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評?。ㄩL文）
作者 :正文注明 2020-02-05 16:15:12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劉擎|華東師范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本文由《澎湃新聞·上海書評》(shanghaishuping)首發
【導讀】告別2019年，一個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紀邁進第三個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煦缗c動蕩經年已久，大變局中的人們或許不再驚慌，但卻難以辨識，更無從把握自身的“時代精神”。當云集的歐洲政要們談論著“冷戰終結”的意義，與此同時，“新冷戰”的言說已經甚囂塵上。福山所謂已經“終結”的歷史斗爭似乎正重新開啟。但當下的現實世界遍布著匯聚的反例：英國脫歐、美國退守、WTO上訴機制失靈，NATO成員爭議四起，經濟和政治的民族主義勃興、分離主義、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洶涌、貿易爭端的加劇，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國仍然積極推進全球化，并暢想人類的共同命運）。在過去的一個年代，我們見證了歷史方向的逆轉，分裂與離散開始主導時代潮流。人們講述著各自不同的“小故事”（歷史），而“大寫的歷史”及其目標似乎已消失隱匿。當此變局，2019年的西方思想發生了哪些變化？
本文作者自2003年起撰寫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綜述評論。本文的網絡版分為上“世界變局”、中“歐美風云”、下“思想前沿”三篇發表，并略去部分內容和文獻注釋，由《澎湃新聞·上海書評》首發，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上：世界變局
序言
近身的世界
告別2019年，一個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紀邁進第三個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與動蕩經年已久，大變局中的人們或許不再驚慌，但卻難以辨識，更無從把握自身的“時代精神”（Zeitgeist）?？烧l還會在乎老黑格爾的陳舊概念？既然歷史目的論早已被時尚思想拋棄，時間之矢也就無所謂確定的方向。
柏林墻倒塌三十周年，德國在11月舉辦系列紀念活動。福山在柏林墻遺址前接受《德國之聲》采訪，他對“歷史終結論”毫無悔意，并堅信“推倒柏林墻的精神長存”。云集的歐洲政要們在談論“冷戰終結”的意義，而與此同時“新冷戰”的言說已經甚囂塵上。已經終結的歷史斗爭似乎正重新開啟。
可是“End”一詞不只是“終結”還有“目標”的涵義。福山自己說過，他也是在雙重意義上將這個詞寫入他的書名，因此“歷史終結論”也就是“歷史目的論”。黑格爾和馬克思相信，時間是一個矢量，世界歷史有其方向，終將達成人類共同的目標。福山只是這個思想傳統晚近的繼承者，他認為在歷史觀的意義上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并聲稱這是中國人不太容易誤解他的原因（可是他偷換了馬克思確定的最終目標！這解釋了為什么中國人不會喜歡他）?，F實進程中的歷史“故事”遠未終結。但福山的問題是，我們何以能就此斷定世界歷史（人類的故事）不會有共同的目標？
因為共同的目標依賴于匯聚或趨同的經驗證據，福山曾坦言他受到上世紀中葉“趨同理論”（convergence theory）的影響。但當下的現實世界遍布著匯聚的反例：英國脫歐、美國退守、WTO上訴機制失靈，NATO成員爭議四起，經濟和政治的民族主義勃興、分離主義、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洶涌、貿易爭端的加劇，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國仍然積極推進全球化，并暢想人類的共同命運）。的確，在過去的一個年代，我們見證了歷史方向的逆轉，分裂與離散開始主導時代潮流。人們講述著各自不同的“小故事”（歷史），而“大寫的歷史”及其目標似乎已消失隱匿。
政治理論家沃爾夫（Alan Wolfe）在《新共和》發表書評，為福山的新書《身份認同》（Identity）而惋惜，斷定這是曇花一現的著作。他贊嘆三十年前的那部名著，稱之為“大觀念”之作，雖然論點錯誤，卻石破驚天、足具份量。正如馬克思哪怕錯了，也不會是“次要的后李嘉圖主義者”。沃爾夫哀嘆當下缺乏大觀念著作，期盼那種能在紛亂謎團中為人辨析引導性線索的作品。
但大觀念之作再次出現了。著名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9月出版新著《唯有資本主義》（Capitalism, Alone），闡述當今世界已匯聚在同一經濟體系中，它的語匯成為世界各地的通用語言。米蘭諾維奇的論題像是打了對折的終結論，砍去了福山版本中的自由民主制，留下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世界體系的框架。他論證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沖突與競爭匯聚在這個體系內部，只是發生在其東西兩種變體之間，“自由優績制的資本主義”（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以及“政治的資本主義”（political capitalism）。兩種形態都有各自特點的缺陷，但處在同一體系之內，它們共同的演化將塑造未來幾十年的世界歷史。這個體系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和利潤，但在社會平等和道德狀況方面相當令人堪憂，這正在侵蝕健康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政治理想?；蛟S，目前的現狀只是通向更好世界的道路中一段崎嶇坎坷的階段，正如十九世紀粗鄙資本主義的改良過程。但這種進步可能沒有歷史必然性。
姑且不論他使用的范疇是否恰當，米蘭諾維奇在分裂與離散的潮流中提出了一種匯聚的論述，這與人們的現實感大相徑庭。我們熟知的常識是“沖突導致分裂和離散”，“共通才會匯聚和融合”。這位經濟學大師似乎缺乏常識。
然而，人類的大歷史恰?。ㄖ饕┦且徊俊皼_突而匯聚”的歷史，更確切地說，是一個“經由沖突，達至共通，終于匯聚”的故事。這是林肯南北戰爭和戰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歐洲經由二戰、戰后和平進程，最終走向歐盟創立的故事。
當下的沖突與離散趨勢，恰恰因匯聚本身而起。全球化過于迅即，也過于緊密地將原本相距遙遠的生活方式聯系起來，納入同一個復合相互依賴的體系，可稱之為“近身的世界”。但這個世界并不是一個“地球村”（麥克盧漢只說對了一半），而更像是“地球城”，匯聚的人們來自不同的“村莊”，帶著千差萬別的方言、習俗與信仰。差異讓生活變得豐富多彩（這是許多人偏愛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著沖突的隱患。
疏遠的人們可以漠視差異，在遙遙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迂回和緩沖的灰色地帶大大收縮，差異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難以調和，沖突容易加?。◤那巴耆珶o法想象，某個運動員的一條推文就足以激發抗議和反彈，掀起一場話語對抗的風暴）。于是，“脫鉤”成為一個似乎現成的選項。
但我們很難離開這個近身的世界，或者付出的代價不可承受。正如厭惡城市的人們在踏上返鄉之路后，很快會發現記憶中的鄉村已面目全非，越來越深入地被織入了城市之網。無論在積極或消極的意義上，相互依賴的進程仍然在不斷加深。在米蘭諾維奇看來，這是唯一僅存的世界。
在這個意義上，離散并不是匯聚的反題，只是匯聚不良的應急癥候。因此，“受不了你，卻離不開你”（Can’t live with you but can’t live without you）這句流俗的臺詞正是我們“時代精神”的側影，我們完全可能只是處在“沖突而匯聚”的曲折進程中。是的，歷史是有方向的，但并不直線前行，黑格爾和馬克思都這樣說。
但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不會同意。他相信冷戰之后的自由國際秩序只是“大幻覺”（The Great Delusion），至多是短暫間奏，世界再次回歸沖突的時代，這是政治的常態。這位現實主義理論大師聲稱，在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每一次交戰中，幾乎都是民族主義獲勝。他甚至提出了哲學論證：自由主義失敗的緣由在于其個體主義的哲學基礎，但這是錯誤的哲學，因為人類“天生就是社群動物”（他邀請了亞里士多德來點贊），必定依賴于共同體而生活。
不過，按照這位理論大師的“政治哲學”，人類至今還會生活在宗族、部落至多是封建王國的政治社群之中。對于部落人而言，民族國家（更不用說歐盟）完全是妄想的烏托邦。如果人類可以突破部落，走向民族國家“想象的共同體”，那么為什么“想象”必定到此為止？為什么民族國家是政治共同體唯一和最終的形式？米爾斯海默對當下國際沖突的洞察并沒有錯，但這是依賴特定時代條件的歷史政治學解釋，本不必用半吊子的哲學偽裝成一個“大觀念”。
無論如何，這個時代在經驗意義上呈現出離散與匯聚的雙重性，或許很難斷言哪一種才是大趨勢。誰知道歷史有沒有方向？說不定古人說的對，歷史是循環的，而歷史的線性進步只是啟蒙哲學家的幻覺。但是，今天讓人們匯聚的力量不只是美好事物的吸引。全球氣候危機，極端主義勢力對安全的威脅，高新技術發展的多種挑戰，以及在世界大部分地區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所有這些都不是民族國家能夠單獨解決的問題。即使在負面的意義上，人類也分享著共同的命運。匯聚不必因為彼此喜歡，而是因為面對著無法獨自應對的共同問題，這要求在競爭中保持對話與合作。
那么，“新冷戰”是無可避免的嗎？有人相信甚至期待“注定一戰”，因為《左傳》早就說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可是，后來陸九淵又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的傳統智慧是如此豐富，讓離散與匯聚都會有據可循。但如果米蘭諾維奇是對的，如果雙方已經處在同一體系之中，那么“新冷戰”將是一場（與舊冷戰完全不同的）“世界內戰”，這大概需要在哈貝馬斯所說的“世界內政”（Weltinnenpolitk）的框架中才得以恰當理解以及應對。
未來會怎樣呢？中國智慧也窮盡了不同的可能：“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高明的見解。但羅貫中沒有讀過《人類簡史》，看不清長久而緩慢的變量。在大尺度歷史的研究考察中，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發現“合久必分只是一時，分久必合才是不變的大趨勢”。
脆弱的新共識：
“你聽到的撕裂聲，是兩個巨大經濟體開始脫鉤的聲音。”名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感嘆著。他曾期許一個不斷“變平”的世界，而今卻驚訝于它日益醒目的折痕?！督鹑跁r報》將“脫鉤”（decoupling）選作年度詞匯，因為“美中關系的蛻變可能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經濟事件”。
變遷的節奏出乎意料的迅即。“新冷戰”之說不久前還像是可疑的傳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標題稱之為“聳人聽聞”），到了2019年已被許多論者當作既定的事實。
“中美國”（Chimerica）一詞的發明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間，美國人對中國力量增長的恐懼驟然上升。曾經只是少數危言聳聽者的立場，現在成為華盛頓的新正統。”他3月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文章，反省自己“讀了太多的基辛格”（作為基辛格“欽定”的傳記作者），而忽視了老朋友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戰”的前景。他相信，“雖然我們未必注定要打一場熱戰，但我們肯定是走上了一場冷戰之路?！?/section>
他12月在《 紐約時報 》 的文章正式宣布 ：“中美國”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經濟關系已不復存在，第二次冷戰在 2019年已經開始。他認為，新冷戰未必是壞事，肯定好過默許對方接管世界，而且還有可能緩和美國內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國能否再次贏得冷戰，弗格森完全沒有把握，因為今天中國帶來的挑戰遠非昔日的蘇聯能夠相比。他預期“這場新冷戰會變得更冷”，而且將會比特朗普的任期長久得多。
面對劇變的節奏，聰明的弗格森凌亂得露出了機會主義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論大師米爾斯海默則如少年般容光煥發。從其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問世以來，他一直幾乎孤獨地呼喊著“狼來了”，十八年之后終于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來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榮歸時刻，將在國際政治理論中重新壓倒充滿幻覺的自由主義理論。七十二歲的米爾斯海默2019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巡演”布道：“自由國際秩序”（如其近著的書名所言）是“大幻覺”，只可能在一個自由國家主導的單極世界中短暫存活，而中國的崛起打破了單極格局，注定會導致新的競爭與沖突。
這里沒有什么是非對錯，而是國際政治“零和博弈”的冷酷邏輯使然，大國必定會伺機擴張，尋求區域霸權，進而引發大國間沖突。因此，冷戰后的自由國際秩序“從開始就注定失敗，因為它包含著自我毀滅的種子”。8月在澳洲“獨立研究中”（CIS）舉辦的辯論中，當被問及“新冷戰”是否會來臨，他明確回答說“我們已經在新冷戰之中了”。在著名學術刊物《國際安全》春季號發表的論文中，米爾斯海默意味深長地寫下一行小標題：“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1990-2019”，以墓志銘的格式宣告了這個秩序的壽終正寢之年。
