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作者：jungleford
從版本學聊《毛選》
但凡談及一本書，至少涉及到兩個視角：書和作者。作為書本身而言，又可從編修單位和版本兩個角度考察；就作者而言，則涉及到這本書在作者著作體系中的位置，包括各方（不僅僅是編修單位）對作品的延伸研究。
從作者的角度，選集這套書其實只是毛澤東整個革命和政治生涯中文稿和講稿的一小部分，其文獻價值固然是有的，但主要還是重在于思想價值，研究者更多檢索的是檔案文獻以及建國后系統結集出版的那些文獻，如八卷本的《毛澤東文集》、13卷本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還有專題文獻，如六卷本的《毛澤東軍事文集》、《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毛澤東書信選集》、《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等，以及一批非常具有“馬恩列斯式風格”的《毛澤東同志論XXX》，當然也包括了民間所廣為喜愛的毛澤東詩詞作品；文革時期除了官方發行的《語錄》和《著作選讀》之外，各地不同的機構和組織曾經以各自的名義獨立編印過大量毛澤東的文稿和講話，其中有很多內容未曾收錄在官方編修出版的書里，時常會被“淘出”一些具有相當史料價值的東西，其中比較知名的是各種版本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除了這些已經結集的文獻之外，還有大量毛澤東的其他文稿講稿，以及毛起草或者毛在各時期以黨內各種身份或名義起草發出的電報文件，這些也都是很珍貴的史料，但是往往散落于浩如煙海的各種黨史文獻資料中了。非但在中國大陸，海外的“毛學”也一直都是熱點，活躍著不少學者，其中也存有學者和研究機構編纂的毛的作品，比如日本歷史學家竹內實主編的十卷本《毛澤東集》和九卷本《補卷》及別卷，此版本對于建國前的部分涵蓋面極廣，一直追溯到毛的極早期活動。既然毛的著作如此豐富，何以僅有選集得以如此流行和廣為人知呢？
從毛選這套書的角度，當前國家級的黨史文獻編纂單位主要有兩家：中央編譯局和中央文獻研究室。前者主要以翻譯國外馬克思主義文獻和將國內文獻翻譯為外語版本為主，前身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我們所熟知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等即為該單位編譯產出；后者主要工作為收集、整理、校訂中共領導人的文稿和中共黨史文獻，為毛選結集的即為文獻研究室，前身為“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可見其成立之初就是與毛的著作直接相關的，改組后同時承擔其他領導人文獻的整理工作。這兩個單位都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直屬單位，可以說是官方最高級別的權威機構。當然此外還有黨史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這兩家一個是學術單位，一個是收藏中共黨史第一手原始材料的場所。
一般人可能會有一種誤解，就是以為文集文選就是作者當年寫作或發表的原本，其實并非如此，不然就不會有編輯這個職業存在，更遑論成立一個中央級的機構來專門從事編修工作，毛選前四卷的時間跨度已有二十多年，當編輯出版時作者本人的各種思想認識較之前已發生一些變化，作為政治出版物，需要將這個經過長期斗爭實踐得到的經驗教訓和最成熟的思想反映在書里。而與此相對的是，也有一些人從相反的角度來理解，認為現在發行的文集文選已經不能忠實反映作者當年的原稿，因而持懷疑觀點，這其實也是不正確的。
文字的編輯和修訂有著嚴格的行業標準，文過飾非曲筆春秋是不行的，而曲解修改作者的原始本意則更是越過了底線。尤其是像毛選這樣有著重大影響的出版物，除了有毛本人作為主要當事人親自審閱把關，還有大量的專家學者從旁提出意見，更有中央檔案館和各地檔案機構存檔的原始底本，以及其他當事人的口頭（采訪、回憶、會議記錄等）和書面（如同時期發表的文章作品）材料作為交叉比對，因此出版質量是非常高的。
這里稍微跑個題，前些年一度有傳言說“選集里毛本人所作僅十幾篇，其余皆為‘代筆’”，這種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而且違背常識，因為一張嘴畢竟忽悠不了保存在檔案館里的第一手原稿存檔。
這里再插入一個彩蛋。知道常識也能快速鑒別一些“段子”，比如這幾年逢年過節你在有些微信群里可能會收到這樣的文字——
