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車事件反思:“神圣”的自瀆與輿論的監督!

無論是特權變成金錢,還是金錢變成特權,這本身并不例外。
例外的是,這樣的事情能從隱于大墻之內,因著某種機緣,終于昭然于天下。
“趕著周一閉館,躲開人流,去故宮撒歡兒”,網民@露小寶LL發布的這條微博,及其高調配發的在故宮太和門廣場與大奔的合照,讓無數網民憤然而起,“這是誰給的特權!”
故宮車事件,就這樣成了2020年初“冬天里的一把火”。

人民日報評論說,人們的痛心,在于我們珍之重之的國家文物和文化尊嚴受到了侵犯;人們的憤慨,在于600年的故宮早已不是封建特權的私產,卻依然有人試圖破壞這樣的共識。如果任由規則出現縫隙,只會堤潰蟻孔、氣泄針芒,規則便無公平可言。應當說,規則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撒歡兒”的特權。
央視網評論說,為什么在2013年故宮已經禁止了開放區內機動車駛入的情況下,有人能以大奔之重,碾壓“金磚”之脆?要知道,奔馳車碾壓的故宮地磚用古法制造一塊磚大概720天,其成本與提煉一兩黃金的成本相當,實為“金磚”也不為過。今天,故宮北院區的瓦作透風磚雕工作室內,一個工人修復一塊一尺見方的梔子花磚雕,需要一周左右時間。久經風霜的故宮地磚,承受的是一部重達4噸越野款的奔馳G系列!
更有網友發揚調查記者的作風,依據@露小寶LL發出的照片,從美國最大的房地產網站之一Redfin中剝繭抽絲,竟然查出了“故宮女主的美國豪宅”,讓所有東西都暴露在陽光之下。
2011年,因為一個微博昵稱為“郭美美baby”的20歲姑娘,以“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名義隨意炫富,導致紅十字會名譽一夜驟減,形成長達大半年之久的透明問題風暴,最終的結果是,2011年全國接受國內外社會各界的捐贈總量較2010年相比下降18.1%,而在之前,捐贈是年年上升的。
這一次,又是從微博發起,又是一個“小寶”,又是拜金主義的炫富,只是場景切換到了故宮。郭美美“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頭銜是虛假注冊的,太和門廣場上的大奔則無比真實。這一次,對故宮聲譽的殺傷力將會有多大?
但無論如何,這些網絡炫富女的作為,又是有價值的,即揭露性的價值,曝光性的價值。社交媒體創造了一種“人人都是麥克風,人人都是照相機,人人都是發布者”的條件,它顛覆了很多“神圣”,而把潛規則鮮活地示于大庭廣眾,使其無處遁形。這是社交媒體時代曲折的輿論監督形式。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燈泡是最有效的警察”,輿論監督不可少,沒有輿論監督的鴉雀無聲才是可怕的。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輿論監督從無到有,不僅給媒體生態帶來了活力,也促進了很多方面工作的改進。
1980年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輿論監督事件。
一個是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號”鉆井平臺在作業途中翻沉,遇難72人,直接經濟損失3700多萬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天津市、石油系統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事發于1979年11月25日,但直到1980年7月22日才公開見報,《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忽視安全工作 違章指揮蠻干 造成渤海二號鉆井船翻沉重大事故》的新聞。而在之前,新華社和《天津日報》《工人日報》《人民日報》都派記者前去采訪,但因為事故重大,石油部反對公開報道,相關責任者起初對事故原因和性質的看法也是“氣象突變,突遇大風,事故不可抗拒”“指揮無誤”“搶救英勇”等等,完全不提是“責任事故”。
從7月22日開始,《人民日報》《工人日報》等持續進行了報道和評論,將“渤海二號”沉船事件揭露于眾。當時《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讀者來信說:“人民有權利要求你們報道真實情況,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使大家能夠及時地全面地了解我們國家發生的事情:只有這樣,報紙才能取信于民,真正辦成人民的報紙。”
1980年的另一件重要的輿論監督,直指部級干部的特權。
1980年10月16日,《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刊出了《敢于向特權挑戰的人》,點名批評時任商業部部長的王磊,因為他經常在豐澤園飯莊就餐,吃一頓飯交的錢還不夠買一碗湯。青年廚師、共青團支部書記陳愛武到北京市服務局上訪,接待的干部說:“這個事你知道,我也知道,知道就行了,不好辦!”陳愛武不服,干脆把揭發信寄給了中央紀委。很快上級派來調查組。
《中國青年報》在配發的評論《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氣!》中鮮明提出:“不管職務多高的干部,他們都是人民的公仆,而決不是人民的老爺。他們都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
中國青年報副社長鐘沛璋認為:“實際情況不是對干部保護少了,而是人民監督渠道少了,人民監督而不被打擊報復的保護少了。報紙是人民實行民主進行監督的一條很重要的渠道,你做對了就表揚,做錯了就提醒你,這有什么不好呢?這樣人民的民主生活就正常了,黨的民主生活也正常了。”(注:鐘沛璋后來曾任中宣部新聞局局長)
10月17日,《人民日報》轉載了《中國青年報》的報道,標題改為《青年廚師陳愛武敢于向特權挑戰》。
1936年參加革命工作的王磊部長,對媒體批評坦然接受,見報當天商業部黨組召開會議,“學習和討論”了《中國青年報》發表的報道和社論,王磊做了書面檢查,請求組織上給予黨紀處分,并請商業部黨組將他的檢查印交各局,“向全體同志宣讀”。他還給北京市第一服務局和豐澤園飯莊寫了信,“對陳愛武同志這一行動,表示衷心感謝和欽佩”,要求清查他的賬目,如數照補。

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生活水平,2020年比起1980年都有太多的進步,但是,特權主義和拜金主義的交織,使得今天的很多場景,和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初心,并不匹配,甚至相悖。
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很多被人們奉為“神圣”的價值,在現實中經常自我瓦解,自我褻瀆。如公正之于司法,真實之于報道,傳道授業解惑之于教育,正直之于學術科研。
最近的一個神圣被瓦解的案例是,不久前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計算機體系結構國家重點實驗室宣布,由該實驗室編譯組主導研發的國產編程語言“木蘭”正式發布。但網友很快發現,所謂團隊“完全自主設計、開發和實現”的“木蘭”編程語言,其實是Python語言的套殼產品。
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于1月19日公開宣布,經所科研道德委員會初步調查,“該產品的開發包中包含了Python開源編譯器,對外卻聲稱‘完全自主’。該行為存在欺瞞與虛假陳述的科研不端問題”,“我所對由此造成的不良影響深表歉意,衷心感謝并誠懇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和批評”。
美國媒體文化專家尼爾·波茲曼在《娛樂之死》一書中說,“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我們不無悲哀地看到,身邊很多由神圣價值支撐的神圣事業,隨隨便便就成為滑稽戲,只要被社交化媒體盯上和叩問,所謂崇高感和優美感就蕩然無存。
如果要避免文化精神的枯萎,一個時代必須恪守那些作為底線的核心價值觀,并且使之制度化,成為整個社會的通則、共識和行為規范。在這個過程中,監督越多越好,越透明越好。故宮一周閉館一次,恰恰是封閉的公眾看不見的這一天,上演了荒唐的鬧劇。
“我們應該崇拜力量呢,還是應該崇拜善良?”這是羅素的命題。
我的答案是,如果監督有力,人們會越來越崇拜善良。如果監管無力,人們會越來越崇拜權力,無論它的表現形式是權勢還是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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