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莊主:Biden時代的美國政策猜想
作者 :任莊主 2021-01-22 17:18:54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一、Biden新時代的美國政府剖析
美國當地時間,2021年1月8日Biden已完成了全部15名內閣部長的提名,同時2021年1月19日美國參議院先后舉行了對財政部部長、國土安全部部長、國家情報局局長、國務卿以及國防部長提名的聽證會。同時民主黨派以微弱優勢已控制了參眾兩院,因此目前Biden政府班底構成和執政思路已非常明晰。
(一)班底構成:奧巴馬政府色彩濃厚
從美國政府班底來看,大致呈現三個特征:
1、全部15名部長中,少數族裔數量首次超過白人(拉丁裔3人、非裔2人、猶太裔2人、美國原住民1人),同時也是近三屆當選總統提名的部長中未出現華裔部長的身影,這種搭配可能是為彌補美國國內較為分裂的現狀做準備。
2、女性官員較多,如15名部長中的男女比例為2:1,如果算上部長級別官員,則男女比例基本為1:1。特別是Biden所提名的財政部長耶倫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過財政部、美聯儲和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女性成員。
3、大多帶有濃厚的奧巴馬政府時期色彩,如國務卿、國經委主席、財政部部長、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席、國安委主席、國土安全部部長、國家情報局局長、國內政策委員會主席、環境質量委員會主席、白宮氣候政策辦公室主任和特別顧問等成員均曾在奧巴馬時期任職。實際上這也好理解,畢竟Biden曾在奧巴馬執政時期連任兩屆副總統(2009-2017年),與奧巴馬時期的政府班底交集較深。
(二)關注Biden時期的政策選項:疫情、氣候和種族平等位列前三
美國白宮官網上公布了拜登——哈里斯政府的一系列優先政策實施選項,從政策選擇上看控制疫情、應對氣候變化、種族平等(國內)、修復同盟關系(對外)、實施開放移民政策、恢復美國在全球中的領導地位(針對中國)是重點。
1、從排序上看控制新冠疫情、應對氣候變化、種族平等位列前三。其中控制疫情舉措主要包括擴大檢測、重新開放學校和企業、重點解決有色人種社區傳染問題、啟動全國疫苗接種計劃等,氣候變化舉措包括重返巴黎協定、引領清潔能源革命等(如美國氣候特使John Kerry隸屬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氣候問題在美國被提升至外交地位),種族平等致力于日益割裂的美國國內關系(相關舉措包括實施刑事司法改革、結束醫療保健和教育方面的差距、加強公平住房等)。
2、把修復經濟問題被放在第四位,具體舉措包括實施大規模救援計劃等。
3、實施新的醫保方案,具體舉措為在奧巴馬時期《平價醫療法案》的基礎上進一步調整(意味著將會廢除特朗普時期的醫保法案、恢復奧巴馬時期),以降低醫療保健成本,使美國人民獲得高質量、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機會。
4、移民政策,繼續實施奧巴馬時期的開放移民政策。
5、致力于恢復美國在全球中的引領地位,如在全球重建民主聯盟(修復美國同盟關系)、倡導美國的價值權和人權。
(三)相較于Trump,Biden會更注重規則和團結
1、Biden會更注重規則,并運用國際現行規則或聯合盟友制定新的規則來對抗中國。歷史上來看,民主黨派執政時期(如奧巴馬、克林頓、卡特等),中美之間曾有過密切的合作,如克林頓時期的加入WTO、奧巴馬時期與中國開展全方位合作等等。因此在Biden時代,極限施壓的力度會有所減弱,但在國企改革、新興產業競爭、知識產權、資本賬戶開放、人權等方面矛盾會加劇。
2、Biden在就職演講中使用最多的表述便是“團結”二字,這里面的內涵既包括對內的民眾分裂,亦包括對外的盟友關系修復。作為奧巴馬時期的副總統,Biden應會相信在Trump時代基礎上,進一步通過既定規則或擬定新的國際規則也許對中國能夠形成更好的約束。
二、經濟金融政策推演:短期內政策維持現狀,經濟修復方向基本確定
短期內政策貨幣政策仍維持現狀甚至財政政策進一步寬松的局面下,美國金融市場的演變更多取決于經濟基本面的修復力度和節奏,美國債市收益率和美元指數可能會有震蕩向上的內在動力,美國股票市場亦將進入由積極財政政策和經濟基本面雙重驅動的通道中。
截至2021年1月13日,美聯儲總資產、持有國債和MBS規模已分別增至7.33萬億美元、4.72萬億美元和2.04萬億美元,較2020年2月低點分別凈增3.18萬億美元、2.25萬億美元和0.67萬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亦由8月的0.52%左右升至目前的1.10%(合計上升60BP),美元指數也相應回升至90.50附近,這些細微的變化能夠從更中期的角度幫助判斷方向。
