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文三語”與競爭力、社會流動性及認同政治！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1997年以前，香港是個以傳統華人社會為基礎的英殖民社會。
在這里，要獲得較好的社會地位，過上好的生活，唯一的通路就是變成和殖民者一樣。學習他們的語言、教育、歷史、傳統、文化、宗教、穿著、社交禮儀、法律、政治、飲食、風尚。最好再在殖民宗主國接受教育，盡可能的融入他們的圈子。籍此與自己同族同胞區別開來，成為高等華人。權力層級如此構成：殖民者、高等華人、普通華人。
顯而易見，學習外族文化是需要大量資源投入的，只有精英才可能做到。對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并非不可能，但距離很遠。
數日前，香港高等法院對《緊急法》和《反蒙面條例》發表了一個判詞。原文旁征博引，使用各種邏輯與論據，洋洋灑灑一百多頁，但是系用英文寫成。中文版則只給一個寥寥幾頁紙、提供最終結論的摘要。整個分析論證的過程，不通曉法律英文的普通人是不可能讀懂的（一般日常英語根本不夠）。
香港的制度，是通過制度性文化和語言隔閡與門檻，人為將社會分成階層——熟知統治者語言的統治階層，與不熟悉統治者語言的被統治階層。
這種殖民社會的統治邏輯，將降低社會的向上流動性。只有精英階層才能對子女給予足夠的資源投入，利用制度化的精英教育，為子女提供掌握足夠的語言能力、社交能力、成長經驗，讓他們為統治階層所接受，并最終成為統治階層的一員。如此，“高等華人”階層能夠不斷在自己的“生態圈”內復制，實現社會地位的代際延續。
至于非精英階層，恐怕一、兩代人通過一輩子的時間，連游戲是怎么玩的都不知道。
這個問題在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之后變得更加復雜：香港正式成為“兩文三語”的社會——在粵語基礎上，又加上了國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蓬勃發展，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快速融合，發展到今天，基本是一個完全依仗內地的經濟存在。一方面，香港成為中國內地重要的旅游觀光及零售商品采購目的地外，更重要的是，本世紀以降中國離岸金融快速發展，大量中國企業與機構來到香港融資，獲取離岸資金，使得香港一舉確立為內地的離岸金融中心，發展并鞏固了香港真正的精英經濟——金融及衍生/關聯行業。
相比港英時代，新世紀下的金融行業對人才的要求就更高了：從一開始融資人（企業機構）來自內地，投資的標的資產與業務也在內地，發展到連許多資金方（投資人）也來自內地。香港本身就是一個離岸交易市場。這時，除了英文外，中文/國語也同樣重要——尤其是流暢的普通話、中文書寫及對內地制度、文化、習慣的了解。
作為（后）殖民社會的香港，本來就存在社會向上流動性問題。在“兩文三語”下，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了。連大部分的本地精英也發現越來越難勝任：他們大概可以掌握舊殖民宗主國的語言、制度，但要再掌握一門新的技能：流暢的普通話、現代中文寫作，以及內地的制度、文化、社交方式、習慣。就是很大的挑戰了。
結果是，在香港金字塔頂端的最精英行業，從賣方的投資銀行、研究部發展到機構銷售，到一、二級買方的投資專業人士，但凡涉及內地生意，崗位開始系統性地為內地背景人才所替代。為什么？因為他們掌握最關鍵的核心技能：國語、中文書寫與溝通、對國情/內地的了解與認同，同時還熟練掌握英語，也能了解西方制度。十多年來，金融行業內地化的趨勢快速蔓延，從投行業務的前臺發展到中臺，甚至進入后臺（法律、合規、人力、行政、IT等）。
這是（后）殖民時代的香港精英意想不到的。他們發現，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儲備使得他們在與中國內地精英競爭，以捕捉中國內地巨大經濟發展機遇時是處于下風的。
內地真正滲透、影響香港就是在最核心的金融領域，從中環開始。
就讀于本地精英學校或國際學校的土生土長精英們也發現這個問題難以應付。本地人更有優勢的，還是本土經濟——即圍繞與本地人（而非內地人）互動的精英行業。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醫科，以及本地法律。
現實是：作為服務于內地的離岸金融中心，從個人層面上，香港人只有全面接受、認可、研究、了解內地，與內地進行文化上的充分融合，才可能捕捉到內地帶來的經濟機會。
