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戴自更,南方系報界大佬的隕落!
來源:勢場(ID:shichangca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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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5日,民國六年,報業先驅邵飄萍與潘公弼于北京創辦《京報》。
無黨無派,不靠特殊權力集團撐腰,主張言輿自由——《京報》輔一面世,就以關注國家命運、揭露腐敗為指導原則,很快得到廣大讀者喜愛,名聲傾動一時。

浙江金華人邵飄萍(1886 - 1926)信奉“新聞救國”,早年當過《申報》特派北京記者,發回的系列特稿“北京通訊”,常常夾敘夾議,描繪光怪陸離的北京政局,以及軍閥、政客、買辦們勾心斗角的各色嘴臉。
在校期間,邵飄萍更是曾與蔡元培、徐寶璜一同創立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培養了一批中國共產黨最初的骨干,其中就有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高君宇、羅章龍、譚平山等。
邵曾手書“鐵肩辣手”掛于《京報》報館大堂,原文出自被奸臣嚴嵩殺害的明朝著名言官楊繼盛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邵飄萍以此作為辦報座右銘,顯然寄托著激濁揚清的新聞理想。
邵飄萍作為中國新聞學的先驅,也是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李大釗和羅章龍正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張作霖曾經匯款30萬給他,只為了堵他的嘴,卻被他立即退回,“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1926年,直奉戰爭爆發后,張作霖大軍進入北京,隨即逮捕了邵飄萍,兩天后在天橋刑場執行槍決,終年40歲,是民國年間第一位遇害的名記者。
一個世紀以后,承繼著新聞理想和歷史淵源的《新京報》橫空出世,他的創辦人,正是邵飄萍的浙江同鄉,被稱為新世紀傳媒圈大佬的戴自更。

《新京報》原報社社長戴自更(正局級)
只可惜,戴自更卻沒能保住晚節,2020年4月,北京檢察機關依法對戴自更涉嫌受賄案提起公訴。
邵飄萍在舊時代,為了維持言論自由、獨立辦報不得不從北洋政府和軍閥那里搞錢,但始終堅持“拿了人家卻不嘴軟”;
戴自更卻為了個人私欲,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財物,為他人謀利,甚至用一手創辦的《新京報》進行公關報道,為金融“害人精”公開洗白,兩者高下立判。
世事流轉,怎不讓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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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自更1963年出生于寧波市寧海縣。不同于當今浙東繁華的計劃單列市寧波,寧海縣當時還是一個以漁業為主的小縣城。
據他口述,“我當時在海邊,曬得黑不溜秋的,每天撈點內海里的大魚小魚。那天我剛好在海里撈魚,我的二姐過來說我考上大學了,我就去學校里拿通知書。”
1981年,17歲漁村少年戴自更從家鄉寧海出發,坐了27小時火車,來到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報到。
剛入學時,他沉默、懵懂,入校時因為不會講普通話,一度有些不自信。為此他學習愈發刻苦用功,逐漸成長為同屆生中的標桿。
人大老師們后來提起“中文八一”班,總是說“就是戴自更那個班”。
“人大給了我好多知識,讓我想明白了人為什么活著,活著就是要改變點什么。”“我基本的價值觀是在大學形成的。比如現在講的家國情懷,的確是在大學樹立起來的。”
戴自更在一次接受采訪中,動情回憶到自己的大學生活。人大七年求學經歷,鍛造了戴自更今后縱橫捭闔新聞界的基本功。
1988年,戴自更研究生畢業,被分配到光明日報。80年代的光明日報風頭正勁,挾發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余威,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發言平臺。

在光明日報,戴自更先后當過編輯、江蘇和新疆駐站記者。1992年,他來到廣東駐站,從29歲到39歲,從普通記者做到站長,他把最熱血的時光灑在了南粵大地。
而戴自更在廣東這十年,正是嶺南本地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逐漸壯大的十年。當時的南都,筆鋒犀利,敢言敢寫,在社會矛盾重重的九十年代發揮了針砭時弊、為弱勢群體發聲的作用。
比如1993年發表的《讓該死的死去——重慶針織總廠破產的前前后后》推動了當年的“供給側”國企改革、1998年發表的《昆明在呼喊:鏟除惡霸》推動了當年的掃黑除惡行動——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是孫小果第一次判刑之時。
南方系新聞理念深刻影響了他。秉持著當年未褪色的信仰,90年代戴自更在廣州留下了200多篇上千頁手稿,寫過《廣東何時能擺脫港臺文化的陰影》《珠海停工潮帶給我們的思考——盡快制定頒布勞動法》。