(一)短期內利用低利率環境,財政政策會更積極,以推動經濟逐步修復
1、在對內關系上,疫情、就業以及分裂是Biden新政府亟需解決的幾大問題,而疫情和就業又是分裂的直接導火索。為此,2021年1月14日(美國當時時間),Biden公布了一項規模達1.90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同時Biden還表示在其任職后的2個月,將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公布一項涵蓋范圍更廣的救助方案(包括基礎設施、制造業投資、職業培訓以及清潔能源投資等),也即美國也需要搞基建、加大投資來促進就業。
這1.90萬億美元的使用方向大約有三個:(1)約4000億美元用于抗擊疫情、疫苗生產和分發以及保障學校開學;(2)約4400億美元將用于援助美國社區和企業;(3)超過1萬億美元的資金將用于對美國家庭的直接救助。
2、美國財政部新部長耶倫在1月19日的聽證會上表示“即便考慮到國家債務負擔,在利率處于低位時,需要來一場大的act big……疫情解除之前,暫不會提高稅率”。因此可以預見的是,疫情解除之前,美國經濟會處于逐步恢復的通道中,同時財政政策層面短期內亦會繼續趨向于積極,不會轉向。但是從耶倫的相關表態來看,在疫情解除后,征稅舉措可能會不可避免,同時利率提升之后通過美元升值來變相緩解債務壓力亦是比較確定的。
(二)短期內美聯儲亦會維持目前的寬松政策局面,以配合積極財政政策
雖然2018年12月開始接替耶倫就職的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隸屬于共和黨,顯得有點格格不入。但是,早在2011年12月鮑威爾便把時任奧巴馬總統提名為聯儲委員會委員會(1988年以來總統第一次提名反對黨成員擔任這一職務)。2020年3月以來,為應對疫情,美聯儲實施了一系列超預期寬松的傾向政策(如將基準利率下調至0-0.25%、取消存款準備金率等等)。
因此,同樣可以預見的是,在疫情解除之前以及經濟恢復進程尚不明朗或趨勢未形成時,美聯儲仍會繼續維持目前的貨幣政策寬松局面。
三、對外政策:推翻Trump時期的部分政策,致力于修復同盟關系
奧巴馬執政時期的部分班底重回美國政治舞臺,意味著Biden政府可能會延續奧巴馬時期的部分政策,推翻Trump時期的部分政策決定,特別是對外關系方面。其實這從Biden勝選后各國紛紛發表賀電的反應便可見一斑(表明美國盟友希望Biden新政府能夠有所改變),表明美國盟友同樣需要美國的回歸,而非被動接受中國,這看似符合中國的理念,但其實并非好事。
(一)Trump時期的美國政府四面樹敵,帶有典型的民粹主義執政思潮,對美國同盟關系造成了嚴重破壞,并造成了美國國內關系的分裂。Biden政府時期,將致力于治愈國內關系,并著力修復與盟友之間的同盟關系,形成密切同盟力量,共同利用現行國際規則和擬定新規則對抗中國。實際上美國同盟國對此亦有較高期待,如2020年12月歐盟便宣布了一項改善跨大西洋關系的計劃。
(二)實際上Biden宣誓就職的當天,便簽署了17項行政命令(包括15項行政命令以及2項機構令),以拆除Trump時期留下的政治遺產,這17項行政命令具體包括重返《巴黎氣候協定》(2020年11月宣布退出)和世界衛生組織(WHO)(2020年7月宣布退出)以及實施口罩強制令、停止修建邊境墻、取消對部分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等。
(三)Biden總統在就職演講中亦宣稱“我們將修復同盟關系并重新與世界溝通。不是為了回應昨天的挑戰,而是為了應對今天和明天的挑戰。我的領導方針是以我們的榜樣為力量,而不是以我們的力量為榜樣”。
因此整體上看,Biden時期將會摒棄Trump時期的單邊主義、孤立主義,除重返巴黎氣候協定、WHO外,還將通過強化同盟關系來推動WTO改革、減少與同盟國之間的貿易摩擦、扶持與日韓之間的關系。
四、對華政策: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的博弈是一段漫長的旅程
Biden新政府時期,中美關系的中長期方向不會發生變化,后續中美關系雖然會出現階段性緩和(美國當前最優先的政策是控制疫情、修復與盟友之間的關系、重新對立對抗中國的同盟體,解決這些問題均需要時間),但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對中國的敵意已是共識,中美博弈將會是一段漫長的旅程。
(一)整體基調:延續Trump時期的總體對抗思路,但方式略有調整