“節日問候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我們無產階級也要問候，就是問候早一點也不怕。無非 拱拱手、說些吉利話嘛，紅包那些東西，腐朽得很，消磨意志……”（見《毛選》第四卷 134頁）
這段看似模仿毛的口吻，但僅需一點小常識就能知道這是“歷史發明家”們的創作，甚至根本不需要翻書去查證，因為毛選前四卷頁碼是連續編號的，即每一卷的正文首頁的頁碼是接續前一卷的末頁，如果真的是“毛選第四卷”，那頁碼應該是從一千多頁開始了，根本就沒有第134頁。
但凡談及一本書， 也必然牽涉到其版本，以及言明我們的討論中所參照比對的是哪個版本。毛選的出版發行史可分為建國前和建國后兩個階段，當前有案可查的第一套《毛澤東選集》來自1944年晉察冀日報社的五卷本，在戰爭年代，由于中共尚未取得全國政權，尚無法集中人力從事這項任務，從而在建國前的這段時間里在各個根據地和解放區里都流傳著各自編輯的“毛選”版本，其中比較知名的有：1945年蘇中出版社版、1947年晉察冀中央局版（以下簡稱“晉察冀版”）、1946年大連大眾書店版（以下簡稱“大眾版”）、1948年渤海版（此版本名為《毛澤東文選》）、1948年哈爾濱東北書店版（以下簡稱“東北書店版”）、1948年晉冀魯豫中央局版、香港民主出版社版，等等。關于毛選的出版發行史，可以參考劉金田和吳曉梅所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作者曾經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成員，直接接觸相關的史跡史料。
目前人們所談論的毛選，基本上都是指在建國后出版的版本，目前通行的是第二版，即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第一至第四卷。而本文所基于的版本，則是1966年出版的第一至第四卷和1977年出版的第五卷。為什么選擇這個版本？因為筆者所讀的就是這一版，我只能基于我所看過的內容發表看法。這也是從1951年至1960年分卷出版的前四卷的第一個簡體橫排版本，1977年出版過的第五卷因為種種原因后來停止發行，因而成了“孤版”。
毛選中的政治哲學
筆者本人對這套書的一個個人總概括就是：選集所傳達的最主要思想乃是毛的政治哲學。
政治哲學不同于純哲學，它更偏向于現實操作一點，是一門“入世”而不是“出世”的學問，事實上翻過選集的話你確實能從中找到純哲學的內容，那就是第一卷的最末尾的兩篇：《實踐論》和《矛盾論》。選集的價值，就是在于這個方法論。
是什么樣的方法論呢？需要有一篇位置顯要的文章把這個方法論引出來。jungleford以為，這就是第一卷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以下簡稱《分析》） 。可有意思的是，在建國前的諸多版本中，卻并未收錄此篇。
在筆者從網上找到的資源當中，“晉察冀版”、“大眾版”和“東北書店版”多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作為正文的起首篇（“大眾版”是《新民主主義論》）。事實上，《分析》一文是有案可查的毛最早的一篇公開發行的小冊子（發售于1927年4月國共兩黨分道揚鑣的前夜），在1951年開始全國正式發行的選集第一版中，標注的時間是1926年3月，實際上這是編輯部門采用了當年《中國青年》上刊行版本作為底本，而此文在數個月之前已發表于另一本《革命》雜志，因此在1991年選集發行第二版時，將發表時間修改為1925年12月1日。
《分析》一文可謂短小精悍，整個正文部分32開本還不到10頁，也就是不到5張紙的篇幅，符合毛氏行文的慣例：用簡練而直白的文字把一個問題解釋清楚。尤其是開篇第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如今已經成了廣為引用的“金句”之一，考慮到此文單行本發表時間（1927年4月1日），不能不感嘆其具有某種“預言”性質。然后僅在第一段很短的過渡之后，就快速進入文章主題，對當時的中國社會階級狀況進行劃分，并自上而下逐個分析每一階級的經濟現狀和基本政治立場，其中對于中下層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階級在內的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采用了較多篇幅。最后也是僅用一段約百余字的極短篇幅進行概括綜述，正面回答第一句話提出的問題。文中對上層（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筆墨較少，而對中下層寫得較多，我想是因為讀者對于“誰是我們的敵人”的問題具有較多共識，而對于“誰是我們的朋友”卻有較大分歧。