前面提及，在港英時期，中低階層的向上流動性就受到精英殖民教育的限制。而到回歸以后，這個情況可能更嚴重：一個家庭要投入更加巨大的資源才可能讓子女同時精通英語及內地國語文化。當本土精英面臨內地背景優才的激烈競爭，這本地中低階層家庭的上升通路就更難了。
這里有幾條具體因素值得展開。
1、繁體字 vs 簡體字
繁體字（“正體字”）確實古典，有其特有的審美。但因筆畫復雜，非常不利于學生掌握中文的讀寫。有孩子的父母知道，小朋友掌握中文讀寫所需要達到的“闕值”要顯著高于英文之類的拼寫文字。繁體字筆畫繁多，辨識和記憶都不容易，在同等腦力和時間投入下，對中文讀寫的邊際收獲肯定更小。相比簡體字/簡化字，一個學生要達到熟練讀寫的臨界點所需時間可能更長。
所以應當看到，簡化字通過降低學習門檻，其實是一種普惠教育手段，是一種提高社會公平、機會平等的重要工具。
而且現代社會與以前不一樣。兒童在小時候要學習大量知識及技能才可能適應現代社會。除了中文讀寫外，還有英語、大量的文理學科、才藝、體育等。人的腦力和精力是有限的，學習繁體字必定會擠出孩子學習其他必要技能的腦力時間。
從這次運動中可以看出，香港黑衣年輕人的涂鴉中出現了大量中文錯別字，我們可以想象他們在學校學習中遇到的困難。
另外，簡體字出現的除了能夠提高識字率外。另外還有一條重要價值，中文文書是經歷了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轉變。文言文的特征是用字少；白話文的特征是用字多。所以，無論是閱讀還是書寫（其中特別是書寫），從效率上看，簡化字應該更適合白話文。當今大部分人使用電子設備來輸入/書作，書寫這一條就不明顯了，但在青少年生活里，記筆記、考試、做題，還是有很大的影響。
人類社會中的任何語言都是不斷發展的。一個大的規律是，不同社會人類在語言上投入的總“腦力”可能是類似的。如果語言要表達的內容（即詞匯和概念）復雜化，那么語法就會適當簡化。如果需要表達的概念還相對簡單，那么語法可能會非常復雜（如古印歐語）。言說、語法、書寫等語言要素之前可能存在某些規律。人類歷史上，語言和文字都是一部不斷演變發展的歷史。
一門語言如果要耗費人們太多腦力和時間資源，那它首先不適合大眾，只適合少數精英（無論從經濟資源還是智商條件來說都是）；其次，人類不同發展階段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及腦力分配可能是不同的。現代社會求生所需技能更加專注于腦力知識（而非荒島求生），語言只是獲取知識資源的載體，對這個載體本身花時太多，就會影響其獲取載體所指向的知識資源。最后的結果就是削弱人的知識水平和競爭力。
所以，筆者認為，繁體字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很大，其一影響個體的學習效率及中文知識水平；其二浪費腦力，影響其他技能的發展，不利于個體提升國際競爭力，其三是懲罰中低階層，不利于社會提升向上流動性。
把簡體字作為切入漢語書寫的捷徑，符合漢語發展的歷史潮流，更是提高人口教育文化素質的重要因素。
其實，內地人很清楚，伴隨中文水平的積累提高（一個非常長的“賽道”），完全可以先學習掌握簡體字，把繁體字作為進階學習目標，逐漸掌握。我相信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內地人士都能書寫簡體，閱讀繁體。
所以香港社會提升競爭力，不用去廢棄繁體字，但至少可以同時引入并包容簡體字。但由于反中反陸的本土主義激昂，繁簡問題早已成為政治問題。簡體字是丑的、低劣的、殘缺的（“殘體字”），代表著某種來自內地的文化和政治威脅（“赤化”），繁體字則更高級，是“香港人”的認同組成部分。捍衛繁體字就是捍衛香港身份。
這種取態只是極端的民粹和愚昧而已。
這方面新加坡非常值得學習。新加坡于1969年公布第一批簡體字502個，除了67個字（稱為「異體簡化字」），均與中國公布的簡化字相同。1976年5月，頒布了《簡體字總表》修訂本，實現了與中國《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彼時文化革命還沒有結束，中國在東南亞還在通過華人廣播電臺“輸出革命”，新加坡作為華人社會在東南亞的位置是非常微妙的。在文字問題上，他們反而不會考慮政治：他們并不打算構建一個挑戰中國大陸的漢字文化，只是將簡體字作為書寫工具。這個定位，反而使它做出了正確的歷史選擇。
而香港沒有在更早時候采取簡體字，發展到今天，由于“反中”成為新時期的政治正確，再推廣簡體字，面臨的是政治挑戰。
這個政治偏執帶來的唯一結果是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里，香港社會繼續用繁體字浪費青少年腦力，阻礙他們的智力發展及技能提升，妨礙他們與內地的融合，降低社會向上流動性，并使他們在國際競爭上落敗。
