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將走向何方？
來源公眾號：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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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建交公報，宣布自1979年起，兩國相互承認并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一個月之后，鄧小平踏上赴美專機，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展開對美專訪。
在飛機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慎之問鄧小平，我們為何要這么重視與美國的關系？
鄧小平回答：“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這為中美未來四十年的發展定下了基調。
無論我們在主觀意愿上承認與否，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們是默許美國霸權并接受自身在美國霸權下的定位的。
比如：中國不搞區域霸權、不直接和美國發生對抗、積極參與由美國主導的各項國際組織、作為世界工廠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保持國家主權的前提下，我們過去是長時間認可、遵循并受益于這套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的。
今日的中美關系，絕非是當日劍拔弩張的美蘇關系，現在的世界格局，也不是當日的冷戰局勢。
美蘇兩國，從二戰結束后的一刻起，就是新世界秩序里爭奪利益的天生冤家，而中美兩國，是切切實實有過好幾段“蜜月期”的。
我們只有先明確的認識兩國曾經交好，才能更客觀的分析兩國今日交惡。
曾經好過，但未來將不可挽回的走向惡化，最貼切形容中美兩國關系的形容詞，應當是決裂。
中美關系，未來將走向何方？
本文重點論述以下四個問題：
1.回溯與思考：以史為鑒，美國絕不可能容忍一個強大追趕者；
2.崛起與不安：存量廝殺，步步緊逼的美國與退無可退的中國；
3.沖突與忍讓，矛盾升級，我們究竟對中美關系抱有什么期待；
4.退潮與假象，理性看待，全球化倒車與中美間關系的脆弱性。
01
回溯與思考：以史為鑒，
美國絕不可能容忍一個強大追趕者
與今日中美關系相似度更高的，應當是上世紀70年代的日美關系。
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進入到二戰后最艱難的時代。
1973年的經濟危機使工業產值下降15.3%，持續時間18個月，1979年的經濟危機使工業產值下降11.8%，持續時間達44個月。
造成這一輪經濟下行原因比較復雜，既有越戰和大規模國內支出造成的財政赤字，也有第三次技術革命紅利擴散后的生產力疲軟。
到1979年時，兩伊戰爭的爆發引發石油危機，油價從12美元飆升到34美元，成為徹底引發本輪危機的導火索
國內經濟低迷再加上布雷森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美元放開了韁繩，一時之間泥沙俱下，整個社會陷入滯漲危機。
所謂滯漲，即經濟停滯，物價飛漲，整個70年代，美國的實際GDP增速只有2.9%，而年平均通貨膨脹率高達10.46%。
德克薩斯州的農場主把賣不出的雞就地溺死，而紐約的家庭主婦們正在因為肉價太貴發起了“一年不吃肉”的抗議活動。
在滯漲最嚴重的1974年，實際GDP增速為-0.5%，物價上漲12%，失業率高達9%，同時標普500一年內下挫43.3%。
在13年的滯漲周期內，企業倒閉數和失業率都創下戰后的最高紀錄，破產企業超過25000家，失業率最高時達到10.8%。
通貨膨脹率則更可怕，1980年往銀行存款，到年底實際收率是-12%，逼得沃爾克（時任美聯儲主席）不得不將利率拉升到19.10%，大幅收緊流動性減輕通脹。
滯漲讓經濟陷入痛苦的兩難局面。
如果出臺財政政策，擴張貨幣推動經濟增速拉升就業，就會惡化通貨膨脹，如果縮進貨幣政策降低流動性，就會導致經濟的進一步衰退。
人類歷史上的大蕭條和惡性通脹很常見，但是如此大規模的滯漲，則只有在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出現過。