《分析》一文所使用的工具，一個牽涉到立場，叫做“歷史唯物主義”（或者叫“唯物史觀”）；另一個則是方法論的具體內容，叫做“階級分析法”。這兩個詞聽起來似乎太大，太空，給人感覺比較抽象，或者說不那么“接地氣”，有一種“馬列主義老太太在令人厭煩的說教”之嫌，怎樣用我們聽得懂，容易接受的語言來描述呢？那么這里可以嘗試換一個詞，叫“力量對比”，這樣子應該通俗一些。
依靠誰？團結誰？反對誰？
筆者腦洞了一個簡單的“模型”來解釋唯物史觀和基于階級分析所采取的策略，我的文筆一向很水，只能說盡量做到詞能達意。這里我完全不去提什么“階級”和“唯物主義”之類抽象的“大概念”，只談最現實的利益：你想不想贏？怎樣才能贏？這里我暫且假定即使你輸了也沒有性命之憂 。
政治素養的一個起碼要求，就是考察的主要目標是“群體”而不是“個體”，為什么呢？因為個體的利益訴求是個多元變量的函數，每個個體在不同的對象上的利益往往是有相同也有沖突，如果你只關懷個體，但現實經常是A和B在問題X上有共同訴求，但在問題Y上卻利益沖突，而A和C剛好相反，在問題X上相互看不順眼，但對問題Y又相互認同，因此對于不同個體，尤其是數量龐大的不同個體而言，你無法兼顧到所有人的利益，最優的做法是從這些個體中找到那個“最大公約數”，這個“最大公約數”就是這些個體的標簽，這樣才能為一個“群體”。
那么存不存在一個全體人類，包括所有人在內的“最大公約數”呢？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回答是“有”，不但有，而且有很多，比如說，目前只有地球是人類能夠長期生存的唯一天體，所以除了反社會者（如ETO，特別是降臨派）之外沒有任何人希望地球玩完，這是所有人的一個共同利益。但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特別是政治學角度，不同的流派有著不同的解答，具體到馬克思主義這一支流派，他們給出的答案卻是“No”，不存在這個經濟上的最大公約數，從而也不存在政治上的最大公約數（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原理），給出的解釋是——“當前人類所處的歷史階段仍然是階級社會”。
于是我們會看到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對任何一個稍微本質一點的政治經濟議題，一定會有至少一個“群體”跳出來反對；或者換句大白話來說，某些我所看不慣的事情，一定有人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反之亦然——在大樣本層面，你的政治觀點，取決于你的經濟低位，而你的經濟地位，取決于你是哪一類“群體”的成員，或者就是俗話說的，“屁股決定大腦”。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結論，這個結論一舉擊碎了很多“圣母式”的幻想（《共產黨宣言》所謂“溫情脈脈的面紗”）：在政治經濟學的層面，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客觀中立派”，你如果不是“群體A”，那就是“群體B”中的一員，如果現在還不是，還只是“群體C”，那也只是時間問題，遲早的事兒，但無論如何也不存在能夠同時調停ABCD……的“中立立場”，你的屁股遲早會坐到你所屬于的那個“群體”上去。
如果你堅持嘗試懷著一顆“博愛的心”，堅持“不預設立場”，堅持認為自己是站在“客觀中立的”立場上，試圖去安撫所有“群體”，那么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有個專門術語，叫做“搞階級調和”，翻譯成民間的大白話，叫做“和稀泥”。而哪個“群體”能夠笑到最后呢？唯物史觀對此的回答是，看“力量對比”。
在上面我腦洞的那個簡單模型中，其實是把《分析》一文換了一個故事來講，或者說做了一個（很不嚴謹的）簡單替換：把政治經濟資源替換成股份，把中共替換成我的朋友，把上層階級替換成“首席股東”，把中間階級（中產、小資等）替換成了其他股東，把下層階級（主要是無產階級）替換成了廣大股民。事實上這個模型和中共起家時候的形勢相去甚遠，中共當時能夠掌握的資源還遠遠達不到“股東”的地位；并且一個企業的所有權結構也并非如此簡單，運作邏輯也殊有差異，但為了解釋問題，模型也暫時做一些不嚴謹的簡化。我期待這個簡化模型所詮釋的含義，就是“力量對比”。
大家都聽過“政治就是將朋友弄得多多的，將敵人弄得少少的”，這句話原型正是來自毛的一段談話。雖說這個道理非常淺顯人人都懂，但是現實操作中往往成事者寡而掉坑里的多，為什么呢？我前面那段發言也隱含地講了一部分原因：因為很多人對“力量對比”并沒有準確的認識，沒有能夠意識到什么樣的“群體”才是他真正需要的，什么樣的“群體”才是“鐵票倉”，或者把敵人當成是朋友，或者把朋友當作了敵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析》中第一句話的言下之意乃是——依靠誰？團結誰？反對誰？而這三者是大不一樣的。
