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運2020 | 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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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別了動蕩的2019年,迎來了不確定的2020年。
我曾在《國運2019 |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寫道:
“2019年,中國正在臨近新舊時代演進、內外激流碰撞的巨大歷史漩渦。”
不知從何時起,每年我們似乎都面臨“變局”、“顛覆”、“挑戰”,內心的焦慮被一遍又一遍的販賣。
究其原因,我們始終未曾明白,這個時代,處在人類歷史演進的哪個階段,2020年,又行進到何處;這個國家,在歷史變遷中將走向何方,我們微弱的身軀,又將如何自處。
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說: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
作為晚晴時期最富爭議的人物,李中堂把準了歷史的脈搏,但未能扼住國運的咽喉。此后,百余年,整個國家,一代又一代人,都卷入巨變不安的洪流之中。
從人類歷史演進的角度,自李中堂興辦洋務以來,中國開始進入“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向以交易為生的市場經濟國家轉型。百年以來,中國國運浮浮沉沉,改革開放將國家轉軌推入深水區。
從全球化浪潮的角度,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本已吃完全球化技術擴散紅利及全球化市場紅利,正臨近“馬爾薩斯陷阱”與“中等收入陷阱”。
以歷史巨眸、國際視野觀察,危機與機遇并存,我們會發現:
2020年,中國處在“歷史性跨越”的關鍵節點上,每一個人的財富、前途及命運,都在這一歷史性、全球化的宏大敘事中激蕩。
本文繼《國運2019 |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后,探尋2020年中國國運,思考個人前途。
本文邏輯:
一、歷史性跨越:中高收入與陷阱
二、全球化生存:中美共識與分歧
三、改革性增長:中庸策略與歧途
(正文一萬字,閱讀時間約30分鐘,可先閱讀,并分享給好友)
01
歷史性跨越
中高收入與陷阱
自遠古時代以來,人類經歷了三種生存方式的切換:強權掠奪、計劃控制與自由交易。
在計劃控制時期,歐洲建立了城邦經濟,中國發展自耕農經濟。這兩種農業計劃經濟催生了一整套宗教、道德綱常及國家機器,誕生了政治學、倫理學(道德哲學)及宗教。
每一種生存方式的切換,都伴隨著一次脫胎換骨的國家轉軌及社會革命,可定義為“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在16世紀左右,歐洲城邦經濟逐漸衰落,城鎮開始興起,原有的社會體系開始瓦解。百年之前,中國打開國門,以“夷”為師,從農業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
從計劃控制為生到交易為生,人類經歷了幾百年的切換,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包括無數次經濟危機、社會動蕩及兩次世界大戰。歐洲及亞洲部分國家還使用農業計劃的方式搞經濟,以國家的力量發展工業計劃經濟,付出了巨大的試錯成本。
以交易為生,需要承擔風險,需要足夠的勇氣。自由市場擊潰了原有計劃控制的那套體系,催生了近代科學、經濟學、現代政治學及新的國家治理模式。
中國這一“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幸被日本入侵而打斷。后來,中國開啟了工業計劃經濟模式。40年前,中國接續了百年之前開啟的“大變局”,大力發展市場經濟,中國大步流星地從計劃控制為生切換到交易為生。
如今,中國行進到這一歷史性轉型的關鍵節點——經濟下行與貿易戰疊加,結構性改革與新秩序重構疊加。所以,把視距拉長到千百年,中國正處于向第三種生存方式切換的關鍵時期。
目前,除了朝鮮等少數國家,絕大部分國家都正在向市場經濟國家轉型。只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瑞典、尼德蘭等20多個國家成功完成了切換。二戰后,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以色列等寥寥數國加入到這一發達經濟體陣營。