年底傳出消息，中美即將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這個好消息既來得太遲、似乎也不足夠好，安撫焦慮尚可卻難以振奮人心。2020年伊始，《經濟學人》推出了封面專題“兩極分離”，告誡人們，“不要被貿易協定所迷惑”，因為“地球上最大的裂變”正在發生，“兩個超級大國的分裂將會完全改變世界經濟，而代價之高難以想象”。
無論以“新冷戰”還是“脫鉤”來判定當下的勢態，都暗示著中國與美國的激烈競爭乃至對抗將成定局。但是，過去三十年的歷史見證了太多論斷，起初言之鑿鑿，轉瞬過眼云煙。焦慮不安的時刻很容易對盤根錯節的脈絡失去耐心，并將倉促的驚人之語誤作深刻的洞見。
美國的對華政策將會轉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戰略嗎？這取決于對中國的認知。冷戰之后西方對于中國的發展存在三種主要的論述：崩潰論、演變論與威脅論。它們相互競爭，此消彼長地占據主導地位。崩潰論者不相信中國會發生親西方的改變，但將賭注壓在中國發展的有限時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危機以及政治隱患，預言這種高速成長不可能長期持續，最終會走向崩潰。演變論者認為，中國在進入自由國際秩序之后，必定被這個秩序所約束和塑造，終將實現和平演化，雖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夠與西方維持互補合作、良性競爭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脅論堅信，中國強勁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場都不可能改變，因此遲早會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構成嚴重的威脅。
如今在華盛頓的精英看來，“崩潰”希望渺茫，“演變”遙遙無期，于是“威脅”便成為關于中國的主導性論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潰論和演變論雖然衰落卻沒有滅絕，若今后卷土重來也不會令人意外。
那么，弗格森所謂的“華盛頓的新正統”是什么呢？近兩年來，一種“新共識”在西方政界與思想界流傳：美國以往基于演變論的對華“接觸”（engagement）戰略失敗了。不斷崛起的中國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樣，溫和地融入美國創立并主導的國際秩序，而是成為挑戰這個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現在應當放棄過去溫和的接觸戰略，代之以更為強硬的方式以“規制”中國，這是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理論基礎。許多評論家認為，這是當下美國分歧嚴重的兩大政黨精英之間罕見的（甚至唯一）的共識，也是美國外交界、智庫以及學術界許多人士的共識。
然而，這種共識會是可靠的嗎？老基辛格曾對共識問題有過評論。在二戰之后，美國卷入的大多數（對朝鮮、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最初都獲得了兩黨廣泛的支持共識，但“隨著戰事的發展，國內對戰爭的支持開始瓦解。然后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退出戰略變成了主要的辯論議題”。他就此總結出一個原則性的教訓，“如果進入戰爭只是為了最后有一個退出戰略，那么當初就不應該在那里開始。”這是基辛格2011年在威爾遜中心一次演講的開場白。八年之后，在中國貿易談判僵持的時刻，基辛格再度訪問北京，他這番洞見格外令人回味，對中美雙方都是如此。如果發起“新冷戰”最終只是為了停戰，那么今天就不應該開始。
當前華盛頓的新共識很可能是短暫而脆弱的。至少，在2019年的大量相關討論中，已經出現了許多質疑的聲音。首先，三十年來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否可以化約為單純的接觸戰略？其次，這種政策是否真的完全失??？最后，也更重要的是，什么才是恰當的替代性選項？在筆者看來，一個未被明述卻更為致命的反詰是：即便接觸戰略的失敗是一個事實，這本身在邏輯上并不意味著其他選項（比如“圍堵”戰略）將獲得成功，或者不會導致同樣的甚至更加嚴重的失敗。這種深層的不確定性，塑造了當前各種對策提案的競爭性、嘗試性和暫時性的基本特征。
實際上，目前的所謂共識主要是消極性的，就是承認必須反省以往對華戰略的失誤，但并未達成關于“應當如何應對中國挑戰”的積極共識。正如藍普頓（David Lampton）所指出的那樣，當接觸政策已經不復存在，就會出現對于引導性政策的競爭。
在混亂的爭議中，我們仍然可以辨識“強硬派”與“審慎派”的不同取向，他們在如何認識與應對中國的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分歧。
強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堅定“對抗中國”，在媒體、智庫、國會和白宮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傳統的鷹派人士，也有些是幻滅后的演變論者。最近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是重啟“當前危險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這是冷戰年代旨在對抗蘇聯威脅的組織，在里根執政時期影響力達到頂峰，委員會中有幾十名成員出任國家安全顧問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等職務。但隨著蘇聯的衰落和解體，這一組織已經名存實亡，只是在2004年為防范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有過短暫的活躍期。2019年，在特朗普的前首席戰略師班農（Stephen Bannon）的策劃和主導下，這一組織再度復活，目標是針對“中國的威脅”。
據《紐約時報》報道，班農、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前眾議院院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出席了4月的開業典禮。當他們呼吁“警惕中國”時，全場起立鼓掌。班農宣告：兩個大國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事件，百年之后，人們將因此記住我們”。文章指出，委員會認識到當今美中經濟的一體化程度，這使得來自中國的威脅不同于蘇聯。但為應對這一威脅，華盛頓政府正越來越多地求助于各種冷戰手段。
有趣的是，威脅論也可以和崩潰論發生新的聯姻。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 Larry Kudlow）在 7月 16日接受辛克萊廣播公司（ Sinclair Broadcast Group）的一次訪談中比較了中國和蘇聯，表示在貿易戰中一直有一種意圖徹底終結威脅的“潛流”。但究竟如何處理當今中國與昔日蘇聯的差別呢？破解不了這個難題，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仍是游蕩的幽靈，無法復活為圍堵戰略的升級版本。
實際上，強硬派推動的對策方案并不那么成功。很難說“當前危險委員會”在塑造對華政策中能發揮什么作用，正如一位被解雇的總統顧問還能有多少政策影響力一樣可疑。班農與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是“脫鉤”戰略的始作俑者和積極推手。但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注意到，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內部，對此也存在著矛盾的觀點和聲音。副總統彭斯在10月24日威爾遜中心的演講中聲稱，“時而有人問及，特朗普行政當局是否在尋求與中國脫鉤？答案是絕無此事！”直截了當地否認這會是政策的選項。與他一年之前在哈德遜智庫發表的所謂“新鐵幕演講”對比，彭斯似乎顯露出相對溫和的轉變。而國務卿蓬佩奧10月30日在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表現出比彭斯一周前演講更為強硬的基調，但在強調中美政治價值觀沖突的同時，也指出雙方存在著“共同之處”，容留了“有條件緩和”的回旋余地。
顯然，華盛頓仍未確立清晰一致和穩定的對華戰略。許多智庫正躍躍欲試。“國家亞洲研究局”（NBR）11月發表的報告《部分脫離》（Partial Disengagement），試圖為美國在與中國的經濟競爭中提供新的全面戰略。報告頗有新意的標題暗示著脫鉤與接觸的某種折中，但縱觀其四個要點會發現，基本取向是脫離遠遠壓倒接觸。這同樣會陷入脫鉤戰略的困境。主撰稿人之一在接受路透社的訪談中透露，他們著力傳達的要點是，美國必須聯合歐洲等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但當前外交政策卻走向疏遠和失去盟友的歧途。
NBR的報告并沒有引起多少反響。要求特朗普注重“統一戰線”的呼吁早就不絕于耳，蓬佩奧本人也曾在布魯塞爾的演講中呼喚“高尚國家的聯盟”。但強化歐美同盟的緊迫需求總是會受到“美國優先”的牽制。12月初紀念北約成立七十周年的峰會再次表明，特朗普難以達成兼顧兩者的平衡。對于這樣一個民族主義者總統來說，國際統戰事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使命，這也使他很難像強硬派期望的那樣“堅定地應對中國”。
《紐約時報》的文章評論說，“對于美國能夠或應該做些什么并沒有什么共識”。美國領導人仍然在面對兩難的選擇：“繼續接觸的道路，會使美國容易受到經濟和安全的威脅”，但走向脫離（disengagement）的道路則“可能削弱兩國經濟，甚至有一天可能會導致戰爭”。
強硬派的政策努力并不那么成功，但卓有成效地提升了威脅論的聲音，掀起新一輪對中國的“紅色恐慌”。與此同時，中國互聯網上強勁的民族主義與反美話語也傳到美國。在這種交互的影響下，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態度正發生明顯變化。皮尤（Pew）研究中心8月13日發布的調查顯示，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unfavorable）看法的比例從一年前的百分之四十七躍升為百分之六十，而表示好感（favorable）的比例僅為百分之二十六，這兩項指標都創下了（自2005年開始這項調查以來的）歷史新紀錄。
面對這種趨勢，許多審慎的人士表達了自己的擔憂與不滿?！度A盛頓郵報》7月3日刊登一封致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的公開信，題為“中國不是敵人”，由哈佛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和前駐華大使芮效儉（Stapleton Roy）等五位中國問題專家撰寫，同時有九十五位來自學術界、外交政策界、軍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簽名聯署，其中包括十多位最具聲譽的中國研究學者。公開信表示“深為關切”美中關系的急劇惡化，認為這有損于美國和全球的利益。作者雖然對北京感到不安，但同時認為“美國的許多行動直接影響了兩國關系的螺旋式下滑”。公開信提出七點陳述，旨在糾正現行對華政策的取向。
公開信指出，美國對于中國造成的嚴峻挑戰需要予以“堅定和有效的回應”，但目前對待中國的方式根本上是事與愿違的（counterproductive）。作者認為，應當避免夸大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主導者的可能。中國并不是“經濟敵手或生死攸關的安全威脅，需要在每個領域予以對抗”。許多中國精英人士相信“對西方采取溫和、務實和真誠合作的方式有助于實現中國的利益”，而華盛頓的敵對立場會削弱這種聲音的影響，反而助長了民族主義。
美國無法有效地延緩中國的崛起而不損害自身，如果迫使盟國與中國為敵，最終會被孤立的是美國自己而不是中國。作者建議通過與盟友合作保持威懾，并與中國共同加強危機管控來處理安全風險。同時，敦促采取競爭與合作平衡的策略應對經濟以及全球性的國際問題。最后作者指出，聯署公開信的人數之多表明，“并不存在單一的華盛頓共識——支持對中國采取全面的敵對立場?！?/section>
這封聯署公開信受到媒體廣泛的關注，意味著反對強硬派的審慎觀點正在集結并進入公共輿論。但這并不是一時興起的立場宣示，而是來自學術界（尤其是中國研究領域）許多學者基于長期研究的見識與判斷。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國際安全》秋季號發表研究論文《秩序世界中的中國》，通過對經濟和安全等多個領域中的證據考察指出，那種判定“中國是挑戰國際秩序的修正力量”的主流觀點缺乏可靠的經驗檢測，而依據這種判斷來制定對華政策是草率的。傅高義最近在與日本學者加藤嘉一的對話中指出，那些宣稱接觸戰略失敗的美國人對中國沒有深入的理解。他們低估了市場開放和國際化對中國變遷的作用。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從不相信接觸外部世界會讓中國放棄自己的文化，但認為這會對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造成深遠的影響。
加州大學謝淑麗（Susan Shirk）教授多次指出“反華版本的紅色恐慌”是有害的，將會破壞兩國人民之間僅存的善意。她與夏偉（Orville Schell）教授共同主持完成一份關于中美關系的研究報告，題為“路線矯正”（Course Correction），在2月發布。報告沒有回避來自中國的挑戰及其風險，也對中國一些相關政策提出了坦率的批評，但他們反對美國轉向新的遏制政策，主張需要更新而不是放棄以往“基于原則立場與中國接觸”的戰略，建議適時調整對華政策中合作、威懾和施壓的權重分布，以“巧妙的競爭”（smart competition）將中美關系帶入更具合作性和穩定性的軌道。