“依靠誰”其實應該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即“我們是誰”或者“我們代表誰”，也就是說《分析》中第一句話實際上應該補全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這就是前文所謂“屁股決定大腦”原理在現實政治環境中的考驗——找準“自己人”。在革命階段，這是最困難的一步，所謂“大浪淘沙”，這個過程中絕大多數被淘掉的都是對“我們是誰”的認識出現了偏差的，比如說口頭上言必稱“無產階級”的，實際上是借著動蕩的時局希望從中撈一票實現個人或小團體“階層躍升”的，這種政治行為，我們一般稱之為“投機”，而這樣的人和“群體”，也絕對不可能是可以依靠的對象。
“團結誰”對應“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一步，也比較難其實。在過去我們的歷史教科書里，曾經反復出現過的一個名詞，叫做“機會主義”，很大一部分說的就是在“團結誰”的問題上認識發生了偏差。其中“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把潛在的敵人當成了朋友和團結對象，甚至是依靠的對象；而“左傾機會主義”剛好相反，是把很多本來應該團結和爭取的對象視為敵人進行打擊。
這兩類反面教材相信諸位在早年教育中已經被“灌輸”過無數次了，即使早已畢業參加工作了這么多年，想必還記得起陳獨秀和王明這兩位黨史上曾經的顯赫人物。在現實中，很多人經常拎不清“團結”和“依靠”其實是兩個概念，基于前面說的“圣母”心理，把所有“可團結”的對象一概視為“可依靠”對象，甚至對“團結”群體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依靠”群體，這樣的操作（術語叫做“政治路線”）如果運氣好的話問題不大，但事實上很容易會走向一個結果，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
這樣的歷史教訓（而且往往是拿許多人的生命去交學費換來的“血的教訓”）實在是數不勝數，所以，作為一個政治家，在這個方面千萬別臉皮太薄，不敢正視這樣一條（有些人會覺得“政治不正確”的）政治原則：“朋友”和“自己人”確實是“內外有別”的！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機會主義”并不等同于前面的“投機”，當然機會主義里也可能含有部分投機的因素（比如右傾機會主義對“盟友”的美好幻想，賭一把，把賭注都押在“盟友”的忠誠上），但是出發點卻并非是借革命當作“自我高升”墊腳石。
順便說一句，筆者是一向反感故弄玄虛掉書袋的，這種行為今天人民群眾普遍斥之為——“裝逼”，跟一個初中生談什么“機會主義”？還“左傾”“右傾”？為什么不說大白話呢？毛的文章和講話稿一大特點就是大量使用通俗的文筆，即便間或夾雜有若干概念，也時常加以通俗化的解釋，甚至不惜以大白話的形式，這固然跟早年中共的干部隊伍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有關系，但也反映出毛對“裝逼式”文牘作風的反感，在抗戰時期的延安整風期間，毛有一篇講話，后來也被收錄到選集的第三卷，題為《反對黨八股》。
“反對誰”對應“誰是我們的敵人？”。前文提到過，相比“依靠誰”和“團結誰”，“反對誰”比較容易取得共識的。因為既然是革命，必然會有一個革命的對象，如果連革命對象都不明確，那顯然不會有革命的發生。但是這里指的是“主要敵人”，被千夫所指才能同仇敵愾，對吧？需要注意的是，在“依靠誰”和“反對誰”之間的部分，也就“團結誰”的那部分——人們常用的術語叫做“中間派”——是一個灰度地帶，可能被我們說爭取，也可能倒向敵人，這也是《分析》在最后一段的明確結論：“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如何把握好這種“可能”，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和敏銳的政治洞察力，不然為什么會有那么多被賣的和掉坑里的呢？
再談”依靠誰“
