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樣板，怎么就因為三毛錢亂了？
10月6日，智利圣地亞哥地鐵早晚高峰各兩個小時時段的票價漲了3毛錢，由此引發智利“近幾十年來最大規模騷亂”。
一開始，以學生為主的抗議者逃票跳閘進站；很快，抗議者們占領了車站、破壞地鐵設施、打砸商店，甚至在街上縱火，與警方發生沖突。
（圖為10月18日，在智利圣地亞哥，一名抗議者踢走警察發射的催淚瓦斯。）
19日，智利總統皮涅拉宣布圣地亞哥進入緊急狀態；22日晚，他發表電視講話向全國人民道歉。
然而，25日，動亂仍在蔓延……
（身著迷彩服的士兵）
智利當局已經部署了超過10500名軍人和警察上街，不少軍用坦克也出現在大街上。這是智利自1990年皮諾切特的軍事統治結束以來，首次出現這類場景。
74歲的市民卡門表示，“仿佛回到1973年皮諾切特武力控制整個智利的時候”。
拉美號稱“最富有、最民主、最穩定”的智利怎么了？
這事，庫叔想從阿連德說起。
文| 回家種菜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注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圖為智利民眾在街頭縱火，有超過50輛警車被燒毀。截自《衛報》）
在“民主”尸體上嫁接自由主義
1970年，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所在的社會黨聯合激進的“人民團結陣線”斬獲36.2%的選票，美國支持的保守派候選人豪爾赫·亞歷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得票占34.9%，以僅僅1.3%的差額輸掉大選。另，中產階級的代言人、路線居中的基督教民主黨的候選人拉多米羅·托米奇（Radomiro Tomic）獲27.8%。
（圖為選舉中的阿連德）
在三足鼎立格局之下，阿連德成為智利第一位民選總統，由此攔腰將這個狹長的國家拽上了一條似乎讓美國人和很多智利人不那么如意的道路。
阿連德政府認為，以美國為主的外資企業已經在智利國土上賺得缽滿盆滿，遠超他們的付出，將銅礦和銀行等重頭項目收歸國有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一律不給補償。美國政府自然要給損失慘重的美企撐腰，何況扶植親美派發動政變掌權的套路，早已玩得很熟很熟。
阿連德的前任，走中間路線基督教民主黨人愛德華多·弗雷（Eduardo Frei）曾許諾讓10萬智利農民獲得土地，他在任的6年里，先后沒收了二百余萬公頃土地。
阿連德著急得多，僅在1971年里完成的“任務量”就超出了前任6年之和。
操之過急的結果不太妙，不但在對收回土地的管理上出現混亂，還引得地產主紛紛自行組織武裝保衛家園，農民與地產主之間的矛盾激化到了失控的地步。
阿連德還凍結物價、不顧承受能力大幅提高工人薪資。然而，破壞規律的的舉措即便短期取得效果也無法長久，通貨膨脹率從1971年的21%增加到140%，至1973年9月達到381%，全國性大罷工持續不斷。
9月11日黎明，在美國的支持下，智利陸軍總司令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政變，智利國有化以阿連德自殺而謝幕。
據智利“真相與和解”國家委員會1991年發布的調查報告，皮諾切特執政期間，失蹤者共計3197人。而在1973至1979年間，至少有2.8萬智利人因受到軍政府的迫害而流亡海外。
（皮諾切特）
1974年，總攬大權的皮諾切特任命自己為智利總統和大元帥。他聽到兩種聲音：天主教集團試圖將智利拉進西班牙佛朗哥式的法西斯路線上來；而將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奉若圭皋的“芝加哥男孩”們要求進行一場以美國為藍本的經濟改革。
18歲就進入軍隊的皮諾切特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人搞謀略、抓槍桿有一套，但是要讓國家富起來、大家日子好起來，還得仰仗經濟學家。
這一把，皮諾切特賭贏了
1975年，63歲的弗里德曼被邀請到智利，極力游說皮諾切特在智利搞“休克療法”——大幅度消減政府開支、放開物價、取消關稅保護、吸引外國資本注入……
這么做風險很大，本國企業可能遭受滅頂之災。不過，強人皮諾切特決定賭一把。