同樣，著名政論家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也主張，需要堅持“接觸加威懾”的對華戰略。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發表長文《新中國恐懼》，已經引起學術界和智庫的熱烈反響。作者指出，強硬對抗中國的所謂“新共識”源自對中國挑戰的恐慌，但這種恐慌感是嚴重誤判歷史的結果。首先是對國際自由秩序真相的誤判。這個秩序自始至終都存在例外的挑戰和破壞力量（有些甚至來自美國自身），因此從不是完美的秩序（早已有人戲稱其為“既不自由、也非國際，而且無序”）。它從未有過真正的“黃金時代”，但也沒有傳言中的那種衰退，因為其核心屬性——和平與穩定——至今仍然在發揮作用。中國就處在這個秩序中，并沒有摧毀它的意圖和能力。其次，“新共識”誤判了美國對華戰略的歷史。自尼克松時期以來，美國從來沒有奉行過單純的接觸政策，始終與威懾并用。這個戰略的宗旨也不是企圖讓中國演變為“西方式的自由國家”，而是約束中國的國際行為，就此目標而言，以幾十年的歷史尺度來評估，這個戰略并沒有失敗。扎卡里亞批評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馬拉松》中所構想的中國“意欲統治世界的秘密計劃”。從中蘇結盟到分裂，從“文革”到市場化改革至今，“如果這是一場馬拉松，它已經歷了一些奇異的扭曲和轉向”，足以終結整個“秘密計劃”?；谡`判和恐慌的對華政策注定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行的或者代價高昂的。扎卡里亞認為，如果華盛頓能夠保持冷靜，耐心繼續奉行接觸加威懾政策，就有希望將中國變成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這是更明智的政策選擇。
聯署公開信、謝淑麗等人的報告以及扎卡里亞的文章，都反映出審慎派構想另一種戰略選項的努力，實際上是對以往接觸戰略的更新改造。這種選擇試圖克服強硬派的簡單魯莽與代價過高的冒險，但也對政策制定者與實施者的判斷力和靈活性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其可行性還取決于中美雙方溝通互動的誠意與效果，因此具有較大的實踐難度。強硬派與審慎派都意識到新的挑戰，彼此的分歧與競爭在于何種戰略才具有現實可行性和有效性。
面對中國崛起的新趨勢，在“恐慌的”強硬派與“不安的”審慎派之外，過去那種樂觀而友好的“親華派”（panda huggers）已經所剩無幾。值得中國欣喜的是，畢竟還有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這樣的老朋友在發聲。新年前夕，雅克在《衛報》網站發表文章，題為“過去十年屬于中國，下一個十年亦將如此”，宣告我們將會看到“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將繼續分崩離析，同時，中國主導的國際機制影響力將與日俱增。這個過程將是不平坦的、不可預測的，有時是令人憂慮的，但最終是不可抗拒的”。自從2009年出版《當中國統治世界》以來，雅克先生始終站在“唱盛中國”的最前列。他的論述如此激昂與鼓舞人心，必將載入“講好中國故事”的史冊而被后世銘記。
無論如何，傳說中既成事實的“新冷戰”無法照搬舊冷戰的劇本重演。
如果接觸不再可靠、遏制無法適用，而脫鉤代價過高，那么華盛頓的“新共識”注定是脆弱的。特朗普的矛盾在于，既不愿在經濟方面脫離與中國的相互依賴，又想在技術等領域構筑壁壘。兩者都符合美國利益，但要兩全其美則需要一個更杰出的劇本。在此之前，現成的只有“受不了你，也離不開你”的通俗劇臺詞。
美國也很難組建一個聯合對抗中國的同盟。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最近的民調顯示，大多數歐洲人（包括百分之七十四的德國人、百分之七十的瑞典人和百分之六十四的法國人）在中美沖突中寧愿保持中立。歐洲不可能割裂與美國長久的紐帶關系，但也無法承受削弱與中國的貿易關系（平均每天高達十億歐元的貿易值）。很難想象在一個全面脫鉤的對峙格局中歐洲會何去何從，這也需要一個非凡的劇本。
中美貿易談判漫長而曲折的過程，預示著兩國關系可能進入一段僵持與拉鋸的時期。在新年之初，歐逸文（Evan Osnos）在《紐約客》發表長文《美中較量的未來》。他在兩國各界進行大量采訪后得出結論說，最可行的未來是“一種不穩定的共存”，這種共存建立在雙方都欲求“斗爭而不毀滅”的關系基礎上。這是一個平庸但可信的劇本。不過歐逸文做出了警告：“對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風險是盲目，源自無知、傲慢或意識形態的偏見……為了避免災難發生，雙方都必須接受迄今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中國必須認識到為尋求掌控而過度擴張所引起的憤怒，而美國必須調整適應中國的存在?！弊詈笏赋觯绹仁怪袊氐竭^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現在要做的是“與中國未來的道德愿景展開競爭”。
但這個假設是錯誤的。回顧過去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許多驚天動地的變革在之前完全難以想象。2月中旬在中美貿易新一輪磋商之后，人民網和新華網等官媒都轉發了一篇公號文章，其中寫道“美方提出的一些結構性訴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細想想，很多何嘗不是我們深化改革開放進程中正要做的？”這是挑戰引導變革、沖突促進匯聚的可能性之光在社會微觀層面的投影。
在宏觀的視野中，文明從來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與誤解，經由漫長反復的競爭和沖突，伴隨艱難的對話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轉變，最終得以匯聚在一個求同存異、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雖然遠不是“天下大同”。
或許，世界歷史在當代最宏偉的戲劇正拉開帷幕，只是沒有現成的劇本。
▍中：歐美風云
美國
彈劾總統與政治分裂
預兆早已顯露，美國政局會經歷波瀾洶涌的2019年。從年初創下“政府停擺”最久的歷史記錄（長達三十五天），到年底特朗普成為史上第三位被眾議院彈劾的總統，伴隨著政治裂痕的日益深化，兩大政黨之間的分裂尤為突出。
彈劾總統是一項基于憲法原則的行動，實際上與黨派斗爭的邏輯緊密交織。12月18日眾議員對彈劾案的投票幾乎完全由黨派身份所決定，民主黨主導的眾議院不出意料地通過對特朗普的彈劾。那么，在提交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審理時，彈劾指控幾乎沒有可能獲得三分之二多數的六十七張贊成票。然后，特朗普會宣告他從一場政治迫害中幸免遇難，或者粉碎了一次陰謀政變。
一場毫無懸念的彈劾行動為什么會開啟？兩黨精英都訴諸憲政原則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也都指控對手在玩弄“黨派政治”。對特朗普“濫用權力”與“阻礙國會”的兩項指控都依據憲政語言。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在彈劾后演講抗辯說，這是美國現代歷史上“一次最倉促、最不深入和最不公平的”彈劾。他訴諸“降低總統彈劾門檻的危險性”，這是一個正當的憲政理由，但指控民主黨的彈劾企圖“蓄謀已久”卻顯得荒誕，在邏輯上一項指控是否成立與指控者是否蓄謀完全無關。更為反諷的是，他在譴責眾議院彈劾證據不足、倉促草率的同時，卻拒絕在參議院審判中傳喚證人出庭和文件調查，試圖迅速完成一次更加倉促草率的判決。
那么，在黨爭如此激烈的背景下，還有希望踐行法治要求的程序與證據原則嗎？眾議院的聽證與辯論過程呈現出顯著的“后真相效應”：在民主黨議員看來“確鑿的證據”，對共和黨議員來說只是“傳言”而已。然而，“后真相效應”也與證據的品質成反比。假如累積的證據接近尼克松“水門事件”的確鑿程度，那就可能終結后真相的游戲。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暫緩將彈劾指控呈遞參議院，以此要求參議院確立一個更充分和公正的審判程序，同時也在期待新的證據浮出水面。
《紐約時報》12月29日發表長篇報道，披露了特朗普不顧“有違國家利益”的告誡，堅持凍結對烏克蘭軍援長達八十四天的過程與內幕細節，以及在五角大樓和白宮官員之間造成的沖突與困擾，讀來驚心動魄。這也許仍然算不上最確鑿的證據，但正如《華盛頓郵報》一篇評論所指出的那樣，這會對麥康奈爾“迅速而無痛的彈劾審判”計劃造成巨大的壓力。1月6日報道，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John Bolton）表示，如果被參議院傳喚，他愿意出庭作證。
許多評論者相信，彈劾爭斗是2020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兩黨都試圖以此爭取中間選民?！癋iveThirtyEight”網站發表一份綜合多家民調數據的分析報告顯示，公眾對彈劾的態度有所變化。在眾議院啟動彈劾程序之前，反對率始終高于支持率，從9月底之后支持率超過反對率并保持微弱優勢（截至新年1月3日支持率為百分之四十九點四，反對率為百分之四十六點八）。與此同時，對總統的認可率幾乎不受彈劾的影響（波動幅度在百分之二以內），截至新年1月3日認可率為百分之四十二點五，不認可率為百分之五十三（與2019年7月31日的數據完全相同）。
黨派立場不僅體現在對彈劾總統的態度，也是影響政治取向的首要因素。皮尤（Pew）研究中心最近發布的民調表明，在美國公眾三十種政治價值的取向與分布中，黨派分野是區分政治態度最主要的分界線，遠遠超過年齡、性別、種族與族裔、教育水平和宗教等因素的影響（12月數據）。而“黨派反感”（Partisan Antipathy）變得比以往更加強烈，也更加個人化（10月數據）。
許多人對政治分裂深感憂慮，《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布魯尼（Frank Bruni）9月25日發表文章，題為“為什么彈劾特朗普令人恐懼”。他認為彈劾行動雖然正當，但其政治后果卻是可怕的。它將強化政治對抗和兩黨斗爭，進一步激怒原本就易怒的特朗普，卻不可能將他罷免，這會使美國陷入完全不可預測的瘋狂狀態。而彈劾即便能揭露特朗普被忽視的罪惡，也不可能改變選民立場，因為“特朗普的本色一開始就顯而易見”。在當今政治部落主義的格局中，有人相信“看見了一道反常的彩虹”，有人確信是在“凝視黑暗”。布魯尼認為“正義之事與明智之事并不總是相同的”，暗示當下最迫切的目標是彌合而不是撕裂分歧。
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也認為“彈劾爭斗要比你想象的更為可怕”，但做出了與布魯尼不同的判斷。他10月底在Politico雜志發表文章，引入“政體分裂”（regime cleavage）概念，其標志是“對于政治體制本身的基礎發生沖突”，這遠比其他政治分裂（政策分歧、左右之爭或族群身份矛盾等）更加危險?！霸诿媾R政體分裂的社會中，越來越多的公民和官員相信，規范、制度和法律可以被忽視、顛覆或取代”。他指出，美國已經顯示出政體分裂的征兆：兩黨對彈劾問題相持不下，分歧已從政策領域轉變為“政治合法性”問題，在政治話語中將對手貼上“非美國、不忠誠，甚至叛國”的標簽。而將依據憲法秩序彈劾總統的行動等同于“政變”，對行政權的制約遭受質疑，立法機構職能的行使被視為非法，則是政體分裂最清晰的跡象。
佩平斯基認為，在美國政治尚未被政體分裂耗盡的情況下，更有必要認真對待這場彈劾的憲政意義。他期望經由彈劾案的考驗與洗禮，讓分裂的公眾重新肯認共同的民主政體原則、捍衛法治和維護三權分立，最終恢復憲政秩序。否則，美國有可能陷入全面的政體分裂。在那種情況下，“不可能選舉出一位能夠‘結束華盛頓的混亂局面’的總統，因為分裂的雙方都會將對方視為非法和非民主的。選民將會失去對民主本身尚存的信念。在最壞的情況下，總統及其支持者完全不對國會負責，而其反對者則徹底拒絕總統的合法性”。
這篇文章受到《華盛頓郵報》等多家報刊的關注援引，反映出對分裂危機的共同感受。幾篇評論文章都提到一種令人畏懼的前景：假如特朗普在下屆大選中失敗，特別是雙方得票率接近的情況下，他和支持者們會接受選舉結果的正當性嗎？不要忘記，甚至在2016年勝選的情況下，特朗普仍然拒不承認希拉里·克林頓獲得了更多的大眾選票（popular votes），指控那是“作弊”的結果。那么，如果爭取連任的競選失敗，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可能走得多遠？
《新共和》11月6日發表文章，題為“民團總統”（The Vigilante President），描述了特朗普的“硬核支持者們”（hard-core supporters）已經準備以暴力對付敵手的可怕景象。特朗普自己多次含蓄地炫耀擁有這樣一群支持者：“他們是執法人員、軍人、建筑工人，為特朗普而騎行的摩托車手們……這些人都是硬漢（tough people）。”他說自己很希望他們保持和平的方式，但后來又說，“他們通常不會玩硬的，直到他們走到某個特定的地步，到那時情況就會非常糟、非常糟”。這是特朗普在2018年競選活動和接受媒體采訪中談到的。他在暗示自己留著一張威脅性的底牌。
2020年的大選結果會怎樣？如果特朗普默許或鼓勵那些硬漢必須開始“玩硬的”了，那么情況會有多糟？會發生暴動最終導致憲政危機嗎？這種前景讓人不寒而栗，卻并非不可想象。
在過去的一年間，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不斷刷新人們對總統職位的想象。比如，他會在意加拿大電視臺在播放老電影《小鬼當家2》時刪去了他當年客串路人的七秒鐘片段，并為此公開指責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實際上這是電視臺2014年開始常用的剪輯版本（為節省播出時間刪去了幾個無關情節的片段）。但這類“外交小事”又何足掛齒，只要想一想特朗普可以在知會五角大樓、國務院或白宮幕僚之前，直接在推特上發布重大的國家安全決定，更不用說他連綿不斷炫耀自夸或侮辱謾罵的推文……“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今年，甚至都不是他被彈劾的原因”，《紐約客》資深作者格拉瑟（Susan B. Glasser）如是感嘆。她因為每周撰寫“特朗普的華盛頓”專欄而無法擺脫“難以言表的折磨”。一位德國朋友為她提供了一個新造的德文詞來抒懷，竟然有三十三個字母之長，其簡化版是“Trumpschmerz”（特朗普痛）。格拉瑟將此選作自己的年度詞匯，寫下歲末的專欄《特朗普痛之年》。
可是，何必計較這些細枝末節？許多支持特朗普的民眾，會同時聲稱“雖然并不喜歡他這個人”。格拉瑟這樣的“白左”知識人困于自己道德潔癖的執念，因此無法理解政治評價的要義所在：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政績，而不是其個人道德操守或行事風格。