以早期國共關系為例，單從組織層面上看，初期的中共非常非常弱小，其成員大多來自青年學生和一部分知識分子，幾乎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色的政黨。據中組部、黨史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三家（其中兩家是頂級中共黨史研究單位）聯合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的統計，成立約一年間內在冊有195名黨員，加上共青團的后備成員，也不過區區5000余人，至國民黨一大改組（即我們教科書上稱為的“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后一年（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在冊黨員也才約摸千人。之后才進入一個短暫的擴張期，至1927年國共分裂前黨員達到約5萬人。
而同期老牌革命黨的國民黨是多少呢？關于國民黨組織史，近代史專家王奇生先生在《黨員、黨權與黨爭》中介紹道，僅在國民黨1924年改組之前，就有約20萬在冊黨員，而至1925年媒體報道居然有“百萬以上”，中國才不過“四萬萬人”，即使刨掉那些主觀上注水的和客觀上投機的，其“中堅分子”也當有幾萬至十萬之眾，可見早期中共無論在組織上還是知名度都要遠遠遜于老牌的國民黨，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的。你說像這樣一個政黨應該“依靠誰”“團結誰”，如何去發現正確的“力量對比”？
所以當“四一二清黨”來臨，遭受損失最大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國民黨左翼力量，從絕對數目上說要遠高于中共的損失，因為你本來就沒有那么多人去“損失”啊。經此一番血腥清洗（也就是我們所稱為的“反革命政變”），國民黨的左翼損失殆盡，國民黨也就一夜之間從一個老牌的革命黨，迅速蛻變成了一個高層被軍閥和實力派掌握，底層被土豪劣紳把持的半封建化半法西斯化的政治集團（參考王奇生上述著作片段，以及論文《“清黨”以后國民黨的組織蛻變》）。而中共方面也是受到重創元氣大傷（大約只剩1萬余人），還在城市的，只能轉入地下，而走向新天地進入農村的，則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過程。
說到“力量對比”，我們可能會有一些疑問，比如可能會問，“你說的‘力量對比’似乎指的是人數啊？掌握政治經濟軍事上的資源能不能算作是‘力量對比’的一個因素呢？”這個問題非常好。“力量對比”確實是個多元化的變量，政治、經濟、軍事等資源，都應該算是一種power，而且也都相當重要，但我以為，人口基數是一個主要指標，其他的power如果脫離這個指標，即便是有意義也會很快失去。
這里牽涉到唯物史觀的一個觀點：人是一種生產力，并且在當前歷史條件下，是最重要的生產力，是所有生產力當中的“元要素”。所有討論都應該在現實條件下，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人類確實實現了強AI，把自己從大量勞動中解放出來，這時候生產力已實現新的飛躍，一定會有一種全新的生產關系來取代，但是在目前可見的時間段內，我們仍然無法離開我們每一個人的勞動，以及在目前生產力水平下的生產關系。掌握一定數量的人口，特別是這些人口中的大多數是親政權的，這對于一個政權來說就具有了相當的“動員能力”：財政上能通過稅收養活自己，政治上能吸引到人才進入體制內，軍事上能吸收更多的兵員……這就形成了一個“正反饋的擴張型社會”。
特別地，如果掌握的是工業化人口，那具有的動員能量是超乎想象的，但是近代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前工業化社會”，顯然不具備這個條件，所以我們原本認為中共所自我宣稱代表的那個無產階級“群體”——產業工人，其實在中國人口中只占有很小的一個比例，用“少得可憐”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根本沒有一個像樣的——像十九世紀歐洲那樣的——龐大產業工人隊伍。根據社科院經濟所（前中科院經濟所）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和《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統計——
這兩套材料皆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新的材料可能會有所更新，但相差不會太大，且牽頭主編的是嚴中平、汪敬虞、姚賢鎬等國內經濟史學界的大拿，數字皆有注釋，來源可查證，因此可靠性上還是有保障的。有些網上可以找到的第一手材料，比如國民政府實業部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發布的經濟年鑒，則有細目統計，數字稍多于上面的材料，但也只有不過區區103萬人，而且這其中的統計口徑也包括了規模以下的小微型企業和一部分手工業的從業人員——
