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近年底,醫保局又給大家送上一份大禮!
作者 :正文注明 2020-12-30 06:47:32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作者: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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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年底了,醫保局又給所有人送出了一份大禮。
12月28日,醫保局公布了2020年國家醫保目錄調整結果,有119種新藥首次納入醫保,創下談判藥品數量之最。
更讓人欣喜的是價格。
據悉,這119種新藥在談判中平均降價幅度高達50.64%,其中14種目錄內的、單藥年銷售額過10億的獨家藥品降價幅度也達到43.46%。

在這次降價談判中,醫保局的專家們又一次發動了神級砍價技能。
醫藥代表摳摳索索的把價格下降五毛,醫保局專家馬上就“笑里藏刀”的警告他:
“別擠牙膏似的,這樣不容易談判成功。”
醫藥代表說,我們給到的價格已經是全球最低價了,醫保局專家輕描淡寫的回應:
“全球最低價,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

從去年年底醫保局專家的“我是代表14億中國人這個市場在和你談”,到前段時間把心臟支架價格爆砍90%,再到這次119中新藥大規模批量砍價。
強勢的醫保局,大規模的集中砍價,讓喜笑顏開的病患家屬人人說好。
而就在短短幾年前,醫改不力、看病難看病貴,這還都是人人經常提起的話題。
國家在這幾年里,究竟做對了什么?
2014年的兩會上,鐘南山直接向醫改開炮:
2009年啟動的新一輪醫改,外界給予厚望,國家也雄心勃勃的提出了“一個目標、四梁八柱”的構想,而且投入巨大,光2009-2011年三年間,國家就新增投入超過13800億元,成本不可謂不高。

但最終取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問題出在哪里?
最大的問題在于體制。
國內的醫保體系在建立之初就處于一個高度分割的狀態,人社部管醫保項目的目錄,發改委負責定價,衛計委負責招標采購,醫保部門只負責掏錢埋單。
業內人士對此也有微辭:“花錢的制定不了價格、定價的不管使用規范”。
如此“九龍治水”的局面,是多年來醫改推進緩慢的最重要原因。
而就在鐘南山怒批醫改不力的同一時間,一套行之有效的醫保體制機制改革方案,已經初步成熟了。
福建三明,那里是孕育中國醫改新思路的搖籃。
2011年8月,三明市副市長詹積富出任三明市醫療改革小組組長,這是個苦差事。
此時的三明市城鎮職工醫保基金賬戶上,已經有超過2億元的虧損,面臨穿底的風險,而其中支出的大頭,就是藥品和醫療耗材。
詹積富大刀闊斧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實行聯合限價采購,壓縮藥品價格中的灰色空間。
在詹積富看來,全國300萬醫藥代表就是高藥價的最大推手。
“醫生是白衣天使,他們受過那么多年教育,覺悟能比一般人差?要不是那三百萬醫藥代表在旁邊像螞蟻一樣圍著他們,賄賂他們,他們會給老百姓開神藥嗎?”

而要對高藥價下手,就必須要把定價、采購、支付三大職責統一到一個獨立機構上,才能進行高效而強勢的砍價。
在三明市醫改小組牽頭下,隸屬于不同部門的24個醫保經辦機構被整合為“三明市醫療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直屬于市政府管理。
醫保里賬戶里的錢怎么花怎么省,全都由管理中心全權負責。
藥品耗材想要進入三明,醫保金管理中心必須得先點頭。
詹積富的集權改革立竿見影。
2011年,三明的醫保基金尚且“收不抵支”2個多億,到2012年已經做平,其中藥價的下降居功至偉——2011年藥費9個億,2012年降到7.5億,2013年更是只有5.7個億。
到2018年,三明市醫保賬戶累計結余22.46億元,人均醫療花費1500元,不到全國的一半。
三明模式的成功迅速吸引來了上層的目光。
2016年6月,三明的經驗在全省鋪開,福建省成立省級醫療保障管理委員會。

左二為詹積富
2017年年底,中央深改組和相關部門,陸陸續續來到三明,調研這里的醫療保障管理體制改革。
18年2月的19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提出“堅持一類事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統籌、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避免政出奪門、責任不明、推諉扯皮”,這也為整個國家的醫改工作定了調:必須有一個強勢部門全權負責。
5月,國家醫療保障局正式掛牌成立,直屬于國務院。

