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賣國”與“愛國”!
解決香港問題時,大人物說,“不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鴻章”。
由之前到其后,一頂“賣國賊”的帽子便在李鴻章頭上結結實實,揮之不去。
其實,李雖有賣國之名,卻足有愛國之實。
梁啟超所寫的《李鴻章傳》里記錄有一個動人的情節:
中日甲午海戰后,李鴻章赴日談判遇刺,需要靜養一段時間,不能再勞心費神。李聽說情況后慷慨地說:“國家有難,議和之事刻不容緩,我怎么能拖延時間耽誤國事呢?就是死,現在也不能做手術!”遇刺第二天,有人看見他官袍尚有血跡,說這是為報效國家而流的血啊,李鴻章聽后老淚縱橫,說:“如果我的性命能換來國家的利益,我會義不容辭。”
和俾斯麥見面的時候,盡管雙方都已是失勢失意之人,李鴻章心心念念地還是國家的改革與復興大業。
詩言志,李鴻章晚年所寫的“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讀來觸目驚心,落日旌旗、黃昏晚景中滿是一個“孤臣”對“國”與“民”的牽掛與憂傷,詩句文辭背后是一顆老疲無奈、傷痕累累的心。
在歷史劇《走向共和》里,李鴻章也是最讓人感慨的一個人物。任性亂折騰的是別人,收拾爛攤子的卻只能是他。
簽訂《辛丑條約》的本是慶親王奕劻,簽字時奕劻深知一筆落下便千古罵名,糾結不已。這時,李鴻章主動站了起來,說:王爺,還是我來吧。
他說了一句讓現場所有人都心酸的話:這個天底下最難寫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名字了。這一段情節并非史實,但“此中有真意”,假中有真,李的性格與神魄從中隱約可見。
我曾去過“李合肥”的故居,印象頗深。站在新舊的交匯點上,李不得不側身舊陣營,卻又勇于在大局里開出一些新路。李鴻章是曾國藩的學生。曾李雖有缺陷,卻顯然一時人杰。他們作為“任事者”,眼界、胸懷與手段都遠超一般文人與清流。
在我看來,兩人有幾點顯著的人格特質:
第一,忍辱負重,努力把事做成。“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第二,自己成功,也要幫助別人成功。
第三,更重要的,他們身上有著濃重的家國情懷與擔當,在民族艱危之時“有大義存焉”。
——陳為(正和島副總裁兼總編輯)
李鴻章在德國問了俾斯麥 2 個問題,為什么聽到答案后,卻沉默不語?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


畢士麻(俾斯麥)相王閣下久挹,大名鎮越海國,每恨東西暌隔,會晤無由,何期垂暮之年,忽有絕域之使,遂于并世,得接偉人,實為天假奇緣。
1896年6月25日,李鴻章跟俾斯麥相見了。對于這次會見,無論當時的西方報紙還是后來的各種文獻等都極其重視。而談話內容,也在當年由目擊者口述進行了整理,題為《李鴻章在福里德里斯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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