在美國對外關系方面,中國始終成為繞不開的話題,在美國新一輪政府執政時期,其對外關系重點勢必會在亞洲、并重點針對中國。中美亦已進入第二輪博弈期,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談判以及在諸多問題(如香港、臺灣、新疆等)上的博弈還將持續。其中,修復與盟友之間的關系也是為更有效對抗中國做準備。
1、Trump創了一個“以推特治國”的透明政治時代,也給美國民眾較好的政策預期,這一點是之前歷屆美國總統都不具備的,因此后續Biden時期可能也會繼續延用Trump對華強硬的做法,只不過Biden可能會更加注重利用或改造現有國際體系、凝聚國際力量來對付中國。
特別是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是,一旦美國國內問題在短期內無法解決或Biden施政受到較多掣肘時,也極有可能會效仿Trump的做法,將矛盾轉嫁至中國,重新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改變民主黨沒有存在感的美國民眾認知。
2、從美國新一屆政府班底部分成員的近期講話(含聽證會)來看,保持對華強硬態度已成美國基本共識,因此Trump時期對華政策的強硬立場會在Biden時期得以延續,總體方向沒有變化。
例如,Biden近期便表示,短期內美國新一屆政府主要聚焦于解決國內問題,暫不會對Trump時期對中國征收的關稅采取相應行動。
再比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認為Trump時期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是正確的、但具體做法有待商榷,并呼吁美國兩黨團結起來、一致應對中國挑戰,甚至還同意蓬佩奧在香港、臺灣、新疆以及民主、人權等問題上針對中國的一些言論。
3、但是強硬方式會略有調整,在修復同盟關系后,Biden時期的美國政府將會通過聯合盟友(包括歐盟和日韓)并以強硬立場同中國進行談判將會成為其主要選擇,這意味著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新簽訂成功的RCEP以及剛剛完成的中歐投資協定可能會面臨部分經濟體的反復。
4、所以我們看到Biden任命亞裔美國人凱瑟琳·泰(Katherine Tai)擔任貿易談判代表。考慮到Katherine Tai是Trump時期的政府成員,并對中國特別熟悉,曾在華盛頓特區多家律師事務所的國際貿易部門工作,并先后任美國貿易辦公室(USTR)法律總顧問、眾議院籌款委員會首席貿易法律顧問,2019年還參與了《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因此這顯然是有所準備。
預計,在與中國的貿易關系上,美國可能會在非法補貼、產品傾銷、知識產權盜竊和其他貿易壁壘等方面聯合盟友一起向中國施壓。
5、可以判斷,中美兩國在香港、臺灣、新疆等問題上的博弈仍將會持續。以中國香港為例,可能會采取一些金融手段,如弱化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聯系匯率制度是一個焦點)、對香港地區的機構和企業采取一些打壓舉措等。實際上這一過程已經在持續,如中國21日凌晨宣布制裁蓬佩奧等28名美國反華政客以及中國駐美大使館推特賬號因發布涉及新疆政策的推廣而被封等。
(二)博弈過程呈現三大特征
1、陣營化:美國尋求同盟一體,中國對內凝聚統一戰線、對外多元突破
中美關系已不再局限于貿易領域,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Biden時代,其將會改變Trump一味破壞現有規則的做法,轉而尋求與盟國關系的緩和,力求在外部形成圍堵中國的統一戰線,并從人權、不公平貿易環境、國企改革、知識產權、政治民主、地緣政治、涉疆涉港涉藏、中國債務陷阱等領域向中國施壓。而中國也會全力做好宣導,凝聚民眾共識并形成內部統一戰線,并在中歐投資協定、RCEP、一帶一路、加入CPTPP等方面有所作為,以突破美國封鎖。
2、長期性:放棄幻想、底線思維,做好中長期應對準備
中美博弈是一場舉國體制下的持久戰。從歷史長度來看,中美關系不會因一人而改變。Biden時代的中美關系也只是階段性緩和。因此我們應放棄幻想、堅持底線思維,做好長期應對準備。
(1)事實上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便可見一斑。早在2000年中國入世前夕,時任克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薩默斯便直接指出“中國崛起是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美國和中國的經濟競爭,要準備軍事手段”。要知道特朗普執政時期未發動一場對外戰爭,這一情形在歷屆美國總統中是較為罕見的,因此Biden新時期會不會有區域戰爭風險值得關注。
