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子難當:廣東需要作出三大表率!
來源公眾號:羅天昊國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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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望,臨時算賬。
艱難的2020年,終于成為過去,在這一年中,廣東省經濟總量突破11萬億,繼續獨占頭鰲。社會消費品零售突破4萬億,進出口總額突破7萬億。
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在過去四十年中,一直處于雙重領先地位,在經濟領域,廣東經濟總量連續32年居中國第一。成為先富的典型;在改革和社會管理領域,廣東是中國改革的策源地和試驗田,其社會管理,文明程度最接近國際水平。在實力和道統兩個方面,均成為中國無可爭議的龍頭。堪稱中國改革開放的長子。
未來,國家改革需要在三個方面突圍,一是實現共同富裕。貧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階層分裂是國家動蕩之因。中國絕不能成為又窮又亂的“潰敗國家”。如何共富是對中國的巨大挑戰。二是,階層固化,利益固化,文化和制度的缺陷,急需破局,中國需要驚天裂地的大變革,而非修修補補,誰有先鋒之膽?萬眾期待。三是,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嚴重畸形,制約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產業變革,亦困難重重。
走在最前面,不僅意味著光榮,也意味著責任。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長子,廣東大責難辭,實現共同富裕,成為改革之膽,成為全國產業轉型的典范,是廣東未來需要作出的三大表率。
(1)
縮小區域不平衡,為共富作出表率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共同富裕,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既定國策與戰略任務,同時亦是完成得最差的一項戰略任務。在中國,貧富差距大致體現在三個領域,階層、區域、城鄉。
廣東階層分化,其實相對比較小。自2008年前的五年基數系數,廣東依次是0.43、0.43、0.43、0.42、0.42、0.42,全國是0.473、0.485、0.487、0.484、0.491,廣東的貧富差距小于全國。
自2008年至2020年,中國基尼系數逐步縮小。
區域之間的差距,是廣東的最大短板。有人曾說,“最富地區在廣東,最貧窮的地區也在廣東”。
在2020年度,廣深為中國四大一線城市之列,佛山是中國萬億俱樂部成員。17個萬億巨頭,廣東占了3個。廣東人均GDP達到9.4萬元,遠超全國平均水平,但是,在21個地級市中,有竟然有十幾個地級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若以GDP最高城市與GDP最低城市比較,差距最大的也是廣東。廣東人均GDP最高的是深圳,最低的是梅州,深圳是梅州的7倍以上。發展極不均衡。
論總量,深深約是云浮的28倍。
就區域而言,2019年粵東西北的GDP占全省比例為19.3%,連續幾年下降。其中東翼、西翼、北翼分別占6.4%、7.1%、5.8%。而在江蘇,蘇中與蘇北GDP占比,已經超過45%,幾乎與蘇南平分秋色。
同為東南沿海省份,在江蘇13個地級市中人均GDP全部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浙江和福建也是所有的城市人均GDP均衡超過全國水平。而這兩個省份,也是山多地少,土地貧瘠,天賦不足。
非珠三角面積占廣東的70%,人口約5000萬。幾乎等于一個中等國家。人均GDP卻全部低于全國。未來,無需粵東西北與珠三角絕對平均,只需達到浙江、福建的均衡度,幾乎等于再造一個廣東,未來廣東能否維持中國龍頭地位,甩掉追兵江蘇,關鍵即在于此。
管中窺豹,廣東與粵東西北,中國與廣大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非常相似。區域貧富差距最大的廣東若可實現相對均衡發展,必為全國樹立榜樣。
2019年,深圳被國家定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為什么這個示范區不定在政治中心北京,也不定在中國經濟第一大市上海,而是定在深圳?
