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辰:取代中國制造,越南到底行不行?|2021-01-04
//?作者 |?陳辰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仿效蘇聯模式下,越南的經濟發展日漸暴露問題,產業失衡、供需錯配、通脹飆升,甚至民不聊生。此外,由于受美國主導的聯合國制裁,其國際環境也空前孤立,外貿數十年“與世隔絕”。
面對內憂外患不斷升級,越南領導人從中國的改革開放上看到了“曙光”。而這使親華派在與親蘇勢力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并逐步躋身權力中央。1986年12月,越共六大會議在河內召開,阮文靈當選新任總書記。
大會上,阮文靈把早已計劃的改革提上議程,宣告以“私有化改革、開放市場、法治建設”三板斧為核心的“革新開放”拉開大幕。這次會議正式確立了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意義相當于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

1987年,阮文靈視察胡志明市的橡膠企業。
而在這之前,阮文靈的身份是胡志明市委書記,任務是在五年時間完成越南南方的社會主義改造。但由于試點的市場化改革被定性為“為發展資本主義開綠燈”,阮文靈一度被解除了越南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務。
重獲推舉上臺后,阮文靈推動越南政府相繼頒發了一系列重大決議、決定和法規,以推進“革新開放”。其中涉及擴大國企自主經營權,改革國家銀行和商業銀行,以及實行農民家庭聯產承包且長期擁有耕地權等。
此外,頗受國際關注的越南外商《投資法》,意欲動員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資本,甚至還批準外資全權控股。這一度震撼了西方世界。《亞洲華爾街日報》評價其為,“社會主義國家中最為自由的外來投資法規”。
1987年9月,美國《時代周刊》專訪阮文靈,將他形容為“越南版戈爾巴喬夫”。言下之意是:阮文靈是美國人民的好朋友。于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發展銀行的“自由”資金,也開始紛至沓來。
與此同時,雖然窮兵黷武帶來一系列社會經濟及國計民生問題,但越南通過推進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部分激活了經濟與制造業發展。而在“中國經驗”加“西方資本”催化下,越南開啟了“混沌”新時代的產業圖騰。
01
研習中美
如果簡單概括越南的“革新開放”,就是“摸著中國過河”。在70年代末兩國關系最緊張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依然是越共中央的學習材料。而阮文靈上臺后,每年都派人去中國考察,然后作為政策依據。
比如他學習中國的做法和經驗,先放開農副產品和日用消費品價格,再逐步放開其他工業消費品價格,來解決物價飛漲等問題;對國企實施“關停并轉、放權搞活”,同時對耕地推行聯產承包等,以激活工農業生產。
因此,1991年,越南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出版的《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國》一書序言寫道:“近些年來,我國研究家們的一個頭等重要的研究對象,就是當代中國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和對外政策的演變。”
同年,76歲高齡的阮文靈從權力中心隱退,轉任“中央顧問”一職。在其治下,越南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從最初近乎于零,迅速攀升至占GDP的10以上%;經濟產業結構實現優化,農業甚至開始出口創匯等。