果真如此嗎？圣誕節前一周，福音派旗艦雜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發表社論，呼吁罷免特朗普，引起軒然大波。社論將“道德”置于核心，指出特朗普的所作所為不僅違憲，而且“幾乎是一個在道德上迷失和困惑之人的最佳范例……對于許多不顧其污損的道德記錄而繼續支持特朗普先生的福音派人士，我們可以這樣說：記住你是誰，以及你侍奉的是誰”。
蘇利文（Andrew Sullivan）對此評論說，“終于，有福音派媒體以簡潔的語言說出了真相”。他所指的真相是：“品格很要緊”（character matters）——不僅在道德的而且在政治的意義上是重要的。“這一直是保守派的原則，卻在崇拜的騷動中被拋之不顧。”蘇利文自詡為“歐克肖特式的保守主義者”，年輕時曾擔任《新共和》主編。這位立場多變的知名評論家，12月在《紐約》雜志網站發表犀利的文章，筆鋒直指政治家的品格議題。
在蘇利文看來，正是巨大的品格缺陷，使一位出色的競選者在勝選后錯失良機，并成為猖獗獨斷的總統，最終走向被彈劾的命運。2016年競選時期，當其他候選人還在繼續“僵尸般的政治和經濟”陳詞濫調，特朗普卻通達了“許多美國人的積怨和焦慮”，因此脫穎而出。想象一下，如果他能在這個基礎上制定總統議程，通過一項基礎設施建設的法案，結合對中產和工薪階層的稅收減免，他會獲得很高的支持率并輕松獲得連任。如果他能有一毫秒的謙遜，承認自己作為新手會犯錯，或者能有一丁點的寬宏大量，奇跡就會發生。即使到今天，如果特朗普承認，現在意識到他與烏克蘭總統的電話涉嫌“越界”，那么我們會身在一個不同的世界。
然而，所有想象中的“如果”都沒有發生，蘇利文就此總結出兩個核心教訓：第一，“特朗普主義在這個國家擁有真正的支持基礎”，包含著一些必須回應的需求；第二，特朗普本人完全沒有能力回應這些需求，“他是一個如此不穩定、惡毒、具有破壞性的自戀者，以至于威脅到整個政府體制”。因此，這場彈劾在根本上事關特朗普的品格：“他是如此深刻和獨特地不適合他擔任的職位，如此蔑視他曾宣誓要捍衛的憲政民主，他的核心品格是如此敗壞，以至于他與法治之間的沖突會引發危機，只是簡單的時間問題?！睂τ谶@樣一個人置身于橢圓形辦公室的事實，“如果我們的民主制度還尚存一絲生命，那么彈劾是不可避免的”。
特朗普不可能在參議院的彈劾審判中被罷免，而且他還有可能在2020年大選中獲勝再執政四年。民調顯示，在登記的選民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無論如何都不會投票給特朗普，同時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會無條件地投票支持他，還有百分之十七的選民將對比權衡民主黨的候選人來決定自己的投票。這個比例結構在過去一年中幾乎保持不變，甚至在幾個“搖擺州”也是如此。多數專家預計，在2020年11月將會有一場旗鼓相當的激烈競爭。
共和黨當中始終存在一個反對特朗普的少數派，他們曾在2016年呼吁“絕不要特朗普”（never Trump），現在發起了反對特朗普連任的“林肯計劃”（the Lincoln Project）。12月18日，四名保守派精英聯名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題為“我們是共和黨人，我們決心擊敗特朗普”。他們聲稱自己仍然堅持“保守派（或古典自由派）”的立場，雖然與民主黨人存在許多政策分歧，但“我們共享的對憲法的忠誠，要求一種共同努力”。他們發起林肯計劃的目的，是要阻止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對法治、憲法和美國精神的傷害”。
很難估計林肯計劃會有多少影響。共和黨建制派對特朗普的疑慮與不滿由來已久，但在2016年大選前，他們就決定接受一項“與魔鬼的交易”，因為這個闖入共和黨的政治素人給出了難以拒絕的回報，不只是共和黨內無人匹敵的選民支持率，而且在更深遠的意義上，是對美國聯邦法院系統轉向保守派的決定性改造。
馬庫斯（Ruth Marcus）在其新著《最高的野心》中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中，很早就公布了一份保守派法官的名單，他預告在當選后將從中提名聯邦法院的法官。對于保守派來說，這是一個具有誘惑力的承諾。而且特朗普兌現了這個承諾，執政三年多以來，在共和黨掌控的參議院支持下，他提名并通過任命了一百五十八名保守派的法官進入聯邦各級法院，包括兩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四十四名聯邦巡回法院法官，以及一百十二名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相比之下，奧巴馬兩屆任期內只任命了五十五名巡回法院法官。
因此，無論特朗普是否會被罷免或能否連任，他已經留下了史無前例的、將會影響美國政治幾十年的政治遺產。
歐洲
巴黎圣母院在大火中傾覆，這個四月成為歐洲“殘忍的季節”，混合著“記憶與欲望”，交織為無數緬懷的詩文。
明星哲學家萊維（Bernard-Henri Lévy）適時地獻上一篇頌詞（Ode），他在旁征博引與詞不達意之間費力尋思，寫下這一象征性事件的啟示：“燃燒中的巴黎圣母院提醒我們，我們歷史和遺產的脆弱，我們建成的事物并不牢靠，以及千年歐洲作為藝術故鄉的有限性?！敝劣谌绾蚊鎸ξ磥?，萊維引用雨果的名言作答——“時間是建筑師，但人民是工匠”。
這是告慰卻不是回答，因為“時間”這位建筑師已經隱匿了那幅藍圖。曾經召喚人心的“歐洲精神”，曾在柏林墻倒塌之后鼓舞了千萬人“重返歐洲”的夢想，以及歐洲一體化的實踐，如今都變得面目不清、前景不明。
彷徨的歐洲，在歐盟整體目標與成員國各種訴求之間左右搖擺，也在中美紛爭的大變局中難以抉擇：美國正在疏離的盟友，或者中國的潛在新伙伴，或是更具自主性的歐洲。這種格局深藏著悖謬的陷阱，它呼喚心懷使命感的政治家登場，引領歐洲開拓未來，但同時將會以過于嚴苛的考驗摧毀他們。
默克爾深知這種考驗的分量，她即將在2021年秋季卸任。馬克龍顯示出責無旁貸的雄心，他對歐洲的危機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嗎？《經濟學人》11月9日刊登封面報道《馬克龍看世界》，并在網站上發表對他長篇訪談的全文。
馬克龍坦言，英國脫歐的曲折過程、美國在戰略上的背棄以及歐盟事業進展的舉步維艱，“這在五年之前都是難以想象的”。他深信，歐洲正處在“懸崖的邊緣”：“存在相當大的風險我們將會在地緣政治的意義上消失，或者至少我們將不再掌握自己的命運?！倍呦驊已碌拿\始于1990年代，從那時開始，歐盟專注于市場的擴張與規制，卻逐漸失去了自身的政治目標。這在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下，造成了一種永遠穩定的幻覺。但隨著美國從歐洲和中東的逐步撤退（始于特朗普就任之前），連同其新的保護主義，歐洲的脆弱性便暴露無遺。他警告說，“當世界從基于規則的全球秩序轉向由實力強權政治所決定的秩序，歐洲正面對近乎生死存亡的時刻。”在美國背棄和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如果歐盟不能將自己理解為一種全球勢力，那么將會消失”。
為應對這種危險，馬克龍認為需要確立“歐洲主權”：這是歐洲戰略性的集體能力，以捍衛歐洲的利益（包括安全、隱私、人工智能、數據、環境、工業和貿易等等）。困難是顯著的：歐洲內部的分歧、英國脫歐造成的困境、德國聯合政府的功能失調與經濟疲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僵局……所有這些障礙以及他對時局的黯淡分析，似乎都未能動搖這位總統的信心，“一種神奇的而且無疑是過度的對自己可以有所作為之能力的信心”。
這種信心并非毫無基礎。馬克龍是具有宏大視野且精力充沛的外交家，上任以來對五十多個國家進行了一百零一次訪問（包括兩次出訪中國），他能從容不迫地應對特朗普的威懾，并積極調整和促進與莫斯科以及北京的關系。畢竟，他領導的法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也是一個核武大國，其軍事影響力從歐洲延伸到太平洋地區，而且法國目前的經濟發展也相對平穩。就國內政治而言，馬克龍及其政黨擁有強大的行政權力，并在議會中占據多數席位。他的國內聲望也開始恢復，支持率仍然不高（百分之三十四），但至少回到了“黃背心”抗議運動之前的水平。
馬克龍正積極推動“歐洲干預倡議”（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這是多國（包括英國）組成的聯盟計劃，以便在危機中共同行動。他還提到了德國倡導的“歐盟防務合作協議”（pesco），以及用于資助軍備研發的歐洲防務基金（金額高達一百三十億歐元）。所有這一切都是“為輔助北約而設計的”。他對北約“腦死亡”的批評引起了軒然大波，但這表明在集體安全問題上他與默克爾的觀點相近：歐洲人“可以依靠他人的時代已經結束”。
馬克龍的“歐洲主權”抱負可能實現嗎？《經濟學人》在導引文章中提出了諸多質疑。以防務為例，二十七個歐盟成員國很難一致同意去建立一個功能完備的武裝力量。波蘭與波羅的海國家對于疏遠美國而尋求與俄羅斯緩和的想法心存警覺，而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正陷入自身的內部困境，無暇顧及一個宏偉的全球愿景。
的確，歷史上很多次要讓歐洲成為全球性勢力的呼喚最終都落空了。馬克龍的歐洲理想很容易受到批評，被視為哲學家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位四十一歲的年輕總統堅信，這一次必定有所不同。他實際上在懇請歐洲的政治同僚們想象：“如果堅固的美國同盟不復存在，歐洲如何能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中繁榮興盛？”馬克龍值得一個嚴肅的回應。
英國在痛苦的思考后做出了選擇：面對紛亂復雜的局面，決定抽身而出。“脫歐”并不是脫離歐洲，而是擺脫歐盟體制的束縛，以某種“光榮孤立”的姿態與歐洲大陸保持有彈性的距離。三年多以來反復推倒重來的方案，曲折多變的辯論、談判和拖延，已經讓英國人精疲力竭。不堪忍受的人們終于被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競選口號擊中：“搞定脫歐！”（Get Brexit Done）
12月12日的議會選舉成為英國保守黨新的高光時刻，以三百六十五個席位獲得下議院的絕對多數，這是1987年以來保守黨取得的最大勝利。工黨作為第二大黨在選舉中失去了六十個席位，遭受了1983年以來最慘重的失敗。脫歐淹沒了其他許多政策議題，是工黨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工黨領袖科爾賓（Jeremy Corbyn）本人“不可信任”的輿論形象也舉足輕重，這也不只是右翼媒體對他“污名化”的結果。科爾賓在脫歐問題上猶疑不決，在黨內未能有效整合激進左翼和中左立場的成員，在黨外也難以凝聚已經多樣化的親和工黨的選民。工黨的競選方案包含從環境到醫保的眾多議題，顯得龐雜混亂而焦點不清。在根本上，布萊爾和布朗的“新工黨”改革路線，在受到金融危機的重創之后一直未能真正復蘇。近十年來，工黨試圖重新調整自身的意識形態定位，但在構想左翼的社會經濟政策方面缺乏真正具有創造性的突破，這是工黨面臨的更深層也更困難的挑戰。
約翰遜在勝選演講中宣告：脫歐是“英國人民做出的不可辯駁、不可抗拒、無可爭議的決定”。雖然這位首相并沒有兌現最初承諾（完成脫歐的期限從10月底被推遲到新年1月底），但無論如何他不再會陷入反復辯論的泥沼。約翰遜做出了新的承諾，在2020年底之前達成與歐盟新的自由貿易協定，而大部分專家和外交家都對此表示懷疑。
過去的難題并沒有消失，約翰遜像特蕾莎·梅一樣承諾了脫歐的三項目標：（1）英國所有地區離開歐盟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2）愛爾蘭島內，不設置愛爾蘭共和國與（屬于英國的）北愛爾蘭地區之間的邊境檢查；（3）英國內部，不在北愛爾蘭和其余地區之間（愛爾蘭海兩岸）設置貿易邊界。但是，這三項目標在邏輯上無法同時達成，有學者稱之為“脫歐三重悖論”（The Brexit Trilemma），也是讓脫歐方案久拖不決的難點之一。
真正解決這個難題需要至少放棄其中的一個目標。如果堅持兌現脫離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的承諾，就必須要么阻隔南北愛爾蘭（在歐盟體系下）已經享受的自由通行，其代價是北愛爾蘭的民族主義反彈；要么在愛爾蘭海設置邊界，這將損害英國主權的完整性。
約翰遜并沒有打破三重悖論的魔咒，他目前的方案是對北愛爾蘭地區做出特殊的復雜安排：將關稅同盟與單一市場分開處理，讓北愛爾蘭與英國共享關稅區，但仍然與愛爾蘭共和國留在單一市場，因此在愛爾蘭海設置了海關檢查。彭博社的新聞評論說，這是讓北愛爾蘭在兩個體系中“各站一只腳”。
北愛爾蘭的內部分歧由來已久，在宗教信仰上有新教徒與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有堅持歸屬英國的聯合派（Unionist），以及主張整個愛爾蘭統一的民族主義派（Nationalist）。彼此間長期的沖突在歐盟體系中得到了有效的緩解，但重新被脫歐議程激活。
議會選舉之后，利物浦大學湯戈（Jon Tonge）教授在《外交政策》發表文章指出，約翰遜的權宜之計沒有消除脫歐與愛爾蘭和平難以兼容的憂慮。近年來北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要求愛爾蘭統一的呼聲逐漸強勁，在當地民眾中獲得的支持也越來越高。最近一次獨立民調顯示，愛爾蘭統一的支持與反對率幾乎相同（百分之四十六對百分之四十五）。相反，聯合派的民主統一黨（DUP）開始從權力中心走向邊緣。這次議會選舉后，在北愛爾蘭地區的當選議員中，聯合派的議員史無前例地成為了少數。雖然要想實現愛爾蘭統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總體趨勢有利于民族主義者。
與此同時，民族主義也在蘇格蘭地區再度興起。反對脫歐、要求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在這次選舉中贏得了蘇格蘭地區五十九個席位中的四十八席?！都~約客》報道透露，該黨領袖斯特金（Nicola Sturgeon）表示，她將致信約翰遜首相，要求再次舉行脫離英格蘭的公投，“給蘇格蘭一個選擇，去尋求另一種未來”。她此前曾多次呼吁，蘇格蘭最好的未來就是成為“一個平等獨立的歐洲民族”。
早在選舉前一個多月，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就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中批評約翰遜的政策會激發分離主義浪潮，并想象了一種黯淡的前景：“破裂的大不列顛將不再偉大，最終留下的只有英格蘭。”這個圖景或許過于悲觀，而《經濟學人》的一篇評論更值得重視，文章將脫歐的沖擊概括為“三個D”：“分裂、損害與削弱”（divide, damage and diminish）。在2020年，隨著英國失去其作為歐美之間橋梁的角色以及中國在世界增強的影響力，約翰遜首相談論的“全球性英國”的愿景將會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