美國陷入危機之時，自己扶植起來的小弟在東方卻是高歌猛進。
整個60年代，日本的經濟增速超過10%，到七十年代，在美國陷入危機之時，日本的實際GDP增速仍然高達5%以上。
（由于美元貶值，日本GDP以美元結算時將出現被動縮水，所以以實際GDP進行計算）
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日本GDP超過蘇聯，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美國扶植而起的汽車、家電、半導體、精密儀器等日本產品大量出口美國，低廉的售價再加上過硬的質量，日本制造換回源源不斷的外匯。
美國逐漸擴大的貿易逆差再加上節節攀升的財政赤字，加劇了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最終迅速轉移成對日本品牌的厭惡與敵意。
利益被日本攫取的藍領工人們迅速集結成一股強大的反日勢力，頻頻爆發反日游行、打砸日本車、攻擊日本人等極端行為。
為了安撫國內工人并挽救外貿，美國開始對日本出臺嚴厲的制裁政策。
1983年，對日摩托車征收超過45%的重稅。
1984年，推動日本放寬外匯管制，加速美元回流。
1985年，強令日本大幅進口美國的農產品并增加軍售。
1987年，對日本電視機和電腦增收重稅。
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本國優先”為由，悍然對第二大經濟體發動粗暴而不負責任的貿易戰。
這劇本熟悉么？
但不同的是，我們手中還有著和美國叫板的資本與底氣，日本這個在軍事和政治上被徹底閹割的小弟，只能賠著笑臉敲碎了牙往肚里咽。
在這場美國發動的對日本的圍剿中，最關鍵的事件是1985年簽訂的《廣場協議》。
日、英、法、西德同美國達成一致，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大量拋售美元，造成美元大幅貶值，以提高美國出口的外貿競爭力。
日本作為當時外匯儲備最大的國家，日元自然承受了最大的升值壓力，美國財政部長貝克更是對大藏省（2000年以前的日本中央政府財政機關）頻頻施加壓力，強硬推動日元升值以降低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不到三年的時間里，日元兌美元升值超過一倍，日本的外貿和制造業遭遇巨大壓力，出口競爭力大大下降。
但很快，升值的日元吸引來大量的國際資本，而這些熱錢大都扎入了股市和樓市。
日經指數從一萬多點暴漲到四萬點，總市值超過4萬億，占全球股市總市值的近一半，房價更是烈火烹油般躥升，東京都市圈的土地價格五年上漲三倍，成為全球最火爆的地產市場。
脫實就虛的熱錢涌入樓市和股市這兩個蓄水池，堆積出一大片繁榮而脆弱的泡沫。
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日本央行為了抑制經濟過熱突然大幅加息收緊銀根，粗暴的“自殺式加息”導致整個市場上的流動性大大降低，最終疊加為恐慌性的市場崩裂。
股價房價雙殺、銀行壞賬猛增、大量企業破產、失業率陡然飆升，日本的經濟陷入最黑暗的“失落十年”。
《廣場協議》究竟是不是美國精心策劃的驚天陰謀，這很難說。
但確定的是，美國從一開始，就選擇以壓榨犧牲日本的方式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個經濟實力強大到足以威脅美國地位的日本，是絕不可能被容忍的。
用這么長的篇幅，講述美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危機及美國如何打殘日本，目的只有一個。
以史為鑒。
美國今日的情況與當年高度相似，都是在經濟衰退期內采取激進而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滯漲風險持續加大（美國如今未出現通脹的原因是因為房市和股市大量吸收資金，緩解了消費品的通脹壓力）。
今日的中國和當年的日本，都是高速發展，以制造業見長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都是對美國的制造業造成巨大沖擊的外向出口型國家。
而區別在于，中國的崛起和對美國的威脅，不止體現在經濟上。
對自己的鐵桿小弟，美國下起手來都是毫不留情，何況是中國？
一個全方位勝于日本的中國。
02
崛起與不安：存量廝殺，
步步緊逼的美國與退無可退的中國
