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啟示錄 | “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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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南山院士曾經說過:“疾病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之一。因為它告訴了你,你的生活出了問題。如果你聽它的,然后改正,那它自然就會走掉。”
社會,亦如此。
新冠病毒席卷九州,覆蓋各級群體,幾乎凍結社會體系,人人深受其害。如鐘南山所言,疾病是生命最好的朋友,那么這次疫情是社會最好的檢測盒。它告訴我們哪里存在問題。
本文為《瘟疫的代價與啟蒙》接續篇,探討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問題。
01
病毒是最好的檢測盒
這次疫情暴露了不少問題,比如疫情信息預警滯后,公共反饋機制遲鈍,武漢收治病人不及時,湖北醫療物資緊缺,慈善物資配給問題,地方粗暴執法侵犯民權,等等。
這些問題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形成了一些零碎的思潮,如司法啟蒙、市場啟蒙、科學啟蒙(詳見《瘟疫的代價與啟蒙》)。
縱然多數思考,對當下的抗疫沒有太多直接的幫助,但是,這些是這個民族、當下國人不可多得的自省成果。
這些問題,根本上是什么問題?
若用一個詞概括,我想是:市場經濟國家的治理問題。
比如,疫情暴露初期,沒有發布預警信息,甚至刻意遮蔽信息,導致市場沒有捕捉到疫情信息,沒能擴大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的生產與供給,最終引發全國乃至全球防護物資緊缺。
這是忽略了信息對市場反饋的重要性,人為因素導致市場失靈。
發達的市場經濟、發達的科學技術,定然以發達的思想市場為前提。如果信息不充分流動,市場如何反應?如何根據疫情信息安排生產、增加供給?如果信息不充分流動,科技如何創新,醫療技術如何進步以抗擊病毒?
又如,疫情始于武漢一個城市,原本相對容易控制,但因信息未公開、錯過了防控窗口期,病毒跟隨著列車、游輪、飛機、物流、人流蔓延到全國各地及眾多國家。
這是忽略了市場時代病毒的傳播路徑及速度,公共衛生制度存在缺陷。
隨著私人用品增加,公共用品也必須隨之跟進。與發達市場相匹配的是充足的公共用品及高效的公共服務,包括公共衛生、司法安全、基礎設施、基礎教育等等。
再如,武漢及多地封城后,市場被阻斷,整個城市的醫療及生活物資配給只能交給政府,但舉國之力馳援湖北,再加上紅會救援,物資緊缺問題依然令國人揪心。
這是忽略了市場時代資源配置的復雜性,非“有形之手”能夠駕馭的。
在市場時代,病毒與物流、人流、商品流快速流動,管控太死了復工復產困難,進而導致抗疫物資緊缺;若放得太寬,又可能導致病毒大范圍傳播,帶來更大的危害。單靠政府如何駕馭如今如此之復雜的市場網絡?
再如,封城封路封村封樓時,基層壓力巨大,一些地方粗暴執法、侵犯民權,令人人不適、氣憤,仿佛歷史重現。
這是忽略了公權力的邊界,保障民權是當今社會的根基。
還如,各地陷入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的兩難之地,企業復產受阻,營收下降,債務增加,風險堆積,工人收入下降,可能被降薪和解雇;同時,物價較大幅度上漲。
這是忽略了過去這些年經濟泡沫的風險,尤其是民營企業的脆弱性。
疫情演化為黑天鵝事件,經濟恢復困難,不少企業扛不住,要裁員、倒閉,為什么企業的韌勁那么差?是不是之前泡沫堆積太多、債務過高、風險太大?是不是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太高、制度成本太高?
