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病死率”問題

前兩天，當全球案例超過10萬宗，病死3,400人時，COVID-19的全球病死率一下提高到了3.4%。這個病死率距流感就較遠了（美國各種政客援引各種信息，給出的流感病死率從0.2%~0.6%不等），對美國“COVID-19流感化”的敘事構成了威脅。

據此，Trump特別對媒體說，3.4%的病死率是存在高估的，他自己的感覺（“hunch”）是，實際病死率會遠遠低于1%。Trump顯然是希望基于此穩定民心，淡化COVID-19的影響，維護美國對COVID-19“流感化”的敘事。這就既可使社會照常運動，也可使政府免責。

有必要先來看看截至北京時間3月8日晚間的全球數據。

（注：以下所有病死率的計算都簡單按照各國的死亡人數 除以累積確診人數 得出。這個數據并不準確，因為分子分母并不對應。累積確診是動態增長的，累積確診者中有些人可能最終病故、最終被加入到逝者的“分子中”，但在統計的當下仍然存活。此外，累積確診者的數量也會極大受到檢測范圍、檢測的絕對數量影響，不能反映真實完整的分母。相對來說，全球只有中國的“大數據”是更加準確的）

截至3月8日晚間，

中國（含港澳臺）：3101 / 80868 = 3.8%

湖北：2986 / 67,707 = 4.4%

武漢：2,370 / 49,912 = 4.7%

武漢以外湖北：616 / 17,695 = 3.5%

湖北以外中國（含港澳臺）: 115 / 13,161 = 0.87%

全球（含中國）：3,661 / 103,959 = 3.52% （比Trump前天發言時提高了0.1%）

中國以外全球其他地方：560 / 23091 = 2.43%

韓國：50 / 7,313 = 0.68%

伊朗：194 / 6,566 = 3.0%

意大利：233 / 6,012= 3.9%

法國：16 / 949 = 1.7%

美國：19 / 455 = 4.1%

西班牙：17 / 613 = 2.8%

德國：0 / 847 = 0.0%

日本：7 / 494 = 1.4%

武漢的病死率4.7%，顯著高于武漢以外湖北的3.5%及全國其他地方的0.87%，也高于全球其他地方的2.4%。為什么武漢的病亡率特別高？且作為華中地方資源重鎮，病死率高于湖北其他地方，不合理。這一定是有原因可以解釋的。

根據（《中華流行病學雜志》刊登的論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征分析》），統計截至2月1日中國內地4萬多COVID-19確診病例，COVID-19主要是打擊老年人，在70~80歲段的病死率為8%，80歲以上段為14.8%。所以，問題很簡單，老年患者越多，呈現的病死率也就越高。

筆者曾經撰文惡魔藏在細節：對COVID-19的最新數據分析對此湖北/武漢的數據進行過進一步分析，認為武漢/湖北的病死率比全國其他地方更高的原因可能有若干：

一是因為武漢患者的人口年齡群體更年長，老年人更多。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本地社區傳播更嚴重和廣泛，對老人的影響比湖北其他地方及其他省份更大；

二可能是武漢有醫療資源擠兌、不堪重負的原因，即在其他相等條件的情況下，武漢的醫療資源在瓶頸下運作，可能導致病死率更高。

三、其他因素，例如老年人往往癥狀更加明顯，在醫療資源稀缺的情況，更容易被醫療體系收治并統計。一些沒有癥狀的中青年患者可能從未投醫，且自然自愈，沒有落在統計范疇之內。

這樣，構成COVID-19全球較高的死亡率（3.5%）主要就是武漢因素（4.7%）。

而武漢因素可能就是本地傳播導致老人及基礎病患者大面積受感染。

現在可以觀察到，兩個疫情爆發大國——伊朗病死率是3.0%，意大利則高達3.9%，高過武漢以外湖北其他地方。兩地都幫助推高了全球病死率。

目前還無法判斷兩國病死率較高的原因是什么。是檢測數量還不夠？還是因為本地/老年社區疫情爆發？現在還無從判斷。媒體報道有意大利醫療專家認為意大利的感染人數可能已達10萬，但這種計算往往是假定了一定的病死率及傳染系數倒推出來的。而我們知道，影響病死率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年齡。老人得病越多，病死率越高。