墨西哥、阿根廷、智利、菲律賓、南非、巴西等不少國家,都在國家轉軌過程中“夭折”,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這種高開低走、停滯不前的轉軌現象,值得中國警惕。
除了歐美幾個頭部國家,其它國家的經濟增長得益于全球技術擴散紅利。市場開放,引進技術,經濟快速增長。這就是后發優勢。
當技術紅利消失,經濟陷入衰退。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這些國家在開放市場時,切換到以交易為生時,沒有相應地建立一整套制度體系。
最終,落后的制度滋生了龐大的既得利益者,阻礙了經濟進一步發展,甚至破壞市場交易,試圖重回強權掠奪與計劃控制時代。以交易為生的人相信市場,以強權掠奪與計劃控制為生的人,不相信市場,甚至打壓市場,他們相信權力的邏輯。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制度陷阱,或者叫既得利益者構建的陷阱。
這些國家凸顯后發優勢后,很快便暴露后發劣勢。后發劣勢,是美國經濟學家沃森提出的。2002年,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在北京演講時,使用這一概念,說明落后國家善于模仿技術,而不模仿制度,因為制度模仿容易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對。
米塞斯就曾指出:“東方民族沒認識到他們最需要的并非西方的技術,而是產生這些技術的社會秩序,他們最為缺乏的是經濟自由和民間的原創力,但是實際上他們只是尋求工程師和機器,東西方的差距在社會和經濟制度。”
米塞斯道出了當年大清滅亡的根本——“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只開放不改革。
如今,事實越來越清楚,當技術擴散紅利消失,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速自然下滑。這種衰退具有周期性,屬于技術擴散性周期。
東亞經濟遷移呈現明顯的“雁型結構”,增長與衰退皆如此。日本技術擴散性的增長拐點在1968年,1974年世界石油危機后增速明顯下滑,在80年代進入中低速,到1990年泡沫危機后徹底進入低增長。
韓國技術擴散性的增長拐點在1991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增速下滑,千禧年后進入中低速,2008年金融危機后基本進入低增長。
中國的技術擴散性的增長拐點在2010年,此后經濟增速換檔下行,如今正處于技術擴散性周期下滑通道。這時該怎么辦?
根據他國經驗,似乎有兩條路可選:
一是逆周期調節,通過貨幣刺激、債務擴張,增加基建、房地產投資,避免經濟快速下滑。在托舉經濟的過程中,試圖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發展高科技產業。
這種方式,非常符合人們的美好愿望,但過于理想主義。貨幣刺激和債務擴張,導致資產泡沫膨脹,債務高企,金融風險大增,甚至引發經濟增速斷崖式下跌。同時,房地產及資產泡沫,對技術創新、高科技產業及實體制造具有擠出效應。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通過這種方式度過難關、拿到發達國家入場券,反而因此加速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如阿根廷、巴西、土耳其。
二是深化體制改革,發力制度建設,投入基礎教育及基礎科研,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世界上,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是制度上有所作為、大膽作為。
以韓國為例。1988年韓國舉辦漢城奧運會,這是韓國第一次站在世界舞臺上,也是改變韓國國運的關鍵事件。由于舉辦奧運會,韓國處于聚光燈下,國內的反對黨趁機搞改憲運動,組織百萬人走上首爾街頭抗議。韓國軍政府在世界聚光燈下無法強制鎮壓,被迫接受憲改方案,采用總統直接選舉制。
金斗煥下臺后,韓國第一位非軍人總統金泳三執政,標志著韓國軍政府的獨裁統治被終結。雖然韓國政體及財閥經濟依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這是韓國歷史上政治改革的關鍵一步。正因為這一關鍵改革,韓國經濟才能一直延續,保住了經濟增長的果實,還實現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再看日本,日本的現代國家制度由三個時期鑄造:明治維新、二戰后及泡沫危機后。1990年泡沫危機后,日本通過了《中央省廳等改革基本法》,修改了保險、信托、金融交易、證券等幾乎所有金融相關的法律。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在泡沫危機后,實施了多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發力于基礎科研,支持日本在化學、核電、機器人、清潔能源、精密制造等產業發展。日本這幾十年經濟增速低迷,但卻休養生息、完善法制、苦練內功、勵精圖治。