過去四十年,我們忙著發展經濟,但是忽略了一個關鍵性問題:如何治理一個市場經濟國家。
武漢作為一個千萬人口級別的城市,應該配備怎樣的公共衛生體系;疫情最開始出現后,如何讓信息自由流動,讓市場發揮作用的同時,政府如何啟動預警系統及高效防控。
西方發展了幾百年的市場經濟,已經形成了一套與之相適應的國家治理模式。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將農耕時代的治理模式解釋為自然國,將市場時代的治理模式解釋為法治國。
在這個問題上,當今國人容易陷入意識形態的爭論。跳出所謂的西方模式及意識形態,我們從科學的角度看,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模式是一套怎樣的治理模式。
市場經濟中,大多數人以交易為生,今天的中國幾乎所有人都無法離開市場而生存。
交易費用越低,交易市場越發達,財富越多,經濟越好。這顯然是毋庸置疑的。
交易離不開幾個條件:一是信息自由流通,二是產權個體所有,三是法律保護個體。
只有相對充分的信息,你才能做出購買、生產及銷售的決策,否則市場會因交易費用奇高而終止、消失。
所以,要發展市場經濟,不能抑制信息的自由流通,不能打擊個體的思想創造,不能壟斷信息的供給。
如果沒有產權,我們拿什么與對方交易,這是市場交易最為基本的前提。很多人強調保護民權的重要性,個人的生命權、土地產權、財產私有權、勞動所得權,都是個體的基本權利。有了這些權利,才有交易的可能。
交易過程不能強買強賣、欺行霸市,都必須遵循價高者得的交易規則。這時,需要法律來維護市場交易的公平性。
以上,我們可以簡單地概括,一個基于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模式,定然是保護個體權利、保障信息流通以及公平的司法體系。這套體系的目標應該是,降低市場交易費用,增進社會福利。
市場是一個自然秩序,一個沒有中央計劃主體的自然秩序,是一個人財物高速流動、自由支配、網絡密布的自然秩序。任何個人、任何政府及組織都沒有能力取代市場,合理安排所有的物質生產及分配,滿足個體形形色色的多樣性需求。
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是“大市場、大社會、高效政府”。
市場時代的問題,大市場起主導作用,大社會與高效政府輔助市場。即使國家戰爭,打的也是經濟戰、科技戰。
市場時代的瘟疫,主要交給大市場去解決,大社會與高效政府輔助市場。經濟學家張五常說:“抗病毒北京要協助市場。”
在市場時代,人口集中于城市,工業的城市人口遠多于農業時代的城市,病毒的傳播力度及速度要強得多。這次,病毒跟隨著物流、人流快速四散,波及全球。
如今中國經濟體量是非典時的7倍,流動人口規模是非典時的6倍。政府的力量,已無力駕馭這個龐大經濟體。
這次疫情,暴露出的各種漏洞,陷入兩難及患得患失的問題,其實是政府取代龐大的市場經濟體的結果。
我們只能將抗疫的主導權交給市場,政府試圖恢復經濟,希望開動市場的力量馳援湖北。
我的意思是,最開始就需要交給市場,讓市場發揮作用,而不是現在交給市場。我真正表達的意思是,充分發展市場經濟與科技,讓市場與技術戰勝病毒。
憑什么相信市場可戰勝病毒?
抗擊病毒是一個邊際賽跑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市場創造問題、擴散病毒的同時,也在利用其生產效率、技術進步抗擊病毒。
如當病毒信息出現后,市場獲取信息,企業加工生產更多口罩,更好地隔離病毒;企業研發、生產檢測盒,更快地確診,降低傳染率;企業研究治療方案,研發藥物及疫苗。
容易犯的錯誤是,平時人為提高交易費用,市場發展不充分,醫療技術進步緩慢,疫情來襲,市場和企業無擔當,因此不信任市場。
亦或,疫情來襲,信息封鎖,市場失靈,市場管理不力,市場違法行為眾多,政府主動接管。最后,宣布偉大勝利后,人們更加不信任市場。
所以,讓市場在瘟疫戰爭中發揮作用,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政府應當更加高效、有為,建立一套基于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模式:
構建公平的法治體系,努力降低交易費用,讓信息自由暢通,讓資源充分流動,加大教育投入,支持科技創新,加大公共用品投入,提高執政效率。
02
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
怎么建立一個基于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模式?