而隨著杜梅上臺訪華,兩國為過往矛盾和沖突畫上了句號。1992年,經過一場大討論后,一位中國老人在南方畫了一個圈。而越南也開展了自己版本的公私大討論,然后為“革新開放”立憲,正式承認私營經濟。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越南經濟開始起飛,在農、工、商、金融業等方面都取得快速發展,甚至在金融危機后的1998年仍創造了4.4%的GDP正增長。而伴隨著越南經濟的堅挺和改革推進,美越關系有了進一步改善。

2000年11月,克林頓訪問越南。
2000年,克林頓成為越戰結束后首位訪越的美國總統。他在演講時說,“美國人現在把越南看做一個(統一)國家,而不是一場戰爭。”場館外的河內大學生們默契地拉起標語,上面寫著“忘記過去,面向未來。
此后,越南在這一年簽發了《加快融入國際經濟》決議,以用西方體系來繼續深化改革,而且第一個瞄準的目標就是WTO。但直到2006年,越南在日內瓦第12輪談判上又經過四天一夜長談,才得以拿下入世資格。
緊接著,越南立即出臺了新版《投資法》,以解決老版《投資法》開放力度過大、行政管理滯后等問題。而這使得FDI一時間如潮水般涌入。自此,越南制造風生水起,并開始不斷承接來自中國的部分產業鏈轉移。
02
日韓入場
在推進越南的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日本與韓國資本介入最為明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受“福田主義”影響,促進東亞、東南亞全域和平繁榮成了日本政界主基調。但由于不愿意合資,日企在華投資不算很順暢。
自1988年起,受當時東南亞經濟繁榮刺激,日本企業開始大舉進入市場更開放的越南,然后一眾電子廠商迅速跟進。其中索尼、東芝、三洋等公司紛紛在當地建立工廠,組裝電視機、DVD機和收錄音機等產品。
在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曾提出的“雁陣模式”里,越南便是重要的雁身。因此,在加入WTO后,越南又出現了兩輪日本企業投資熱潮。而在一些當地日企賺得盆滿缽滿同時,日本也連續多年占據越南FDI總額的第一名。
到最近這兩年,奧林巴斯、夏普、京瓷等日企把一些組裝廠遷出中國大陸時,基本上都念念不忘南方這位“老伙伴”,紛紛將部分產線轉移至越南。可謂目標一致,行動整齊劃一,還有企業表示將加大在越南投入。
比起日本,韓國對越南的投入和滲透來得更猛烈一些。2000年左右,韓資在越南還很不起眼。但由于原亞洲“四小虎”在經濟危機后幾乎都一蹶不振,越南就借助區位優勢,成為韓國資本在東南亞最大的“橋頭堡”。
同是在加入WTO后,越南迎來了韓企投資高潮,三星、LG等陸續進入。2009年,三星投入6.7億美元建設的第一家工廠投產。三年后,第二家工廠落地。這一項目由三星會長李在镕親自主導,被稱為“李在镕項目”。
伴隨工廠落地,越南從韓國和日本吸收的FDI比例長期保持在40%以上,最高曾接近一半。但2014年是一個轉折點,韓國正式超過日本成為越南最大外資來源國。而產生這一變化的背后,三星是最主要的推手。
顯而易見,三星“越南帝國”的磚石,有大量來自于中國。要知道,2011年,中國占三星全球手機產能的51%,而現在已經變成零。2019年10月,三星宣布關閉廣東惠州工廠,徹底結束了在中國制造手機的歷史。
形成對比的是,截至2019年,三星在越南總計投資超173億美元,建起八家工廠和一個研發中心,可制造數種電子產品。其中僅智能手機一項,三星越南工廠每年產量就達1.5億臺左右,約占其全球總產量一半。
03
?雙面臺灣
與曾經推崇蘇聯模式大不同,越南在中國影響下,經濟發展在新世紀開始變“輕”,紡織品進而成為第一大出口商品。此外,越南的制鞋甚至曾引起美國“雙反”調查。而在這背后,中國臺灣地區的企業推動作用明顯。
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地區生產成本水漲船高,新臺幣開始升值。這迫使制鞋企業紛紛出走,而寶成選擇在珠海和東莞先后建起萬人規模的現代化工廠。這一決策使寶成的訂單如雪花般飛來,就此打下霸業根基。
進入新世紀,寶成逐步成為全球最大的運動休閑鞋類代工廠,制造了全球絕大多數的耐克、阿迪達斯、匡威、新百倫鞋。但隨著中國的人工和物流等成本不斷升高,寶成再次將產線遷移至東南亞,尤其是越南。