而最龐大的人口，是集中在《分析》一文所定義的“半無產階級”中，即——農民階級，直到中共正式把“工農聯盟”作為其政治路線并堅定貫徹執行之的時候，才真的摸索到了準確的方向，所以說建國前中共領導這個“聯盟”進行的革命是共產革命嗎？根本就不是啊同志哥，中共完成的是一場本該由資產階級領導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國內那幫資產階級，不是太弱小，就是依附于強大的半封建化勢力，要么就是依附于洋人的買辦，都沒有力量（甚至沒有意愿）來完成這個本來應該由他們來完成的歷史任務——共產黨完成了一個大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是國際共運史上最大的一個奇觀，大家也覺得很奇特是吧？
所以毛沒有用這個原始概念，而是“發明”了一個“新”的概念——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基于“階級分析法”得出的“力量對比”，并且根據這個結果站隊，朝爭取最廣大人口的那個階級（“群體”）的方向努力，就是一個政權“做到備選”甚至“唯一”的正確方法。所以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語境下也有個常見詞語，叫做“人心向背”。
再談"團結誰”
很多朋友似乎有種潛意識的認知，認為中國近代史的下半場基本上就是國共兩家的事兒，別人家即或有點存在感，也不過是跑龍套打醬油的。這種看法現在可能還是相當普遍的，縱觀當下各種文藝作品，影視劇，無不在反復強化這一敘事，普通觀眾皆為受眾，常年熏陶下理所當然地認為只是簡單的“二選一”，“現實是沒法選”，那也是很自然的結果。這其實并不怪大家，而是確實應該在某種程度上適當反思一下我們當初的中學歷史課教育，是否是過于粗線條了，是否過于關心結論而輕視了論證過程，從而給大家造成了一種刻板的印象。
不錯，在20世紀上半葉的后半段，國共斗爭確是一條主線，但在政治上也絕不是簡單地“只剩”的那唯二兩家，細的咱先不說，就問一個小學生簡單常識：大家知道咱們現在的國旗所代表的含義是什么嗎？記性好的同學可能不用百度也能答得上來——五星紅旗，紅色代表革命，一顆大星代表中共，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前邊說了，中共的政治路線是“工農聯盟”，如果“打著打著只剩國共了”，那還有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什么事兒啊？弄個“三星紅旗”不就完事兒了？既然作為勝利者的中共還極為重視這兩顆星，把它們提到和工農相提并論的高度，那勢必是有什么不可忽視的理由，對不對？
什么叫做“第三條道路”？這里我要提一下電影《建國大業》。當年電影放映后，在民間引起了一些小小的爭議，有的人認為此片的歷史觀方面存在一些問題，與之前的主流官方敘事有差異。
此片和30年前建國40周年的獻禮片《開國大典》有所不同，故事的主線對準的是第一屆全國政協的籌備和產生過程——因為大家知道，建國代表著一個新政權的最高主權宣示，而按照國際慣例，你選擇的國體是共和制，必須要有一部憲法來昭示新政權的合法性，然而第一當時中國全境還沒有完全解放，第二按照當時的條件也無法按照人口比例無差別地選舉一定數目的制憲成員來進行制憲，因此各方采用了一個折衷方案，由中共牽頭，召集一個由各民主黨派和各方賢達組成一個臨時制憲會議——這就是第一屆全國政協的來歷，即由政協臨時代理了后來人大的角色。
而通過的臨時憲法，叫做《共同綱領》，直到建國后的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才正式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所以我們就很容易看出人大和政協在這里的職能差異——人大類似于西方的眾議院或議會下院，擁有制憲權和立法權；而政協類似于西方的參議院或議會上院，但不具有立法權。第一屆政協的產生過程，并不是那么自然而然就成了的，這首先就有一個問題：為什么別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就那么的服中共？僅僅因為中共在軍事上的勝利嗎？這個答案從來就不只在1949那一年。
