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背后的國際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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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這兩天國際輿論場中的高頻詞。
剛剛結束的G20峰會,在公報中呼吁各國采取“有意義和有效的”行動,將全球平均溫升1.5℃的氣候目標“保持在可及范圍內”。
有人問,這么小的一個數字,值得這么多國家大張旗鼓嗎?你別小看這“1.5℃”,背后可是國際博弈的大棋局呢。

G20領導人們向羅馬許愿池投擲硬幣。圖源:澎湃新聞
一
G20公報中的這個“小目標”,其實延續的是2015年《巴黎協定》共識:到本世紀末,將全球平均溫升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的2℃以內,并努力追求1.5℃溫控目標。
注意措辭,是“工業化前的水平”,要跟幾百年前相比。
從數字上看,1.5或者2都不是啥大數。但在氣候學上,全球溫升1.5℃,可就是很大變化了。
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公布的最新評估報告,如果全球溫升1.5℃,各地熱浪將增加、暖季將延長、冷季將縮短;全球溫升2℃,極端高溫將頻繁超出農業生產和人體健康臨界耐受閾值。
如果不控制溫升,人類還將面臨海平面持續上升、沿海洪水頻發等問題。以前百年一遇的極端“海平面事件”(注:是指由潮汐、海浪、風暴潮共同作用而出現的極端海域事件),可能在本世紀末成為常態。

1993年至2021年全球平均海平面演變(圖源:央視新聞)
別覺得這離我們很遠。南太平洋島國圖瓦盧,已真切感受到海水上漲、吞沒家園的威脅。對這個小國來說,溫升實實在在地事關國家存亡。所以早在2009年,該國領導人就明確表示,圖瓦盧不會在任何超過1.5℃溫升幅度的協議上簽字。
2015年,《巴黎協定》正式簽訂,明確提出全球溫控目標。這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一件大事。之后幾年,氣候專家越來越強調1.5℃這一“上限”對控制環境災難風險的重要性。
受溫升影響,近幾年全球極端天氣明顯增多。世界氣象組織發布的《2020全球氣候狀況》報告中,“持續升高”“破紀錄”“史無前例”等字眼不斷浮現。
報告還稱,截至2020年,全球平均溫度已經比工業化前升高了約1.2℃。聯合國專家表示,若不采取進一步措施,即便各國完成現有的減排計劃,到本世紀末,全球溫升的幅度將是2.7℃。
此次G20公報重申《巴黎協定》目標,起到了凝聚共識、敦促各國重視氣候變化問題的政治性作用。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羅馬峰會宣言》截圖(圖源:G20官網)
二
不過,事情遠沒那么簡單。不少西方媒體發現,G20公報雖然重申了1.5℃的目標,但“幾乎沒有提到具體行動”。因為全球溫控涉及經濟發展、科技、環境、法律等方面的問題,還得動不少國家的“奶酪”。所以,氣候談判成了各國局部利益與全球利益、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的博弈戰場。
在中國社科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陳迎看來,當下最大的困難是各國自主決定貢獻的總和與《巴黎協定》目標相去甚遠。換言之,目前,各國基于自身利益和實際提出的方案,攏在一起也沒法完成1.5℃或2℃的全球溫控目標。
最新公開數據顯示,相較于全球溫升2℃的目標,全球現有減排總量還差110億-130億噸二氧化碳;相較于1.5℃的目標,還差250億-280億噸二氧化碳。這是什么概念呢?2019年,美國排放了51億噸二氧化碳,現實和目標差了5個多美國!
這是減排實效與理想溫控之間的巨大鴻溝。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講師陸瓊認為,過去數百年工業化歷程中,發達國家曾長期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對全球氣溫升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已實現產業升級的相關國家,卻僅僅傾向于口頭確立“宏偉”減排目標,對“2020年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支持減排事業”的承諾回應寥寥。
比如,美國一度宣布退出《巴黎協議》,認為減排只能帶來“苛刻財政和經濟負擔”,前任總統特朗普更反智地聲稱“全球變暖是一個騙局”。
同時,碳排放事關國家發展,不少發展中國家受限于技術條件,短期內仍需消耗大量化石能源。減排是個系統性工程,需要做好產業結構革新、技術水平提升和能源結構改善,若沒有相關基礎,一味在國際上大談“公平”甚至“平攤”各國責任,對仍需解決溫飽及發展問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顯然很不公平。
這也就是丁仲禮院士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的:要說排放公平,必須是“人均”排放量公平,而且是從工業革命以來的人均累計排放量公平。不能說你們排放了200年,現在擺脫了石化資源,就要求才發展、排放了30年的國家立竿見影達到同樣標準,那是不公平的。

2020年12月,德國柏林舉行紀念《巴黎協定》簽署5周年活動,現場人群用蠟燭拼出“為1.5℃而戰”字樣。圖源:央視新聞
三
“數十年來氣候談判總是異常艱難,這一次的格拉斯哥也難成例外。”11月1日,COP26(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剛開幕,就有觀察人士如此評價。
會場傳回的消息也不樂觀——
美國總統拜登首先“開炮”,指責中俄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缺乏承諾”。在拜登為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向世界“致歉”時,CNN揭了老底:本屆美國政府的氣候行動懸而未決,因黨內分歧,總額達1.75萬億美元的支出計劃至今前景不明,“拜登兩手空空前往COP26”。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發達國家,因其固有的政黨立場、產業利益等,難以形成持續性氣候應對政策。一旦出現政黨輪替,過往的“氣候承諾”就成空談。
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借氣候議程煽動大國競爭、施壓他國。我倒挺佩服白宮這種“氣度”,明明自己啥都沒干,卻擺出一副“你們都得聽我的”霸主架勢,說你不負責你就不負責。這種在氣候問題上“秀肌肉”、搞霸權主義的做法,只會徹底背離國際社會積極協作、應對挑戰的共同期待。
那么,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還有希望嗎?能真正同心同德嗎?
陳迎說,這還要從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入手,必須承認各國發展階段不同、國情不同。
以中國為例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前,中國提出“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諾;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中國把目標提升為到2030年下降60%-65%;如今更是提出“到2030年下降65%以上 ”“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等一系列氣候目標,這是遵循社會發展規律的動態調整。中國言必信、行必果,充分展現了大國責任擔當。
相比之下,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歷史上“吃干占盡”,而今不僅未承擔相應責任,反而對其他國家的自主決定貢獻說三道四、隨意指摘,在事關全人類的重大議題上玩雙標,虛偽透了。
這次氣候變化大會要開半個月左右,將對《巴黎協定》的實施細則進行“最后一公里”談判。英國首相約翰遜稱:“如果格拉斯哥失敗,所有事情就都失敗了。”
但辣眼的是,在全球商討減排大計的關鍵時刻,預計有400架左右的私人飛機載著各自的“老板”在格拉斯哥機場降落,即便保守估計,這些私人飛機每小時的碳排放量高達2噸,總排放量將達1.3萬噸,遠比商業航班、汽車或火車造成的污染大。
而架勢更足的莫過于美國總統拜登,他帶了一支由85輛高油耗豪車組成的超長車隊出訪歐洲。

美國總統拜登10月29日出訪梵蒂岡,超長車隊引發熱議。圖源:網絡
就這還減排?難怪有外媒諷刺:他們或許想象自己已站上了道德高地,并“與其他開豪車的朋友相互致意”。
文/點蒼、云歌
編輯/綾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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