遠離美國的歐洲可能比人們想象的更加危險，德國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隱患。這如何可能呢？二戰后的歐洲和平已經持續了七十多年，野心勃勃而令人畏懼的德國早已脫胎換骨，被馴化為溫良無害的新德國。思想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甚至說過，如今在德國四處可見的是“平庸之善”。但卡根（Robert Kagan）表達了懷疑：“果真如此嗎？這是唯一可想象的德國嗎？”他在《外交事務》（5/ 6月號）發表文章《新德國問題》指出，自由國際秩序的瓦解以及歐盟內部矛盾的加劇，將會改變德國及其在歐洲的作用，致使“德國問題”有可能舊病復發。作為著名的政治歷史學家和戰略顧問，卡根的博學與雄辯讓人很難低估這種危險。
所謂“德國問題”是指它對歐洲和平帶來的威脅。德國領土遼闊、人口眾多，又位于歐洲的心臟地帶，在1871年統一之后就具有足以打破歐洲均勢格局的力量，并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后，美國主導的歐洲和平建設規劃特別重視解決德國問題。外交家凱南曾提出，某種形式的歐洲一體化是“唯一可能的方案，來解決德國與其余歐洲國家的關系問題”，而這只有在美國的安全承諾保障下才可能實現。
歐洲一體化的方案成功了，德國告別了其曲折而恥辱的過往，轉變為世界上最自由和平的民族。但卡根提醒人們切勿忘記，和平的新德國也需要有利的外部條件支持才能夠持續，正如舊德國的轉變。他贊同小說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一個觀點，善惡主要不是所謂“國民性”問題，而取決于外部事件：“并不存在兩個德國，一善一惡。邪惡的德國只不過是善良的德國陷入了不幸與罪惡，因而是誤入歧途并走向覆滅的善良德國。”因此，維護棄惡從善的新德國，依賴于有利的國際環境，這包括四個要素：美國的安全保障、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民主化浪潮，以及對民族主義的壓制。這些要素共同的作用，迫使和鼓勵德國，從軍國主義中解放出來，致力于經濟和技術發展，并深刻肯認了自由與民主的價值，抑制了民族主義的傾向，獲得了和平與繁榮，最終“埋葬了舊的德國問題”。
但是，形成這些良性要素的歷史環境既非尋常也未必永久持續。2009年歐元區危機爆發，在歐盟內部造成了裂痕，開始了新的惡性循環。德國主張的緊縮政策遭到希臘和意大利等國的反彈，還出現了反德“共同陣線”的話題，而德國人對要“資助他人的揮霍享樂”而心生怨恨，萌發了受害者意識。這種局面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末歐洲內部沖突的“地緣經濟版本”。
如果爭端僅止于經濟層面，并不值得特別擔憂。然而近幾年的變化則不再能讓人保持信心：整個歐洲出現了民族主義的興起，部分地區民主政治開始衰退。特朗普在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峙中選擇支持后者，他抨擊歐洲的中右派與中左派的國家領導人（包括默克爾、馬克龍和特蕾莎·梅），而贊賞民粹主義、非自由派的右翼領袖（匈牙利的歐爾班、法國的勒龐、意大利的薩爾維尼和波蘭的卡欽斯基）。美國還在反對全球自由貿易體系，而這是鞏固歐洲和德國政治穩定的體制。此外，英國脫歐也會對歐洲均勢造成負面影響。特朗普公開質疑以往美國承諾提供的安全保障，這將迫使德國和歐洲為防衛自主而發展軍事力量。這些趨勢意味著，遏制德國問題的戰后秩序已經開始松動，所有四個有利要素如今都不再可靠。
也許危機感是多余的，也許德國戰后的變化是如此深刻，再也無法逆轉。但也有可能，“自由平和的德國人也難以抗拒那些塑造歷史的巨大力量”。右翼民族主義的另類選擇黨（AfD）如今已經躍居聯邦議會的第三大黨，其領導者宣稱已經厭煩了德國人“對內疚的崇拜”，并將移民問題歸咎于被他們稱為“二戰獲勝方的傀儡”的德國政要。如果某個政黨能夠以更主流、更溫和的方式支持這種情緒，很有可能會找到自己的執政之路。在未來幾年，德國可能將身處一個再度民族主義化的歐洲，形形色色崇尚“鮮血與土地”的政黨可能掌權。在這種環境中，德國人能夠抵御自身的民族主義回潮嗎？實力政治曾主導歐洲大陸長達千年，如果其他歐洲國家最終走上這條道路，那么即便是最為自由的德國（哪怕僅僅出于自衛）也很難不加入其中。如果今天的德國是自由世界秩序的產物，那就必須思考在這個秩序瓦解的時候會發生什么。
▍下：思想前沿
面對全球氣候緊急狀態
森林在燃燒：從美國加州、巴西亞馬遜，到澳大利亞甚至在北極圈，大面積的山火失控。觸目驚心的圖片和影像傳達著氣候危機的兇兆，而這只是最可見的部分。
一個真相，即便十分可怕，如果是老生常談也會讓人漸漸習以為常，變得無動于衷甚至心生厭煩，或者干脆懷疑和否認——直到震驚的時刻來臨。個體健康狀況往往如此，地球的安危也是如此。
現在這個時刻來了，絕非危言聳聽：有極大的概率，我們無法達成控制氣候變暖的預期目標。不是遲了，而是已經太遲了，就像狼群早已混入羊群，我們終于同意一起來“亡羊補牢”。
地球生態并不會毀滅，但將長期重病不愈（想象一下你將在醫院渡過余生）。這甚至不是什么“代際間正義”問題，而是當下年輕一代（或者足夠長壽的中年人）會遭遇的命運。可這么悲觀的前景是不是最好秘而不宣？否則會讓人過于絕望。也許如此，除非你不相信長期住院的病人大多會自暴自棄。
這些感想是因為閱讀《紐約客》9月發表的長文，題為“如果我們不再假裝會怎樣？”，作者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的核心論點令人沮喪，他相信“氣候大災難（apocalypse）即將來臨。要為此做出準備，我們需要承認我們無法防止這場災難”。這很難讓人接受。但在研讀了十多篇相關文獻之后，卻沒有發現有力的反駁論據。弗蘭岑很可能是對的。
2019年在（有記錄以來）最熱年份排名中位居第二，僅相差零點零四度次于2016年（更反映趨勢的數據是，這個排行榜上最熱的前八名全都屬于2010年代）。地球開始“發燙”，格陵蘭冰蓋融化了三千億噸冰（凈損失），明顯高于近幾年的年度平均值兩千四百億噸。9月22日，數百人聚集于阿爾卑斯山，為山上的冰川舉辦葬禮，宣讀悼詞。炎熱的夏季，法國和德國的核電站因為冷卻水的溫度過高，曾被迫關閉核反應堆的運作。
《牛津詞典》的2019年度詞匯是“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 emergency），其詞典定義是“要求采取緊急行動來減少或阻止氣候變化，避免由此造成的可能無法逆轉的環境破壞”。此前，英國、愛爾蘭和歐洲議會都相繼宣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
11月《生命科學》（BioScience）學刊發表一份聲明，題為“世界科學家的氣候緊急狀態警告”，來自一百五十三個國家的一萬多名科學家聯署支持，他們“清晰而明確地宣告，地球正面臨氣候緊急狀態。為確保一個可持續的未來，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這要求一些重大轉變——轉變我們全球社會的運作方式，以及與自然生態系統的互動方式”。隨后這份聲明在“世界科學家聯盟”網站繼續征集科學家聯署。
實際上，科學家的危機警報早已拉響。早在1992年，由美國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肯德爾（Henry Kendall）領銜，發表《世界科學家致人類的警告》，大約一千七百名知名科學家簽名。2017年11月，超過一萬五千名科學家聯署發表了同題警告的“第二份通知”，發起人是美國生態學教授里波（William J. Ripple），他也是今年這份聲明的主要撰稿者之一。
氣候危機意識也逐漸深入大眾文化。半個多世紀前的科普讀物《寂靜的春天》當時就引起轟動，后來出現了許多觀賞性更強的影視作品。2004年氣候災難電影《后天》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觀眾（雖然作為科幻片，其科學性屈從于虛構性受到幾位科學家質疑）。前美國副總統戈爾在氣候公共教育的能力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他在2006年主創的紀錄片《惱人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受到廣泛贊譽，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編撰的同名書籍曾連續數月位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之首。由于戈爾在促進公眾環保意識方面的卓越成就，被授予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
經年累月的教育以及不絕于耳的警告，的確更新了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生態環境意識，也帶來了可觀的行動實踐。那么，為什么人類向“環境友善”生活方式的轉變還是遠遠落后于環境惡化的速度？因為獲得正確認知的過程過于緩慢，錯過了有利的行動時機。在對危機嚴重性的認識逐漸達成廣泛共識之后，問題已經積重難返而變得日益緊迫，這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提出難度極高的要求。
在氣候危機的認知方面曾經存在三個主要問題：氣候是否在持續變暖？“溫室效應”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嗎？以及在氣候變化的成因中人為因素是否關鍵？對這些問題一直存在真真假假的辯論。所謂真辯論，是指科學家之間正常發生的觀點分歧。氣候和環境科學的發展受歷史條件的局限，在觀測工具、分析模型和判斷能力還不夠成熟的時期，還很難對相關問題做出理據充分的確定判斷，存在著一些合理分歧的空間。
這就讓“假辯論”有了可乘之機，利益集團（尤其大型石油公司）選擇性地慷慨資助對自身有利的研究，或者賄賂研究人員形成誤導性的觀點。更復雜的是，真假辯論有時相互交織，讓人真假難辨。1992年發表的《海德堡呼吁書》，旨在反對“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CPP）關于抑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報告，有四千名科學家聯署簽名（其中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1995年又有七十九名氣候及相關領域的科學家簽名發表《萊比錫全球氣候變化宣言》，否認“存在關于全球氣候變暖的共識”并反對《京都協議書》（后來發現，其中有幾位簽名者受到石油工業的資助）。這些事件與所謂氣候變化“懷疑論”和“否認論”有若即若離的聯系。
對氣候變化的認知困惑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逐步得到澄清，大部分科學家對上述三個問題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2011年的研究發現，有百分之九十七的氣候科學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意見一致，而到今天科學家共同體已經達成了完全而明確的共識。即便如此，懷疑論和否定論的影響并沒有銷聲匿跡，當今美國總統本人就持懷疑論的立場。
在8月底聯合國的氣候變遷會議上，桑伯格（Greta Thunberg）大聲疾呼“How dare you!”這位十六歲的瑞典少女成為《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無論是否喜歡她的憤怒言辭，她對事實的基本認知并不算偏激。
在11月的世界科學家聲明中有這樣一段話：“氣候危機已經到來而且正在加速，超出了大多數科學家的預期。它對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命運的威脅比預期的更為嚴重?！敝ゼ痈绱髮W出版社在3月出版了七位作者合作的研究專著《有見識的專家們》，受到《科學美國人》《衛報》和《紐約時報》的關注評論。作者通過長期的研究調查發現，與懷疑論和否認論的指控相反，科學家不僅沒有夸大反而會低估氣候變化的速度和威脅性。他們過于謹慎的主要原因是，寧愿克制“偏激”的研究發現來維持當時主流的保守共識，也不愿引發爭議。因為這會讓官員和公眾無所適從，將有限的科學分歧混同于“完全沒有可靠的知識”，會為“不作為的立場”提供借口。
氣候危機的惡化還有一個特點，它的前半段像是“溫水煮青蛙”的故事，溫度上升、森林燃燒和冰川融化等趨勢只是逐漸加劇，但漸變過程會到達一個臨界點，然后會爆發急劇而不可逆轉的突變，這就是所謂“翻轉點”（tipping point）。比如溫鹽環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突然大幅度減緩，即便不太可能完全停滯。如果完全停滯，就會出現類似電影《后天》中的可怕景象（盡管許多觀眾不理解，明明是氣候變暖怎么結果會讓人“凍死”）。11月28日《自然》雜志發表倫頓（Timothy Lenton）教授及其研究團隊的文章，題為“氣候翻轉點：風險太高，不可對賭”（Climate Tipping Point —— Too Risky to Bet Against）。在文章列出的全球九大氣候翻轉點中，有半數以上極為活躍，其中幾個已經非常迫近。
在2019年，對于氣候危機的真實性、嚴重性和人為成因，已經沒有什么可懷疑的了，連“懷疑派”這個含混的術語已被美聯社、《衛報》等媒體廢棄，剩下的只有極少數“否認派”（實際上是“抵賴派”）。科學家的預警基本正確，缺陷只在于以往太過溫和了。
當認知的障礙完全清除之后，人類需要刻不容緩的行動，再也沒有拖延的理由。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有高低兩個目標。2015年《巴黎協定》規定，將全球平均溫升在本世紀內控制在二攝氏度以內，這對于簽署協定的國家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在一些島嶼國家的要求下，還追加了一個更理想些的目標，努力爭取控制溫升不超過一點五攝氏度，但這個“努力爭取”并沒有約束力。
無論是哪一種標準，其中的溫升幅度都不是與目前的水平相比，而是指“相對于工業化前的水平”。那么現在是什么水平？12月3日聯合國的世界氣象組織（WMO）發布“臨時聲明”告知：2019年（1-10月）的全球平均溫度比工業化前時期高出大約一點一攝氏度！這就意味著，實際上我們還剩下一攝氏度左右的余額可用（即便平均溫度在來年有可能出現極微小的下降）。