再看如今的中國。201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在經歷了沖突交匯的2019年,中國經濟出現此消彼長的局面:周期性下行與改革性增長。只有針對結構性、體制性的改革帶來的增長,才能真正擺脫技術性擴散周期的下行。
在這個關鍵節點上,中國要避免既得利益者假以貨幣刺激、托舉經濟之名,行捍衛私利、拖延改革之實;要避免既得利益者以順應民意、保障就業之名,行混淆視聽、渾水摸魚之實。
國家領導人多年前就說過:“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可見,改革已進入了深水區、攻堅期,到了要動固有利益格局的關鍵期;改革不僅會觸動利益而且要觸動靈魂。
再結合人類生存方式的第三次切換,你會發現,中國正在向“以交易為生”的市場經濟轉軌,處于“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攻堅期——制度性改革。
201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人均將邁上1萬美元的臺階。中國正式邁入中高等收入國家。2020年,是中國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
在這一關鍵時期,只有制度性改革才能避免國家在邁入中高等收入時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制度性改革,才能守住過去四十年的經濟成果,參與到下一輪的國際秩序重構之中;只有制度性改革,才能幫助中國從政策性經濟走向市場性經濟;只有制度性改革,才能幫助中國從半封閉經濟體走向全球化經濟體。
百年之前,中國開啟“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向以交易為生的市場經濟國家轉軌。過去四十年,中國在經濟上已取得階段性成就。從2020年開始,中國臨近“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性跨越——以自然國向法治國轉型。
只有從自然國過渡到法治國,這個國家才真正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實現歷史性跨越的偉大創舉。
2020年,中國精英當以歷史巨眸、國際視野,將這一歷史性跨越作為新的立國戰略,借助國際變局、秩序重構之契機,力推觸及既得利益、觸及靈魂深處的制度性改革,旨在跨越事關中國國運及前途的“制度陷阱”。
這是2020年中國精英的歷史使命與國家擔當。
02
全球化生存
中美共識與分歧
2020年,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之年,是實現歷史性跨越的機會之年。
若不抓住契機,深化制度性改革,那么機會窗口則可能關閉。這個機會窗口主要有兩個方面,對外是中美貿易戰下的國際秩序重構,對內則是市場出清中的“刮骨療毒”。
2019年收官之際,中美達成了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在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上、技術轉讓的公平性上、金融服務的市場準入上、貨幣及外匯的透明度上,中美之間達成了共識。
這次協議達成,最大的利好是降低了中美硬脫鉤的風險,避免了貿易摩擦、加征關稅、金融戰進一步升級。
預計在2020年春節后,中美會啟動第二階段的談判,談判的重點將是第一階段協議的落地問題——知識產權、技術轉讓、金融服務、貨幣外匯以及結構性改革。可以預見,2020年中美貿易談判將更加深入與復雜。
通過這兩年的博弈,我們逐漸了解了這個對手。美國到底要干什么?要遏制中國?似乎過于“修昔底德”。要中國發展自由市場?似乎過于“古典主義”。這個跟中國做了40年生意的合作伙伴,為何就突然翻臉了?
這是因為美國自己在搞結構性改革。
特朗普上臺后,推動了國內的結構性改革,試圖修正里根大循環。過去,美國建制派和華爾街構建的里根大循環,是一個經濟結構失衡、擴大貧富差距、制造債務危機的國際秩序。在美國國內,經濟結構失衡,貧富差距擴大,金融業繁榮,制造業衰落,貿易赤字和政府赤字持續擴大。2008年金融危機,正是這一秩序難以為繼的表現。
美國選民,尤其是藍領工人,試圖通過選票訴諸于政治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美國部分精英階層與底層民眾形成了共識,試圖改變這一失衡的國際秩序。