說到政協，這個機構并非由中共或其他民主黨派在1949年籌備建國的時候才“發明”的，而是早有淵源——源自重慶談判后根據《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于1946年初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表面上看各方都有“和平組建聯合政府”的意愿，而此前中共方面對這一前景早就作出了政治判斷并有相應的預案準備，其中最著名的當數毛澤東在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此篇后來也收錄選集第三卷，標題為《論聯合政府》。
為顯示區別，1949年政協一般被稱作“新政協”，而1946年政協則稱作“舊政協”。新政協第一次會議產生180名委員，中共和非中共委員是59比121；舊政協僅有38名委員，國民黨、中共和其他委員比例是8比7比23。可見無論是新舊政協，實力最強的黨派反而必須是占少數（一般是三分之一弱），否則即使每次開會“領頭羊”即便不能隨心所欲通過任何一個議案，也足以隨心所欲否決任何一個議案，那樣“政治協商”就毫無意義可言，所以越高級的政治游戲，就越要重視一個原則——不能排他性獨占，必須要懂得聯合。對憧憬政界的知識分子來說，這一招特別有效，而知識界所活躍的一個重要舞臺，就是各色民主黨派。
對于“依靠誰”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了的中共來說，“團結誰”也是一個重要考題，當然，對蛻變之后的國民黨來說也是同樣。
當年的民主黨派，可不像如今八個民主黨派這樣整齊，那會兒充斥著各種思潮的高知群體都在拼命爭搶話語權，其中資格最老的，可能當屬“中國青年黨”了，在選集中也有出現，并且出現得還很早，在第一卷正文第二頁就不點名登場了，《分析》一文首發于1925年底，而中國青年黨剛好成立于兩年前的這個時候。
王奇生先生在另一部作品《革命與反革命》中，也將中共、國民黨和青年黨相提并論為“三大黨派”（而并非“只剩國共”），并同時批評了一下“成王敗寇史觀”——
青年黨也算是僅次于國共的一支“老牌”政黨，其活躍程度在民國政壇上也是一個現象級的存在，早期不但堅定反共（比后來的蔣記國民黨堅決多了），也反國民黨，到了1946年舊政協，在38個委員名額中也占有5席，直到1949年隨國民黨退到臺灣，但很快就被邊緣化，曾經在陳水扁“內閣”中擔任過“行政院長”的民進黨“四大天王”之一的游錫堃，在學生時代也曾經加入過青年黨。
像青年黨這樣被早早歸入“我們的敵人”之列的“群體”，那自然不可能是“團結誰”的目標了，1946年舊政協中的另一個黨派——中國民主同盟是不是可以爭取一下呢？這個也要“等等看”，《分析》一文末尾的結論對中間派是有區別看待的——
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雖然在舊政協席位中得票比國共兩黨都要多，但實際上民盟只是一個很松散的黨派聯合，人稱“三黨三派”，跟今天“八個民主黨派”中的民盟已全然不同了，創立的時候還曾經包括中國青年黨、農工民主黨的前身、國家社會黨等有著不同政治主張的黨派，走到一起完全是因為對國民黨的不滿，但又不希望看到中共成氣候，希望在兩大勢力之間走出“第三條道路”。
理想很美好，現實卻很骨感，每個政治集團如果不是依附于其他更大政治集團的話，它必須要有屬于自己的“基本盤”，或者說“鐵票倉”。以當時的環境，中共的基本盤是“工農聯盟”；蔣記國民黨基本盤的成分比較雜，但不外乎是因利益捆綁而暫時結盟的軍閥、地主和一部分資本（主要是金融資本和買辦資本），及其依附其上的產業人口；而以民盟為首的民主黨派，其基本盤卻是一部分知識分子，主要是高級知識分子。考慮到當時中國80%以上的文盲率，我們也很容易想象到“第三條路”會走成什么樣子，而現實果然是依《分析》中的結論所言，民盟以分裂的形式，把“第三條路”，走成了“第四五六條路”，最后又各自與國或與共相結盟：青年黨和國社黨選擇了國民黨，救國會和農工黨選擇了共產黨（此處旁白響起——“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
而選擇與中共合作的，其實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地心悅誠服，后來的“張東蓀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直到建國若干年之后，在與民主黨派關系的問題上也還掀起過一場政治運動，這是后話了（此處旁白再次響起——“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任何政治行為歸根到底都是要基于利益交換的，也許局部上會有一個個不計利益的英勇“個體”，但在“群體”上，在全局上“個體”很快會被統計意義所淹沒。無論是朋友所說的“談理想”也好，還是“拉票”也罷，歸根到底都是要兌現你當初的承諾的，否則就算喊“狼來了”兩次拉到了一些票，第三次就再也不會有“大量炮灰無腦投靠”了，理性人都是會用腳投票的，你還“拉”得到票嗎？