2010年5月，奧巴馬在接受澳大利亞電視臺采訪時，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如果中國的十多億人口都能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一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受不了。
翻譯一下：我們只有兩條路，要么放任中國強大地球完蛋；要不我們得全面遏制中國崛起，防止我們失去今天的生活。
在美國看來，各國的人民是分三六九等的，只有上等的西方國家，才有資格盡情的享受這個世界，代價就是剩下的60億發展中國家人民，永遠墮入貧困中被他們敲髓吸血。
今日的G7/8集團，與當年打進北京城的八國聯軍幾乎沒有任何區別（解體的奧匈帝國變為現在的加拿大）。
由此可見，世界權力與財富的格局分配有著強大的慣性與頑固的承襲。所謂二戰后的新世界格局建立，無非是發達國家內部的再分配而已。
我此前詳細的闡述過，我們的世界已經緩慢的滑入馬爾薩斯陷阱中，科技紅利期已經擴散，在沒有新的革命性科技成熟應用之前，世界經濟將長期趨近于零增長，這是一個無法避免的死局。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天花板死死的扼住了我們，世界的生產力已經枯竭了，蛋糕已經沒有再做大的空間了。
所以要想在利益已經劃分完畢的世界格局中獲得快速發展，就只能搶回盡可能多的存量蛋糕，
后興起的國家想要體面的活下去，就必須頑強而辛苦的從發達國家那里爭奪更多的空間。
老牌列強想保住現在的富足生活和地位，就必須殘忍的絞殺與阻斷發展中國家上升之路。
二戰之后七十余年的時間，真正拿到發達國家入場券的國家，也不過只有亞洲四小龍和以色列，人口最多的韓國只有5000萬，人口最少的新加坡不過是一個微型的城市國家。
發達國家留給世界，留給發展中國家的奶酪，只有微乎其微的一點點。
而中國，吸收了西方百年工業技術沉淀之功，再結合著自身的土地、人口、體制優勢，成為最有希望沖出發達國家封鎖的發展中國家。
40年前的1980年，我們是一個比老撾、越南、尼日利亞還要貧困的國家（人均GDP全球排名123）。
而這40年中，我們的GDP增長170多倍，占全世界比重從1.7%上升到16%，我們累計幫助超過7億人脫貧，占全球貧困人口的四分之三。
我們創造的這一切，被西方經濟學家稱為“人類經濟史上未有之奇跡”。
一串串的工業數字則更加直觀。
2010年，中國發電量超越美國，居全球第一。2018年，中國發電量達6495.1 TWh，占世界發電總量的25.4%（美國16.8%）。
2010年，中國高鐵里程超越德國，居全球第一。2019年，中國高鐵里程達到3.5萬公里，超過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高鐵里程之和。
2010年，上海港口集裝箱吞吐量超過新加坡，位居全球第一，全球十大港口中國獨占七個，而1997年的時候，上海才第一次殺入這個榜單的前十。
......
而這背后的代價是什么？代價是一茬茬的農民工，從二十歲的田間地頭干到了六十歲的城市工地，兩鬢已白，身體佝僂，但他們還不愿停下手中的活計；
代價是流水線上的工人，用最枯燥機械的流水線三班倒，在每一個悶熱而昏暗的車間里，把made in China的標簽貼滿了世界；
代價是我們的土地、水源、天空，為了降低成本、為了多發工資、為了擴大生產，承受著工業化帶來的無盡污染與創傷。
我們是流著汗、咬著牙、淌著淚在列強林立的世界上殺出這一條血路的。
還是用之前文章里的一句話：在二戰后的這一套世界秩序下，全世界只有中國一個國家，在保持高度國家主權完整的同時，持續而穩定的取得了全方位的發展與進步。
這樣的進步結合到我們的體量上，形成了對美國全球霸主地位的巨大沖擊。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說：每一種國際秩序遲早都要面對挑戰其凝聚力的兩種傾向的影響；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勢發生重大變化。
這話有點繞，翻譯一下：當美國的實力衰退到不足以穩定威懾世界的臨界點時，就會出現兩種結果，要么美國重新把世界打服，要么新崛起的大國完成對美國的取代。
長期分庭抗禮的競爭者，和快速崛起的后期趕超者，后者帶來的壓迫感和焦慮感甚至還要更勝。
想要保護脆弱的中美關系，想要“感化”磨刀霍霍的美國不再對中國敵意重重，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我們自甘于斷絕上升之路。