要實現二攝氏度以內溫升目標，全球人為的二氧化碳必須在2030年減排百分之二十，在2075年要達到“凈零排放”。我們做得到嗎？人類再也沒有拖延的理由（reason），但有許多原因（causes）會嚴重阻礙所要求的行動。
回到《紐約客》的那篇文章，弗蘭岑認為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滿足三項條件。第一，主要污染國家都要采取嚴厲的措施，關閉大部分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并徹底重組經濟。而且必須齊心協力，“如果德克薩斯人還在開采石油并駕駛皮卡車，即便把紐約市變成綠色烏托邦也無濟于事”。第二，這些國家采取的行動必須正確，政府的巨額資金不會浪費，也不被侵吞。最后，絕大多數人（包括痛恨政府的許多美國人）都要無所抗拒地接受高稅收，并嚴格管束鋪張的家庭生活方式。他們要對必要的極端措施抱有信心，不能將討厭的新聞當作假新聞置之不理，還需要為其他遙遠而受到威脅的國家以及后代人做出犧牲。“每天，他們都要思考死亡，而不是早餐。”
弗蘭岑對達成這些條件的可能性非常悲觀，因為不相信“人性不久后能發生根本改變”。他提到今年出版的新書《不宜居住的地球》，這本書的暢銷表明許多人都有悲觀的同感。但是，坦言悲觀的前景并不是主張放棄努力，就像宗教承諾的永恒救贖即便不再可信，人們也不會就此停止行善。他主張應當坦率承認我們達不到預期的目標，這樣才不會在希望落空后完全陷入絕望。力所能及的減排努力仍然有強有力的現實和道德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緩地球走上不歸之路的時間。
的確，實現預期目標會要求十分艱難的改變。弗蘭岑在文章中沒有明述卻暗含的一個論題是，應對氣候危機的努力會遇到合作困境，因為氣候是一項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對此已經有大量的學術研究。杜克大學羅森伯格（Alex Rosenberg）教授9月底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對此做了通俗的闡述。
公共品的消費（受益）有兩個特征，非競爭性和不可排他性。路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使用路燈的照明絲毫不妨他人使用（非競爭性），但我同時也無法排除他人使用（不可排他性）。實現《巴黎協議》的目標也是如此，一國無法單獨從中受益，除非也讓別國同時受益。那么誰來為修建路燈支付成本呢？限制氣候變化的努力會面臨“囚徒悖論”：如果主要污染國聯合起來控制排放，美國就不必努力也可以坐享其成。但如果別的國都不愿付諸行動，那么美國甚至連嘗試都沒有意義。所以，無論別國怎么做，從“理性”自利的角度計算，美國最優選擇都是不限制自己的排放。但每個國家都會做同樣的理性計算，結果就導致非理性的共同大災難。克服囚徒悖論的常用辦法，是依靠政府的法律強制。在沒有世界政府的前提下，需要世界各國自愿合作，達成一致意見，形成嚴格而有效的監管和獎懲機制，確保共同遵守協定。但全世界有兩百多個國家，有效的合作太難了。
羅森伯格對合作困境的描述并無新意，但他提出一個有趣的辦法。想象一下你是生活在十九世紀的富翁，發現周邊的馬路上沒有路燈，沒有任何人愿意花錢修建。假設當時的路燈極為昂貴，貴得你無法獨自承擔，而窮人們也無力分擔。那應該怎么辦？你應該去找愛迪生！花錢資助他的發明，讓他研發出既好用又便宜的路燈，便宜到你愿意獨自支付而免于夜間行走的不便。羅森伯格說，這就是科學技術的用武之地，現在應該想盡辦法去發明各種性價比極高的節能減排新技術和產品，其成本必須非常之低，以至于個別國家或公司愿意獨自支付，因為這個成本仍然會低于它們擺脫惡劣環境所獲得的收益。于是，“減緩氣候變化的這項公共品，對于至少一個消費者（國家或公司）會變得如此有價值，以至于這個消費者愿意獨自為自己購買，而其余的人可以免費搭便車?！?/section>
這有可能嗎？羅森伯格并沒有把握，因為科學的發現和突破要借助偶然的運氣。但他主張“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去增進科學使我們脫離困境的機會……去支持純粹的研究，以不朽之名而不只是金錢，去自由地傳播和回報科學研究”。
2019年，大自然和科學家都傳達了“氣候緊急狀態”的訊號。我欽佩弗蘭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付諸力所能及的努力，去面對可能失敗的未來。同時懷著一絲希望，期盼我們時代的愛迪生，成千上萬個愛迪生。
優績主義的陷阱及其教訓
美國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聞。聯邦檢察官在3月對五十人提出指控，名演員、商業領袖以及其他富裕的父母涉嫌行賄（金額從五萬到一百二十萬美元不等），為子女“購買”耶魯、斯坦福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學資格。輿論嘩然，美國兩黨政要也紛紛予以譴責。
公眾的憤怒無需解釋，因為這踐踏了美國人深信不疑的“優績主義”理想或“優績制”（meritocracy）原則：社會與經濟的獎賞應當依據才能、努力和成就這些“優績”（merits）來決定。人們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公平競爭，成績優異者獲勝。因此，最好的大學應當錄取成績最出色的學生，收入最高的職位應當留給最有能力的人才。對美國人來說，這是不容挑戰的理想原則。
挑戰者出現了，他自己就是優績制競賽中的贏家，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他評論說，人們對招生丑聞的譴責完全正當，但并沒有觸及深層的問題，只看到有人破壞游戲規則，卻沒有看透這個游戲本身是一個陷阱。他的新書《優績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于9月出版，引起巨大反響。美國幾乎所有主要報刊、廣播電視和網絡媒體都發表了報道、采訪和書評?！都~約時報》刊登多篇評論，《新共和》和《高教紀事》還組織了專題討論。作者的核心論旨是，現在“美國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為優績制沒有充分落實，而是優績制本身造成的”。優績制根本無法兌現它許諾的公平競爭與社會階層流動，在虛假承諾的偽裝下只是一個陷阱。這本書力圖闡明（如其副標題所言）“美國根本的神話如何滋養了不平等、瓦解了中產階級并吞噬了精英階層”。
馬科維茨對優績制提出了三重批判。
首先，優績制固化了社會等級，折斷了人們向上攀登的階梯，實際上造就了新的世襲制。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為優績主義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襲等級，讓每個人都有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憑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獨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權利”，這是所謂“美國夢”的感召力所在。馬科維茨論證，美國社會的現狀是，精英階層能夠將優越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代際傳遞”給自己的子女。這當然不能依靠被廢棄的世襲制度，而是通過教育。
教育本來是社會階層流動的關鍵通道，但優質教育是稀缺資源，需要競爭才能獲得。爭奪優質教育資源是一個全球現象，在亞洲是如此（想想電視劇《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和《小歡喜》中的情景，還有“小學不讀民辦，大學就讀民辦”之類的廣告），美國也不例外。
無數家庭卷入焦灼的戰場，但精英階層最終會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勝。這突出體現在著名高校學生的家庭階層分布。馬科維茨援引數據表明，在哈佛、普林斯頓、斯坦福和耶魯大學等名校，來自收入水平前百分之一富裕家庭的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了后百分之六十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人數總和。目前在貧富學生之間的學業成績差距，已經超過了1950年代黑人與白人學生之間的差距。早在1960年代，耶魯大學校長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曾明確主張，學校錄取要根據學生的成績而不是其家庭背景來，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襲。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為精英階層找到了保持優勢的秘訣：通過支付高額費用，讓孩子獲得最好的升學訓練，從幼兒園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種昂貴課外補習班和培訓項目，讓他們的子女在各級入學申請中獲得難以匹敵的競爭力。頂層富裕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是驚人的，每個孩子的累積花費可以高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美元，由此“維護了一個有效的世襲統治階層”。
第二，推行優績制的結果是貧富差距的擴大，結果瓦解了中產階級。由于工作職位和收入等級與教育水平密切關聯，可想而知，優績制會導致精英階層與中產階級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紐約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曾經是全世界最平等主義（egalitarian）的社會，托克維爾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占比，當時在美國不到百分之十（而在英國超過了百分之二十），但今天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在1950年代，CEO的工資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資的二十倍，而現在達到了三百六十倍。貧富差別的加劇帶來了美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整個中產階級在過去半個世紀內不斷衰落，少部分進入上層和精英階層，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斷下降（這也使中產與底層人口的貧富差距相對緩和），結果形成了頂層與中下層之間嚴重的兩極分化。一個由中產階級占據美國主導地位的“橄欖型社會”消失了。
第三，優績制的操作具有欺騙性。與傳統的貴族精英不同，新精英階層的興起具有道德的正當性，他們宣稱自己獲得的優越地位全靠努力奮斗和聰明才智，因此這種地位完全是其“應得”（desert）。但馬科維茨指出，這是一個操縱性的作弊體制（rigged system）。精英階層不只用財富優勢獲得教育優勢，而且他們故意提高了社會職業的技能門檻。金融投資、律師、醫生和高新技術等高收入行業，都屬于“超級技能工作”（super-skilled jobs），對受雇者要求的資質極高，主要接受精英大學的畢業生，而普通學校的畢業生很難達到準入門檻。因此教育背景的優勢也就轉換為就業和晉升的優勢。
如果用體育競賽作比，馬科維茨似乎是說，精英階層在雙重意義上作弊。首先是在入學競爭中，他們的子女接受了昂貴而優質的強化訓練（這是中下階層完全無力負擔的培訓），這相當于包攬了最優秀的教練和訓練設置，因此獲得了競爭優勢。不僅如此，他們還在就業競爭中改換了比賽項目，原來的比賽是（比如拔河之類）人人可以參加的項目，現在變成了（冰上芭蕾之類）未經特殊訓練完全無法入場的項目。這些新設置的項目對獲勝者的獎賞（收入）極高，但普通家庭的子女根本達不到準入門檻。馬科維茨相信，這些高收入行業的出現，表面上是新型經濟發展的需要，其實是精英階層有意為之——為了將普通人隔離在游戲之外，來確保他們的絕對優勢，最終造成了無可戰勝的堅固壁壘。因此優績制的實際操作證明，所謂的機會平等和公平競爭是虛假的承諾，實際上是一個陷阱。
在揭露了優績制的本質之后，馬科維茨還闡述其有害的后果。他強調優績制同時對窮人和富人以及整個社會都造成了危害。在這場游戲中沒有真正的贏家。
中產階級的損失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是優績競爭的失敗者，很難獲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級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動的機會。那些成功“逆襲”的勵志故事因為罕見才成為“新聞”，正如彩票的中獎者。他們只能做簡單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維持基本生活，卻無法為孩子負擔私立學校和課外培訓，也就難以期待下一代能改變命運。停滯的工資和上升的債務使他們被排除在社會經濟的繁榮之外。而這場競爭因為貌似“公平”，他們被淘汰出局的命運只能歸咎于自己，視為自己的“應得”。實現美國夢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中產階級也就失去了進取精神。他們工作得越來越少，是因為沒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種“被迫懶散”（enforced idleness）狀態，感到自己是對社會無用的人。這種被排斥的感覺導致了普遍的精神沮喪。美國從2015年開始，出現連續三年的人口預期壽命下降，這是史無前例的，在發達國家中極為罕見。雖然很難斷定因果聯系，但藥物濫用和抑郁自殺的增加，以及預期壽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貧窮和中產階級的社區。
