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與996——不善待年輕人的時代,難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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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不是標題黨,也不是簡單的抒發情緒。
作者在2016年之前,已經意識到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將面臨一系列重大的轉折,這個認識源于作者的多個工作經歷,也源于作者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大量閱讀和不間斷思考。
在前幾年,當中國的社會精英們還繼續狂奔于財務自由的星光大道時,作者與幾位朋友小聚聊天,確定要為下一代寫一些東西,告訴他們這個時代正在發生什么,為什么會發生,我們是怎么理解這個時代。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源于作者對新時代精英(尤其是商業精英)的總體失望。我們不知道能夠改變現實多少,但希望去打磨一把鑰匙,然后把這把鑰匙交到下一代年輕人手中。
今天,每個人都處于一個龐大的體系之中,各自都在這個體系中掙扎奮斗,而對年輕人來講,奮斗的通道越來越少、也越來越窄,大量最聰明的頭腦并沒有用于如何使體系進化,讓管道變得更多或更粗,而是用于想方設法在逼仄的通道中擠占一席之地。
曾經只需要本科生的工作逐漸由碩士生來替代,碩士生的工作逐漸由博士生來替代,普通高校畢業生的工作由985、211來替代,985、211的工作由藤校碩博來替代。那些聚集人才最多、給出薪酬最高的企業,究竟給這個體系帶來多少質變?這不只是中國面臨的問題。
1720年代以來,以農業革命為開端,接連迎來工業革命和醫療衛生革命的西方文明,將技術、文化和意識形態傳播到全球。人口爆炸導致的西方社會壓力,漸次通過“戰或非戰”的全球化得以緩和。今天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都可以從工業革命以來的西方文明傳播這一起點找到線索。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醫療衛生革命帶來了人類社會一個必然需要面臨的問題——老齡化。而人類社會進入近代以來的民主化,使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方案變得屈指可數。大多數中國人并不知道,歐美在八十年前就開始對老齡化問題進行細致的分類研究。
根據目前的中國人口結構,到2040年(也就是當80后一代開始步入60周歲時),中國的老年人口(60周歲以上)將達到4.37億人;而到2050年時,這個數量將上升到4.83億人。而在2020年時,這個數字只有2.55億人。
老齡化問題難解,可以說戰后各國的養老方案都是一場巨大的社會試驗。不同國家的養老方案差異極大。簡單講,先發國家先行進入老齡化階段,要保持不工作的老年人的社會福利水平,說到底只有兩個方案:
一是由本國年輕人供養老年人;
二是由全球其他國家的人來供養本國老年人。
西方先行老齡化的一個結果,是勞動力人口逐漸減少,同時伴隨西方社會福利訴求的提升,資本利潤率下降,全球化的方案在一個時期解決了問題:資本流向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國家,這些國家生產出廉價商品用以供應全球,落后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得到發展。資本利潤率得到顯著改善,市場擴大,先發國家的稅收和社會保障制度繼續發揮作用,跨國企業仍然占據科技制高點,“魚肉海外”反哺本國的策略繼續有效。在這個過程中,為應對本國低端勞動力的減少,先發國家一方面采取了“下層移民+外勞”策略,另方面很自然的選擇了工業無人化的發展路徑。這就導致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方案,與全球化(國家間沖突)、移民制度(族裔沖突)等問題交織在一起。
美國模式是以“市場化”的養老基金制度去解決老齡化問題的制度,高度依賴美國的全球資本市場,這就決定了美股有“長期向上”的趨勢,維持一個長期的股東中心主義(sharholder)模式幾乎是必然的選擇。美股的向上不僅意味著精英階層的勝利,也意味著養老基金的勝利,在這個制度下,精英階層與養老基金份額持有者的利益具有一致性。但問題在于,并非每個美國人都有相同權益的養老基金份額。所以,沒有或者只有極少養老基金利益的中下層,如果要切蛋糕,其實切的是精英階層和老年一代中上階層的蛋糕。表面看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沖突,是右翼和左翼的沖突,說到底,其實是老年人和年輕人的沖突,而年輕人的種族結構又發生了變化,因此又表現為盎薩白人與有色族裔的沖突。