美國是一個全球開放經濟體,又是國際秩序的重要建立者,美國政府搞大規模的結構性改革,其實就是改革國際經濟秩序。
特朗普政府上臺后一系列“反常”的舉動,都是向原有的國際秩序開刀,試圖打破建制派、華爾街金融界、跨國公司的全球利益鏈條。過去的國際秩序土崩瓦解,新的國際秩序尚未建立,中國最能夠感受到這種新舊交替的震蕩。
美國搞結構性改革,打破原有的利益鏈條,重構國際秩序,定然要與其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重新確立貿易關系、市場規則、合作條款。這就產生了中美貿易摩擦。
結構性改革,應該是中美兩國的共識。失衡的里根大循環,給全球帶來了經濟結構性問題與貧富差距問題,美國、中國、韓國都未能幸免。
以韓國為例,美韓經貿關系其實是“華爾街+韓國財閥”。華爾街金融界是受益方,韓國財閥也是受益方,但是韓國國民對財閥頗為不滿。
又以沙特為例,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的經貿關系,其實是“華爾街+阿拉伯石油巨頭”。阿拉伯石油巨頭以美元結算,依靠出口石油創匯,然后用外匯購買美債、美國金融資產,支持華爾街金融業。
在中美經貿關系中,中國制造正好與美國建制派、金融界、商業界形成利益互補,構成了“華爾街+中國制造”模式。
與韓國財閥經濟、阿拉伯石油經濟不同的是,中國借助后發優勢發展制造業,產業及國民受益更加廣泛,財富增長的覆蓋范圍更大。美國華爾街資本投資中國制造業,廣大農民工、私人企業參與其中,從中受益。
但是,中美貿易依然存在里根大循環中的結構性問題。我們來看看中國的結構性問題。我曾經指出,中國存在城鄉二元結構、資本二元結構、競爭性與行政壟斷性二元結構、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的二元結構。其中,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的二元結構是首要的突出性的結構性問題。
過去,在里根大循環中,中國放開了部分市場與政策,與美國建制派、華爾街金融界、跨國公司組成了全球產業鏈與利益鏈,在國際競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形成了自有特色的經濟體系以及增長方式:
通過匯率管理、資本管制以及行政性市場準入制度構建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內市場——守閘門;
在這一相對封閉國內市場中,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實現財政赤字貨幣化融資,配合土地和銀行國有化制度,推動基建、房地產和制造業大規模投資,形成中國尤其是近十年強勁的增長動力——加杠桿、強刺激、調節奏。
利用人口政策、有管制的匯率政策、產業政策、行政性低薪制度、環保政策、知識產權相關政策,形成人口紅利、低匯率紅利、知識產權紅利、環境紅利、全球化產業轉移及技術轉移紅利,創造了大規模的廉價商品及出口創匯,源源不斷地輸向美國及全球,促進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構建了覆蓋全產業的初級工業體系,同時積累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美元外匯——高增長、高外儲、高儲蓄。
通過國有企業體制以及行政性市場準入制度,形成一個封閉性、限制性競爭市場,包括銀行、金融、石油、航空、鐵路、電信、電網等等,構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重型工業體系,積累了大規模的國有資產——高國儲、穩財政、穩市場、穩就業。
特朗普政府指責中國出口補貼、國有企業不正當競爭、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強制技術轉讓、干預外匯、刻意壓低工人工資等,但問題是,為什么過去幾十年美國人都能容忍?
原因是,過去里根大循環中,中國這套經濟體系,讓美國建制派、華爾街金融界以及跨國公司受益。
中國雖然存在國有企業及非競爭領域,但是在開放性競爭領域,跨國公司獲得不少優惠政策。中國的勞動工資低、工作環境有待改善、存在出口補貼、產業補貼,但是廉價出口商品對華爾街金融界的沖擊最小。
相反,中國商品大量出口到美國,美國跨國公司及金融界收益最大。一方面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設廠,大賺美國市場的錢;另一方面中國出口創匯而來的大量美元,通過購買美債的方式回流美國,華爾街金融界樂見其成。
中國的美元,如何回流到美國,對美國的經濟結構影響不小。若以進口商品的方式,這將有利于美國制造業及產業工人。不過,中國采取官方結匯的方式,央行外匯管理局持有絕大多數美元,同時采購大規模的美債,有利于美國金融業及華爾街。