讓我們回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一個只能掙辛苦錢的勞動力工廠，一個只能在產業鏈中下游做初加工的廉價小工，一個只能加班加點用8億頂圣誕帽換回一架大飛機的低端出口國。
說到大飛機。
因為737MAX的質量安全問題導致訂單驟減，波音在今年1月份關停了生產線，負債率更是飆升到106.21%，為過去十幾年的新高。
737MAX在今年前三個月被取消訂單量達307架，其中3月就有150架，創下10年的最高值。
就在一周前，我國的國產大飛機C919的訂單量已經超過1000架，預計將在2021年完成首批交付。
而C919之前是一直將737MAX視為對標對象的。
在美國，波音一直被視作美國工業的驕傲，600多萬個零部件，2.5萬個供應商，養活25萬個工作崗位，飛機制造一直被視為工業制造中的“皇冠”，也是極少數完全沒有遷出美國本土的制造業。
而現在，我們的國之重器已經打到了人家的“工業皇冠”上，已經要把人家皇冠上的明珠摳下來踩到地上了。我們連人家蛋糕上最甜美的那塊奶酪都快吞下了，還希望雙方可以繼續“合作共贏”。
可能嗎？
醒醒吧。
03
沖突與忍讓，矛盾升級，
我們究竟對中美關系抱有什么期待
在激烈的存量廝殺階段，還在對大國斗爭抱有僥幸與幻想的人，是幼稚而可悲的。
要知道在他們沉浸在幻想中的時候。美國的明晃晃的大刀可是一刻都沒收起過。
毫無原則的貿易戰；頻繁干涉港臺問題；借疫情瘋狂甩鍋中國，美國已經咄咄逼人的將兩國關系搞到了自1972年建交后的冰點。
而現在，冰點還在降溫，還在向“零下”逼近。
這兩天，共和黨內部下發了一份競選的私密文件。
57頁文件里通篇只有四個大字，攻擊中國。
文件系統地傳授了一整套的對華甩鍋話術，以及如何在大選中以制裁中國的方式實現美國至上。
瘋狂地攻擊抹黑中國在美國迅速成為一項“政治正確”行為。
因為天真的美國人民實在是太相信他們的政客了，特朗普一句“消毒液可以殺死病毒”，紐約急救中心一天之內就接到了幾十起消毒液中毒事件。
政客卑劣的中傷與甩鍋，媒體傲慢而不負責任的煽風點火，再加上低智的民眾盲從，最終的結果就是整個美國社會反華情緒的異常高漲。
4月21日，皮尤研究中心發表的民調報告顯示，66%的美國民眾對華呈負面看法，只有26%呈正面看法，這是這項研究自2005年開始以來的反華情緒最高值。
其中90%的美國民眾將中國視為“威脅”，62%的人認為中國是美國的“主要威脅”，這一結果比一年前上升14個百分點。
還有兩個更說明細節的數據。
18-29歲年輕人對華負面情緒超過半數，史上首次。
親民主黨群體對華負面看法超過半數，史上首次。
這不僅意味著美國人的反華情緒達到空前高點，更意味著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排華仇華情緒都將持續存在。
美國對華的輿論已經形成了“沉默的螺旋”效應。
所謂沉默的螺旋，是指人們在發表意見前會先評估自己的意見是否屬于“多數意見”，如果自己的意見處于優勢，則會傾向于大膽表達，反之則由于害怕被孤立或是被報復選擇“沉默”，長期以往，優勢意見的聲量會越來越強，直到出現一邊倒甚至將弱勢聲音全部消滅。
就像去年的NBA莫雷事件，在美國整個輿論環境下，事實和真相完全被扭曲，變成了對言論自由的狂熱捍衛，變成了對“不尊重言論自由”的中國的瘋狂攻擊。
我們確實想要主動而友善的搞好與美國的關系。用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話講“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
我們在努力的搞好，他們在拼命的搞壞，拼命的把中美關系搞得千瘡百孔。
中美之間的關系，決不能永遠靠我們的寬容與大度，辛苦地單方面維護。
所以我們只能選擇接招迎戰。
一輪又一輪的全社會反華浪潮之下，中美之間挽回的余地和斡旋的空間將越來越小，直至最后徹底走入逼仄的死胡同。
但很多人不信，很多對美國抱有信仰的人不信，特別是一大批在全球化浪潮下成長受益的學者和精英不信。
他們認為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不可能決裂，認為中美之間的緊密經濟依存會推動合作消弭矛盾。
陳詞濫調。
2014年，在一期《一虎一席談》節目現場，中國人民大學對外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東升分享了自己的觀點：世界正在進入去全球化、去美國化的趨勢，在中美關系中我們應該大步向前推進“去美國化”。
此言一出，滿座嘩然。