馬科維茨還呈現了一種格外反諷的圖景：優績競爭的贏家陷入了另一種悲慘命運。老派精英階層的特征是閑散，因為可以不勞而獲。而現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級技能”的勞工，過著超級繁忙的生活。他們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貴的教育投資索要更高的回報。《哈佛商業評論》的調查顯示，高收入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時之間，而“極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百分之九達到每周一百小時甚至更長。這是一個不斷自動強化的循環：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時間更長，而更長的工作時間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來證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無憂的精英們承受著嚴重的“時間饑荒”（time famine），損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質。而他們的下一代，從幼兒時代開始就被培養成有強烈進取心和競爭力的孩子，懷著與父母相似的野心和期望，也帶著對失敗的擔憂和恐懼，精心籌劃自己的未來。精英階層生活在無止境的競爭命運中，必須付出極端的代價才能守護自己的特權地位。
于是，美國社會落入了優績制的陷阱：一面是中產階級“無勞可做”轉向“被迫懶散”，一面是精英階層“過勞而獲”陷入“時間饑荒”。優績制本身成功了，但這場競爭中的成敗雙方都過著悲慘的生活。這很接近馬克思的一個論題，在資本主義體系中資本家和工人同樣處于“異化”狀態。
在馬科維茨看來，優績制是一場騙局，實際上成為財富和特權世襲相傳的機制，造就了新的“貴族階層”，滋長了階級之間的對抗和怨恨。目前的不平等狀況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一代人之前都難以識別。的確，美國人崇尚的是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但這部著作提出一個警告：嚴重的結果不平等必定將破壞機會平等。作者相信，這種社會分裂的狀況會侵蝕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為特朗普的黑暗民粹主義提供推動力量。
那么，我們如何擺脫優績主義的陷阱呢？馬科維茨并沒有給出強有力的對策。他承認轉變優績制的難度之高，相當于在大革命時代推翻貴族制度。他建議的改革方案十分有限，著眼于教育與就業兩大領域。首先，通過建立更包容和開放的教育體制來促進機會平等。比如，讓私立學校接受相當比例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否則無法享受捐贈的免稅資格），以及政府通過公共補貼來鼓勵學校擴大招生。其次，促進中產階級的就業機會和質量。比如，在醫療、法律和金融等服務系統中，許多工作其實并不需要高等學歷就可以勝任。政府應當鼓勵增加這類中等技能的工作職位。在他看來，這兩個方面的改革是相互促進的，重建更平等的社會秩序會讓所有人受益。精英階層能夠（在可接受的范圍內）以收入和地位的下降，換取更多的的閑暇時間，而中產階級則通過收入和地位的增長，得以重返美國社會生活的中心。他構想的改革并不是一場激進的革命，去推翻優績制的資本主義體系，只是采用了過去福利國家的政府干預路線。
《優績制的陷阱》獲得了廣泛的贊譽，但也出現一些批評。幾位評論者指出，馬科維茨將超高技能和高技能職位的增長，歸因于精英階層的蓄意操縱，這完全沒有說服力，而且涉嫌陰謀論。就業結構的變化是全球化和數字革命的產物，當代社會和經濟的復雜性，需要高技能的人才來運作，因此教育投入的回報也在增加。
馬科維茨揭示了嚴重的不平等對社會造成巨大危害，令人信服。但追究優績制導致不平等的責任是錯置了嫌疑對象。優績主義從未承諾結果的平等，促進機會平等和階層流動在邏輯上無法提升結果平等。杜克大學榮休教授斯達頓（John Staddon）在Quillette網刊發表的評論指出，即便在一個極端理想的機會平等環境中，天賦才能（natural talents）的差異仍然會在競爭中產生等級差別，無論競爭的目標是什么。
當然，嚴格的機會平等必須矯正不平等的起點，可以通過補償措施“拉直”扭曲的起跑線。但在每一次比賽的起步線之前，還存在更早的起步線，而補償的要求總是可以正當地向更早的階段延伸——從大學錄取延伸到幼兒園入學，一直追溯到遺傳天賦這類“道德任意”（morally arbitrary）的運氣因素，這會走向類似“運氣均等主義”的道路，主張“敏于抱負，鈍于天賦”。但我們很可能會發現，“抱負”和“努力”等品性也仍然與遺傳有關，那么徹底的補償措施只能走向（姑且稱為）“基因平等主義”的絕境，否則嚴格的機會平等仍然無法實現。
改變競爭的目標也只能更換獲勝的人群而不是等級結構本身，在狩獵時代可能是體力（身強力壯）的等級，而在今天的信息技術時代可能是數學才能的等級。硅谷的程序員和公司的裝卸工在五百年前的等級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種等級來取代另一種終究也無法達成平等的結果。
顯然，競爭是優績主義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競爭，結果也只能造成等級差異。我們崇尚優績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為自由與效率。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原則，優績制有其無可替代的長處：最有效地發掘、選拔和使用社會最需要的人力資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個社會受益?！皟灴儭保╩erit）的確立當然取決于特定社會的功能需求，其內涵會隨文化和時代而變化。但無論是騎馬射箭、吟詩作畫，還是工程設計，一旦被確立為“優績”，就成為競賽的目標，最終會讓特定的擅長者勝出。
在我看來，馬科維茨對于優績制是否應當導致平等的問題缺乏融貫的立場，這使得他無從選擇究竟是放棄優績制還是改善它。他最初提出了新穎的挑戰性論點——美國目前嚴重的困境并不是因為優績制還不夠完善，而恰恰是它成功運轉造成的。但依據這個論點，只有徹底拋棄優績制才是擺脫困境的出路，但他建議的促進機會平等的對策，實際上選擇了對優績制的改善。馬科維茨在一次訪談中坦言了自己的猶疑不決。他一方面深信優績制的陷阱危害廣泛，但同時又感到在許多領域（比如他自己從事的學術研究領域），我們很難想象如果完全拋棄優績主義是否還能維系。而這種猶豫蘊含著深刻的啟發，促使我們思考平等主義理想的獨立維度——平等無法依賴優績主義實現。
這部著作杰出的貢獻在于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兩個重要觀點：讓優績制的競爭成為壓倒一切的最高原則，會導致社會的分裂，進而危及西方社會賴以生存的民主政治體系。此外，嚴重的結果不平等也將損害機會平等，反過來會侵蝕優績制本身的原則。但馬科維茨的核心主張帶有含混的暗示，聲稱優績制是資本主義困境的根源，好像若非如此，本來可以有一個更美好的資本主義社會。但優績制得以大行其道，可能正是由資本主義的邏輯所驅動。
優績主義的霸權源自資本主義經濟的競爭邏輯和效率最大化原則，這造成了當代西方社會新的危機。但西方社會不只崇尚單一的資本主義邏輯。馬科維茨將我們帶回政治理論家持久爭論的難題：如何應對在自由與平等之間、效率與公平之間、資本主義經濟與憲政民主政治之間存在的內在張力？尋求兩者調和的努力實際上貫穿于整個現代歷史。當今西方社會再次陷入平衡失調的困境，這個教訓告誡人們：優績主義無法單獨應對平等與自由之間的緊張，在這兩種核心的現代價值之間，我們無法二擇其一。
資本主義的問題
今天西方思想面對的一個重要命題，是如何在當代條件下重新構想自由與平等的關系。傳統左翼的大政府主導的福利國家政策有其明顯的弊端，否則很難有“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興起，及其里根-撒切爾的“黃金時代”。但在經過2007年金融危機的教訓之后，資本主義仍然在放任自由主義的延長線上滑行，貧富差距依然不斷加劇，階級裂痕仍在日益深化，正在危及西方國家根本的社會政治基礎。
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往往激發左翼思想的回潮。英國《衛報》6月刊登著名記者貝克特（Andy Beckett）的長篇文章《新的左派經濟學》，介紹了一個“跨大西洋的左翼經濟學家運動，正在構建一種替代新自由主義的實踐性方案”。對現實的不滿是普遍的，連英國保守黨的財政大臣哈蒙德（Philip Hammond）也承認，市場經濟如何運轉的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裂痕已經打開了，“有太多的人感到這個體系對他們不利”。許多左翼經濟學家認為，當今資本主義出現了類似1930年代危機的前兆，開始了各種新的構想和規劃，從主張社區財富自治的“社區所有制”，到追求更平等的經濟權力的“民主經濟”等等。其中一部分人屬于（工黨影子內閣財政大臣）麥克唐納（John McDonnell）組織的網絡，為工黨的左翼經濟政策提案出謀劃策。還有許多人活躍在這個網絡之外。
左翼經濟思潮也在美國發生影響。皮尤中心6月發布的民調顯示，美國人當中仍然有百分之五十五的比例對“社會主義”持有負面態度，但表達正面觀點的人群比例已經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二（當然，美國人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更接近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在民主黨候選人競爭下屆美國總統的初選辯論中，如何應對不平等成為一個重要議題，出現的提案包括財富稅（Wealth Tax），加大所得稅區間的稅率差，提高遺產稅，以及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都~約客》10月發表報道披露，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的財富稅方案受到了皮凱蒂（Thomas Piketty）名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啟發，而具體方案的設計者是三十四歲的法國經濟學家祖克曼（Gabriel Zucman），他是皮凱蒂指導的博士與密切的合作者。
新一期《外交事務》（2020年1/2月號）發表專輯“資本主義的未來”，旨在清算它“正在面臨的自身缺陷”。其中，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塔克（Todd Tucker）和祖克曼（Gabriel Zucman）合作發表文章，譴責富豪精英們利用體制保護自己的利益，揭示種種危機的征兆，但他們的解決方案仍然是大幅增稅，堅持“資本主義的拯救取決于稅收”。更為激進的英國左翼經濟學家法恩布拉（Miatta Fahnbulleh）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耗盡了其潛力，現在需要社會主義的方案才能適應當代世界的現實。
美國歷史學家穆勒（Jerry Muller）則表達了對激進左翼方案的質疑。他批評“巴黎經濟學派”（皮凱蒂和祖克曼等）支持的沃倫和桑德斯的財富稅方案，稱之為“新社會主義運動”（neosocialist movement），已經越過社會民主派的傳統邊界，斷定這場激進運動將嚴重損害投資與企業創新的能力。他指出，從亞當·斯密開始，資本主義最偉大的捍衛者都承認有必要克服其弊端，以此維護政治安定與社會和諧。而資本主義最偉大的批評者，也總是敬佩其驚人的增長和創新能力，成功的進步運動從來都致力于“馴化市場”，而不是廢除它們。然而，“新社會主義者們”的計劃與此不同。他們厭惡不平等現象，但解決方案就是簡單利索地“剔除頂端的離群值”。他們漠不關心企業是否能保持活力，以及能否將其收益用于公共投資?！八麄儾魂P心鵝的健康，因為他們的經濟學家假設，金蛋的供應是無止境的?！蹦吕諏⑦@場運動稱為“妄想”。
美國民主黨候選人提名的競爭還在進行之中，財富稅等平等主義提案的前景需要由選民來決定。在法國，馬克龍總統已經在2017年的經濟改革方案中取消了財富稅，而在民眾抗議運動之后仍然堅持不能恢復，理由是“鼓勵投資和確保勞有所獲”。英國議會選舉中工黨遭受重創有多重原因，但左翼的經濟方案顯然還需要對選民形成足夠的感召力。
思想具有改變歷史進程的力量，但左翼思想的歷史實踐記錄并不令人樂觀。貝克特在文章中回顧，在1930年代經濟衰退到二戰之后的時期，許多商界領袖認識到需要一種更加平等的經濟，并與工黨建立密切合作。但隨著經濟與社會逐漸穩定，撒切爾主張的右翼方案便顯示出更強的吸引力，商界人士也隨即改變了立場。那么，左派如何才能讓人們抵御右翼政策的誘惑？追求的目標究竟是“終結”還是“轉變”人們所熟悉的資本主義？對此新的左翼經濟學家們仍然存在分歧。
在貝克特的報道中，有一個更值得關注的線索。幾位年輕的左翼經濟學家，提出了新的“以社會為中心”的視角：尋求一種“適應社會的經濟”而不是“屈從經濟的社會”。他們期待出現一種不同以往的“更為良性的資本主義”，這是一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新的世界觀”。
讓經濟學回歸社會也是皮凱蒂的努力。他不久前出版了新著《資本與意識形態》（法文版，英文版將于2020年出版）。米蘭諾維奇在書評中談到，皮凱蒂學術研究的特征體現為一種“方法論的回歸”，就是重返經濟學原初和關鍵的功能——“闡明利益并解釋個人和社會各階級在他們日常（物質）生活中的行為”。而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的主導范式，卻是把所有人都當作利益最大化的抽象行為者，“從經濟學中清空了幾乎所有社會內容，呈現了一種既抽象又錯誤的社會觀”。
也許，缺乏社會內容的經濟學，恰恰呼應著四十年來漠視社會的資本主義模式，這才是資本主義根本的病癥。
在2019年的思想討論中，一個反常識的事實正在浮現。人們熟知的常識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中追求平等理想是極其困難的，因為平等主義與資本主義具有內在矛盾。但這種常識掩蓋了一個被忽視已久卻重要的事實：在現代條件下，資本主義必須依賴最低限度的社會平等才可能維系，否則將無法存活，更遑論繁榮。原因并不復雜，資本主義需要社會的存在，而社會的整合依賴基本的平等。如果貧富差距過于懸殊，終將造成社會的分裂甚至崩解，那么資本主義也將無處安身而瓦解。