萊茵模式(包括德國和北歐諸國)是以高稅收和企業社會化的福利制度去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這決定了維持一個長期的稅收優勢和采取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模式是必然的選擇。這種模式需要有強大的跨國企業存在。這些企業要在全球化過程中能夠“魚肉海外”,保持蓬勃發展,才能以海外盈利來供養本國老年一代。所以維持制造業和貿易的強大是萊茵模式必然的選擇。日本實際上也是采取類似的模式。
中國今天說到底是“擴大版的養兒防老”模式。這是因為中國實實在在的發展只有40年時間,比起工業化和全球化布局已經長達100年以上的先發國家,仍然只是后來者。中國下一代人整體上在供養上一代人,下一代人產生財富的多寡,決定了上一代人能夠獲得社會保障的多寡。通過全球資本市場或跨國企業“魚肉海外”的地位只要一日不形成,而老齡化問題將使老年人占比越來越大,年輕人占比越來越小,最終將使年輕一代背上沉重的“養老負擔”。
中國的社會傳統和政治體制,是無法放棄老齡人口的,老齡人口的基本福利保障只能更強而不會更弱。這就導致即便僅僅為了維持現有并不算發達的老齡福利,由于老齡人口將在20年、30年內倍增,也就需要年輕一代在未來20年努力工作、倍增社會財富,才能使整個社會維持當前的整體福利水平。
這代人不能再像上代人那樣,只關注自身或者身邊的人或事,而要有更多長遠和宏觀的眼光。我們應當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那些不曾被重視的群體。
長久以來,我們寄希望于建立先進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去迎接各種挑戰。“制度”在中文語境下基本與“法律”相關,人們認為,一旦有了立法,有了嚴格的執法和司法,制度就能夠建立起來,國家就能快速進步。
然而,現代人類文明的“制度”(institution),其本意(拉丁文in-stitutio)包含了“風俗、習慣、教導和指示”。制度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美國鍍金時代的著名諷刺者凡勃倫(Thorstein B. Veblen),尤其強調對社會、文化、心理和習慣的分析。這是顯而易見的,當一個社會對各項關鍵問題難以取得共識的時候,強行推進某些立法,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法律無法得到推行。
今天圍繞中國的種種問題,包括老齡化、996、對科技創新的期待、對互聯網平臺的不滿、過高的房價、教育的內卷,說到底,都是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
如果這代人全都以自利的立場去應對自身的“老齡化”問題,那結果就是繼續搶占越來越逼仄的通道,通過購入更多的核心區域房產、參與更多的金融泡沫,去“切蛋糕”。這必然導致未來的通道更少、更窄。隨著全球化進入到新的階段,曾經的移民通路會越來越窄,通過移民來保有財富的機會也將越來越少。精英們為了讓下一代繼續保有今天的生活水平,只能提早讓下一代告別愉快的童年,進入到瘋狂競爭的狀態。
而精英們這種選擇的最終結果,就是今天我們越來越看到的,年輕人無論如何努力,都逃不掉過度操勞求生的狀態,每個階層的年輕人仿佛都看不到希望。環衛工人起早貪黑,菜場人員起早貪黑,服裝批發人員起早貪黑,所謂的高科技大廠人員也是起早貪黑。所有年輕人在20年后的全面老齡化到來之前,已經因為上一代人自利的解決各自的老齡化和財富保值問題,而被逼到了超負荷運轉的狀態,也只有在這種狀態下,他們才能獲得自己稍微滿足的生存資本。
我強烈建議40歲以上的人群去傾聽、了解和理解當前一二線城市年輕人的心聲,去感受他們的生活狀態,通過簡單的計算,去理解他們的收入、工作時長與房租、房價之間的比例所形成的生活狀態。
我不認為在中國的社會傳統和政治體制下,企圖以自利的方式解決自身未來的老齡化問題是最理智的。恰恰相反,如果要使自己的下一代生活在一個相對平和的環境中,要使自己的財富不因未來老齡化將要面臨的種種問題被再行分配掉,那這一代人就只能選擇形成共識,這些共識將是未來制度的基礎。
我們無法寄希望于在這一代形成全球首屈一指的全球資本市場,進而形成美國那樣的養老基金投入全球企業反哺本國福利的模式(且不說這個模式運轉并不良好)。那我們就只能寄希望于將積累的財富投入到那些能夠真正實現創新、走向全球的企業,并且為這些企業進行制度上的破冰。我們只能寄希望于產生越來越多能夠“魚肉海外”的企業。我們只能去反對那些不產生財富而只會分配財富的“魚肉鄉里”的企業,或者迫使這些企業轉向。
我們可以自利的剝奪下一代的未來,讓他們瘋狂的加班、喪失所有的休息時間,但下一代同樣可以選擇不結婚、不生育、不購房、不消費。他們可以選擇在看不到未來或者一眼看到所有未來的情況下起身“左轉”,他們可以在互聯網企業補貼出的社交平臺上,公開宣揚把提供這些平臺的企業家們“掛路燈”。難道這種氛圍不是今天自利的精英們營造出來的嗎?那在二十年后,這一代精英們所積累的財富,就一定能傳承給下一代嗎?而自己下一代將要面對的,又會是怎樣一個世界呢?
善待年輕人就是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孩子就是善待自己的孩子。這個道理的重要性,在未來數十年時間里,人們將會反復感受到。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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