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說，兩個國家盡管在軍事上存在小規模的局部對抗，但是在政治和經濟上的互信比任何時候都要好。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羅援說，在全球化時代，中美雙方互相去對方化在現實中是不可取的。
軍事評論員宋忠平說，全球化是一個趨勢，中美兩國在其中是一個互不可分的狀態。
現場出席的所有學者嘉賓全部反對翟東升提出的“去美國化”，最后變成了翟東升的舌戰群儒。
雙方有兩個最大的分歧。
一是全球化問題。力挺中美關系的人認為，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中美兩個大國必然要在全球化浪潮中越走越近。而翟東升則認為，全球化本身就是一個并不明朗的趨勢。
二是中美合作問題。力挺中美關系的人認為，雙方合作緊密，彼此依存度極高，沒有可能實現脫鉤。而翟東升則認為，中美之間的關系與依賴程度并沒有大家想象的深。
六年時間過去了，但翟東升提到的這兩點依舊是一針見血，直指要害。
“全球化是大勢所趨”與“中美之間合作緊密”，這是便是支撐“擁美派”觀點的兩大論據。
他們繞過前文提到的“美國不可能坐視中國持續坐大”與“中國崛起確實動了美國的大蛋糕”這兩大核心問題，反而強調中美之間緊密依存的關系，并以此論證中美之間不可能決裂。
可這兩個觀點，又能站得住腳么？
04
退潮與假象，理性看待，
全球化倒車與中美間關系的脆弱性
全球化秩序始于二戰結束后，在蘇聯解體后開始蓬勃發展，千禧年后更是憑借互聯網技術一日千里。
美國主導推進維系，各國之間拉網互通，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全球分工高效有序，世界獲得了長久的和平與穩定。
全球化的最大驅動力便是貿易，貿易帶來自發且高效的利益分配，將各國之間關系越來越緊密的維系在一起。
而這幾年，這個維持了七十余年的全球化秩序卻“開起了倒車”，突如其來的疫情，更像是壓垮全球化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
問題出在哪里？
表面上看，是胡作非為的特朗普帶了一個壞頭，各國對全球化投下不信任票并紛紛選擇跟進。
美國四處退群，美國優先原則，讓美國再次偉大等等，而實際上，這些都是逆全球化浪潮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導致全球化浪潮褪去的起因。
為何全球化大潮進入瓶頸，全球化大勢難以為繼？
擺在人類面前的有三個難題。
1.特里芬難題帶來的經濟秩序崩潰
所謂特里芬難題，即美元作為美國的國家主權貨幣與作為世界貿易結算貨幣之間的矛盾。
美元作為全球的流通貨幣長期在國際市場沉淀，造成國際收支的逆差。而作為世界貨幣的前提是幣值穩定，需要在國際貿易結算中保持順差。
簡單來說，美國無法做到既對外輸出美元又對外輸出商品。即無法同時擁有美元霸權與外貿霸權。
特里芬難題的長期存在，導致了美國近些年最嚴重的兩大難題：債務危機與制造業萎縮。
持續擴張的全球化導致美元大量外流，只能以國債的方式從各國手中“以美元換美債”，以透支貨幣主權國信用的方式加速美元回流。
在美元出口與貨物出口中，美國選擇前者，導致外貿競爭力逐漸降低，本土制造業利潤下滑需求萎縮，加速海外布局，最終造成美國的產業空心化。
特里芬難題表面上是美國的“發幣權”與“外貿權”不可兼得的問題，但實際上是世界貿易中，單個國家的主權貨幣無法承擔起世界貨幣的需求。
而如今，美聯儲的無限量化寬松與特朗普的制造業加速回流，是在粗暴而短視的“既要美元，又要秩序”。
后果就是以美國作為中流砥柱的貿易全球化秩序，在戴著特里芬難題的枷鎖下，將越來越脆弱乃至走向崩潰。
2.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后帶來遺留問題
在全球化時代，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程度是不同的，資本、原料流動性最高，生產設備流動性其次，勞動力最差（甚至可以說不存在）。譬如通用在底特律的生產線廢除之后，當地的工人無法來中國再就業，只能出現失業。
資本可以快速布局到全球任意一個成本最低廉的國家，并且流動周期較短，在充分享受過當地的紅利期過后便可以撤離，選擇下一個更廉價的價值凹地。
但工人怎么辦呢？
美國工人在過去40年內的工資實際增長（剔除通脹率）只有12%，工廠里的工人在吉米·卡特時代的還是社會中的中產階級，現在只能淪為底層貧民，甚至丟到工作，資本的高額收益與工人的傷痛撕裂了整個國家。