嚴重的不平等會導致社會的崩解嗎？西方社會的分裂和政治極化與近年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興起有關。對這些現象的成因，學術界存在不同的解釋。而皮凱蒂更強調其經濟根源而不是文化（身份）原因。他在《歐洲與階級分化》一文中指出，英國的低收入人群中有百分之七十支持脫歐，但他們并不比精英階層更加排外。更簡單的解釋是，歐盟經濟以區域間競爭為主，這有利于流動性最強的富裕階層，如果不消除嚴重的不平等，民族主義的分裂社會的效應將會持續下去。民粹主義也是如此。在《資本主義與意識形態》中，皮凱蒂研究發現，半個多世紀前西方左翼政黨推進的社會民主派議程相當成功，這使他們所代表的經濟中下層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實現了向上流動，成為教育良好和較為富裕的中產或中上階層。但這改變了左翼政黨內部的社會結構，成功向上流動的左派領袖們成為新的精英，皮凱蒂稱之為“婆羅門左派”，脫離了那些未能改變命運的下層群體，使后者淪為 “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這是滋生民粹主義的重要力量。
“不被代表的”人群，恰恰代表了人口中相當比例的“被淘汰出局的人”“被迫懶惰的人”“被遺忘的人”和“失去尊嚴的人”，他們被排除在任何有意義的“自由競爭”游戲之外，身處同一國度，卻感到自己是“祖國的陌生人”。被排斥的群體會通過民主政治所有可能的方式表達他們的絕望、憤怒以及反抗，終將開啟一場“新的階級戰爭”——這是林德（Michael Lind）教授最新著作的書名（The New Class War）。
當前西方一些國家已經出現這種危險的征兆，成為左派、中間派和保守派共同關切的問題。因此，即便資本主義的捍衛者可以對（左派訴求的）平等的內在價值無動于衷，也無法忽視平等對于維系社會基本完整性的工具性意義。“資本主義依賴平等”這個反常識的事實正逐漸迫近人們的視野，而平等的“最低限度”也必定高于半個世紀前的水平。
當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危及社會整合本身的時候，反思與約束資本主義的“無社會”甚至“反社會”傾向的努力正在興起。2019年出現了多種在“資本主義”之前附加限定詞的構想，探索具有約束性的（包括“人民的”“共同善的”“利益攸關者的”以及“以人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新模式呈現為一種趨勢。
在《外交事務》的專輯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米蘭諾維奇的文章《資本主義的沖突》，這也是他新著《唯有資本主義》的縮減版。對于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他做了三個歷史階段的類型劃分：最初是十九世紀興起的古典資本主義，隨后是從二戰時期到1980年代初盛行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social democratic capitalism），曾主導了西歐和北美的福利國家制度，最后的階段是晚近四十年的“自由優績制的資本主義”（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他認為在優績制資本主義中，社會要比古典資本主義時期更加平等，女性和少數族裔被賦予更大權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福利條款和社會轉移支付也被用來促進平等，減緩了財富與特權集中所造成的最嚴重破壞。這些措施繼承了其前任社會民主主義版本的做法。
但是，在全球化和新技術的影響下，經濟不平等開始增加。資本收入在總收入中的占比一直在上升，這意味著資本和資本家正變得比勞動力和工人更重要。在美國，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人群擁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金融資產，而美國的基尼系數從1979年的零點三五上升到今天的零點四五左右。上層階級有優異的教育背景，收入也往往很高。他們相信自己贏得的地位是源自他們的“優績”，但這掩蓋了他們從體制和社會趨勢中獲得的優勢。精英階層通過金融資本的代際轉移，以及對子女教育的巨大投資，導致了“統治階級的再生產”。
這些觀察與馬科維茨的看法相似，但米蘭諾維奇同時強調了全球化的影響，包括工會的削弱、制造業工作的流失以及工資的停滯。相當一部分大眾感到幾乎沒有從全球化中獲益，因此將全球貿易和移民涌入視為自己苦境的根源，這與少數精英的感受有極大的差異，結果是嚴重的社會對立。精英階層變得更加隔離戒備，而社會其他階層越發怨恨。
在米蘭諾維奇看來，對于自由優績制的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危機在于“一個自我永續的上層階級的出現，伴隨著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它未來的命運取決于是否能夠進一步演化，進入一個“更先進的階段”，米蘭諾維奇稱之為“人民的資本主義”（people’s capitalism）。在這個階段中，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之間應當有更平衡的分配。這將要求“拓寬資本所有制”，遠遠超出目前百分之十的頂層人口。同時，需要讓頂級學校和高薪工作變得更加開放，不受到家庭背景的影響。在應對不平等的問題上，人民的資本主義與早前的社會民主主義類型有相似之處，但主要著眼于尋求在金融資產和技能方面提升平等，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與后者不同，前者只需要溫和的再分配政策，因為社會已經達成了更充分的基線平等（baseline of equality）。為實現更大的平等，仍然“應當發展稅收的激勵措施，來鼓勵中產階級持有更多的金融資產，對非常富有的人群征收更高的遺產稅，改善免費公共教育，并建立公共資助的選舉競爭”。這些措施的累積效果將會使“資本和技能的所有權”在社會中更加分散。
左翼經濟學家在倡導“人民的資本主義”，而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提出了“共同善的資本主義”（common-good capitalism），出自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他11月在一所大學的演講中，抨擊了自由放任主義那種“不加以引導的市場會解決我們的問題”的觀念，認為這種老辦法根本行不通，因為它無法建立勞資雙方在義務和權利之間的平衡關系。雖然“老辦法”可能會帶來GDP和利潤的增長，但它本身不會帶來“有尊嚴的工作”。他批評當前的政府政策只追求經濟增長，指出“這種增長常常只能讓股東受益”，卻犧牲了新的工作和更好的薪酬。盧比奧對當前政治的左右兩派都表達了不滿，因為右派只注重維護商界謀利和股東投資回報的權利，卻忽視他們對于工人和國家應有的義務，同時也忽視了工人分享收益的權利；而左派熱烈呼吁每個人獲取收益的權利，也強調商人有義務分享他們的成功，卻很少談論工作的義務和商業界的權利。盧比奧所構想的“共同善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由企業的體制”，其中勞資雙方都享有權利也履行義務：“工人履行他們工作的義務，也享受他們工作的收益。與此同時，企業享有創造利潤的權利，也要將足夠的利潤重新投資來為美國人創造有尊嚴的工作?！?/section>
盧比奧敏感于“缺乏有尊嚴的工作”不只是經濟問題，還有深遠的文化與政治影響。目前的資本主義將造成人群的對立、社會的衰敗和國家的破裂。因此，他聲稱自己的目標并不是在左右之間開辟“第三條道路”，而首先是防止這個國家的瓦解。如果需要治理的國家將不復存在，那擊敗政治對手的競爭也毫無意義。致力于“共同善”和社會的融合，以及強調權利與義務的平衡等，都是社群主義思想的傳統口號。盧比奧試圖以社群主義的老辦法來約束放任資本主義的努力未必奏效，但他明確地意識到當下的危機及其緊迫性。
施瓦布（Klaus Schwab）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和執行主席，12月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文章《我們想要什么樣的資本主義？》，他選擇的答案是“利益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這是他在1971年首次提出的概念。施瓦布認為，資本主義存在三種不同的模式，西方企業奉行的是“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模式，其根本目標是追求利潤，在新興市場興盛的模式是“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其特點是由國家制定經濟發展的方向。而他所倡導的“利益攸關者資本主義”與前兩種模式不同，是將“私營企業視為社會的受托人（trustees of society）”。文章批評了主流的“股東資本主義”追求短期和狹隘的利益，論證在當前新的社會與環境的挑戰下，他主張的這種“更具社會意識”的經濟模式是回應這些挑戰的最佳方法。
施瓦布正在準備一份新的《達沃斯宣言》，包括三項指標。首先是確立包括“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要素在內的“共享價值的創造”，作為企業標準財務指標的補充。第二項指標是調整企業高管的薪資，依據的標準是決策能否促進長期的共享價值的創造，而不只是符合股東利益（這造成過去高管薪資的飛速增長）。最后要求大企業理解，它們自身就是“我們共同未來的主要利益攸關者”，必須發揮其核心能力、創業精神和專業技術，與其他利益攸關者攜手合作，共同改善世界狀況。
參加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楊安澤（Andrew Yang），在初選競爭中提出了“以人為中心的資本主義”（Human-centered Capitalism）。他反對“重利輕人”的主流經濟模式，認為“勞動力參與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收入中位數”以及“壽命預期”這些指標要比傳統的失業率和GDP更準確地衡量經濟的健康發展。在他的競選策略中，最受人矚目的是“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提案，承諾給每個十八至六十四歲的美國人發放月一千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這個方案聽上去匪夷所思，但他以（被美國人迷信的）亞裔數學能力論證了其可行性。自由紅利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向亞馬遜、谷歌等科技巨頭公司征收增值稅。
在美國人的常識中，加稅是傳統左派的方案，但楊安澤的思路與此不同。他以阿拉斯加州政府給本州居民發放的津貼作對比，這項津貼來源于石油公司的部分利潤。因為油礦本身是該州居民的共同財產，由此獲得的利潤理應分出一部分讓共同財產的每一個所有者（無論貧富）共同受益，它的正當性依據完全不同于所謂“劫富濟貧”的加稅。以此類比，高科技公司使用了我們每個人的“數據”，由此獲得的利潤也理應由用戶共享。值得注意的是，楊安澤在競選中提出了“數據財產權”的概念，主張“數字數據應當被當作一種財產權（a property right）”。雖然楊安澤沒有充分論述全民基本收入與數字財產權之間的關聯，但在他競選網站關于“數據作為財產權”的陳述中包括三項主張，其中之一就是主張“讓人們分享由于他們的數據產生的經濟價值”。這蘊含了一個新穎的理念：企業在創造經濟價值的時候，使用了網民們有形或無形的共同財產，由此獲得的利潤應當無差異地讓所有相關者分享。這是一種基于共同所有權的普遍受益觀念，不同于傳統左派的思路。所以，楊安澤有理由宣稱自己“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前進派”（Not Left, Not Right, Forward）。無論他是否成為民主黨最終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以人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的理念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提案將被人銘記。
波蘭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出版的名著《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曾指出，經濟原本嵌入社會之中，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將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等要素從社會“脫嵌”出來，使市場成為脫離社會而自行運轉的機制，經濟也從其作為“社會生計策略”的實質性涵義，轉變為“理性決策”的形式涵義，形成了危及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波蘭尼的分析診斷有許多可疑之處，更不用說他構想的拯救方案了。
然而，在此后七十五年資本主義的演化進程中，他提出的問題總會有再次引人注目的時刻?；蛟S，當下的西方社會正在面臨一個“波蘭尼時刻”。而最低限度的平等——讓人們達到準入門檻，邁入有希望的公平競爭，并從中普遍受益的基本平等——成為維護社會融合的一項不容忽視的要求。
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曾不斷面對平等主義的挑戰，也在這種挑戰的壓力下演化更新。西方主流思想將激進平等主義視為烏托邦式的幻想，對其可能的災難性后果始終抱有警覺。然而，注重機會平等的自由競爭，若完全無視相對的結果平等，也很可能造成另一種災難。當今的資本主義再次面臨平等主義的巨大壓力，如何應對這場考驗關乎其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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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陳欣老師給我們科普了資本市場一些巨頭的玩法（想回顧的同學請戳：這瓶茅臺，比全中國的銀行都貴），今天再來和我們聊聊高鐵。高鐵是方便大家生活的好項目，但是高鐵的巨額虧損也是真實存在的。截止2020年3月底，高鐵整個項目負債近五萬億……但是各位！不要擔心！高鐵有我大A股的股民來拯救！陳欣老師來給大家掰扯掰扯，這中間有啥奧妙？陳欣：前兩期節目，我們分別聊了美團的商業模式和茅臺的超級奢侈品牌戰略，這有助于我們看明白資本市場這些巨頭的真正玩法，我們離做鐵桿韭菜的目標又近了一步。今天，我們不聊那些一般意義上的企業了...
2020-07-14 12:01:30 高鐵國家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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