于是，弗里德曼的弟子、一批所謂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如巴勃魯·巴羅那(Pablo Baraona)、塞爾吉奧·卡斯特羅(Sergio de Castro)、豪爾赫·考阿斯(Jorge Cauas)和豪爾赫·加百利·拉雷恩(Jorge Gabriel Larrain)等新自由主義支持者，陸續出任智利最重要的財政部長、土地部長和軍事部長等重要職務，全面掌舵智利經濟改革，推動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
他們希望將智利精英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寄望于通過實現大規模就業、增加政府收入和減稅等方式，使更多智利人富裕起來。
后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這一寶，智利似乎押中了。
到1981年，通貨膨脹率降到10%以下，就業率與人均收入皆有上升。在80年代初整個拉美的債務危機沖擊下，智利曾發生嚴重的經濟衰退，但是軍政府仍然堅持外向化的改革方向。
此后，智利以較快的速度發展。90年代，軍政府的統治終結，智利卻從未曾脫離“芝加哥男孩”規劃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道路。至2000年，智利被視為世界上經濟和金融最自由的國家之一。
2010年，智利被納入具有“富國俱樂部”之稱的經合組織（OECD），成為拉美地區除墨西哥以外唯一的成員國。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均收入超過10000美元后，智利經濟依然持續保持穩健增長——其經濟以年均6%的速度增長，失業率保持在7%以下。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實現了對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到2017年，人均收入這一數字已超過15000美元，遠超其他拉美國家。
在拉美地區普遍陷于發展困境的大背景下，國土面積約75.6萬平方公里、總人口不足1800萬的智利交出了這樣的成績單，確實可以稱之為“奇跡”。
此后，智利作為拉丁美洲的領跑者，被西方國家大加贊賞。
問題來了，智利如何做到的？
智利為何能夠超越其他拉美國家
第一，出口多樣化戰略拉動經濟增長。
智利政府放棄了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依托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建立以銅礦石為主、兼顧農林漁業等多樣化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
注：智利的銅儲量約占世界1/3，已探明儲量超過 2 億噸，產量和出口量常年獨步全球。
一方面，為了給銅礦等產業吸引足夠的投資，智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措施。
舉個例子，加強智利國有銅礦公司（CODELCO）作為政府財政主要來源的收益提取功能，盡量縮減在開采勘探等方面的投入；同時，在優惠稅收的激勵下，非國有企業加大投資和擴張力度，提高開發能力，盤活全局。
此外，走在新自由主義發展道路上的智利，作為“世界經濟自由度”最高的國家，頗得外國投資者的好感，即使在未來的資源開采談判中提出更高的財稅份額，也不大可能引起外資反彈。
另一方面，作為簽署自貿協定最多的國家之一，智利早已把目光投向了人口眾多、市場容量巨大、對銅礦石需求潛力強勁、與自身存在高度貿易互補性的亞太地區，自我定位為“亞太與拉美的紐帶”。
智利是第一個與我國簽署并更新自貿協定的拉美國家。截至2008年底，智利已與超過10個亞太國家簽署了自貿協定。
第二，精英家族掌舵。
秉持新自由主義理念的精英家族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馬蒂家族就是其中一個典例。
馬蒂家族的CMPC紙業成立于1920年，是智利最大企業之一，主要生產紙纖維素、紙漿和各類紙產品。
上世紀70年代，埃里奧多若·馬蒂(Eliodoro Matte)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MBA。他接班后，CMPC繼續擴張，馬蒂家族擁有該公司55.3%的股份，并控制著30多家不同領域的公司，涉及能源、金融、森林、港口、衛生、礦業和電信等行業。2012財年，CMPC的銷售收入和資產價值分別達到47億美元和140億美元。