目前，中國在湖北以外其他省份/地方的病死率為0.87%，這與韓國的0.68%相對是比較接近的。差別僅在于1）韓國的數字還在高速、動態地增長，中國數字基本穩定，分子分母具備對應性；2）韓國患者的病程發展相對更短，伴隨病程發展，病死者可能增加，影響病死率。

但無論如何，筆者以為，中國根據4萬多病例統計出來的老年人面臨COVID-19較高的病死率是理解這次疫情最重要的信息之一。

當看到全球病死率達到3.4%時，Trump確實是緊張的，他希望維護美國對COVID-19“流感化”的敘事。

但美國政客的角度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當一個傳染病能夠廣泛傳播、感染，但只會重點打擊少數特定的感染群體時，這個疾病就有更加突出的公共衛生風險，因為對于不同人來說，防疫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匹配的。對于中青年人來說，因為COVID-19而限制自己工作、出行、生活的“成本”會很大，但對個人的“收益”卻很小——因為個人即便染病也不會有太大關系，很可能可以自愈，所以他們更有動力繼續維持原有的生活；而他們維持原有的生活，就可能感染病毒，并將病毒傳染給弱勢群體（老年人/基礎病患者）；而病毒對于這些弱勢群體的影響又是極危險甚至致命的。

經濟學角度看，對于中青年來說，他們維持既有生活的行為是有“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他們活動的收益由自己承擔（繼續該干嘛干嘛），成本則由社會的弱勢群體（即老弱病者）來承擔（一旦患病可能面臨巨大健康風險）。

這是一種典型的“市場失靈”。

這就引到今天下一個主題，個人衛生 vs 公共衛生。

二、美國的“個人衛生”角度 vs 中國的“公共衛生”角度

對COVID-19的評價絕對不能僅僅局限于病死率這一項。在美國的公共媒體上，評估COVID-19時側重于強調對大多數人口來說影響不大，只是輕癥，同時該疫病的死亡率不高，接近流感。

筆者的理解是——美國政府、媒體及公共討論一直在側重強調COVID-19對個人健康的影響，把它局限在個人衛生的范疇。這其見，病死率就成了很重要的因素，病死率越高（例如3.4%），越使得COVID-19“疑似”公共衛生事件。病死率越低（例如在千分之幾的水平），就越能夠被歸類于個人衛生事件。

（按：如筆者很早之前所述，民用航空安全屬于“公共安全”問題，自己在馬路上開車則屬于“個人安全”問題，待遇和應對完全不同）

美國的敘事和中國的敘事是完全不同的，中國對COVID-19的敘事是整體化、公共化、更加深入的，例如民眾會關注COVID-19對個人、家庭、社區的總體威脅、長期威脅；關注COViD-19在康復后“復陽”及對社區的威脅問題；關注COVID-19可能長期存在于患者體內的問題；關注COVID-19的無癥狀下的感染——這使得這個疫病格外危險——它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廣泛傳播，并最終打擊弱勢群體即老人及有基礎疾病者。中國的宣傳里沒有強調COVID-19“對大多數人影響不大”，因為很顯然，這種論調會放松人們的警惕，從而加大疫病的傳播風險，從而加大弱勢群體面臨的風險。

中國敘事和美國敘事有本質區別。

中國敘事更加符合公共衛生的定義（public health）。“公共衛生”探討的不是一個具體的疾病對個體的影響——因為這屬于醫學（medicine / medical science）的范疇。公共衛生探討的是公共問題，即一個疾病或健康隱患對整個社會的總體影響。傳染病可以波及社會大量人口，傳染病的防控當然是公共衛生的重要課題。誠然，80%的COVID-19患者可以自愈，但更關鍵的是，COVID-19對老齡及基礎病患者等脆弱人群有重大威脅。他們“不成比例”地承擔著COVID-19對社會帶來的健康影響。