數據體現的很明顯,2001年中國制造了耐克40%鞋子,而越南只生產13%;2005年,中國份額降至36%,越南升至26%;2009年,兩國以36%的份額旗鼓相當;2010年越南漲至37%,最終超過了中國的34%。

到了2019年,寶成在越南、印尼及中國的制鞋產量占比分別是44%、 39%和13%,其他部分東南亞國家則占4%。而在寶成帶動下,豐泰、百和制鞋以及全球最大人工皮革公司三芳化學等臺企,也相繼赴越南建廠。
其實,早在寶成從單純代工的OEM模式,發展為“代工+設計”的ODM模式時,知悉的富士康就如獲至寶。在將ODM模式經復制到工廠后,富士康很快崛起為IT制造領域巨無霸,并長期位居中國出口制造業第一名。
為降低制造成本,富士康也曾蠢蠢欲動,并于2007年在越南北寧買下超400公頃土地。可由于金融危機,建廠計劃暫時擱淺。三年后,這家工廠正式啟動時,僅有3個廠房和4萬多員工,與其中國工廠規模相去甚遠。
但近年來貿易戰一開打,富士康馬上就開始施展“騰挪”大法:將性質較敏感的網通產品生產線,從廣西南寧轉移到了越南北寧。目前,富士康的北寧工廠已經成為美國的網通產品制造中心,服務于思科等大客戶。
此外,其它組裝廠同樣也順勢南下。其中仁寶重啟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廠,網通產品一廠即將滿載,生產PC的二廠也將在明年年中投產;緯創、和碩和英業達等臺資企業,也都計劃于明后年開始在越南代工產品。
04
中資奔赴
近年來,雖然一直被傳言要離開中國赴東南亞,但富士康并沒有真正走出這一步。那其中原因是什么?簡單說,主要就是中國電子產業鏈的集聚完整和技術完善等“大”優勢,極大消解了部分成本上升的“小”劣勢。
目前,富士康超過80%的工廠都位于中國大陸地區。可即便富士康整體巋然未動,大陸的蘋果供應商已經先行一步。比如立訊精密、歌爾聲學、藍思科技、德賽電池等廠商,小步快跑出國門、投身北越搞生產。
其中,為蘋果代工AirPods的立訊精密,于2016年已在越南建廠投產。而根據其去年規劃:必要時公司會將受關稅影響的產品繼續轉移至越南或其他國家。未來立訊將建立第二個廠區,越南總計將承載1/3的產能。
此外,歌爾聲學早在2013年便作為三星的代工廠同步到越南建廠,之后連續多年生產EarPods有線耳機和Lightning連接線,并在去年開始組裝AirPods。而主銷美國的德賽電池,客戶也急著找來要求在越南生產。
除代工廠之外,中國部分其它行業企業也在積極搶灘越南。在家電行業,2007年,美的在越南平陽省建立了其首個海外生產基地;2011年,海爾從松下手中收購了三洋電機在東南亞的白電業務,并接管其四家工廠。
而隨著國際貿易形勢變化,2019年,中國家電業再掀起赴越投資高潮:TCL越南新基地2月動工,11月開始生產;海爾智家旗下AQUA越南滾筒洗衣機工廠7月投產;主要生產吸塵器的萊克電氣越南工廠年底投產等。

越南服裝加工企業的工人
在紡織行業,一些國內企業在紛紛加碼投入同時,甚至用“越南迎來紡織產業黃金十年”來表述。于是,華孚時尚、天虹紡織、魯泰和百隆東方等大型紡織企業都在越南大幅增產,互太紡織更計劃砸13億建新基地。
另外,在河內工業區,如今國內多家上市企業銘牌已極為醒目,其中包括電機行業龍頭——臥龍電驅,最大的安全氣囊生產商——華懋科技,電子元器件領軍企業——三花智控,以及微電機行業龍頭——大洋電機。
據不完全統計,自2008年起,共有60多家A股上市公司公布對越南的相關投資,而2017年至2018年合計就有近20家企業發布公告。與此同時,越南的FDI持續攀升,2018年總額達到354億美元,其中中國列第七。
05
越南底氣
在成為投資和建廠熱土的背后,越南受到全球各地資本青睞的原因是什么?其中的產業邏輯值得深究。相對而言,對于更晚入局的企業,越南有四大亮點:“經濟發展”、“政策優勢”、“人口紅利”和“地理條件”。
首先,在經濟發展上。在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里,越南經濟增長在全球范圍內一直僅次于中國,2017年則首次超過中國。到了去年,越南GDP增速仍保持在7%以上,是東南亞、東亞地區增長最快的經濟體。

在經濟活力驅動下,越南吸引了眾多國際企業前來“淘金”,其中尤以制造企業為主。2019年,越南吸引外資總額380.2億美元,同比增長7.2%。其中,加工制造業吸引外資達245.6億美元,占協議總額的64.6%。