埃里奧多若、貝爾南多(Bernardo)和帕特里夏(Patricia)三兄妹身價均超過37億美元，都是芝加哥大學引以為傲的企業家楷模。
埃里奧多若不僅是新自由主義智庫智利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總裁，與推崇自由市場的斐尼斯特菜大學關系匪淺，還資助了一批極具影響力的智利保守主義智庫；
貝爾南多掌管家族的金融企業，尤其擅長外貿和投資金融業；
帕特里夏頂著“智利最有權勢女人”的頭銜，曾先后在薩爾瓦多·阿連德和奧古斯托·皮諾切特政府任職，成為連接企業家和獨裁者的重要人物。
埃里奧多若雖然從未直接參政，但是其政治影響力不可小覷，他所資助的智庫提出了智利政治議程中的多數議題，向重要經濟部門推薦了多名部長。就連現任總統皮涅拉也與馬蒂家族素有往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馬蒂家族塑造著智利經濟結構。
第三，與其他拉美國家相比，智利政局相對穩定。
自20世紀90年代實現民主化以來，即使左右翼政權發生更迭，政策分歧的烈度也不是那么大，拉美政壇傳統的“左轉”“右轉”情況鮮有發生。而且，在事關國家發展的核心議題上大家頗有共識，各派別立場逐漸趨同，加強了政府的可信度和政策的包容程度。
在“智利奇跡”“智利模式”等眾多美譽的包裹下，新自由主義路線真的是包治百病的良藥嗎？這個國家由此可以擺脫先天的“拉美病”嗎？
注：“拉美病”一般指拉美地區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以經濟危機、政權更迭和社會失范為特征的整體性危機。
世界銀行資料顯示，2018年智利人均GDP已接近1.6萬美元，同時經濟增速也近4%，遠超南美洲平均水平。
然而，人均GDP無法代表智利人的生活狀況。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按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國際問題專家羅蘭德·拜尼迪克塔(Roland Benedikter)和智利市場調查研究院研究員卡特亞·西普曼(Katja Siepmann)的描述，“從外部看，智利就像是南美洲的瑞士。但從內部看，情形大不相同。”
首先，嚴重依賴資源出口拖累產業結構改革，給社會經濟帶來壓力。
目前，智利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原料和初級產品出口。資源出口可以在短期內獲得高產值，以提高GDP和國民生活水平。但與此同時，國家必然要承擔這類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波動所帶來的的風險：
表面上，商品價格起伏會引起經濟大幅波動，若遇上天災人禍，極易引燃社會問題。2010年，強烈地震使智利經濟受到較大影響，隨后幾年，民眾因對社會不滿，頻繁爆發游行示威活動。
在更深層次上，對出口收入的依賴性，使智利人忽略了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必要性——近半個世紀以來，智利的產業結構并未隨著其經濟發展而有所改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對應相當的產業結構，無疑給自己的前途“埋雷”。
其次，由極少數的精英家族領銜的利益集團掌控著大多數人的命運，加劇貧富兩極化，降低社會流動性，給國家的未來增添不確定性。
拿我們大多數人一生中所購買的最貴商品——住房來說，智利的問題就很突出。
1976到2009年間，約315萬個智利家庭購置住房，兼用住房貸款及補助的約為112萬（占35.5%），使用住房補助（32.4萬戶）或抵押貸款（44.3萬戶）的家庭約占24.3%，只有40.2%的家庭（126.4萬戶）使用積蓄購買住房。
智利住房政策主要由住房和城市規劃部（MINVU）負責，該機構既是住房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又是智利國內最大的房地產公司和第二大抵押貸款銀行，具體來說，主要做這4件事：
第一，向無力自建或購買住房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打折的基礎住房，向自建住房的低收入家庭發放補助金；