(2)再比如,2006-2009年期間,美國國防部所屬應用物理實驗室(即APL)啟動中美金融戰實驗,并將2008年的金融危機視為中美金融戰的預演。在打壓中國的過程中,會不會通過對香港和大陸發動金融戰也同樣值得關注。
3、全面性:跨越貿易領域的全面博弈
中美關系雖然近年來以“貿易”為表,但已經跨越地域和經濟領域,并演變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經濟體之間的全面博弈。
現階段中美之間的矛盾已從貿易端擴展至經濟金融政治等其它領域,這種矛盾近年已在香港問題、疫情蔓延問題、中美貿易第二階段協議簽署、中概股問題、軍事問題等多領域上有明顯體現,可以說中美目前正處于第二階段的博弈期,而這一輪的博弈涉及領域更廣泛、影響也更深遠,且帶有更多政治層面和戰略層面的考慮,這勢必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不小沖擊,未來在金融開放力度不斷加大、開放步伐顯著加快的背景下,中國大陸及香港金融市場的高波幅特征可能會是常態,跨境資本流動也應引起特別關注。
五、中國正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的博弈是一個漫長過程,認識這一時期的關鍵在于中國要在正確的道路上,認清中國遇到的很多問題帶有中長期性,需要抓緊在難得的時間窗口期做好自己的事情。實際上“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提出正是基于這一背景。
(一)特別突出“科技創新與科技自立自強”的核心地位,如十四五規劃首次將科技創新和科技自立自強放在了“核心”位置,意味著未來五年科技創新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實際上這也和新發展格局遙相呼應,其背景不言自明,避免卡脖子的尷尬處境,而“科技創新和自立自強”能夠很好地保證國內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安全,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助力我國在2035年前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二)通過經濟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變中國經濟傳統的增長模式、化解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的風險。通過金融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經濟領域供給側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金融體系結構、彌補實體經濟短板。
(三)中國近年已經在嘗試與非美經濟體構建多邊經貿關系(如完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RCEP簽訂完成等),并通過一帶一路等戰略優化地緣政治地位,力求在外部尋求多元突破。同時通過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與石油掛鉤等措施亦旨在擺脫石油美元的影響。
(四)針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果斷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明確強調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更多依靠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將高附加值的價值鏈和產業鏈留在國內。
(五)繼續大力推進對外開放和新一輪資本市場改革,暢通各類資本進入和退出渠道、引進外資,為國內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增量資金和活水支持。
(六)加強“兩新一重”建設,通過城市群、都市圈等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形成“區域間協同競爭+區域內分工合作”的新格局。
因此,中國并實際上已經在正確應對,而這個過程仍在延續,且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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