一切始于信息流通。
美國著名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曾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燈光是最有效的警察。”
“陽光”為何是最好的消毒劑,這里有幾個例子:
一是穩健醫療。
在疫情信息公開之前,這家公司宣布停止休假,全力趕工生產N95口罩、外科口罩和護理口罩。
從2019年12月20日到2020年1月26日,穩健醫療共向社會供應了1.089億只口罩、11.47萬件防護服(可能還有部分存貨)。
穩健醫療,或提前獲知了疫情信息。
若最開始疫情信息及時公開,中國口罩及醫療生產企業像穩健醫療一樣,增加產能,停止休假,趕工生產,相信口罩、防護服等關鍵防護物資可以得到很大緩解。
中國是世界口罩生產第一大國,最大產能每天超過2000萬只。若按日產2000萬只的產能計算,在疫情信息披露前的黃金一個月,企業可向市場供應6億只口罩,這還不包括增加產能及增加進口量。
二是武漢華大花園。
這個小區1766戶,無一感染、無一疑似(截止到2月9日)。
在疫情信息公開的1月20日,這個小區行動迅速,物業對小區公共區域開展消殺工作;聯系華中師大校醫給小區住戶發放中藥、口罩和消毒藥水;把米面油和菜送到小區住戶家門口;呼吁住戶不出門。
當然,這個幸運的小區或許有些偶然因素。但是,我這里強調的是,信息如果公開流動,“大社會”便會發揮作用。
大市場,定然催生大社會。美國、歐洲等都有著龐大的社會體系,如眾多社區、公益組織、科研機構、國際組織等。
中國的社區其實就是社會組織的一種形式。如果疫情信息流動,全國各社區可按照本社區的情況,如是否靠近疫區、是否有武漢居住及旅行史、感染人數等,盡早采取措施、盡早隔離。這樣全國各社區就不需要等到疫情已爆發,實施一刀切式的統一封閉式管理。
三是李文亮。
李文亮在同學群發布疫情信息,同學群屬于一個“小社會”。雖然他沒有廣而告之,但至少能夠促使這個小社會加強防范。
包括李文亮在內的八名醫護人員早期發布的信息,基本都在武漢大學臨床04級群、協和紅會神內、腫瘤中心三個醫務工作者交流群。
如果疫情信息在醫務群里傳播,那么勢必會促使醫院及醫務人員提高防范,避免醫院內部集中感染。
疾控中心發布的信息顯示:截至2月11日,共有3019名醫務人員被感染,其中5人死亡。實在令人痛心。
所以,在疫情面前,信息就是生命。
信息,一是個人產權,二是市場交易的條件,三是法治國家的基礎。
可以這么說,先有思想市場,后有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近代科學、現代國家始于宗教改革,宗教改革開啟思想市場,促進信息流通,然后才有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及科學興起。所以,只要讓陽光普照大地,萬物自然蘇醒,進而催生一個自由流通的自然秩序。
這次疫情,給國人一個深刻的啟示:信息的公開和流動,何其重要。
但是,這里存在一個爭議,信息公開到底歸屬個人,還是政府?
有人認為,信息公開,尤其是疫情信息公開,必須由政府掌控,否則謠言遍地,引發恐慌。
反對者則認為,信息的產生、公開及流動,都應該由個人掌握。
疫情期間,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一篇近兩萬字的長文《自由、知情權和公共話語: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被廣泛流傳。這篇文章是斯蒂格利茨1999年在牛津大學發表的重要報告。
斯蒂格利茨是信息經濟學的集大成者,強調信息公開的重要性。他在文中認為:“透明度的提高是良好治理的核心要義……保密文化好像病毒”。
斯蒂格利茨認為,即使政府搜集的信息,信息產權也歸屬公眾所有。因為政府搜集信息的成本是公眾支付的,類似于政府采購辦公桌椅。
信息不完全可能招致委托代理問題。斯蒂格利茨將政府官員類比為公司管理者,公眾類比為小股東。事實上,公司管理者掌握的經營信息遠遠甚于小股東,如果他們刻意隱瞞信息,則容易侵害小股東的利益。所以,上市公司被要求及時向市場公開信息。
當然,信息公開的反對者常以謠言為理由。所謂“謠言止于智者”,他們認為應該將信息發布權交給“智者”。
這里面存在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將人劃分為智者與愚者。愚者容易造謠生事、傳謠擾亂,案例似乎比比皆是。
但是,愚者因何而愚?