2、普通話 vs 粵語
在中環上班的內地背景金融精英會發現，做好連接內地與離岸市場這份工作——最核心的語言技能是英文和國語（包括大陸風格的書寫）。粵語是完全不需要的。一個兩文兩語（英語+ 國語）的內地背景在港精英不需學習任何粵語，也可以在這個離岸金融中心的許多金融崗位中取得很好的職業發展。
而且，他們可以把有限的腦力資源最大化的用在熟練兩文兩語上，學習其他技能，助力自己的職業發展。
但香港本地人就不同了。他們的母語是粵語。本地人在家說粵語，在學校說粵語，只有書寫時，才會依據“書同文”的規則寫作中文。除此之外，在許多其他場景，他們會打破華人社會的書同文傳統，用粵語書寫（同時與內地中文文化圈形成巨大的語言隔閡）。
內地也有粵語區。粵語是大漢民族中與官話（國語）“距離”最大的“方言”之一。對于一個粵語母語使用者而言，熟練掌握拼音，掌握寫作，在語文教育及高考等應試教育體系中取得成功，是要比一個以國語為母語的人士付出更大努力的。另外，在畢業之后，進入社會工作生活，很好的掌握普通話也是擴大自己社交、職業選擇、上升通路的最基本能力。這就使得在傳統粵語區，許多父母正在努力讓子女在以國語為母語的環境下長大。
從保護語言多樣性的角度來看，這固然是遺憾的。但從文化融合和經濟融合的角度來看，這又是千百年來人類社會一直在經歷的。在一個大的社會/政治共同體內，人們為了更好的社會上
所以，威爾士人可以把威爾士語當做“興趣”，作為確認自己細分民族認同的一種額外的能力，但還是會把英語教育視為一切的重中之重。
而對香港年輕人，這卻是根本不可能的：粵語是香港“族群”的根本身份認同，是構建香港人的身份，與大陸建立文化區隔的最核心要素之一。維護本地族群認同，防止“赤化”就要捍衛粵語。任何在教育上淡化粵語的嘗試都會被認為是“擁共”和“賣港”。
粵語文化圈對粵語的文化認同是非粵語區有些難以理解的。當代史上很長時間，廣府地區對粵語都有驕傲和執著，其中也要歸因于香港作為當代國際粵語文化中心地位的帶動效應。但內地粵語圈的粵語認同都是文化意義的，認為粵語有特定的文化價值，但在香港，粵語認同是政治化的。
年輕人甚至會有意識地通過粵語書寫，構建針對內地國語圈的語言隔閡和壁壘，
粵語涉及到香港人最敏感、最根本的認同問題，是一個“存在”問題，比繁體字還要嚴重。香港人將盡一切力量捍衛粵語。
以粵語為母語的結果也很容易看到：一是消耗了額外的腦力，并不利于最大化資源學習英語和國語；二是進一步提高精英教育的門檻，降低社會中低階層的向上流動性，加強階層固化。三是使得和內地普通話文化圈形成隔閡，不利于溝通、交流、融合，最終影響個人的競爭力與工作發展。
在當代的香港社會，繁體字和粵語二者已早就不是一個語言層面的技術問題，而涉及到身份認同（identity），是最敏感、最核心的政治。
擺在香港面前的選擇其實非常清楚：提升自己未來年輕人的競爭力、提升社會流動性，擺脫階層固化，培養新世紀人才，就應當推廣簡體字及普通話教育，這本來應當是一個社會理性的選擇。
但在香港，民粹的族群/認同政治才是第一位的。在本地人看來，守護香港，就是要守護粵語和繁體字，這涉關他們“存在”的根本。這個守護顯然帶有非理性、浪漫主義的色彩，因為它就是香港的民粹族群主義。
筆者一直認為香港年輕一代的本土派運動本質由族群認同政治驅動。他們喊出的所謂民主、自由這些口號和標簽都是表象，他們對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都是一知半解的，民主和自由也不是他們的目的，只是手段（正如“和理非”和“勇武”都只是手段一樣）。他們的根本目標還是為了實現“族群自治”。他們認為只有實現了族群自治，才能保護族群的認同——族群認同其中就包括粵語和繁體字——這些都是香港存在的最核心要素，比什么選舉規范、保護言論自由和不同政見者的人權都要重要，甚至他們可以接受推選一個更加專制、更加權威主義、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損害法治和程序正義的領袖，只要他承諾能夠帶領香港人掃清大陸影響。這個“排華”的民粹認同政治是非常可怕的，它使得香港更接近于1930年代德國魏瑪共和國的末期。
香港未來如果不能跳離這個民粹認同政治的“陷阱”，真正理解自己與內地及全球社會中的位置，努力與內地進行文化融合，則未來一代在大中華區及國際上的競爭力將越來越弱，同時社會內部的階層固化及不平等將越來越嚴重。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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