如今,美國建制派失去了白宮掌控權。美國制造業及藍領工人支持的特朗普政府,希望改變過去建制派、華爾街金融界及跨國公司與中國的經貿關系及利益鏈。
特朗普的就職演說指出了里根大循環的社會痛點:
“長久以來華盛頓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實,代價卻由人民承受。華盛頓欣欣向榮,人民卻沒享到財富。政客們塞滿了腰包,工作機會卻越來越少,無數工廠關門。建制派保護的是他們自己,而不是我們國家的公民。”
所以,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與中國重新協商貿易關系,是美國國內矛盾的外部化,也是美國結構性改革、重構全球秩序的重要一步。
特朗普這一國家戰略構筑在“政治正確”之上,不管特朗普是否連任,中美是否構建新的貿易關系,美國政府都會繼續推進結構性改革和新秩序構建,試圖扭轉產業失衡、貿易失衡、貧富差距擴大的局面。
如今,美國阻撓WTO上訴機構正常運行,WTO規則改革勢在必行,焦點在解決產業補貼、知識產權和強制技術轉讓問題,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及差別待遇上。WTO規則改革,可能對中國當前的經濟體系及增長方式構成沖擊。
除此之外,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及歐盟正在倡導并推動“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國際秩序構建。若“三零”國際貿易秩序形成,中國又沒能在這次協商中與美國達成最終的雙邊協議,那么中國將面臨二次入世的風險。這意味著中國再次融入全球化新秩序的機會窗口關閉。
所以,2020年是中國融入全球化、共建新秩序的機會窗口。中美貿易戰,對中國來說是挑戰,也是機遇——是中國倒逼改革、擴大開放的機遇,是中國成為全球化國家的機遇。
如今,美國在搞結構性改革,中國也在搞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是中美兩國的共識。中美貿易摩擦的談判最終指向結構性改革。美國的結構性改革等同于國際秩序重構(包括與中國重新商定貿易關系)。中國與美國的貿易談判,重新商定貿易關系,其實是最大的、首要的結構性改革。
2020年,中美之間的分歧不是結構性改革,而是確定怎樣的貿易關系,構建怎樣的新規則,如何“找到一個讓我們都變得富有的方法”。
更具體來說,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到什么程度,才能既能避免與美國脫鉤,建立新的貿易關系,加入新的國際秩序;又能避免過度開放、過快改革帶來的外溢性及非經濟風險;還能抑制經濟快速下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為科技創新、高質量發展蓄力。
這是2020年中國精英的現實重任與艱巨挑戰。
03
改革性增長
中庸策略與歧途
每一次全球化大退潮之時,都是全球秩序重構之際。這次國際秩序重構,美國向太平洋丟下一塊大石,波浪沖擊到對岸的中國。
大致的邏輯是,美國結構性改革同等于國際秩序重構,國際秩序重構波及中國結構性改革。如今,中國結構性改革,既是內部改革問題,又是對外開放問題。
中國當以此危機契機,全面深入地推動久拖不決的結構性改革。這也意味著中國現有的經濟增長方式將被改變:
在全球開放經濟體中,中國積累的高儲蓄、高外儲、高國儲三大壓艙石可能松動,資本管制、匯率管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將受到掣肘,守閘門、加杠桿、強刺激、調節奏作用被大大削弱,高增長、穩財政、穩市場、穩就業的效果組合也可能被瓦解。
這也說明現有的經濟增長方式,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問題,已不再適用于全球化發展的方向。
越早深入改革,越早做好準備,按照計劃與步驟開放金融、放開競爭,越能夠抵御國際新秩序、新競爭帶來的沖擊與風險。
2019年底,中國經濟學界因“保六”展開激烈爭論。這場爭論說明,中國精英對通過刺激政策保增長依然保有幻想。更有理想主義者認為,中國可以一邊刺激保增長,一邊推進結構性改革。這種想法,與“輕松減肥”無異。
改革,是一項艱巨的挑戰,是觸及利益與靈魂的艱難事業。若繼續在貨幣及財政刺激中賺得缽滿盆滿,誰還有動力改革。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之所以能夠推動暴風驟雨般的改革,原因是中國從上到下保持著對經濟增長的渴望。若在貨幣盛宴的酒池肉林中自嗨,誰還有動力通過改革來促進經濟持續增長。事實上,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貨幣大潮,極大地傷害了中國精英改革的決心與動力。