美國漢學家孔飛力在《叫魂》一書中講述了一個“盛世妖術”的故事: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股“妖風”從大清帝國最富庶的江南突然席卷大半個中國。
各地傳言有妖術師夜間“叫魂”,通過人的發辮、衣物、姓名來盜取人的靈魂,殺人以無形。
整個帝國惶恐不已,老百姓嚇得魂飛魄散,各尋對抗妖術以保小命;官員疲于奔命,緝拿頻頻作案的“妖人”;就連乾隆皇帝也寢食不安,調派官員快速破案,以平復民心,揪出背后的陰謀。
今天看來,這故事實為可笑,帝國百姓被無中生有的“妖術”愚弄。但百姓的愚昧,不也正是帝國壟斷信息的結果嗎?
事實上,謠言并非至于智者,因為我們一無法保證“智者”主動造謠、壟斷信息;二其實人人都不是什么智者。
人類歷史上出現的絕大多數信息,都是“謠言”、偏見、虛假以及不實的信息。在這個問題上,英國經濟學家斯圖亞特·穆勒(又譯密爾)在其著名的《論自由》中說的很清楚。
他說:“對于任何不能一見即明的事物,一百個人中倒有九十九個完全不能予以辨別判斷,而只有一人能之,且僅有的這一人,其判斷能力也只是相對比較而言的;還有,歷史上大多數盛名之士所持的諸多意見現在被知悉為錯誤,他們曾做過或贊成的很多事情現在也已經沒人會認為正當。”
事實上,沒有人能夠掌握絕對真理,很少能夠第一時間發現真相。強如牛頓的經典力學,也遭遇量子力學的挑戰。
再如,最初八名醫務人員發出的疫情信息,如“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確實不太準確,甚至失實。
但是,失實的信息,也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因為沒有人能夠保證信息的絕對準確、正確,每個人只能根據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做出有限的判斷。
所幸的是,信息市場是一個競爭性市場,信息發出后,哪怕是失實的信息,“競爭者”便馬上會跟進,在公開、懷疑、爭論、調查、研究中,真相逐漸浮出水面。
如“確診或疑似SARS病例”的信息出現后,立即會引起媒體、公眾、醫院、專家及政府的關注、跟進。隨著各種力量的深度介入,疾控中心派專家組前往調查,可以最快速度地排除“SARS”,最快速地確診“新冠肺炎”,并告知公眾。
即使疫情期間,也有各種“謠言”,當媒體力量相繼介入后,謠言一一被擊破。
信息市場與商品市場一個重要的區別是,信息不是一個靜態的產品,而是一個在競爭中不斷迭代、更新的產品。我們可以對各類商品確定嚴格的質量標準,但是商品質量體系不適用于信息產品。我們法律上能夠界定哪類信息屬于誹謗、詆毀、惡意攻擊,但無法界定哪些信息是“次品”、“劣質品”。
所以,謠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信息公開,止于信息流動,止于信息競爭。
信息市場的競爭一定能夠消滅謠言嗎?
事實上,自由流動的信息市場,無時無刻都充斥著不實信息、不準確的信息甚至謠言。但是,這樣的市場、這樣的社會,為什么沒有崩潰?
在信息市場中,信息,好比一個所有人都能夠編輯的“云文檔”。參與自由編輯的人越多,競爭越激烈,個體掌握的信息越全面、越真實、越深入,更能夠建立理性思維及客觀認知,提高信息的判斷力和甄別力。
所以,恐慌并非源自謠言、不實信息,而是源自信息匱乏、信任崩塌。存在“謠言”的社會,才是一個更加穩定的社會。
03
改革是最好的特效藥
如果信息自由流動,如何確保主流媒體不被大勢力控制?