一把手胡靜林是原財政部副部長,二把手施子海是原發改委副秘書長。
這樣重量級的人事任命,國家對醫保局的重視程度和改革決心不言自明。
以往四五個部委分管醫改,職責劃分不明,還存在內耗和掣肘。
比如老百姓抱怨醫保不給抗癌藥報銷,但實際上醫保名單里有什么這是人社部的事兒,醫保想幫但有心無力,最后事情得不到解決,老百姓只能埋怨國家。
只有把權力全都集中到醫保局手里,讓醫保局真正說了算,醫保局才有能力對醫保賬戶里的錢負責,對整個醫改的成效負責。
所以,醫保局的談判專家們能在藥企面前能有如此的底氣,關鍵在于國家放開了權力。
每一次振奮人心的醫保談判,本質都是醫保局在以“團長”的身份向藥企拿一個14億市場的團購價。
醫保局的霸氣砍價,表面上看是以巨大的市場需求撬動支付端的低價,但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大權在握的醫保局有能力向整個醫療灰色鏈條動手。
詹積富早就一針見血的喊出,醫改的第一步是藥改,藥改的本質就是反腐。

詹積富在各地推介三明模式
面向藥企做集中采購,是爭取流程透明,杜絕中間環節的吃扣拿用;把采購價格做公示,是便于患者監督,防止藥企以各種回扣形式抬高實際藥價。
2019年,醫保基金總支出19945.73億元,其中藥品采購總金額9913億元,占醫保總支出的49.7%。
作為參考,三明市藥品支出占醫保總支出的28%(2013年)。
當然,全國市場與人口只有300萬的三明并不能做直接對比,但能確定的是,整個醫改中的藥品價格,還有非常大的下降空間。
把醫療腐敗鏈中的既得利益者清除,減輕醫保和老百姓的負擔,不再讓老百姓買不起救命藥,不再讓慢性病買藥拖垮一個家。
所以,醫保局專家與醫藥代表在談判桌上的博弈還會繼續,“我是代表整個中國市場和你談”這樣的霸氣砍價瞬間,也一直會有。
至于醫生群體對收入下降的擔憂,其實也大可放心,因為國家借鑒三明的經驗,就一定會把其中正確的、有價值的部分都全盤推廣到全國。
從2012年到2018年,三明市醫保累計節約55.25億元,醫療機構的醫務性收入累計增加18.35億元。
作為高門檻高強度的職業,救死扶傷的醫生理應有一份高收入,藥改就是要把醫生們應得的收入,從灰色收入變成正當收入。
因為白衣天使,本來就應當是沐浴在陽光下的人。
說回詹積富說的“藥改的本質就是反腐”這句話。
其實,整個藥改都是中國反腐倡廉大計劃中的一部分。
從2012年十八大以后,這八年間國家的思路其實非常清晰,先從黨的內部開始“打老虎”,讓老百姓建立起來對黨的信任。
然后我們開始從老虎到蒼蠅,保證地方政府的純潔,保證中央的政令在地方可以最大程度的被落實。
這兩步走完了,執政黨的根基也就建立起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才有能力對這個社會中其他的既得利益者下手,比如反壟斷,又比如醫改藥改。
這些既得利益者此前吃下的好處,都會一點點讓他們吐出來還給老百姓。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最近這些年,在公開場合黨的領導經常說這句話,而這句話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
黨的初心是什么?是建設社會主義。
黨的使命是什么?是為人民服務。
只不過在不同的階段,黨的具體任務會有不同的變化。
比如說建國前三十年,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建立一個穩定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把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封建殘余、資產階級買辦等勢力都從中國清除。
而到了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的任務變成了發展經濟,變成了效率第一,我們必須要把中國的制度同市場規律結合,所以我們要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我們用三十多年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幾百年的路,等市場發展的充分了,一些資本力量發揮完自由競爭的活力后,開始露出來一些弊病的時候,國家就要對這些得利者進行修理,保障更多老百姓的利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重要任務。不同任務之間在過渡期交接的時候,就是需要大力改革,破除積弊的時候。
改革當然需要緩慢的推進摸索,也需要相當多的人承受陣痛。
但無論怎么做,共產黨的初心始終都是為人民服務,為絕大多數的人民利益服務。
這一點,絕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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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公眾號: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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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是不是有效的得到解決了....近五年來的醫改沒有明顯突破,有些地方甚至做的更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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