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商鞅徙木立信論》!
來源:姚堯(ID:yaoyaostrategy)
1912年春,時年19歲的毛澤東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同年六月,毛澤東以《商鞅徙木立信論》為題參加作文比賽,被國文老師柳潛評為滿分頭名,柳潛的同事們閱后,也一致認為毛澤東“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滿分頭名沒有任何疑義。現全文摘錄如下:
商鞅徙木立信論
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謂予不信,請罄其說。
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國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雖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與秦民,適成此比例之反對,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當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戰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于是而欲戰勝諸國,統一中原,不綦難哉?于是而變法之令出,其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闇、國幾蹈于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
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東西各國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譏矣。烏乎!吾欲無言。【全文完】
翻譯成白話是這樣的:
我讀史書,讀到商鞅通過搬移木頭來樹立威信一事,不禁感嘆我國國民的愚昧,感嘆執政者的煞費苦心,更感嘆數千年來民眾的智慧不覺悟、國家幾乎走向滅亡的悲慘命運。如果有人認為我是在夸大其詞,那就請讓我完整地闡述我的觀點。
法令,是替人民謀求幸福的工具。如果法令是好的,那就必定能更多地造福于人民。人民正擔心統治者不頒布這樣的好法令,或者法令頒布后不產生效力,所以人民必定會盡全力來保障和維護法令,一定要使法令達到其既定目標為止。政府和人民互相依靠,怎么會有不信任的道理呢?如果法令不好,則不但沒有幸福可言,反而會讓人民產生利益受損的恐懼。于是,人民必定會竭盡全力來阻止這項法令,即便我想要相信你的法令,又怎么會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同商鞅與秦國人民之間,本來兩者的利害關系是一致的,卻要運用利害關系相反時的做法,這又是為什么呢?
商鞅制定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要在我國四千年的史料記載中,尋找那些造福國家人民的政治家,難道不是應該以商鞅排名第一嗎?商鞅所處的秦孝公時期,正值中原局勢最混亂,戰爭最激烈之際,全國上下疲憊,已經達到不可言說的程度。要想在這樣的形勢下戰勝各國,統一中原,不是太困難了嗎?于是,商鞅頒布新的法令,這些法令嚴懲違法亂紀之人以保護人民的權益,鼓勵耕織以增加國民的財富,崇尚軍功以樹立國家的威望,將貧苦懶惰者收為奴隸以杜絕人力物力的消耗。這些都是我國前所未有的重大政策,人民為什么會害怕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過搬移木頭的方法來樹立威信,我從中明白了執政者的苦心,也明白了我國人民的愚昧,也明白了幾千年來人民心智黑暗,國家幾乎走向滅亡慘境,這些都是有原因的。
不過話說回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剛開始出現時,老百姓總是會有恐懼心理。人民是這樣的人民,法令是那樣的法令,我又有什么好大驚小怪的呢?我只是擔心徙木立信之事,如果被東西方各國中那些文明程度高的國民聽到,必定會捧腹大笑,又或者尖銳諷刺。嗚呼,我不想再說了。【譯文完】
又,毛澤東此文僅465字,然其師柳潛的評語竟有143余字,亦摘錄如下:
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入古。精理名言,得未曾有。逆折而入,筆力挺拔。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積理宏富。有法律知識,具哲理思想,借題發揮。純以唱嘆之筆出之,是為壓題法。至推論商君之法為從來未有之大政策,言之鑿鑿,絕無浮煙漲墨繞其筆端,是有功于社會文字。
柳潛又將該文推薦給時任校長符定一,符定一在文前批注:“傳觀”。

我在撰寫《精讀資治通鑒一 戰國變法》之《商鞅變法》一章時,曾將主席的這篇《商鞅徙木立信論》引用其中。奈何在正式出版時,雖經反復爭取,終究不得不忍痛割愛。
在賞析主席的這篇《商鞅徙木立信論》之前,大家不妨先試著思考一下,假設這個題目讓你來寫,你會怎么寫?我想,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通常會從這幾個方面著手:一、敘述商鞅徙木立信的過程;二、討論立信是何等重要,三、分析通過徙木這種手法來立信的高明。差不多就是這樣吧?