其次,在政策優惠上。為大力吸引外商投資,越南政府多次修改《投資法》。比如企業所得稅率降為20%,低于中國的25%;工業園中部分企業能獲得“兩免四減半”(頭兩年免稅,后四年繳稅減半)的政策優惠。
與此同時,為了平衡地區發展,越南還設置一些特別經濟區,當地企業所得稅頭四年全免,接下來的九年減半。而為生產出口產品所進口的原材料進口關稅、出口貨物增值稅、利潤匯回稅,在所有階段全部免除。
另外,在人口紅利上。根據相關統計數據,2010年,越南人口為6200萬。但到了2020年10月,越南人口已經突破1億1000萬。短短十年間,越南人口凈增長值暴增了將近5000萬,是中國人口凈增加效率的15.7倍。
基于越南的經濟態勢,快速增長的人口就意味著更廣闊的市場和豐富勞動力。目前,在越南1億多人口中,中位年齡30.5歲,35歲以下青壯年占比56%。相較中國,越南勞動力在年齡結構和薪酬水平上都具有優勢。
再者,在地理區位上。越南相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有更為得天獨厚的位置:不僅海運便利外,還同時與云南和廣西接壤,離廣東乃至珠三角也最近。而老撾和緬甸都只是和云南邊陲相鄰,其間更有危險地帶“金三角”。
這使越南在距離上,能最大程度分享中國制造利益。一個案例是,富士康當年在越南考察,正是考慮到與中國供應鏈的距離,才放棄臺商云集的南越而將工廠放在北越。目前,電子產品制造已成北越主要產業。
06
外部催化
本質上,中國部分制造業遷移越南的最主要原因只有一個:勞動力成本上升。第一財經《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勞動成本增長速度攀升到了13.1%,為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最高水平。

越南街頭服裝小店
然而,服裝紡織、制鞋以及電子產品組裝等,都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行業的企業對價格非常敏感,哪怕上漲一點點工資,都是巨大成本。因此,他們往往在市場基礎的優化配置中,尋找平衡成本的最優解。
這是中國相關制造業轉移的根本原因,是不可阻擋的經濟規律。而越南并不是第一個吃到產業鏈轉移紅利的國家。在近代歷史進程中,制造業已經歷了從英國到美國,然后到日本、德國、韓國,再到中國的變遷。
不難發現,這些國家無一不是因產業升級、主動移出低附加值產能,才養肥了下一個新玩家。目前,中國制造向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南亞轉移,被看作是下一次產業轉移的浪潮。而越南被視作最主要的“戰場”之一。
其實自2010年起,國內外都熱衷于評論越南制造業能從中美博弈中獲得多少紅利,而當時結果肯定是“少”。但在幾年后,隨著中國開始“騰籠換鳥”、“清理過剩產能”,不少國內外投資者及企業已在向越南轉移產能。
到2018年,隨著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戰,外商在中國的不安感迅速上升,或多或少籌劃產能轉移。供應鏈咨詢公司Blacksmith國際曾發布一份報告,幾乎等于一本“逃離中國指南”。其給出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越南。
此外,《華爾街日報》曾刊出一名貿易商的“主題”故事:一位英國人在中國創立了China Savvy外貿公司,賣點是中國價格(便宜)。但在2018年, 公司每天被問及最多的問題是:你們什么時候才能離開中國?
今年以來,伴隨著新冠疫情強行攪亂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布局,中國部分制造產業也一度主動或被動遷出。首先,在疫情爆發初期,歐美等國發現防疫物資產業鏈基本都在中國時,便要求本國企業將產線遷回本國。
其次,在疫情強力沖擊下,為促進本國經濟、制造業復蘇以及解決就業問題,歐美等國不斷強令企業將生產線遷回本國,而且同時渲染“中國制造威脅論”。但面對遷回國的高昂成本,許多西方企業掉頭去了越南。
07
取代中國?