這樣的問題中國未來也會遇到，在面對東南亞等土地和勞動力更加低廉的國家沖擊時，工廠與工人的收入、轉型、乃至生存問題都會面臨巨大挑戰。
本國的全球化進程會因此停滯乃至帶來其它更嚴峻的社會問題，其它國家也會因此“前車之鑒”對全球化望而卻步。
3.國家讓渡主權與國際組織接管存在脫節
全球化與國家主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選擇全球化，就意味著政府的主權削弱并需要將部分權力讓渡于國際組織。
例如一體化程度最高的歐盟內國家，已經極大程度的放開了貨幣、海關、移民，同時讓渡了部分財政、外交、國防主權，交由歐盟這個“大家長”統一代行。
但在此次疫情之下，歐盟的糟糕表現令各國頗為失望，各國紛紛投下“不信任票”。
被視為典范的歐盟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國際組織了。
例如WHO，應對疫情雖然很努力，但一旦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配合甚至抹黑，就表現乏力，同時國際公信力不足，存在感和實際發揮價值均不甚理想。
當國家削弱的部分主權在國際組織中無法得到保障，甚至對本國利益造成更大的沖擊，各國也就會思考加入全球化的意義與價值。
這三個近乎于無解的難題成為全球化退潮的內在動因，我們可以認為，在這三個問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全球化趨勢將受到更多的質疑并遭受更大的下行沖擊。
以二戰后秩序為基礎，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化，并不是這個世界真正需要的“答案”。
但海量的貿易掩蓋了全球化大勢下的“無解難題”，人們天真而自信的認為，自由流通的貿易可以將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緊密而牢固的綁定在一起，增大發起戰爭的成本，消滅發動戰爭的動機。
1909年，法國一個作家完成了一本暢銷多國，被翻譯成25種語言的爆款書《大錯覺》，說：“歐洲國家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彼此之間發生戰爭是無用的，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發生戰爭。”
不到五年的時間內，一戰爆發。
歸根到底，以貿易為壓艙石建立的全球化秩序，是單薄而脆弱的。
尤其是中美兩國之間。
外貿，資本，人才，科技，國與國之間的依存關系可以分為這四個層級。做的最好的是歐盟，經過三十年的歐盟一體化建設，歐盟內的很多國家在這四個層級上都建立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聯系。
比如全球最大的強子對撞機（LHC）就是歐洲各國全方位深層次合作的典型體現。
如果以這四個維度全面衡量的話，你就會發現“中美關系密切”是一個偽命題。
一言蔽之，兩國龐大經濟體量下“理所應當”的貿易規模，掩蓋了兩國淺表性的合作關系與脆弱的依賴性。
除了巨大的貿易量之外，中美之間其他關鍵要素的依存度其實非常低。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就表示，中國近200萬億的金融資產中，外資金融機構的資產只占1.8%，與之相比的是，在同樣近200萬億的工業、商貿資產中，外資企業資產占到了30%以上。
反映到FDI（外國資本投資）依存度上，中美之間的“路人關系”則更加明顯。
可以這樣理解這4組數字（以2017年為例）:
中國吸收外資投資中，來自美國資本的占比為1.575%。
美國吸收外來投資中，來自中國資本的占比為2.200%。
中國在對外投資中，6.305%的資本選擇前往美國。
美國在對外投資中，0.837%的資本選擇前往中國。
事實上就是，中美之間的資本往來度和依存度都非常低，根本就不存在很多人一廂情愿的“中美密不可分”，
資本依存度尚且如此之低，就更不必提更深層次的人才、科技依存了。
還是那句話，兩個巨量經濟體之間正常的海量貿易往來，讓無數人有了中美緊密關聯的錯覺。
兩國的關系更像是相距不遠的一個超市和飯店，飯店去超市進菜，超市從飯店進工作餐，只是單純的便利交易伙伴，并不存在非彼此不可的高依賴度和不可替代性。
所謂的“全球化是大勢所趨”與“中美之間合作緊密”，這只是某些人的幻想，并不是維系中美關系的壓艙石。
05
