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巴黎日記5月1日:歐洲死亡人數突破14萬,仍不減大家對解封的熱情
2020年5月1日 星期五 陰
五一假期,我也趁機休息一天,日記質量得對得起催更朋友們的關注和他們的寶貴時間。
法國宣布5月11號解封,但是這種不管疫情什么情況、就先定下解封時間的做法,讓我非常忐忑。再加上托兒所、小學11號也要開學了,而且哪怕連紅區這樣的重災區也一定要開學。小朋友們肯定不會遵守一米衛生安全的規定,他們也不要求戴口罩,但是上學要配套服務的成年人非常多,父母接送,老師上課,還有餐廳人員。特別是,孩子攜帶病毒基本上沒什么癥狀,這實際上是更危險的。
我陪法國打持久戰是大概率事件——今天歐洲死亡人數突破14萬,仍不減大家對解封的熱情。

4月28日,法國總理愛德華·菲利普說明解封計劃的實施方針。圖自法新社
今天,還和我那些仍然生活在國內農村的學生聊了聊當初疫情爆發時的生活經歷。因為中國發生疫情時,西方不少媒體和學者認為中國農村最危險:人口多,醫療資源和條件比城市差很多。但實際情況卻是中國農村幾乎沒有感染,是安全性最高的地方。通過我這位學生的回憶,我算是明白為什么了。
他說,我們疫情防控得非常好。大年初一早上,各個辦事處就接到通知要封村,當天下午就用鐵皮等用品把各個村的主要道路封上了。黨員、村干部、志愿者開始輪流值班。從初一下午開始,老百姓就很自覺地戴上口罩。大年初一宣布不讓拜年,因為傳統是初一早晨起來挨家挨戶磕頭,初二回娘家走親戚也不讓,人人都在家里呆著。84消毒液和酒精也都給老百姓免費發放了。頭一個月沒出家門,后來出門就是實行濱州健康碼。起初買東西也不能出去,都有人送。人們的安全意識也很強,每天村里大喇叭吆喝不讓出去,聽說還有無人機巡航,雖然我是沒親眼見過,但反正每個村的防控措施嚴格得很,大隊書記親自坐鎮。
他告訴我,說句良心話,感謝國家感謝黨,沒有國家,沒有如此嚴格的防控,中國還真不知道會到什么地步,我是發自內心地對國家感到非常滿意。大家也是真的害怕,如果有一個人出村,全村人責罵,如果誰家來親戚,也是全村找你,說不能帶親戚來,不能讓親戚進來。至于外來人員來到濱州以后,不管是不是本市的,都得在隔離點待上14天。有鄰村的7個人從湖北回來過春節,當天就公布出來,給他家里封上門,不讓出來。過年以后,回來復工的人也都先隔離14天,沒有特殊情況就都回到各自崗位,反正在農村覺得是最安全的。
雖然我這位學生只是描述了一個村的情況,但可以推想整個中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高效負責、民眾積極配合。面對疫情,中國表現出最寶貴的理性、敬畏和責任感。這些都是今天的西方所匱乏的。像美國紐約一家殯儀館外,民眾聞到惡臭報警以后,才發現4輛卡車中存放著六十具尸體,其中2輛冷藏失效的卡車上的尸體已經腐爛。這樣的社會管理能力實在是太low了,死了這么多人,政府還如此麻木,甚至還一直想著解封。解封后的狀況,政府應對的了嗎?美國民眾持槍進入密歇根州議會大廈抗議禁足令的新聞以及民眾在禁足令下涌入加利福尼亞海灘的場景,震撼了法國媒體。同時有超過三十個州放緩禁足措施。要知道此時美國一天的死亡人數都超過2000!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民眾,這樣的制度,簡直像一場完美風暴。
不僅美國,昨天法國負責交通的國務秘書在接受《巴黎人報》采訪時說,5月11日乘坐公共交通不戴口罩罰款135歐元,約合人民幣1000元。這個政策,讓人看了就怒火中燒。過去近三個月,法國政府一直宣稱健康人戴口罩沒有用,轉眼間又要求民眾必須戴口罩,不戴就重罰。這是什么政府能力和管理水平?為什么顛來倒去就是罰民眾?難道最該懲罰的不是如此荒唐的政府嗎?

法國總統馬克龍 圖自路透社
我之所以和正在農村的學生交流,并不僅僅是回憶過去,而是它揭示了一個在全球都很重大的問題:當疫情來臨的時候,貧困人口能否得到平等對待。
我們知道,中國的貧富差距,一是體現在城鄉,二是體現在東西部。農村是中國脫貧的主要對象。但這次疫情中,中國農村并沒有因為貧窮成為犧牲的代價,或者承受更大的損害。在中國,我們看到沖到第一線承擔風險的還是黨員社區干部。在武漢,社區干部送菜,確定登記疑似病例,各種對外打交道的風險,各種基本服務,多數由基層干部承擔起來了。當然也有很多的志愿者,快遞行業群體也承擔了很大責任,但整體上沒有出現因為是貧困群體就成為疫情主要受害者。
反觀法國,根據民調機構發表的多份疫情期間的社會調查顯示,生活在社會底層、家居條件最差的家庭受疫情沖擊最嚴重,比如說,五六個人生活在六十平方米的套間的家庭,被感染人數大大超過居住在有花園陽臺的高收入家庭。這就是為什么巴黎近郊的貧困省份例如塞納圣德尼的感染比例要遠遠超出其他省份。同樣,當一家五口、拖老帶幼待在幾十平米中,年少愛動的孩子自然難以遵守禁令。這也是為什么因違反禁令被警察罰款的也往往是生活在貧困街區的家庭成員。
中國則由于一視同仁,且迅速采取輕癥、無癥狀者和接觸者一定由政府出面收治、隔離、追蹤的措施,才不會出現像法國貧困家庭那樣——一人感染又不得不在家隔離,從而導致全家傳染的現象。中國采取封城令,主要是靠民眾自覺配合,沒有出動十幾萬警察上街強制執行,更沒有隨意罰款一說。
在許多法國經濟學者看來,處于社會底層的工薪階層始終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新冠危機如同一個巨大的放大鏡,讓法國社會的貧富懸殊彰顯無遺。當然,也并非只有法國如此,英國的兩份研究報告得出的結論是貧窮區的死亡率是富人區的兩倍。

法國疫情封鎖期間,巴黎發生民眾騷亂。視頻截圖
雖然貧富差距各國都有,但因為貧窮而成為疫情最大的受害者在中國并不存在。這才是最重要的區別。這個現象其實也是東西方政治制度的一個差異,即政黨的代表性:西方的政黨只代表部分或者特定群體,中國則代表全民。
西方的每個政黨之所以只代表部分群體有兩個原因。一是不同的政黨,其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是不同的。在社會中也就只能得到相對應群體的支持。美國民主黨的支持者主要是藍領、低收入階層。共和黨則主要是財團和高收入群體。法國也一樣,2012年社會黨的奧朗德之所以贏得大選,是因為60%以上的工人和年青人投了他的票。二是政黨要想贏得選舉,只需贏得絕對或者相對多數。法國歷次大選,勝負差距很難超過十個百分點(2002年極右政黨進入第二輪是例外),1971年雙方只差個百分點,1981年個百分點。2000年臺灣地區民進黨贏得大選,其得票率僅為三成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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