引導農民應用現代"智慧農業"技術種植胡蘿卜圖源:新華網
在2004年,當記者問他,在他心目中,三農是一項什么樣的事業時,韓俊動情地說:“總理曾經講過,要帶著感情去做三農工作。對我個人來講,我從小在農村,少年時代也在農村,現在回想起來,農村的那種貧窮,對我來說刻骨銘心。走向工作崗位以后,特別是從事政策研究以后,有了大量的機會來接觸現實,當你了解了這些事實以后,你就會感到,有一股力量;沒有感情的話,你不可能堅持下來。”
對農村深切的感情,促使韓俊始終為農民發聲,早在2004年就非常尖銳的提出“征地已經成為農民利益流失最嚴重的一條途徑”,要求“建立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的長效機制”。
對農村充滿感情是韓俊身上一個特別鮮明的標簽,但他之所以形成如此切實的風格還有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時代氛圍有關。
上個世紀80年代,那時韓俊正在西北農業大學(現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攻讀農學博士學位——而這一時期,在中國大地上,農業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農業一直處于糟糕的狀態。農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根本改善,農民勞動熱情不高,甚至不得不花費珍貴的外匯進口大量糧食,保證日益增長的人口有飯吃。
農業發展的巨大轉折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十一屆三中全會采取果斷措施,放松此前一直束縛農業部門生產增長的控制機制,進行了農業改革。這一改革最核心的措施大家都熟悉,即將公社制度改為責任制和包產到戶。
但是怎么改,中央一時也沒有頭緒。這個重大的研究責任就壓到了一個人的頭上,那就是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

"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1913-2015)
這位上世紀三十年代入黨的、出生于山西太谷縣老革命,在解放初期就調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任秘書長,從土地改革開始,一生致力于三農問題。
1979年,從劫難中恢復工作的杜潤生,以66歲高齡出任剛剛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主管農村政策研究。這距離他徹底平反僅僅過了幾個月。此后,他出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從1982年到1986年,杜潤生連續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關于農村改革的"中央一號文件",結束了對“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是農村改革的親歷者和重要的決策者,被公認為黨內最資深的三農問題專家,對于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完善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得益于農業改革調動農業生產積極性,我國農業生產力迅速爆發,糧食生產的年增長率從1957-1978年的2.1%提高到1979-1984年的4.9%。
同時,莊稼和畜牧總產量在1978年到1984年間增加了49%。1984年獲得了創紀錄的大豐收,產量達到4.07億噸,比前一年提升1.05億噸,人均糧食產量更是達到302公斤。至1987年,全國稻麥產量已經比公社制度時期增長了50%。
中國近代史研究權威徐中約對此有一個簡潔的概括:農村改革的結果完全是一個“奇跡”。

豐收,承載著這片古老土地的無限希冀
這樣一個奇跡并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而是摸著石頭過河,作為改革核心主張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決策者的調查研究分不開。
當時制定農村政策最重要的機構,正是杜潤生主持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也就是大家通常稱之為的“九號院”。
韓俊工作的起點與這位“農村改革之父”和九號院有著密切的關系,1989年5月,正是在杜潤生的提攜下,剛剛博士畢業的韓俊離開陜西,來到九號院工作。
在后來的回憶中,韓俊寫到,他在西北農大讀博士二年級時,一篇論文引起了杜潤生對他的關注,杜潤生親自給陜西省和學校有關領導打招呼,協調他進京工作事宜。

韓俊博士那時的學術成果頗豐
就這樣,韓俊回憶說:“有幸得到杜老賞識,而且在他的直接過問下,我才有機會走進慕名已久的‘九號院’,成為‘杜潤生徒子徒孫’中的一員。”
這份知遇之恩在人生最關鍵的時刻,徹底改變了韓俊一生的命運。
自此,韓俊便與農業改革事業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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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號院是80年代改革旋渦的核心,杜潤生是九號院的靈魂。
在農業改革之初,80%的人生活在農村地區,三農問題牽涉因素眾多,土地問題、戶籍問題等錯綜復雜,在這錯綜復雜之中理出端緒,制定出富有成效的改革政策,殊非易事。
因此,杜潤生化繁為簡,在九號院形成了一種切實的風格和重視調查研究的氛圍。