孔夫子舊書網上的戴自更手稿
雖可感受其中的沸騰熱血,但光明日報畢竟是持穩的老牌大報,也許對戴自更來說,還是終究缺乏那更“自由”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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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是戴自更人生另一個重大轉折點,他奉調回京,擔任副局級的光明日報社直屬報刊工作部主任。
本來這個崗位誰也不看好,畢竟經營好大報,混好機關才是核心業務。但他卻在這個崗位上,迎來了第二春。
或許是看重他的對突破束縛的渴望,2003年,光明日報社領導找到了已是不惑之年的戴自更,交給他一份艱巨的任務——創辦一份新報紙。
戴自更驚人的社會活動能力初顯身手。在熟人中青報駐廣州站記者林煒建議下,他聯系到南方都市報時任總編程益中,兩人一拍即合,未來十數年的合作即宣告起航。
之后,他更是周旋于各地的老板,一筆一筆地,為報紙募到寶貴的啟動資金。
終于,在03年11月11日,這份得到了光明日報和南方報業兩大集團支持的報紙,宣布正式創刊。這是中國第一次由兩個黨報報業集團合作辦報,也是中國第一家跨地區經營的報紙。

新京報名字的由來,還有一個插曲——開始戴自更想叫北京時報,被有關官員阻撓;后又想叫京報,致敬邵飄萍,但北京日報有意見,你叫京報,我叫什么?最后加個“新”,方才過審。
“當時的理想,就是想辦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報紙。報紙首先是新聞信息的載體,要還新聞本來的面目。”
2017年,他在一篇采訪中對記者這么說道。
那時的他,距離“調虎離山”——從新京報社長突然轉任北京文投總經理還剩不到兩個月,正急需向外傳遞安好的信號。不知道他在侃侃而談昔日崢嶸時,有無舒緩一些眼前的灼心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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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稱21世紀前十年為黃金十年,的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成功舉辦奧運會,GDP躋身全球第二……那也是傳媒業的黃金時代,特別是《新京報》不拘一格的人才延攬戰略,引得各路人才競相報效。
南方都市報更是把大批采編、經營、管理骨干派往北京,在程益中、戴自更、楊斌、王躍春等高管團隊帶領下,《新京報》蒸蒸日上,逐漸成為中國傳媒界的一個重要品牌。

戴自更在演講
至今來看,《新京報》在京城報界都是非常獨特的,走出了介于傳統黨報和都市報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打造了一套獨立的內容體系。
傳媒界影響日盛,同行們的吹捧也淙淙不絕,甚至還有人稱他為“新世紀傳媒史上的旗幟性人物”。對此,他從擺手謙遜,到照單全收。
從簡歷可以看出,戴自更因“創辦”之功,從2003年開始,一直擔任新京報社長長達15年。一把手十多年未換,這在我們體制內相當少見。

而與《新京報》共歷風雨15年,首席功臣戴自更也慢慢把報社轉變為自己的“獨立王國”,在里面說一不二,社家不分,無論是報道還是日常事務,都打下了他個人風格深重的烙印。
2005年12月,時任《新京報》總編輯的楊斌、副編輯孫雪東和李多鈺遭遇免職。據傳是由于報道了2005年9月寧夏民工王斌余殺人事件的手法,引起主管部門強烈不滿。
2006年,受雇于《新京報》的卓偉(日后成為了“第一狗仔”的那位),寫了一篇有關竇唯的爆料,被竇唯怒砸報社,引發輿論漩渦,之后卓偉離職。

2010年5月14日,兩名年輕女子在被性虐待者曾祥寶囚禁近兩年之后被警方解救。可沒幾天,《新京報》便急不可待地推出了它的“獨家報道”,在專版中長達兩個版面深入介紹“性虐疑犯曾祥寶剪影” 。
……
這幾年來,《新京報》的新聞時常因為夸張、獵奇、違背新聞倫理等引發爭議。這只是因為社交媒體和自媒體日益進化,人們對傳統新聞更挑剔了而已,人家其實早在十年、十五年前就一直是這樣了。
“流量第一、利益第一”的風格,曾使得《新京報》和戴自更在老成持重的黨媒中殺出一條新路,可過度依賴這種套路,玩脫的風險越來越高,最終踏錯了那最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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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安邦集團董事長吳先生負面消息纏身,隨后《新京報》以近乎公關式報道為吳和安邦集團“洗白”。
在吹捧完9000多億元資產、子公司全盈利之后,吳董事長面對記者侃侃而談,話術精致,宏大岸然。