“一邊刺激性保增長、一邊改革性促增長”的理想主義,只會貽誤改革良機——對外錯失參與國際秩序重構的機會,對內錯失市場出清、經濟轉型的機會。
過度使用逆周期調節的結果是,經濟沒有了周期。經濟沒有周期,并不是意味著經濟持續增長,而是突然面臨斷崖式下跌。一再拖延結構性改革的結果是,鎖死經濟風險。鎖死經濟風險,并不是意味著經濟平穩增長,而是可能與國際硬脫鉤。
所以,刺激性保增長,還是改革性促增長,是2020年中國精英面臨的客觀選項。這道選擇題,其實沒有折中選項,但中國精英最可能選擇的卻是折中選項。具體我們看以下關鍵領域:
一、房地產走勢及價格
房地產,是中國的國家信用基礎。中國的廣義貨幣是土地本位,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房地產。土地與房地產,構成了中國財政信用及貨幣信用的基石。
我們有一整套政策,如資本管制、外匯管制、土地國有、房地產調控、戶籍制度及學位房制度等,支撐房地產價格及國家信用。
不過,中美貿易戰之后,隨著金融逐步開放,原有的經濟增長方式面臨轉型,房地產的信用支撐地位面臨泡沫性風險。
所以,中美貿易戰及金融開放,成為預判2020年及近些年中國房地產走向的重要維度。
2019年,中國面臨經濟去房地產化、房地產去泡沫化的挑戰。中國精英最終接受了一種折中方案:穩字當頭——穩房價、穩地價、穩預期——上限為金融開放風險,下限為保增長及土地財政。若房地產價格繼續上漲,不但會增加擠出效應,還可能制約金融開放的步伐,增加外溢性、輸入性風險。
中央層面削弱了房地產在經濟政策中的重要性,將房地產調控權下放到地方政府,嚴控銀行資金流向房地產。
地方層面行使調控權,維持房價及地價穩定,保持土地財政增收,保持經濟穩定增長。
2020年,中國的房地產時代過去了。這主要指房地產價格大漲的時代過去了,房地產造富的時代過去了,房地產作為經濟增長龍頭的時代過去了。
對內,房地產演變為保增長、穩增長的工具;對外,房地產成為外溢性風險、金融開放風險的雷區。所以,維持房價穩定,起到保增長與防風險的“雙重功效”。
2020年,穩房價政策將延續,各地房價將出現明顯分化,地方政府大概率會放松調控以托舉房價;房價一旦上漲過快,又會壓一壓。
二、金融開放及改革
金融開放已經邁出了實質性步伐,中國在2019年推出了外商投資法,降低了金融準入門檻,推動利率市場化,強化匯率自由化。預計在2020年,金融開放將是中美第二階段談判的博弈焦點。
事實上,金融領域的結構性改革,事關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及中國民營經濟的前途。
在現有的經濟體系中,金融政策(資本管制、外匯管制)起到守閘門的作用。若金融逐步開放,內外市場的結構性壁壘被擊潰,內陸河與太平洋相連,現有的政策性經濟(產業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將難以發揮作用。
在國內,金融領域結構性問題,形成突出的信貸歧視,導致貨幣傳導機制不暢,私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這一問題很大程度上掣肘了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稍微緊縮,私人企業立即陷入流動性困境,可能引發違約潮。
金融領域的結構性問題,原因在利率非市場化以及國有銀行體制。利率市場化改革以及放開國有銀行競爭,可以沖擊信貸市場的結構性壁壘,降低信貸歧視和私人融資成本。
行長聽市場而不是聽市長,信貸市場遵循價格機制而非權力邏輯,這才是真正的結構性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若繼續使用寬貨幣、寬信貸保增長,只會掩蓋信貸歧視及傳導機制問題,惡化信貸結構性問題。短時的增長及麻痹的陣痛,換來的將是更嚴重的債務問題及金融風險。
2019年,央行公開市場調節得到高度強化,信貸市場的靈活性被緊信貸限制,貨幣政策調節空間被大大壓縮。
2020年央行試圖提高利率市場的靈活性,以降低公開市場調節的壓力。預計,2020年中國將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利率將進一步下調,試圖與國際金融周期并軌。
三、開放市場及國企改革
在過去的里根大循環中,中國形成了競爭性與非競爭性二元結構市場。如今,中國正在打開非競爭性領域,私營企業及外資企業將進入。