在“天時地利人和”下,2019年一季度,越南對美出口同比飆升40%,而同期中國對美出口同比減少13%。整體上,2019年越南出口增速8.44%,而中國僅增長0.5%。于是有國人擔憂:越南制造將取代中國制造。
然而,越南人民似乎有清醒的“自知”。在外交學院教授施展的著作《溢出》中,河內國家大學下屬經濟大學經濟與政策研究院的院長Felix指出,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定位,因為越南經濟的整體規模太小了。
“越南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就是在和中國的經濟聯系中找到越南的比較優勢,把自己嵌在一個合理的位置上,搭上中國的順風車發展起來。越南不需要有自己的產業政策,因為有“廣州”(泛指中國東南沿海地區)”。

這背后的潛臺詞是,越南的規模太小,“廣州”規模太大,因而外部性效應對于越南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即便越南建立自己的產業政策,一旦中國的制造基地出現變化,越南的產業政策也只能進行被動調整。
雖然這樣的表述姿態謙卑,但可謂定位準確。至于為什么是“廣州”,Felix把問題的核心放在了中越經濟規模差異上。2019年,越南經濟增長7.02%,比中國的6.1%高。若只看增長率,越南可能會對中國構成挑戰。
但如果把經濟總規模考慮進來,越南的僅多出1%的增長率說服力便十分有限。2019年,中國GDP約合14.36萬億美元,而越南GDP僅約2600億美元。這是上海的1/2、深圳的2/3,大致相當于我國山西和內蒙古的水平。
如此懸殊的體量差距,要說越南制造會取代中國制造就是缺乏自信。據世界銀行數據,2019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3.896萬億美元,越南才431.72億美元,是中國的1/90。這也說明中越在產業鏈價值獲取上差異巨大。
其中越南制造獲取價值低的主要原因是,經濟結構呈“兩頭在外”的“半體外循環”狀態,即零部件、半成品的供應主要來自海外,制成品的主要銷售市場也在海外。比如越南最大的進、出口市場便分別是中國和美國。
而中國經濟結構類似“樹狀”的“雙循環”結構,培育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制造供應鏈網絡。因此,各企業的專業化分工可實現“無孔不入”,同時也能彼此形成配套關系生產不同產品。這種系統競爭力越南顯然無法替代。
08
隱患凸顯
雖然在貿易摩擦和疫情雙殺下,加速了部分中國制造產業鏈向東南亞等地區轉移。但很難斷言中國向東南亞地區,特別是越南的“第四次產業轉移”已成定局。而越南本身擁有的幾大優勢,也難言穩定以及靠譜。
越南的1億人口,相比中國和印度的14億要遜色不少。這意味著人口紅利雖然存在,但總量不大。因此,越南注定只能承接從中國轉移出的部分產能。而若不得不就人口尋找下一個“中國制造”,印度顯然才是更優解。
正因人口體量小,在吃下貿易戰帶來的擴產紅利后,越南的勞動力成本快速水漲船高:前幾年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近兩年增速也有5%-7%。目前,越南一類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已達1350元,最低四類也接近千元。
照目前趨勢,越南制造商在勞動力成本方面與中國國內持平,在鞋業、紡織業、電子產品組裝業只需三到五年。若果真如此,“越南制造”將陷入前有中國“泰山壓頂”,后有柬埔寨、孟加拉等國“釜底抽薪”的尷尬局面。
同樣嚴重的隱患是,隨著2018年中國制造企業加大向越南轉移產能和國際杠桿資金介入“炒地皮”,曾經是“越南制造”最關鍵優勢之一的土地、廠房價格優勢也逐漸減弱,價位甚至“看齊”中國最先進的工業區之一。

2019年,南越胡志明市的工廠租金平均達到4.1美元/平米,北越經濟圈也有3.5-4美元。與之相比,蘇州是4.2美元,東莞為3.6美元。而越南的水電價格竟高于中國。因此,一些國內企業不得不取消了赴越建廠計劃。
越南地理位置似乎也決定了其在產業鏈中的分工角色。在“半體外循環”下,越南經濟呈現高外貿依存度的特征,進出口總額甚至達到GDP兩倍,而順差率始終在1%上下徘徊。這也充分說明越南的分工是“苦力活”。
于是,在將高技術投資留在中國前提下,各國企業將投資重點放在更靠近中國的越南北部,以快速獲得中國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而越南本國工業體系和產業鏈還尚未培育起來,并且仍然存在一系列重要的問題。
其中包括,輕工產品的自配套能力十分薄弱;制造業中最有競爭力的仍然是小規模企業;產品品質不穩定,時有爆發“價廉不物美”問題。而基礎設施的“先天不足”、“后天乏力”,正嚴重制約越南制造的增長后勁。
09
西部狂想