前面我們說了，中共強大的動員能力來源于她的“依靠誰”，也就是“工農聯盟”的政治路線，這其中主體都是農民，而且大部分是已經破產淪為無產者或接近破產邊緣的農民，他們最渴望的“理想”就倆字兒——土地！但是中共看到的問題別人就一定看不到？在比《中國土地法大綱》早將近一個世紀之前就有《天朝田畝制度》啊；即使近一點，孫中山倡導“三民主義”的前身，同盟會的綱領那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啊；哪怕是已經崩壞的南京國民政府，也在1930年出臺過《土地法》，搞過幾次減租啊。土地問題，在民國就已經是一門顯學。
為什么最后都沒搞成？難啊！要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要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換取更多人的利益，只有到了最后真的要“利益交換”的時候，這時候才看得出來屁股是坐在哪里。談理想，可以！只要這些幾乎全是文盲的農民聽得懂；拉票，沒問題！只要這些幾乎全是不識字的農民在選票上看不懂的人名上畫圈——霸特——Please show me the money，啊不對，是show me the lands ^_^ 土改的結果就是馬上釋放了解放區一億左右人口的能量，并迅速轉化為中共強大的動員能力，無論財政，人才，還是兵員，都有了穩定可靠的來源——解放區，成為了真正穩定的“大后方”（尤其是東北和華北），軍事上有了可靠的“內線”防御態勢，即便是在中央機關所在地的陜北遭到十幾倍兵力重點圍攻的同時，劉鄧野戰大軍還能脫離自己的地盤，從容向“外線”出擊——這要比根據地時期的動員能力何止強大了百倍！
近代中國革命是一場高烈度的流血革命，且不說建國前犧牲的300多萬中共黨員，更有數倍于此的普通民眾，以及曾經在各種程度上支持（應該說“支撐”更恰當）這個政黨取得最后的勝利的許許多多人，可謂是真正字面意義上的“前仆后繼”，你覺得光靠“談理想”是不是真的能讓他們做到這個地步？我看懸，一個出色的傳銷講師或一個在爆雷前的P2P業務員充其量能忽悠你投錢，但是能忽悠你投命么？
關于《分析》一文，到這里講得已經夠多了，最后我們應該知道的是，此文是最high level的頂層分析，但它決不是什么憑空就冒出來的“天才靈光一現”，而是有堅實的政治哲學基礎：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法。
最后總結一下，關于《毛澤東選集》這套書，本人（當然僅僅是代表我個人）的觀點：整套選集全五卷，其主要思想價值在于毛澤東的政治哲學；其思想立足的立場和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其運用方法論的重要工具，是階級分析法；全書表達其政治哲學思想及其方法論的最重要的一篇綱領性文章，是第一卷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更精確地來說，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的問題，即第一卷第一篇第一段的第一句話——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尾聲
毛和他的戰友們的革命生涯，在官方語言中通常是以“革命敘事”的形式出現，但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卻被民間或無意或有意地詮釋為一個“打天下坐江山”的敘事，因為很顯然，這個過程實在是一個極為勵志的創業故事。在商界，有些企業似乎還很流行去cosplay這樣的敘事風格，這甚至成為了一種企業文化。不過誠如本人的一位朋友從前評價過的那樣，“像毛這樣從完全白手起家做到奪取全國政權的故事，他的策略，他的手法，當然是所有創業者和私企老板們最喜歡聽的，也是最渴望窺探、鉆研和模仿的技能；然而他的真正思想，這些人當中又有多少人會去在乎呢？”
毛和他的戰友們把握住了歷史機遇，完成了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但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上帝視角”看來，微觀到毛澤東本人可能只是一個偶然，而宏觀上某個“王澤西”、“張澤南”、或“李澤北”卻又是歷史的必然，前提是，他/她準確認識到了——
依靠誰？團結誰？反對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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