西皇城根街五號院
杜潤生自陳在農業問題上有一條基本的原則:尊重農民。
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改革之初,他堅持盡可能延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將使用權物權化。后來,他繼續呼吁免農業稅,呼吁破除制造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呼吁警惕因征地而造成農民流離失所。
曾在九號院工作的溫鐵軍,當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杜潤生對農村調查的重視程度——幾乎所有的人,不論是精英骨干,還是普通工作人員,只要你下鄉了,調查研究中你認為有問題,都可以隨時找杜老去談。
溫鐵軍認為,當時的九號院是整個中央國家機關當中最有活力和生氣的地方。

著名三農問題專家,《八次危機》作者溫鐵軍
從四面八方上山下鄉回京的年輕人,在杜潤生的指點下,施展著他們的才能,探索著改變中國廣袤農村面貌的道路。
杜潤生善于培養后進。王岐山(現任國家副主席)、陳錫文(曾任中財辦副主任)、杜鷹(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林毅夫(曾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翁永曦(轟動一時的“最年輕副部長”)等這些日后在共和國政治舞臺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都曾聆聽杜潤生教誨,向來視杜老為“恩師”。
雖然因為各種原因,1989年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被撤銷,但“九號院”培養的大量懂農業、懂農村、懂經濟的人才也因此走向了各行各業,杜潤生“重視調查研究,相互之間開放、包容和平等,實事求是,不說空話套話”的風格也始終在影響著他們。

2015年10月9日,杜潤生與世長辭,享年10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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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時期,中國三農問題從來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只有基于考察之后得出的切實有效的舉措,和一代又一代像杜潤生那樣真正心系三農的專家型官員的持續努力。
近年來我國農業逐年向好,2018年糧食總產量65789 萬噸——從1949年算起,年均增長2.58%,遠高于同期世界糧食平均增速。也因如此,即使面臨2020年“全球饑荒”的陰影,我國仍能從容應對。家里有糧,心中不慌。
輝煌的成就,來源于農業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也來源于農業部門指導者、改革者們的精細掌舵。
可這份答卷,絕不能作為我們驕傲自滿的資本。我們必須看到,我國的三農問題仍然突出,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不斷涌現,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戶籍人口城鎮化問題和鄉村振興問題。

2018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達到8.3億人,城鎮化率按常住人口計算接近60%,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不足44%,相差16個百分點,也即約有2.26億農民長期生活在城鎮,但還未有戶籍身份。
而鄉村振興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關系鄉村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系統性問題。在當前形勢下尤其是這樣。
鄉村振興、農村扶貧,也是中國拉動內需,推動內循環,縮小城市與鄉村差距的必然選擇,唯有廣大農村的崛起,才有可能迅速擺脫全球經濟震蕩對自身的影響,甚至以此把握向全球擴張的寶貴時機。
相比于40年前農業改革時期,我國三農問題面臨著不同的問題與挑戰。但相同的是,杜老與九號院影響了一批又一批政策的建議者、制定者、執行者。
而這一批人,也正在不斷走上更高的舞臺。
2020年7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往吉林考察時指出,吉林要把保障糧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糧食生產,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在探索現代農業發展道路上創造更多經驗。
僅僅4個月后,深耕三農問題三十余年的韓俊履新吉林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代省長,省政府黨組書記。

代省長韓俊首次出現在吉林衛視上
三十年間,韓俊的工作性質發生了三次變化,從理論研究轉向政策研究,從政策研究走入決策部門,最終到農業大省吉林主政一方,同時肩負著延續國家三農政策的重任。
工作性質在變,但不變的是他的事業心和專業性。韓俊,走出了一條屬于中國的專家型官員報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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