可是,反觀主席的文章,他一出口就非同凡響。開篇就說,我讀史書,讀到商鞅商鞅徙木立信這件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一下子,就給讀者以震撼的感覺,震撼之后不禁產生疑惑,心想:“真的假的?有那么嚴重嗎?我怎么就沒覺得?”于是,你就很想繼續讀下去,看看他到底怎么說。
于是主席接著說:法令,是替人們謀求幸福的工具。如果這項法令好,那么民眾就會全力支持這項法令。如果這項法令不好,那么民眾就會全力反對這項法令。為政者只要把法令的內容跟民眾解釋清楚就好了,又何必還要來個徙木立信這一舉呢?
讀者有沒有發現,主席考慮問題的角度就是跟別人不一樣。如果讓我們寫此類的文章,通常就是從正面強調誠信、威信、信任、信用的重要性,把徙木立信作為學習仿效的經典案例。不過,主席考慮的卻不是這一層,他認為,如果民眾智慧已開,具備分辨是非的能力,那么商鞅只要闡明政見、頒布政令即可。為什么商鞅在改革之前還需要弄徙木立信一出呢?就因為民智未開,你直接跟他講道理,他既聽不懂,也聽不進,更不想聽。商鞅自己就曾對秦孝公說過:“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于民。語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為此,商鞅不得不采取那種看似不合理的做法,許諾將木頭從南門搬到北門就獎勵十金,之后又將獎金提升至五十金,為的就是要加強民眾對于變法者的信心,相信只要按照他的法令從事,就一定能夠富強。至于為什么按照這些法令從事能夠變富變強,民眾眼下聽不懂沒關系,只要照做就行了,慢慢就會懂了。所以主席說,感嘆我國國民的愚昧,因為以舊中國國民的愚昧,根本無法理解執政者的大戰略;感嘆執政者的煞費苦心,因為執政者不僅要有大戰略,還得用小把戲來取信于民;更感嘆數千年來民眾智慧的不覺悟、國家幾乎走向滅亡的悲慘命運,因為民眾的智慧不覺悟,會給執政者的施政帶來極大的民意阻礙,導致執政者的改革變法難以推行。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介紹下主席的求學歷程:
1902-1909年,他在家鄉韶山沖的私塾讀書,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
1910年秋,他考入湖南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期間受到康、梁思想的影響。
1911年春,他來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期間讀到同盟會辦的《民立報》,受其影響后擁護孫中山及同盟會的綱領,但亦未放棄對康、梁的崇拜。當時,他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墻壁上,這是他第一次發表政見,文中提出應該由孫中山當總統,康有為當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
1911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隨后有革命黨人來學校做演講。在連續聽了四五天的演講后,他決定投筆從戎,參加革命,當了一名普通的士兵。
隨后便是南北議和,清帝退位,袁世凱出任大總統,南京政府解散,這使得他認為革命已經結束,應該繼續求學。當時,有許多新開辦的學校,在報紙上登廣告招生,他也就四處報名投考。他曾報名投靠警官學校,在受試之前又改變主意,在一家制造肥皂的學校報名,想當一名肥皂工程師,因為報紙上的廣告說,制造肥皂會有巨大的社會效應,富國富民。緊接著,他又報名參加過法律學校和商業學校,最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省立第一中學。這篇《商鞅徙木立信論》,就是在省立一中時寫的。但他只在一中待了六個月,就離開了學校。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他很不喜歡一中,因為那里課程太少而規則繁瑣,還不如自己自學。于是,他來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苦讀,在這里閱讀了斯密的《國富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以及盧梭、孟德斯鳩、斯賓塞等人的著作。