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承接中國產業轉移正在發生,但“肥水不流外人田”,靠近市場、勞動力便宜、土地價格低的中西部,同樣可以成為產業轉移的重點。因此,既靠西部又靠越南的廣西等地區的價值正重新被認識。
比如十八大以來,中央賦予廣西“三大定位”新使命:構建面向東盟的國際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區開放發展新的戰略支點、形成“一帶一路”有機銜接重要門戶,以徹底激活廣西的區位優勢和促進變革性突破。
廣西南寧
綜合來看,越南與廣西相比,如果勞動力成本和港口區位條件持平,那么越南的優勢是政策優惠,而廣西的優勢是基礎設施:在“十三五”規劃中,中央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建設了高速公路、鐵路、橋梁和城市軌道。
然而,越南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像中國一樣修建大量基礎設施。“要致富先修路”,但目前越南的公路只有20%鋪設了路面,主要鐵路干線是法國占領時代遺留的,而“北南高鐵”項目至今仍停留在圖紙和模型上等。
這嚴重牽制了越南制造的規模化發展。而一旦其按自身規劃,逐步實現制造業“由輕到重”升級,對交通、物流、水電供應的需求將更上一個臺階,屆時缺口也會變得更大。要知道,越南水電供應已進入瓶頸狀態。
而得益于大量基礎設施、資源要素和供應鏈網絡等支撐,廣西的汽車、機械、金屬和制糖等產業發展可圈可點,并在經濟發展上持續跑贏了越南。2019年,廣西GDP總量達到3055億美元,超出越南約400億美元。
顯然,廣西的經濟構成偏“重”。或正因如此,越南無法在產業鏈上形成競爭或實現替代。另外,國內一些技術含量高、利潤率前景好的行業,也在有條不紊的西進。比如高世代面板和先進半導體存儲產業等。
李總理去年曾指出,產業升級必然會帶來產業轉移,而產業轉移又會提高產業競爭力。當前我國產業轉移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向國外轉移,二是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勞動力資源豐富,承接產業轉移的空間巨大。
由此,在背靠廣闊市場及擁有眾多獨特資源的條件下,只要中西部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不斷提升勞動力素質,制定適合當地的產業發展方向,并推出相應的優惠政策,必然可以更好的承接東部地區產業鏈轉移。
10
戰略搖擺
由于國土呈南北狹長狀,越南南北兩地的經濟聯系并不明顯。但形成對比的是,越南積極活躍于各區域的融合,向北融入中國北部灣經濟區,向南融入東南亞經濟圈,同時在多個國際自由貿易協議中左右逢源。

而根據越南的策略路徑,“利益均沾”或是其一系列動作的終極目標。因此,它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誰能帶來最大利益就倒向誰。比如當初,為解決制造業出口問題,越南便是TTP最熱心的推動者之一。
但讓越南驚訝的是,2017年1月23日,剛宣誓就職三天的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美國退出TPP。而缺了美國這個大型經濟體后,TPP只剩清一色的外向型經濟國家,無法構成產業發展、尤其制造業發展“自循環”。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度被冷落的RCEP迅速被東盟各國“路人轉粉”。但唯有越南的態度,仍有些心不在焉。因為其經濟決策層似乎將“對接美國”當作長期重中之重,并對推動越歐自貿協定和CPTPP抱有殷切的期冀。
恰在此時,伴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不僅大批外國投資者、甚至不少中國本土企業也紛紛將產能轉移到越南。在國內一片利好的刺激下,一些越南高級官員甚至喊出口號,“越南將成為中美貿易糾紛最大贏家”。
但事與愿違,2019年6月26日,特朗普再次讓許多越南人如夢初醒。這一天,特朗普在福克斯商業電視臺做節目時痛斥:“越南占美國便宜比中國更甚”、“雖然比中國小,越南卻幾乎是所有對美出口國中最惡劣的”…
道理很簡單,天天高喊“美國第一”的特朗普,自然不愿被任何國家占便宜。他更直接指出,針對中國發難的目的,并非讓外國甚至中國出口商把產能換到越南,再繼續向美國傾銷,“我要的是它們都回美國去生產”。
此后,越南愈發明白:在貿易摩擦背景下,自己不過是“風口上的備胎”。而對出口導向型新興制造業來說,“對接方向”是一個戰略層面問題,再走錯一步勢必付出巨大代價。于是,越南對RECP的搖擺心態終于落定。

2020年11月15日,RECP協議正式簽署。
2020年11月15日,經過八年長跑,RCEP協議終于在越南正式落定。這是中國的巨大機遇,但在一個以零關稅為最終目標的自由貿易區中,各產業間的相互流通和轉移勢必會加強。那么,越南制造的機會有多大?