無論社會、政府還是家庭與個人，都有責任去保護這個弱勢人口群體。

基于此，我們提倡每個人都要佩戴口罩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個人防護，也是為了他人，為了全社會，為了保護社會的弱勢群體。當大家都佩戴口罩，勤洗手，建立良好的衛生習慣時，病毒就無從傳播。防疫是一個社會行為，需要社會集合全體力量眾志成城地進行。這樣的角度才是負社會責任的（socially responsible），這樣的角度才符合維護“公共衛生”的定義。

相比之下，美國大致停留在個人衛生角度。呼吁每個人都對自己負責，做好防護工作，獨善其身。在整個防疫敘事里，缺乏一種普遍的社會責任意識。

筆者聽了很多美國專家和政客的講話，他們最多就是呼吁老人和健康弱勢群體務必避免前往疫情高發地區（潛臺詞，如果你還堅持跑去那種地方，染病就活該怨你自己了）。

中國的防疫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即便個人沒有這個道德責任意識，政府和社會也會通過各種手段途徑要求個人履行。

在美國（以及更廣泛的西方），這種意識是不存在的。只有各自保全自己。

筆者想表達的是，中國全民防疫不僅僅是政治、制度的體現，也是歷史、社會、文化、價值觀的體現。中國更像社群主義、集體主義，每個個體都要服務于社會，都要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都要承擔社會義務。

代表西方“燈塔”的美國是由簡單樸素個人主義（rugged individualism）主導的。在這里，個人不能依靠政府，甚至不能指望社會，根本上是依靠自己。防疫就是一件極為個人的事情，每個人對自己負責。這與市場經濟一般，在這樣的社會里，人們認為，只要每個人都為自己著想，每個人都希望在疫病之下保全自己個人的性命安全，那么“看不見的手”就會發揮該發揮的作用，讓大家自覺行動起來抗疫。集體的抗疫自然就會帶來社會的安全。

但如本文前面描述的“外部性”問題——疫病對不同人群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這就會造成“市場失靈”，使得社會集體防疫不可能發生。

在這個情形下，政府就必須站出來，履行維護公共衛生安全的責任，對“失靈的市場”進行必要干預。在中歐、北歐及“轉型”國家，政府有這樣的意識，民眾有這樣的期望，因此可能還好。但在個人主義主導、野蠻生長的美國，則人們不會依賴政府，根本上只會依靠個人（以及有限的社會團體）來防疫。

生活在中國社會里的人們容易把一切都認為理所當然，還對中國制度產生懷疑。其實中國制度來自中國文化，具有特別強的集體性、社會性、權威性、服從性。在防疫抗疫這樣的問題上可能是個優勢，因為社會更有可能一致行動，維護公共衛生安全，維護老弱病者。“公共衛生安全”是一種集體意識、社會責任和利他主義——戴口罩的目的不僅是保護你個人的健康，也是保護長者、弱者的安全。由于我們自己就身處這樣的社會，有可能當局者迷，讓我們反而看不到這種西方所看不到的集體精神的價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COVID-19全球疫情是一個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共事件。傳染病本身就有巨大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研究價值，而在全球化之下，疫情在各國的快速傳播及爆發，使得我們可以透過不同國家的應對進一步了解各國的制度、文化、歷史差異，同時還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國自身，絕對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歷史機遇。

疫情之下，筆者接連用多篇文章比較中西（特別是中美）之間的制度、文化差異，一些文章看似觀點有相似，但切入點略有不同——它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闡述筆者的觀點，即中國的抗疫就是中國特色的呈現。我們不用去辨說中國抗疫模式的優劣，但可以承認，中國特色的抗疫來源于中國歷史形成的社會、制度、文化與價值。

今天寫到這里。筆者也繼續筆耕，與大家共同見證、解析這一歷史事件。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