信息競爭,是避免媒體被壟斷的最好辦法。在網絡時代,很難確保媒體的中立性,尤其是自媒體的中立性。但是,更加激烈的競爭,正在淘汰那些總是報道失實、惡意中傷的媒體。
其實,真正可怕的不是偏見、爭論、失實,而是信息壟斷導致的同一種聲音。
在美國,主流媒體的政治傾向、意識形態傾向也是非常明顯的。黨派之間、議員之間、白宮與美聯儲之間,爭奪媒體話語權,經常相互攻擊、相互揭底,甚至惡語相向。
但最終受益的是公眾。不同政見人士及媒體相互攻擊,公眾越聽越明,眼睛越來越銳利,可以避免信息封閉滋生權力尋租及卸責。
正如米爾頓所言,讓謊言與事實交鋒,讓謬誤與真理較量,就像讓次品與真品在市場中競爭一樣,人們才能在廣泛的信息、充分的表達及激烈碰撞中逐漸回歸理性,真理才能被大眾所掌握,謊言才無處遁形。
這其實揭示了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模式之精髓:利己者公平競爭的自發秩序。
在市場中,每個個體都是平等競爭的利己者,他們按照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如此人人為己、相互競爭,整個社會的福利則最大化。
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模式,則是確保個體之間公平競爭、自由決策,而無需過度強調集體利益和人性本善。
為了更好的理解,我做個對比分析。歷史上,人類社會存在三種經濟體:原始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我們對比一下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兩種國家治理模式。
計劃經濟包括農業計劃經濟與工業計劃經濟。在農耕時代,歐洲的領主經濟與中國的自耕農經濟都屬于計劃經濟。我們一般稱之為自然經濟或小農經濟,但從經濟學角度,小農經濟屬于農業計劃經濟。
農業計劃經濟,在農耕時代是一種進步的經濟體。它同時規避了自然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風險。
原始自然經濟體中,以狩獵為生,風險極高,今天打了一只老虎回來,明天可能就被老虎吃了。
到石器時代,遠古人類逐漸掌握了打制刀具、器皿,以及初步的馴養及耕種技術。族群在長途跋涉中覓得富庶之地便以扎根下來,建起圍欄,筑起城墻,開啟馴養、耕種為主的農業計劃經濟。
這種經濟體排斥交易。在當時,生產低下、物資奇缺、信息不通、貨幣匱乏,交易費用奇高,交易的風險比掠奪還大。與其冒險交易,不如消滅交易,這是當時東西方農業計劃經濟的歷史選擇。
久而久之,東西方都形成了一套基于農耕計劃的國家治理模式,比如西方基于領主經濟的封建制、中國基于自耕農經濟的郡縣制。
這套國家治理模式具備這些特點:信息管制、嚴禁遷徙、打擊交易、排斥風險、壓制欲望、集體主義、強權政治、宗教控制、宗族體系、等級社會,同時催生了傳統政治學、傳統宗教、傳統倫理學、國家機器等等。
與市場的交易為生相反,農耕計劃的國家治理模式,是以計劃、控制、壟斷為生的。
比如“士農工商”等級,給商人貼上“無商不奸”、“見利忘義”的標簽;同時,禁止遷徙和實施宵禁。目的是防止行走經商導致勞動力流失,以維持農業生產的穩定。
所以,從宗教思想到國家機器,這是一套完整的治理體系。
與“利己者相互競爭的自發秩序”相反的是,這套治理體系是“人為秩序”,強調壓制欲望,宣揚性善論及集體至上。
為什么這套體系,不能釋放個人私欲,不鼓勵個人主義,不宣揚“性惡論”?
根本原因是,這套體系是一種“強人體系”。
在農耕時代,個體無法單獨生存,只能將大多數權利與自由交給強者——族群、宗族及國家的領導者,以集體計劃的方式謀求生存。
這套國家治理模式,不是平等交易體系,而是一個按計劃生產、強人分配的權力體系。它無法包容個體的“惡”與私利,若人人彰顯“惡”,這個體系則土崩瓦解。
本質上,這是由當時低下的生產力及農業計劃的生產方式決定的。
如此一來,強人統治者在意識形態上控制兩端:
一端壓制欲望。東西方宗教及統治思想都是“滅人欲”。農耕生產力落后,以存量爭奪為主,壓制欲望,強者可獲得更多存量,同時降低物資匱乏的矛盾,容易維持社會穩定。
另一端鼓吹性善論和集體主義。在農耕時代,東西方的主流思想都是宣揚性善論、集體至上,打擊私利。
我們講“百善孝為先”,什么是孝?尊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孝,兒女早成年早結婚早生子,早傳宗接代,可以最大限度地維持家族、宗族、國家的傳承,以及農業生產的穩定。
農耕時代的國家治理模式,看似很強大堅固,但其實是脆弱的、不穩定的。本質上,這套體系通過嚴格管控、壓制欲望來維持低效的生產。
千百年來,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幾乎停滯,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如瘟疫、蝗災、水災,社會則容易陷入存量爭奪的混亂之中。
農耕時代,這套國家治理模式怎么控制瘟疫?