11
終極宿命
伴隨著經濟模式變“輕”,越南制造也變得更有競爭力,并形成北越電子、南越紡織等特色產業。而十多年來愈演愈烈的產業鏈轉移,也讓“中國制造向越南流失”的話題不斷出圈。但這本質屬于“是不是”的問題。
制造業通常包涵龐大而復雜的工業體系,大致可以劃分成兩類:一類由購買者驅動,特征是勞動密集,如服裝、玩具、貼牌組裝;另一類由生產商驅動,特征是資本及技術密集,如汽車、航空、電子和重型機械。
驅動力的差異,使得它們在供應鏈中的地位有著天壤之別。生產商驅動制造,往往擁有核心科技、規模利潤,并成為產業鏈規則制定者。而購買者驅動制造,通常客戶要什么,工廠就造什么,只能被動接受訂單。
基于此,購買者驅動和生產商驅動的不同,造就了越南與中國的最本質區別:中國制造已經誕生了許多本土品牌和高技術成果,而越南制造往往既不涉及生產計劃制定,也不涉及銷售策略貫徹和競爭力建設等。
另外,中國制造模式之所以難以復刻,是因為中國既能生產、也能消費,既是制造業大國,也是內需消費大國。而只有這樣才能“內循環”,甚至“雙循環”。但越南經濟卻高度依賴外貿,缺乏強勁內需帶來的底氣。

中國廣西高鐵
一個經典案例是:2004年鐵道部為第六次提速進行招標,時任鐵道部副總工程師提了“三個必須”原則:必須轉讓關鍵技術,必須使用中國品牌,價格必須足夠便宜。條款霸道至極,但國際高鐵制造商還是搶破了頭。
而在外貿方面,2019年初,麥肯錫推出了一份研究報告——《轉型中的全球化:貿易和價值鏈的未來》。報告分析了43個國家地區的23個行業價值鏈,以及1995—2017年間全球貿易、生產和國際參與的變化。
報告總結認為,全球貿易發展的五大新趨勢是,商品貿易逐漸萎縮;服務貿易在快速增長;勞動力成本重要性在不斷下降;創新研發越來越重要;貿易的區域化更加明顯。但這五大趨勢,幾乎個個是越南的軟肋。
當前,隨著全球產能進入過剩時代,一個完整統一的消費市場至關重要。而越南的市場規模,難以構成換取外資技術的籌碼。重工業化缺失,也注定其無法像日韓依靠自身技術突破完成產業升級。這是越南制造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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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細數越南“革新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國家治理舉措,與中國何其相似。可作為曾經的“第三軍事強國”,越南也有自己的產業野心:學習你、追趕你、超過你。但中國制造和市場的雄渾之力,不是能簡單學來的。
于是,東盟各國一度曾寧肯不給印度面子,也要將RCEP向前實質性推進。而其內涵也如《法蘭克福匯報》文章所言,東盟大多數國家在經濟、尤其制造業發展的關鍵階段,半被動、半主動地選擇了優先和中國對接。
那么,該如何去理解正在真實發生的制造業轉移?制造業向越南的所謂“轉移”,實際是中國供應鏈規模逐漸擴大、網絡越來越強大之后出現的“溢出”。而真正轉移出去的,是整個制造流程中的簡單生產和組裝環節。
另一方面,生產環節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轉移,無需支付美國更高的關稅,也可以被看做是企業在貿易摩擦下的自救措施之一。但是,他們背后依靠的仍然是中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很多只是在越南走了個“過場”。
有人說,為推進產業升級,中國應加速中低端產業轉移;也有人說,制造產業向國外轉移,給國內帶來很大沖擊。其實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本質是一個互相賽跑的過程。至于如何去把控平衡,這需要國家智慧。
近些年來,中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經濟增長引擎。產業鏈轉移到東南亞,無疑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但是,中國中西部仍有不少貧窮落后的地區。因此,“兼濟天下”及推進中西部“獨善其身”,是個雙命題。

2020年11月,CFM在進博會展示leap航發。
至于越南制造到底能不能取代中國制造?可以參考中國做到的:世界最全工業產業鏈體系及最大工業制造總產值;高鐵、航天、大飛機等產業全球競爭力迅速上升;芯片、數控機床、發動機等短板也在迅速補上。
而未來,中國制造真正的挑戰是向尖端突破,其中對手也比越南強太多,包括美國、德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這些國家和地區掌握有部分行業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是中國尚難觸及的天花板或產業鏈弱點。
比如美國曾通過控制臺灣的臺積電對華為制裁,便對我國造成極大負面影響。因此,對中國而言,越南是次要的挑戰和風險。向上突破以美國為核心的高科技制造產業壁壘,才是中國制造的最大挑戰和主要進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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