第二，向具有還款能力的低收入家庭發放住房補貼券，幫助其支付首付款；
第三，與私人部門合作，由后者建造小戶型住房，然后賣給獲得住房補貼的低收入家庭；
第四，按照市場利率向接受補貼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抵押貸款或貸款擔保，不過，由于違約率較高、欠款收不回來，遂放棄了這項業務。
（1999年至2009年智利住房情況）
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智利人住房赤字的問題， “危房”確實減少了，然而住房擁擠程度卻大幅增加。以2009年為例，94萬戶家庭與其他家庭住在一起，其中61.3%都是因為貧困所迫。
實際上，從此項政策中收益的絕大多數都是處于購房線邊緣的中等收入及中下等收入人群，那些低收入人群、尤其是處在貧困線以下的老百姓由于夠不著該政策的“門檻”，無法通過正規渠道建造和購買獲得住房，只得自建“違章建筑”。
同時，開發商又從中嗅到了利益的氣味，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位置偏遠的房屋，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新的隱患——城市貧民聚居區增多。
2012年，智利家庭平均房貸水平達59%，老百姓對社會流動失去興趣。
據相關調查，只有36%的選民認為可以通過穩定工作掙到足夠買房的錢，31%的人認為能夠以經營中小企業維持生計，17%的人相信減貧可以實現。
新自由主義不包治百病
更重要的是，在這些精英的帶領下，遵循新自由主義信條、一味追隨芝加哥大學模式(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odel)的三個基本目標，即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為提高競爭力而大幅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導致公共部門越來越讓位于私有市場，引發民眾不滿，給原本就脆弱不穩的經濟社會加大承重，比如：
智利公路已經私有化，所有智利人出行都要付費，智利南北長達四千多公里的縱深使公路收費成為一個巨大的謀利產業，2012年，行駛100公里需要付4至6.5美元；
由于私有化、解除管制等因素，政府的教育投入只占GDP的1.1%，低于烏拉圭的5%、阿根廷的4%、墨西哥的2.2%。而且，雖然智利法律明文禁止以此謀利，但智利教育體制實際上已成為企業謀利的一棵茁壯“搖錢樹”，主要靠學生為支付學費而進行的借貸謀利；
政府推動醫療行業私有化，導致富人才能負擔得起私人醫院的先進設備，大多數老百姓只能繼續仰仗不完善的公共醫療，每千人擁有醫院床位只有2.2個，低于阿根廷、烏拉圭、巴拿馬。
此外，家族企業壟斷造成一些必需品價格高昂，拜上文提到的馬蒂家族領銜的CMPC紙業所賜，智利紙產品也十分昂貴，8卷衛生紙需要4000智利比索（約合人民幣40元）以上。
可以說，智利經濟發展看起來超越其他拉美國家，然而，一旦具體到事關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就暴露出了大問題——不僅加重了多數人的生活負擔，而且進一步加強了階層固化、破壞了社會流動性。
于是，60%所謂“中產”中，多半只是能維持收支平衡；20%的窮人在貧困中漸漸絕望……
這如何不讓老百姓憤怒？
2011年，智利發生了9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街頭游行，矛盾起源于圣地亞哥大學學生抗議學費上漲、要求結構改革和加強對教育部門謀利行為監管的示威活動。很快，采礦工人、婦女群體和本地環保組織等民眾加入，超過1/3的人口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其中。
這次游行中的口號直指智利痼疾——“智利有增長而無發展”。
后來，游行示威的聲音逐漸減弱，但是，智利消費服務局報告道出了真相：人們的不滿情緒非但沒有緩解，反倒有所增強，只不過表達方式由街頭抗議轉變為走制度程序。2011年8月至2012年8月，金融部門收到的對銀行的正式投訴增加了139%。
2017年，智利的基尼系數是0.50。今年3月，OECD統計顯示，智利的收入在組織內不平等程度排名第二，僅次于墨西哥；最富有的10%人群平均收入比最貧窮的10%高出19倍，而經合組織國家的這一比例平均為9.3倍。