寫在最后
至此，本文關于中美關系為何走向“決裂”的論述已經全部完畢。
另有三點補充內容。
一是不要把過多的精力集中在意識形態斗爭上
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的最大矛盾是，他們認為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社會制度的最優解，我們認為人類的目標是從社會主義邁向共產主義。
這是無法被調和的極度對立的二元意識形態，彼此都堅信自己是正確的，并且絕對沒有可能接受對方觀點的可能。
于是，圍繞著意識形態的斗爭就愈發尖銳且激進起來。
很擔心國內急速抬頭的愛國主義思想會過于激進，無法清晰認清中美之間的差距及中國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甚至演變為“堅決與美國展開對抗”此類極端思想。
若是一致對外則還好，若是因為中美之間的輿論戰孕育出國內類似的對立輿論場，將帶來得不償失的嚴重后果。
激烈的民粹思想會牽扯我們過多的精力，其引發的爭論又會進一步降低我們內部的凝聚力與向心力。
意識形態是加劇對立的根本原因，但決定中美之間勝負手的，永遠國家是實力。
二是中美之間的“脫鉤”背后是一個邊際效應問題
會有人認為，本文針對中美關系未來的走向以“決裂”來形容過于悲觀。需要明確的是，決裂是存在周期的，而不是一個急速的應聲而倒。
而是在每一件事情的累積過程中，導致邊際成本不斷上升，邊際收益逐漸下降，當成本與收益達到臨界點上時，催動雙方的關系產生一個新的變化。
中美之間的關系如此，全球化退潮也是如此，都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沒有人會準確的界定是因為哪一件事，哪一個節點使兩國正式撕破臉皮。
就像在五年前，在多數人對中美關系還抱有“在曲折中堅定前行”的美好希冀時，絕對難以想象五年后的今天中美關系會尖銳至此。
是在多個負面事件的一步步累積下，中美關系逐步跌至冰點。
未來也是如此，除非出現極端的惡劣事件，否則以貿易作為最大維系力量的中美關系，不會因為某一件事出現突然脫鉤。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停下我們的慣性思維，丟掉我們的美好幻想。
整整四十年的時間里，我們都未曾真正經歷寒冬與困境。
八十年代的世界滯漲危機，我們剛剛打開了國門免受沖擊、
九十年代的亞洲金融風暴，我們安然無恙，還最大程度的守住了香港。
08年美國次貸危機席卷全球，我們用“中國制造”，成為世界緩步復蘇的中流砥柱。
我們已經習慣了中國的快速發展。
越來越好的生活，成為了我們思維慣性下的本該如此，對生活蒸蒸日上的期待，已經陷入了一種習以為常的麻木感。
是國家領導人風云跌宕下的縱橫捭闔，是科研工作者項目攻關的披肝瀝膽，是外貿生產線夜以繼日的寸積銖累，是各行各業的我們在各自崗位的兢兢業業。
是我們用自己最大程度的努力，創造出今天的美好生活。
但這一切并不是理所當然，尤其是這個多輪危機疊加，利益攫取激化的世界里。
在越來越嚴峻的下行沖擊下，在越來越激烈的存量廝殺下。這個世界本來的面貌，本就比表面上的美好沉重而危險的多。
習慣于慣性思維的我們，是否已經忘記了生活本就有好有壞。
沉浸美好希望中的我們，是否已經失去了洞察危機的敏銳感。
我們究竟是后知后覺，在歷史的洪流中被動著被裹挾成為一個旁觀者，還是能快速反應，在波濤洶涌下成為新格局的創造者。
在這一套世界秩序的大門逐漸關閉之前，完成更多資本積累與突破，穩健而堅決的接過世界的權杖。
這是一條我們從未走過的艱難之路，陣痛之路，需要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無畏勇氣與信念。
我們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勒緊褲腰帶的準備，我們是不是下定了咬碎牙打硬仗的決心。
甚至，以一代人的青春與幸福為代價，在世界滑入零和增長的大勢下仍然死死捍衛住中國經濟的高地。
這一代人乃至中國，最需要的品質便是勇氣與信念。
再問一遍我們自己，踏上這條路，我們準備好了嗎？
參考資料：
《世界秩序：逆全球化，去中國化與“軟脫鉤》 智本社
《新型冷戰還是來了！西方不斷發難...我們的真正機會在哪里？》 文化縱橫
《日本經濟崩盤始末》 巫師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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