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人“感恩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還有人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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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小飛刀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是清政府不愿開放”。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是清政府不懂國際規(guī)則還折磨外交使節(jié)”。
“‘義和團’是愚民暴民,破壞鐵路是因為他們迷信壞了風水”。
“中國被殖民300年就是發(fā)達國家了”。
這類應屬地攤文學范疇的所謂“歷史”,這些年像走馬燈一樣,從小讀本活躍到網絡論壇,從論壇活躍到微博,從微博活躍到公眾號文章,從公眾號文章活躍到短視頻。
近年來網絡空間清朗許多,人們對涉歷史與現實重大問題的認識更趨理性,類似文章已不能掀起大風浪,但依然有一些對西方“媚”“崇”“畏”者,不懈地通過復制粘貼改頭換面的方式讓它們“春風吹又生”。
我最近就看到這樣一篇奇文,說火燒圓明園“怎么成了國恥”,英法聯軍燒得好燒得對,應該感恩侵略者。

這樣極端的觀點,漏洞百出的文章,本不值得一駁,沒想到居然能得到一些知識精英的認同,并非個例,讓我出乎意料同時,也感到有說一說的必要。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殖民體系土崩瓦解之前,流行于西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觀點并非如今的“自由民主”,而是“優(yōu)等民族”。為消解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意識,為帝國主義行為張目,當時的西方學界、新聞媒體炮制了大量描述“侵略者如何人道文明,被侵略者如何落后野蠻,西方侵略東方如何合理合法”的假新聞、假材料。
這些材料經翻譯轉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后,被一些“媚”“崇”“畏”者拿來當做“歷史”,成為他們否定自身民族解放斗爭,以所謂“真相”挑戰(zhàn)正統(tǒng)主流歷史敘事的濫觴。
火燒圓明園“怎么成了國恥”一文,又是這樣一些材料的最新拼湊。
比如已經被用爛了的《南京條約》修約一事,這些“媚”“崇”“畏”者們的“歷史”說,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所以爆發(fā),是因為清朝政府違背國際共識和通行貿易規(guī)則,拒絕開放和自由貿易,拒絕就已經簽署十幾年的《南京條約》與英國修約。

之所以拒絕,主要是“自大自負、目中無人”清政府抵制英國就修約提出的“公使駐京、親遞國書”要求,因為英國人堅決不磕頭,而“磕頭”是清政府執(zhí)政合法性的基礎。英國人因此“無門可入”,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zhàn)爭一條路了”,“中國聽不懂自由貿易的語言,只能聽懂炮火的語言”。
再加上,無視“國際規(guī)則”的清政府扣押了負責修約的英國巴夏禮使團,把有個叫的鮑爾比的《泰晤士報》記者喂了野狗,還有個法國人蛆爬滿身死了。英法聯軍為了報復野蠻的清政府,這才燒了圓明園,以此作為“欺詐行為”的代價。同時圓明園是皇家別墅,燒就燒了,北京老百姓沒受影響(可見英法聯軍的“仁慈”和“以民為本”)。
“皇帝因為自己的野蠻無知付出了圓明園被燒的代價”,而愚昧的京城百姓隨后也加入到放火和搶劫的行列。一百年后這段歷史“突然變成了人民的屈辱,國家的屈辱,民族的屈辱”,是個“笑話”,是被“任意打扮”過的歷史。
“文明”的侵略者,“野蠻”的被侵略者,“愚蠢封閉”的政府,“愚昧又民族主義”的民眾,對自己國家所有的恨,與對西方國家所有的愛,都在這樣一篇文章當中又再度被凝聚了一遍。
然而英國政府的修約,修的是個什么“約”呢,是“國際慣例”嗎?
臺灣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爾敏,曾在他的《晚清商約外交》中專述過這個問題,王先生是在英國國家檔案局查閱到歷史原文的,故此可以大段引用他的研究。
然而,英國“狂妄貪婪”,要求中國之要點有:
王爾敏評價道:
在跟清朝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英國政府是文明禮貌,誠實守信,代表國際通行規(guī)則的嗎?
王爾敏這一段講得多好,這不是屁股坐在哪一邊的問題,而是正義公理良心在不在的問題。
英國作為掌握規(guī)則話語權的強勢一方,首先無視規(guī)則,玩弄規(guī)則,拿規(guī)則去欺騙威脅弱勢一方。英吉利強,則女王規(guī)則為“國際規(guī)則”,德意志強,則希特勒規(guī)則為“國際規(guī)則”,美利堅強,則華盛頓規(guī)則為“國際規(guī)則”,這哪是什么國際規(guī)則,分明是強盜邏輯,是“強權既公理”,為這種“國際規(guī)則”制造合理性的國人,哪是要維護什么“國際共識”,就是“媚”“崇”“畏”“跪”。

弱國無外交,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做后盾,單靠順著人家的“國際規(guī)則”,能爭取到平等嗎?
我要問問那些說英國好心幫中國開放開明的人,這樣一通操作下來,“開放”能給中國帶來“民主自由獨立繁榮”嗎,中國的商人能“自由平等”的在國際國內市場上跟英國商人競爭嗎?
比這篇文章更加荒誕的,是一些知識精英對這篇文章的認同。
我看過一位早年間參加中美談判的人的回憶,有一次,他與一個美國人談肉類進口的問題,美國人說,美國的肉很好,不用你們檢疫,你們中國的肉在我們美國只能做狗食。這句話當時就觸怒了他,拍了桌子,要美國人道歉,否則談不下去。
后來他反思,當時不應該動火,因為在美國人的文化里,狗是重要的家庭成員,并不是侮辱人的詞匯。他深感理解對方文化的重要性。
坦率地說,這位國人的反思有問題,“狗”在美國文化里不是侮辱人的詞匯,但在中國文化里是,美國人是“狗”這個問題的提出者,中國人是接受者,美國人應該為他沒有事先理解中國文化而反思,中國人作為接受者沒必要為自己被動的反應而反思。
說白了,他的反思,也與中國當時在談判中所處的位置有關。那些年,中國作為需要主動融入體系,學習適應規(guī)則的一方,必然是需要更多地從一個學生的角度去考慮問題,頭腦中更多的是別人怎么樣,而不是自己怎么樣。

但是。
我們每個人一輩子都會遇到許多老師,卻沒有一個人會去跟著老師更名改姓,畢竟學習不是賣身。更何況,國家間關系不是簡單的教學相長關系,不能以損害國家利益和國家尊嚴為前提。
全球化需要讓渡一部分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主權,卻不意味著要犧牲主權。開放并不絕對等于發(fā)展和繁榮,以獨立自主安全穩(wěn)定為前提的開放才等于發(fā)展和繁榮,把開放的權利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開放才等于發(fā)展和繁榮。君不見,非洲大陸大概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地區(qū),卻也是最不發(fā)達國家最為集中的地區(qū)。
至于有些賣身于西方,為恩客陪酒脫靴者,為侵略者行為美化、道德上拔高者,槍頂腦門夸“皇軍”槍法準者,君不見,他們的聲音在荒野間飄零,他們的反思代表不了中華文明,他們的“燈塔”在約翰·霍普金斯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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