說到這里，問題已經很明朗了——智利并沒有擺脫“拉美病”的痼疾，只是曾經憑借內外合力延遲了病灶發作。
（圖為此次事件中的智利街頭）
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根據智利國家統計局公開數據，該國一半工人的月收入為40萬比索（約合人民幣4000元）或更低，加之，由于智利不生產石油，燃料全靠進口，導致汽油、電力和交通費一直居高不下，甚至與一些歐洲國家水平相當。在過去12年里，圣地亞哥的地鐵票價已經漲了近1倍。
按照地鐵有限公司的解釋，此次地鐵調價的原因是比索貶值，導致燃料和維護成本上升。前幾周，電費又上漲了近10%。對此，被政府高薪養著的官員似乎不識民間疾苦。
經濟部長豐泰內（Juan Andres Fontaine）對老百姓建議：如果不想支付更高的價格，可以早點起床，避開通勤高峰期的票價。
嗚呼，何不食肉糜？
于是，3毛錢的漲價成了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之重”，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當然，在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背后，也有智利極左翼政黨的推波助瀾和不法人士的趁火打劫，導致局面完全失控，最終演變成連續多日的打砸搶燒暴力活動。
10月20日，面對暴力行徑，總統皮涅拉口氣堅定地表示，這個國家正在“和一個強大的敵人展開一場戰爭”。
（智利總統皮涅拉）
也許是為即將召開的APEC會議著急， 22日晚，他一改前幾天的強勢作風，公開發表電視講話，提出了實現“全國團結”的建議方案：
* 提高養老金，將最低工資提高到35萬比索（約合人民幣3500元）；降低議員和政府高官的工資，減少議員人數，并限制他們再次當選的可能性。
* 敦促議會緊急討論政府提交的法案，建立大病保險，為病人家庭負擔的醫療費用設定一個上限，超過部分由保險公司支付；建立在醫療保險負擔的藥費之外的保險；降低藥品價格。
* 建立穩定電費的機制，取消電費9.2%的漲價。
* 對高收入者提高征稅稅率。對月收入超過800萬比索（約合人民幣8萬元）者稅征收40%的個人所得稅。
*建立受害者防護機制，提供法律和社會救助；減少各市區收入差別……
不過，這對看慣了執政者大開空頭支票的民眾來說，沒有多大的說服力。智利全國總工會號召全國大罷工，大規模的和平示威游行在智利全國各地開始蔓延。
截至10月23日，智利有12個區確定了實施宵禁；
從10月17日到23日中午，共有2138人被拘留，其中243人是兒童和青少年；死亡人數已經上升至18人；376人受傷，其中173人是被槍直接打傷。
此次混亂局面還會持續多久？現在還很難說，能夠肯定的是，這絕不是最后一次。
參考文獻：
1.格里格·葛蘭汀著，李春蘭、楊柳譯，弗里德曼與皮諾切特在智利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3期；
2.賀喜，智利阿連德道路失敗原因研究綜述，《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第七輯；
3.董譽文、徐佳賓，自然資源稟賦和治理經濟“拉美現象”的反思，Agri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Engineering 2011 V3；
4.【美】羅蘭德·拜尼迪克塔、【智利】卡特亞·西普曼著，呂虹編譯，智利經濟為何有增長無發展，《社會科學報》2013年8月15日；
5.舒建中，美國與智利1973年“9·11·政變”，《世界歷史》2016年第二期；
6.張盈華，拉美地區“智利模式”住房政策評析，《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2月；
7.陳江生，拉美化陷阱：智利的經濟改革與經驗，《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2005年11月；
8.蘆思姮，智利模式：制度建設與經濟騰飛，《文化縱橫》2019年6月；
9.智利大暴亂第六天，12個大區實施宵禁，來自公號“智利華人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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