幾千年來,瘟疫反復降臨,擄走眾多生靈。這套治理模式在瘟疫面前可謂不堪一擊。
表面上看,強大的國家機器可以快速封城封村,最快地控制瘟疫蔓延,但結果卻陷入“有組織的無序”。
為什么?
這套國家治理模式存在一個根本性缺陷,其目的并非保護個體的生命與財產,而是維護農耕計劃生產的穩定,即地主階級的利益。
只有當疫情威脅勞動人口及地主安全,這套體系才會發揮作用,但往往為時已晚。這套體系在瘟疫防御及治理過程中,反應遲鈍、麻木不仁、隱瞞欺瞞、官僚主義。
又如,14世紀的歐洲黑死病,教會告訴黑死病患者,這是天神下降的責罰。如此,患病信徒對教會更加忠誠,日日禱告,反復鞭笞自己的身體。
最終,紅衣教主及神職人員也被瘟疫收走了,這時教會驚慌失措,信徒懷疑人生。
同時,這套體系壓制了思想進步及科技創新,導致醫學及技術落后,難以抗擊病毒,甚至采取各種愚昧無知的措施。如讓患病信徒周游各地成為行者,增加了傳染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這套治理模式不存在好不好的問題,過去依靠這套制度才維持了人口的延續,否則今天大多數人都可能不存在。
那么,為什么當時的傳染病沒有把所有人都帶走?
主要還是農業計劃體本身的特性發揮了作用。這是一種高筑墻、低流通的經濟體,村與村、城與城之間相對隔離,人口交流與商品交換極少,降低了瘟疫的傳播速度及范圍。
道格拉斯·諾斯在研究制度變遷時說:“只有當統治者的預期收益高于他強制推行制度變遷的預期成本,強制性制度變遷才會發生。但是,當預期收益達到時,統治者往往又會建立低效的強權制度來強化統治。”
所幸的是,這套低效的國家治理模式,最終還是被市場給擊潰了。
與農耕計劃經濟的壓制欲望、等級分配、強權控制相反,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模式的特點是釋放欲望、接受風險、信息流通、思想自由、專業分工、交易為生、反對壟斷、效率至上、追求增量、公平法治,等等。
這套國家治理模式催生了近代科學、人文主義、經濟學、民主政治、新教倫理、全球化社會等。
在農耕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治理模式起主導作用,人為主導社會運行、安排生產、決定分配;在市場經濟時代,市場起主導作用,市場決定生產與分配,國家治理模式只是起輔助作用。
農耕時代的國家治理模式是一個金字塔的權力體系,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模式是一個遵循自然秩序的服務體系。
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模式,其精髓是釋放人性、保護個體。
人人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學習、研究、生產、創造、交換;按照價高者得的原則,在市場中平等競爭、自由交換、各取所需,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
當年,英國經濟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中發出驚人之語:“私人惡德即公共利益”。
曼德維爾被當時的學者痛罵,私欲的“惡之花”怎能結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
私欲的“惡之花”結出公共利益的善果,需要一個前提:維護公平交易的國家治理體系。
如果奶企投毒不管不顧,只會歷史重演。但是,這不是市場的問題,而是國家治理模式的問題。
在維護公平交易的國家治理體系中,媒體相互爭論,黨派相互攻擊,企業相互競爭,個體奇思妙想,無需過度強調集體至上、英雄主義。這個社會才豐富多彩、生生不息。
經此一役,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建立一個基于市場經濟的國家治理模式——“利己者公平競爭的自發秩序”。
過去幾千年,這個民族習慣了自顧自家、少管“閑事”,國企改革不管我事,資本市場改革不管我事,財政稅收改革也不管我事。
很多事情可以混過去,但病毒會反復光臨,它一次次地警告我們必須加快改革,必須發展經濟,必須科技創新,如此才能跑贏病魔。
抗疫戰,本質上是經濟戰、科技戰,更是改革戰。
李總說,改革進入深水區,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這次疫情波及絕大多數國人,中國的改革派當以此建立最廣泛的群眾基礎,推動觸及靈魂、觸及利益的改革。
病毒是最好的檢測盒,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改革是最好的特效藥。
關于如何改革,請關注下一篇文章《從病毒戰、貿易戰到改革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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