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歷史大潮中,率先實現富裕的城市。現在,國家將深圳作為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我認為,寓意非常明顯:在先富的原點,開始共富的長征。
對于整個廣東來說,也是如此:在中國率先實現富裕的最強省份,最終要實現共同富裕的艱巨歷史使命。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共同富裕,全面振興,自廣東始。
(2)為產業轉型做出表率
中美貿易戰,首當其沖,受到影響的就是沿海。
美國發動調查的華為、中興,都是深圳企業。絕非偶然。
在全球產業格局中,中國數十年來長期處于產業鏈低端,但近幾年,隨著中國推動產業升級,中國逐步上升到全球產業鏈的中端位置,部分領域如高鐵和5G、航天等,甚至可達到全球領先領域。這就與歐美產生了部分競爭關系。
過去幾年中國制定了制造業2025計劃,,并且在2020年大力整頓虛擬經濟,抑制金融和地產投機。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表明中國加強實體經濟,實現科技興國的堅定決心。
而處于中國國內產業高端的沿海地區,廣東肩負著帶領中國實現產業升級的重任。
2020年,廣東先進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上工業比重分別達56.1%、31.1%,現代服務業增加值占服務業比重達64.7%。均領先全國平均水平。高技術占比甚至接近全國平均水平兩倍。
廣東三產業比重為4.3:39.2:56.5,可以看出,廣東雖是富裕地區,但保持了繁華中的厚重。實體經濟仍非常強勁。廣東除了廣州和深圳兩個中心城市,其實也是老老實實搞制造業,佛山、東莞、惠州、中山等城市,均是中國制造業重鎮。其實在胡煥庸線以東,除少數沿海中心城市,多數城市仍需制造業為根基。這些年,中國發展最快的地方,如中部的武漢,南昌、長沙,鄭州,中西部的重慶,成都,無不是老老實實搞制造業,實現工業倍增計劃。
廣東的另外一個啟示,是形成混雜多元的產業體系。相對于小國,中國是一個大國,不平衡的市場,決定了多種層次的產業體系,多種產業結構可以共存,這種特點,是中國、美國和印度這種經濟與人口雙重大國所獨有的特性。
90年代中期至今,廣東形成了多種發展模式。一種是東莞模式,是外向型經濟代表;一種是深圳模式,高新產業和先進制造業發達,在十大城市中,深圳研發強度占比超過4%以上,僅次于北京。一種是以佛山為代表的制造業基地,成為家電王國、木工王國、家具王國。本土經濟強勁。以湛江、茂名為代表的地方,實行央地合作,部分類似天津濱海模式。同時,廣東作為中國的經濟龍頭,孕育了廣州和深圳兩大全國一線城市,三產發達。全國四大名城,廣東獨居其二。這種混合型發展模式,造就了混合的產業結構,增強了廣東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3)
成為改革之膽,為新時代改革作出表率
謀在中南海,闖將在南海。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眾多重要改革均發軔于廣東。在中國地方改革中,廣東的改革實踐至今走得最遠。
對于目前的廣東來說,存在三大隱憂,一是改革動力弱化,二是廣東相對內地的制度優勢逐步拉平,三是廣東逐步內地化,形成了利益集團。
改革早期,廣東往往能夠在制度改革領域領先其它區域五到十年。全國四大特區中,有三個即在廣東,凸顯了廣東在全國改革棋局中的地位。
至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家十年改革試驗區從上海擴展到天津和重慶。而自2008年之后,國家更是在十二年中,推出了數十個國家戰略,改革已成多點開花之勢,不再寄希望于一城一地,特區不特,廣東不廣。
最大的隱憂,是廣東也逐步產生利益集團,社會逐步固化。
以深圳為例, 1995年前,深圳平均年齡為25歲,而自2005年以來,深圳人口的平均年齡,即逐步穩定在30歲左右,十年時間迅猛飆升,反映了深圳對青年人口吸附能力逐步下降。對新興力量和新興階層形成了排擠效應。而早期以高效著稱于世的深圳行政體系,亦逐步與內地趨同,開拓進取精神萎縮,改革銳氣漸失。
近年深圳房價狂飆,對于創業創新,以及青年成長,都造成了巨大阻礙,階層利益的固化,社會活力的消退,改革精神的衰落,是對廣東最大的戕害。
前人栽花,后人摘果。
一個富有活力,猛志改革的國家或者地區,必然是一個人人都愿意栽花的熱土。早年的廣東,就是這樣的一塊熱土。
以深圳為例,從吳南生到梁湘、李灝、厲有為,早期的改革家,無不具備革命浪漫主義色彩和理想主義色彩。袁庚的名言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梁湘的名言是:“改革是一場革命”,從精神氣質上說,他們既具備使命感,亦有顛覆舊世界的膽識與勇氣。
而在廣東省層面,早期主政者,亦多為改革闖將。從習仲勛,到任仲夷、謝非,均高舉改革大旗,其時的廣東,充滿活力與生機,滾滾江海帶著草莽之氣,呼嘯而來。
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廣東已躍居中國龍頭十幾年之久,當初的改革者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同時,第一代移民已經沉淀,通過新興力量沖擊改革的策略,逐步失效。
從耕耘者到收獲者,日漸龐大的既得利益,形成巨大的改革阻力,深圳曾呼聲很高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最后無聲無息。改革與革命的邏輯類似,改革動力最強大,最容易成功的地方,都是一片貧瘠的地方。一旦成功,就希望刀槍入庫,自我革命最難。
近十幾年來,廣東的主政者多數來自外地,這源于改革時勢的變化。隨著中國改革的推進,區域競爭導致了地方主義的崛起,國家為平衡中央與地方,后期多安排空降兵主政廣東,空降兵的優點是大局意識更強,自2000年之后,幾乎所有主政廣東的一把手,都成長為國家領導人。廣東的改革大勢,亦開始變化,這種變化,很難說完全好,還是完全不好。就如一條激流,從前是自由奔騰,泥沙與巨石均夾雜其中,激昂而又帶有一定不可控性,現在開鑿了固定河道,河流從此有序,但是也失去了一些野性與沖擊力。
廣東是中國最鮮艷的市場經濟之花,唯其永不凋零,才不負春光與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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