由此可見,主席在一中的這六個月,時間并不算長,除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論》外,留下的史料并不多,故而歷來研究者對這段時間并不是太重視。不過在我看來,主席的思想正是在一中的這六個月期間發生了巨大轉變。為什么這么說呢?當他在1912年春退伍時,是真心相信中國的革命已經勝利,將來的重點在于經濟建設和民生改善的,因此他在報考學校時考慮過治安、實業、法律和商業等各種專業,卻獨獨沒有考慮政治和軍事。可是,當他在1912年六月發表《商鞅徙木立信論》時,竟然用如此強烈的語句感慨民眾的愚昧和執政的艱難。可見他已經意識到,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的統治,但革命的任務尚遠未完成,將來的重點或許仍不是經濟建設和改善民生,而在于改造民眾的思想。亦如魯迅在《吶喊》序言中所說的:“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然而,當時一中的“課程太少而規則繁瑣”,更關鍵的,是沒有老師能夠回答他該如何改造民眾精神,拯救民眾愚昧的問題,因此雖然他很受老師的賞識,卻也只待了六個月就離開學校去圖書館自學,苦讀西方名著了。
1919年4月,魯迅創作了小說《藥》,講述了華老栓夫婦為兒子小栓買人血饅頭治病的故事,而最終那個蘸在饅頭上的,正是革命者夏瑜(秋瑾)的血。小說揭露了民眾的麻木和愚昧,卻也反映了革命者最大的問題,那就是與群眾嚴重脫節。革命者為民眾爭取自由和解放,可民眾卻認為革命者說的不是人話。革命者被牢頭打了,民眾卻都在興高采烈、幸災樂禍。革命者要勸說牢頭,則又被視為瘋了。夏瑜雖然英勇不屈,可這樣與民眾脫節的革命,注定是要失敗的。
魯迅的偉大是毋庸置疑的,可他在寫《藥》時,距離辛亥革命爆發已經過去了八年。此時,魯迅的思想已經非常成熟,正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而他與革命黨、與秋瑾本人都有很深的交情。因此,魯迅能夠寫出《藥》,我們是很好理解的。可是,1912年夏天的毛澤東,距離他知道康有為、梁啟超不到兩年,距離他知道孫中山、同盟會剛滿一年,距離辛亥革命爆發僅過去八個月,距離他認為的革命勝利才過去兩三個月,而此時的他,還不滿十九周歲!
讀懂了主席早年的這篇《商鞅徙木立信論》,就能夠深刻領悟到,為什么老人家一輩子干革命,反反復復、念茲在茲地就是群眾路線。1943年6月,主席發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文中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此處暫且不論,但我們相信,這顆群眾路線的種子,是當年寫《商鞅徙木立信論》時就已經深深種下的。那么,同時期他日后最大的競爭對手在做什么呢?
1906年,時年19歲的蔣介石東渡日本,結識了被孫中山視為左右股肱的陳其美。1912年1月,蔣介石受陳其美指派,將光復會領袖陶成章暗殺于上海廣慈醫院。光復會,同樣是著名的革命團體,1904年在上海成立時,蔡元培擔任會長,陶成章擔任副會長,宗旨是“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秋瑾、徐錫麟皆為主要領導。相比之下,秋瑾、徐錫麟是幸運的,畢竟他們是英勇就義、青史留名,而陶成章卻死于革命同志的暗殺,其革命歷史也遭到各種封鎖、掩埋、扭曲和篡改。
1942年,抗日戰爭仍在相持膠著之際,蔣介石只因美英釋放的外交善意,就置當前抗日大局于不顧,掂量著如何在抗戰結束后搞獨裁,具體表現就是組織筆桿子寫作《中國之命運》,甚至公然鼓吹“中國有三民主義、國民黨、蔣總裁以后,便用不著別的主義、別的政黨、別的領袖了。因此可以說,中國只需要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政黨——國民黨,一個領袖——蔣總裁。”然而事與愿違,正是由于這部被他給予厚望的圖書出版,使得大量原本對其極為崇拜的知識分子站到了他的對立面,最典型的就是聞一多,而英美各國也對他極為反感。就連蔣介石自己,也在日記中承認:“中國之命運出版以來,最反響者,一為英國,二為中共,此乃預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不過,他依然自我感覺良好地說:“凡事利害不能完全避免,自信此書對于國家與民族之影響,將愈久而愈大,圣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1945年4月23日,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之際,中共召開七大,毛主席將開幕詞定名為《兩個中國之命運》,文中指出:“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
4月24日,毛主席作七大政治報告,這就是著名的《論聯合政府》,文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