《新京報》:著名經濟學家林教授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曾提到,“中國企業怎么樣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尤其在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下,利用中國智慧的管理理念脫穎而出,安邦的經驗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義。安邦未來的發展重點是什么?
吳:我們在過去十幾年已經實現了“安邦1.0版”的目標,按照去年的標準,邁入世界500強行列,這是一個新的起點。安邦是一家扎根中國的全球化的保險企業。接下來的安邦2.0版目標,我們的重點是養老和醫療,包括社區養老、重癥養護、居家養老等,同時能帶動更多的社會就業、體現企業社會責任。
前前后后,各種公關報道更是搭配得當:

而其中的門道,也被媒體扒出:
2015年底,新京報社出資設立了一個叫山水從容的創投基金,基金法人戴自更是當時新京報的社長。而山水從容的最大股東則是一個叫君助天合的私募基金,出資人廣宏盛通是安邦的關聯公司,基金管理人上海君助的老板林聰,是吳董的表弟。——摘自拆哪兒
自恃媒體大亨,自恃掌握發聲口,公然干擾中央監管布局,為金融“害人精”洗白,這不是一個媒體人該有的節操,更不是一個黨員該有的行徑。
2017年8月,隨著上級一紙調令,戴自更結束了三十余年的媒體生涯,轉任北京文化投資發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總經理。
此時的戴自更,應該也能隱約察覺到新時代升起的旗幟,已經不再是舊日的色調了。
2018年5月,安邦集團原董事長、總經理吳先生被判18年,罰款105億元。
2018年,北京市委巡視組專門赴新京報社,指出一系列公款旅游、鋪張浪費、報銷隨意、審批流于形式等問題。
2019年6月10日,北京市紀委監委發布消息:戴自更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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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經雨打風吹去的戴自更,如果今天還能想起“勝抵十萬軍”的偶像先驅邵飄萍,不知作何感想。
事實上,作為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的導師,邵飄萍和他這位百年后的晚輩也有同樣的缺點,比如講究排場,追求奢華,出入小汽車,且為賭場、青樓常客,出手闊綽,一擲千金。
來看北京紀委監委對戴自更的定性,是不是有點相似的味道:
“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規取得、持有、實際使用高爾夫俱樂部會員卡”“違規組織、參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請、高消費娛樂活動,超標準舉辦會議”“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未經批準出入國(邊)境”“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獲取巨額收益”“在分配、購買住房中侵犯國家、集體利益,違規兼職取酬,收受他人給予的期權”“追求低級趣味,造成不良影響,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
當然,同他的前輩一樣,如果沒有這等排場和架勢,根據圓錐理論同階層人士才能坐在一起,戴自更也無法得到政壇要人、富甲巨賈的重視,獨家新聞和新聞背后的利益也就無從談起了。
2020年3月6日,戴自更被開除黨籍及公職(雙開);3月13日,因受賄罪被逮捕。

2020年4月,北京檢察機關依法對戴自更涉嫌受賄案提起公訴。
被告人戴自更于2006年至2019年5月期間,利用其先后擔任新京報社社長、總編輯,北京新京報傳媒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總經理,派博在線(北京)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山水從容傳媒投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北京市文化投資發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報社老總向來是高危崗位。這些年來,被查被抓的很多,被撤職的更多。媒體屬于意識形態領域,在我國講求政治家辦報,需要一把手政治素質極高。
市場化大潮下,老總們又要采編經營兩手一齊抓,難免雁過拔毛,進而不知收手,最后把自己折了進去。這位戴社長急轉直下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負面案例。

梁任公在《清議報》100期祝詞里提到,“西諺云: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偉哉,報館之勢力!重哉,報館之責任!”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身陷囹圄的戴自更,從熱血到膨脹,從理想到墮落,他今時是否后悔,走入那一條責任重于泰山的新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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