2019年底,《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在電力、電信、鐵路、石油、天然氣等重點行業和領域,放開競爭性業務。開放市場準入,降低私人資本的歧視,引入競爭機制,才能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么結構性、體制性改革能夠促進增長。經濟增長根本上源自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源自自由市場。結構性和體制性改革旨在打破行政壟斷、競爭性壁壘及行業門檻,通過引入自由競爭,讓市場配置資源。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來自制度性改革啟動并激活了市場機制。如今,過去改革釋放的空間已不足,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非競爭性領域改革——啟動市場和釋放資源。
預計2020年,金融、電力、電信、鐵路、石油、天然氣等非競爭領域的市場準入改革,將是中美談判的重點。
非競爭領域的改革,對產業政策(尤其是產業補貼)優化和國企改革具有倒逼作用。過去,產業政策,尤其是巨額產業補貼的弊端日益顯現,國企混改進展緩慢。如今開放市場,浪潮撲面而來,以相對殘酷的方式蕩平市場,還市場以公平性與競爭性。
這一領域的改革,對內將釋放更多的權益與資源給市場,促進中國經濟良性增長,是觸及利益與靈魂的重要改革;對外將降低中國受到“不公平優勢”及“不當競爭”指責的壓力,是中國融入全球化競爭秩序的關鍵改革。
四、制造業及技術創新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增長源自制度性改革釋放的各種紅利——全球化技術擴散紅利、人口紅利、法律紅利等。如今,紅利消退,一切歸零,增長還得依靠技術創新。
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表面上是淘汰舊產業、落后產能,其實是技術的迭代升級。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最大的問題是,大力推行“騰籠換鳥”政策,導致過度、過早的去工業化。
技術的迭代與創新,是一個艱難漫長且需符合自然科學規律的過程。扎實的基礎教育、巨額的基礎科學投入、低泡沫的金融環境、完善的法治環境、自由的思想市場及開放的競爭市場,都是技術創新必不可少的條件。即便如此,在基礎性創新層面,還要加上時代機遇與運氣的成分。
目前,非競爭性領域的進入壁壘,是中國技術創新之路的高墻。上游基礎技術領域乃國之重器,但這一領域基本處于限制性競爭與封閉之下。在中國,航空航天、核能核電、通訊技術、船舶重工、油氣勘探及開采、發電機及電網等有著相當高的政策性準入門檻。
很多人說,中國私企缺乏To B,問題的根源就在此。這無疑極大地斷送了中國技術升級及演進之路,也阻礙了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之路。
所以,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制造業的產業迭代及技術創新,缺的不是資金,而是對非競爭領域的準入改革,對金融領域的信貸歧視改革,對學術及思想市場的“破天荒”般改革。
總之,改革沒有捷徑,改革不能有任何的理想主義。
這是2020年中國精英的路徑選擇與決策參考。
總結
若從千百年人類歷史演進的角度,我們會發現,2020年處在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節點上。這個關鍵節點,近百年史上只出現過三次,每一次都在推動中國向以交易為生的市場經濟國家轉型。
若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角度來看,2020年處在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節點上。這個關鍵節點,過去十年似乎一直都存在,但這一次在內部經濟下行與外部貿易戰的疊加沖擊之下。
2020年,風物長宜放眼量,中國精英當以“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為時代使命,歷史性跨越為新的立國戰略,抓住內外交疊的機遇,迎接反對勢力的挑戰,推動觸及靈魂的改革,融入全球化、參與新秩序構建,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制度性國家與全球化國家。
2020年,若重燃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之火,以理性的態度參與國際競爭,說明我們抓住了時代賦予我們這代人的機遇,肩負起了歷史賦予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2020年,若依然在平凡中度過,亦或是在群氓運動中度過,說明我們正在失去什么。
不確定的一年已經開啟,我想,我們這代人最需要的品質,中國最需要的品質,便是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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