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稅“試點”的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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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點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的,但同樣也有巨大的回報。
1998年7月3日,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
標志著當年五大改革之一的“房改”,正式拉開了帷幕。
兩個月后,9月25日,時任貴州省副省長、省房改領導小組的組長,召開了全盛住房體制改革座談會,提出了貴州方案。
隨后,財政本就困難的貴州卻就一馬當先,為全國改革開啟了試點,積累貴州經驗。
“房改”的本質是“稅改”,通過推動住房的商品化為中央的改革發展汲取足夠的稅源,是要從根子上改變財政的主要來源。
而正是貴州的試點,讓五年之后的2003年,國務院推出了《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18號令),將房地產業定位為拉動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國家選擇貴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里的歷史包袱最輕,既沒有什么大型國企,公職人員的規模也輕,改革阻力小,行動也就快,很容易打造樣板,進行全國的復制。
相反當時這場住房改革最為緊迫的,大量中央部委和央企匯聚的北京,卻是動作最慢的,讓這場上個世紀就啟動的改革,零零散散改到現在都沒有全改完。
這并不奇怪,熟悉歷史的都清楚,自兩千八百多年以來,中國的改革就少有從最硬骨頭啃起,往往都會選擇包袱輕,改革意愿強的地區做試點。
譬如改革開放,一開始遼寧提出想試點,中央反復考慮后否決,選擇了距離政治中心最遠,改革阻力最輕的廣州,并在小漁村畫了一個圈。
目的,就是降低風險,避免風險的擴散。
當然,風險與機遇,必然是共存的,中央為了推動改革,并樹立千金馬骨的標桿,普遍都會給予試點地區配套政策。
這就是很多人都難以理解的,給政策比給錢更重要。
給錢只是一時,給政策可以享受幾十年。
譬如全國最窮省份的貴州99年搞貨幣化房改,需要支付一大筆的費用,國家當時也沒有錢,就只能給政策,于是就有了后來堪比液體黃金的貴州茅臺。
98年以前,茅臺酒廠在全國17家酒企里面,以利稅衡量,也就排在五到七名的中游位置。
可隨著貴州為全國“房改”沖鋒趟地雷陣,從99年開始,茅臺也在國家政策的助推下,成為了行銷全國的獨家奢侈品,也成為省財政收入的擎天一柱。
而比給政策更重要的是給位置,有了位置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政策。
自76年以來,作為中國經濟龍頭的上海,說話卻沒有什么分量,直至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開啟,作為稅改的第一先鋒,繳足了轉移稅、做足了樣板戲的上海,從此開啟了一路的逆襲。
同樣,安徽近年來抓住了改革的東風,引入和孵化了一大批符合國家戰略的企業,也是靠著從79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試點,到2000年取消農業稅的試點,讓安徽的發展與改革經驗,進入發改委后復制全國。
風物長宜放眼量。
財稅政策改革,是國家最重要的變法,舊稅源的逐步拋棄,也就意味著新稅源的開啟,搶占了稅改先手,也就意味著搶占了未來征稅權的先機。
相比于貴州安徽等內陸地區試點相對依靠政策扶持,沿海地區試點之后,從廣東深圳的先進制造業,到上海浦東的現代金融業,都憑借著向全國征稅開啟了高速的發展與繁榮。

而這一輪房地產稅試點的沿海城市,就是風口與風向標。
誰能夠成為這一輪改革的標桿,向全國復制經驗,誰就有機會成為“新兩稅”時代的第二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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